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式，就是采取这种采访方式，许多记者被阻挡在栏绳以外。
　　美方从传统做法出发，每天两次新闻吹风会，介绍会谈的情况、气氛和访问的花絮，实质性内容不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为此，在民族文化宫的西厅设了新闻中心，美国记者住在民族饭店，在那里举行吹风会，在那里发稿。我所知道的新闻吹风会，是美国政府新闻秘书齐格勒对记者神侃一通，他在记者圈混得很熟，有些记者为他保驾护航，有意提一些他想回答而又不便自己主动说的问题，而当他遇到窘境时又为他排忧解难。为此，记者圈的人清楚，而表面上又不露破绽。参加吹风会的记者大多不愿意抢前排，有些人挤在门口，立马可待，吹风会结束，记者便一哄而散，跑到不远的新闻中心占位子抢发消息。吹风会是利用记者、管理记者的一种可采取的形式。外国记者很辛苦，他们很少能坐下来吃一顿饭。尼克松总统去上海之前，美国方面在民族饭店设宴招待记者，我看到美国记者从头到尾在场的不多。电视摄像记者常常是一个人“拳打脚踢”，记者、灯光，集于一身（而我们常常是由一个摄像组承担），他们顾不上吃饭更是常有之事。当记者是一个吃苦的职业，更应有拼搏精神。
　　毛主席过问启程消息
　　周总理修改广播稿件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离开白宫，启程来中国访问，美方发了消息。按照惯例，一些国家的元首访华，我们事先作预告、登照片和简历，对这些元首启程来华的消息我们一般不发。美国是未建交国家，尼克松的访问事先不作预告，不发照片，当然也就不会发启程消息。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9）
第二天，毛主席催问：尼克松起程这么久了，消息为什么不发？毛主席非常关注这件事。新华社赶写了消息送周恩来总理审批。消息原稿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2月17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周总理审稿时，在“来”字之前加了一个“前”字。周总理说：“有‘前’字，广播念起来顺口。”2月19日，中央电台播出了这条消息，共播出7次。
　　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
　　中美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等前往迎接。尼克松走下旋梯，向周恩来总理伸出手，与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实现了冰释22年、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周总理说，您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与我握手。尼克松说，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刊登尼克松到达的消息时，周总理特意选中了这张意味深长的握手照片。尼克松总统在机场上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奏两国国歌，随后，几十辆红旗轿车一字儿摆开，浩浩荡荡地向市内行进。但出于中美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政治因素，没有安排外交使团参加迎送和宴会活动，没有组织热烈欢迎的群众场面，沿途车辆少，自行车少，行人也少，直到天安门前依然如此，犹如那灰蒙蒙的天空冷冷清清，偶尔有几个行人也是匆匆而过，不左顾右盼。这种欢迎外国元首的方式实属罕见，与过去那种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的群众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刻意组织安排的，许多车辆和行人被堵在了胡同内。
　　中央电台在中午12点抢先播出了尼克松总统到达的简讯，随后播出了详细报道。应该说，这是新闻报道中常用的形式，但对我们却是一种破例的特殊安排，那时一般新闻报道并不在意时效，都是等核对准确后发综合消息。这次抢先播出简讯，是在特殊情况下而专发的快讯，我们总不能落在美国媒体之后。在尼克松总统到达不久，毛泽东主席立即会见，自然成为这次访问中最重要的新闻，一开始就把访问推向了高潮。毛主席很有兴致地谈形势谈哲学，由原来预定的20分钟延长到70分钟。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都在最显著的位置迅速作了报道。据当时拍片的北京电视台李华回忆说：“平常主席会见外宾的片子只拍3分钟，可这段片子我破例拍了7分钟，创了历史记录。还为美国三大电视网提供了图像。”毛主席的会见，世界媒体纷纷评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中央电台及时播出了欢迎宴会、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多次会谈、尼克松总统及夫人的参观、观看《红色娘子军》等活动的报道。应该说，报道量并不大，严格掌握每条消息，也没有气氛的渲染，但却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中，不仅对访问的报道，而且对整个广播宣传政策和口径的把握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按照日程安排24日去游长城和定陵，正赶上连续下大雪，为保证一路安全，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都参加了北京市民的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十万群众连夜奋战铲冰扫雪。美国媒体十分惊诧，纷纷赞扬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性。登上长城的尼克松不禁感叹，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时刻。但在尼克松游览定陵时也出现了小小插曲，冰天雪地的，一些少年儿童穿着毛衣，不合时宜地在那里游戏、打扑克，明显表现出刻意安排的痕迹，周总理对此表示歉意。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非常赞赏周总理当时的坦诚和直率。
　　访问初期，对新闻报道的把握是非常严格的，一直遵循“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方针行事。后来的报道随着会谈的升温而升温。2月27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中美上海公报》），我方提出要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公报》的写法很特别，谈了共同点，也公开亮明了分歧点，这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而形成的。谈判中的焦点和难点是关于台湾的表达。《公报》中我国重申了对台湾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据说“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一提法是基辛格的创见。事过30年后，2002年8月，我去杭州住在西湖名园（刘庄）的八角亭附近，当地领导告诉我，当时《中美联合公报》起草班子就在八角亭，中美双方都在为如何表述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而冥思苦想，基辛格等人从八角亭望着西湖中的苏堤顿生灵感，一堤隔两水，两水是一湖，形成了“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妙句。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10）
冷静报道《公报》反应
　　涉美宣传发生微妙变化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世界舆论纷纷评论说：“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甚至说，“由此亚洲和世界的局势缓和了。”但我们的报道是冷静的清醒的。《公报》发表后，周总理一再指示，这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要看行动，真正做起来是会充满斗争的，是长期的，我们主要看行动。中央电台对《公报》的播出是平静的客观的，不炫耀是我们的胜利，报道各国的积极反应而不散布太平观念，着重强调要落实《公报》精神，中美双方都要按照《公报》的原则办事。
　　我们说涉美宣传的原则不变，而实质上不变中有变。《公报》的发表给过去传统的“反美”宣传带来了政策和策略上的变化，讲“美国”、“美国政府”多了，而讲“美帝”少了，点尼克松的名字更少了。《公报》的发表带来了对台湾宣传的变化，对“美帝国主义立即从台湾滚出去”等提法作了相应的变化，对台湾宣传的方针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公报》发表后就全球战略的提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的“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提法改为“苏美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公报》的发表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中国热”，许多国家进一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有些国家纷纷与台湾国民党断交，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也有的国家由此与中国的关系疏远。与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相适应，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也作了调整。
　　中央电台的宣传到3月1日，维持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口径；3月2日至4日，美国部分人员未走，维持与先遣人员到达时相同的宣传口径，作为过渡，开始有控制地播出有揭美批美内容的文章，并播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等；此后开始播出《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歌曲，逐步恢复正常播出。这个“正常播出”实际上已经不是尼克松访华前的简单重复。
　　中美建交与邓小平访美
　　中美关系驶入正常轨道
　　1978年12月16日10时（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事前，15日晚，广播局局长张香山召###议说，明天上午10点有重要广播，宣布中美建交，并由华国锋总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央电台要准时播出，内容事先要绝对保密。围绕是否事先发预告，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出于保密，15日明确不作预告。16日上午8点55分，又匆匆决定发预告，9点中央电台赶发了“今天上午10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的预告。事后得知，原先中美商定都不作预告，后来听到###已播出“有重要政策声明”，我们也决定发预告。
　　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中美建交公报时，中央电台作了现场转播，前后不到15分钟，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时间最短的现场转播。随后又由播音员夏青、林茹分别播出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国政府的声明，共6分50秒。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人民日报》赶发了号外。公报中明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宣布建交公报后，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中美关系问题。因属于中外记者招待会，没有什么内外区别问题，中央电台曾经提出转播招待会实况，但出于稳妥、安全，没有同意转播，中央电台于12点30分播出了录音实况，落在了外国记者报道之后。对录音实况的处理，广播局局长张香山批准了中央电台提出的四点意见：一是回答问题涉及到内容不当的要修改，说话重复、有语气词等不影响内容的保留；二是外国记者的提问（包括直接用外语）照原样播出，不必删节，也不必混播（有人提出要混播），翻译中的外翻中保留，华总理回答时的外文翻译删掉；三是招待会实况全部播出，包括开头语和结束语，保持完整性和真实性，基本上保留招待会的原貌；四是华总理的录音与播音员的录播分别使用、分别安排，连续播出两天（实际共播出12次）。当天晚上的《全国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公报、声明、记者招待会实况、美国总统卡特在美国同时宣布建交的消息、中国各界人士的反映。中美建交是两国之间的大事，又是一件事关世界全局的大事，但中央采取了慎重态度，通知各地不搞庆祝游行，不敲锣打鼓，宣传上也不搞大的举动。中美建交是双方战略利益需要的结果，机密性很高，但为什么会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之日前公布建交信息？事后得知，一是担心泄密，当时美国舆论已有风声；二是赶在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之前，制造舆论；三是美国看准了中国的市场，急于与中国做生意。
　　自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向中国示好，大大加速了与中国建交的步伐。历史表明，每次国际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国际关系新的分化与组合，都会给我们的宣传政策和策略带来急剧的复杂的相应变化。中美建交又一次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新闻界提出：对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国际反美活动如何报道？是继续反对两霸还是反对一霸？中美建交使过去许多与我疏远的国家接近了，也使有的与我亲密的国家疏远了，宣传上如何把握？中美建交的同时是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对台湾当局是个沉重打击，对台宣传的政策、策略如何变化更有利于统一？等等，都作了及时的研究，采取了相应对策。例如，中央电台在对台湾广播中不再使用“蒋匪帮”，把“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后来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央电台及时作了报道，对中美关系的宣传又一次掀起高潮。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1）
无论发生什么战争，中央电台的声音都不能中断。当时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把“备战”摆在了首位，足见毛主席的重视和心理情结。毛主席不仅提出，而且切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备战”措施，真的在“准备打仗”，如加快三线建设，实行全民皆兵和“深挖洞、广积粮”等，广播电台自然毫不例外，而且是重点部门。
　　毛主席非常重视广播的安全
　　毛主席把发生战争的形势看得非常严峻，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大陆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中苏关系破裂，摩擦和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更加严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中苏边境摩擦不断升级，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立即在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上连续报道，备战气氛急剧升温，箭在弦上，中苏之战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抓得更紧、更实，随时“准备大仗”。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通知（“八二八命令”），从此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各机关开始人员疏散、精简、下放。9月15日中央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充分提高对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革命警惕性，“牢固树立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革命的纪律性。城乡各单位都要认真检查落实战备，特别是国防工业及水、电、运输、通讯、广播等要害部门”。
　　中国各新闻媒体一方面把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必须认真搞好自身的战备建设，确保在战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报道。广播是战时宣传和战时全国动员最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毛主席一向重视广播电台的宣传和安全问题，每逢国内外斗争尖锐的时刻，直接过问广播的事。1962年，毛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从内外两个方面研究落实如何加强中央广播局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电台安全，随后周总理接连到发射台去视察。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谈到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广播局代局长邓岗后来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办好广播，有关战备工程是一件大事。’”邓岗说：“毛主席对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很关心，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就问到这个问题。广播局要安定，不能乱，不同于报纸。要在两三年内建设一支坚强的广播队伍，真正做到中央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类似的话，姚文元也多次传达过。他在一次批阅在天津召开的“广播规划会议”的报告时，也提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1974年11月14日，姚文元在谈到广播电视宣传时又说：“战备工作是件大事。毛主席在十大一次会议上就问我，广播局的战备搞得怎么样？主席最近同外宾谈话，一再谈战争的危险性，广播局要把战备搞好，要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
　　战备宣传与中央电台的备战措施
　　战备宣传与备战工作一直是中央电台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当时，中央不断下发有关战备的文件，各地都作为头等大事去抓，全国的备战气氛异常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媒体的宣传报道起着造势、推波助澜作用。这期间，在公开宣传报道上媒体出现过过热和过激的提法。过热，是宣传的量过多，气氛过浓；过激，是提法上把握分寸不当，调子越来越高，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报道全民军事教育、开展军事拉练等活动，它不符合现实局势，也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使本来对中国“文革”的惧怕又上升为认为中国“好战”；甚至内外不分，把内部文件对局势的分析和提法公开。中央多次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宣传报道中存在的偏差，提出“战备宣传，内外有别，内紧外松”的方针，及时得到了纠正。　。　想看书来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2）
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中央、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央电台的声音一刻也不能中断。那么，如何在战争中确保电台的安全和播音不中断，是考虑最多、顾虑最大的问题。据历史经验，电台一直是敌方袭击的重点目标。可是，未来战争什么时候打、如何打法、多大规模和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无法完全预料的，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立足于可能发生的各种和最坏的情况，做好各种应对措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电台安全和安全播音万无一失，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中央电台做好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在战时广播宣传上，中央电台经过反复分析研究，1969年10月，制定了战时广播方案，这是中央电台鲜为人知的一件事。中央电台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四线战时广播方案：一是大楼无碍，坚持在广播大楼正常播音，除了加强战争的报道，其节目设置基本不变；二是一旦大楼地面上建筑被毁，转入大楼地下室坚持播音，节目时间表另行设置；三是一旦大楼全部被摧毁，北京不保，中央电台跟随中央转移，建立战时中央电台，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保证中央的声音不中断；四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指定某（或某些）地方电台，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消息和节目，打“人民战争”。我们是充满自信的，　中央电台历史上有过自己的体验和锻炼。中央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她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12月30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当中央撤出延安时，新华广播电台一直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始终坚持正常播音。尽管形势不同了，那时候能办到的，现在也一定能够办到。这样，中央电台建立战时广播体制，现有人员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坚持正常工作；第二部分转移到二线，随时准备接替播出；第三部分在三线待命，坚持工作演练。每线都有必需的机器设备、合成节目和资料的储备。三线之间随时保持密切联系，保证播音的衔接。这还不只是设想，而且具体做好了准备，选择了台址，分配了人员，复制了备份节目和资料，购置、安放了机器，制定了战时播出节目时间表，并进行了实地演习。
　　中央电台的战时播出方案
　　战时是特殊时期，节目设置不能沿用和平时期的做法，需要制定战时节目播出方案。方案的依据：一是依据战争的进展和战时的需要；二是依据战时的特点和听众需求；三是依据设备和技术允许条件。具体设计方案是：集中办好一套节目，争取办两套；坚持24小时播音，重点是新闻节目，突出战事报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播出及时，密度增加，国内与国际新闻综合播出；专题节目减少，节目组成宜综合不宜太细，播出时间缩短；办好最需要办的节目，增办解放军与民兵节目，进行军事和防空知识教育；文艺不设大块节目，分散安排，密切配合现实，多用歌曲和短小节目，全剧一般不用。总之，突出战争新闻，所有节目内容都为赢得战争和战时服务。
　　二三线人员安排，遵照周总理关于“打仗嘛，人可以少一点”的指示精神，打破常规，精简高效，一天分两班，除台领导外，重点保证新闻编辑（16人）、记者尤其是军事记者（6人）和播音员（6~8人），文艺（5人），节目（包括胶带管理）（3人），其他专题5人（以后有过几次调整）。依据上述原则，具体排定、印制了节目时间表。
　　3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广播和各种媒体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远非昔比。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战争亦不可不防，最近###总书记一再警示全党和全国要在好的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媒体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广播如何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保证战争的报道，保证安全播音，依然是一个不可忘却的问题，有备才可能无患。过去的方案已过时，但作为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录以备忘。今天已有了许多新的技术，有了许多更有效的手段，但也有了更多的风险，都需要依据新形势进行科学设计，以应对现代化的战争，立于主动地位。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1）
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播音要准确、完美地融入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
　　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
　　——摘自周恩来同志追悼会《悼词》
　　1975年12月11日，得知新年元旦将发表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和《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　土豆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我把这两首词照录于此，读者一看就明白，意境深邃，跌宕起伏。诗人有时大气磅礴，高屋建瓴，气吞山河；有时又“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细腻入微；有时欢欣鼓舞，有时又幽默辛辣，嬉笑怒骂。诗人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不仅与诗人过去诗词的艺术风格迥异，而且这两首也彼此大相径庭。
　　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诗词很少公开发表，每次发表，都非常严肃慎重。诗词写作的背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有关，诗词的发表也反复斟酌与政治气候的关系，而听众对此也非常敏感，每次发表都会引起一场政治冲击波。
　　这是中央电台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次录音，是播音员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一次考试。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基调和播音风格的确定和变化，从总的方面说，总是离不开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也就是时代的特征。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任务对电台播音有着不同的要求，播音必须与之相适应，形成播音的基本风格。从电台的具体播音而言，总是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电台（如中央电台与各地电台），不同的节目（如新闻节目、对农村广播、青少年节目），不同的体裁（如新闻、言论、文艺），甚至不同的播音员或主持人，既有一个台播音的基本风格，也必须有各自的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那么，播好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应该确定和遵循什么原则呢？
　　毫无疑问，播好这两首词是中央电台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不同于播报新闻，不同于播出政论文章，也不同于播出一般的诗词和文学作品，它有着许多不曾遇到过的特殊要求。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三项播音原则：
　　第一，两首词的内涵是政治性的，其体裁是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是艺术性的。因此，很明确，要播好这两首词首先是从政治上定位，首要地是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深刻理解写作和公开发表的政治背景，不能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和处理。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直露政治、采取播送政治言论的方式对待，不能失去文艺作品的特色，要善于用高超的文艺形式表达深邃的政治意境。
　　第二，在播音的具体形式上，中央电台依据不同的节目、内容和体裁分别采取过全文广播、广播、播送、播报、朗读、朗诵等播音形式，对这两首词应该采用的是朗读而不是朗诵，客观、准确表达它的涵义和意境，不加过分的艺术渲染和夸张。
　　第三，这两首词与其他诗词不同，与毛主席过去发表的诗词也不同，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念奴娇？鸟儿问答》一首，与主席过去的艺术风格迥异，诙谐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讥讽，当时读来令人痛快，令人兴奋，令人鼓舞，拍手叫绝。要恰当地表达出这一特殊艺术风格，准确把握播音的基调、声调和速度，跌宕起伏，含蓄而不外露。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工团朗诵演员徐恩祥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