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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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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工团朗诵演员徐恩祥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研究播音问题；由台领导和专家组成监听评定小组，对播音作鉴赏和审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2）
事前的理解和定位是重要的，但最终要融于实践，靠播音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播音员要有很深的功底。确定由夏青、铁城和方明都播音，相互启发，比较鉴定。虽然确定了采取朗读形式，而播音基调的确定历来是个难题，定调，找准感觉，准确体现事前研究的预想。事实上，不仅每个播音员的理解、把握和表达不同，而且领导、专家和监听人员的理解、要求和鉴赏水平更是不一，众口难调，要经过反复地试录、评议、商讨、磨合，才逐步把准了脉搏。在播音情感、声调、速度的具体处理上也并不轻松，词的内容大放大收，诗人情感天上地下、大起大落，从大气磅礴骤然转入流水细语，从慷慨激昂骤然转入诙谐幽默，从高度概括骤然转入具体细节，转换尽在刹那之间。最难把握的是第二首——“鸟儿问答”，形式独特，语言独特，其中难以表达的词句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最难表达是“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在当时，我们反复琢磨，前几句，是诙谐和讽刺，那么“不须放屁”是诙谐讽刺，还是愤怒声讨？播音是轻是重，是轻蔑还是斩钉截铁？着意承上启下分析，应该是兼而有之。这一切，播音要准确、饱满地融入几个字的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短短的两首词，从准备到录播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录音后评定送审，局长邓岗特邀请了诗人袁水拍、葛洛征求意见，最后送中央审定。夏青、铁城、方明三人的播音大同小异，风格不同，各有特长，正应了“百花齐放”，都得以通过，交叉安排播出。12月31日晚8点钟，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播出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为新年增添了欢庆气氛。首播采用了夏青的录音，在其他时间和节目中夏青、铁城和方明的录音相互交叉播出半个多月。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许多专家写文章介绍背景、解析内容、论述意义，中央电台作了连续报道，并试图谱曲录音播出，终因难以准确把握而作罢。
这两首词播出后的第8天，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在15日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其中说：“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1）
既要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又要保证大楼的安全和任何情况下播音不中断，还要保证工作人员和职工家属的安全与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中央电台在经受考验中。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级的唐山大地震，24万2千多同胞遇难，16万4千多人重伤，7200个家庭全部震亡，4000多名儿童成为孤儿。这次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既要完成抗震防震的报道任务，本身又处于震区，必须做好抗震防震工作，面临着与过去紧急、重大宣传完全不同的情况，面临着双重任务。
地震发生前，我在大连。那几天天气奇热奇闷，大雨不断。27日，我与中央电台的几位同志到大连郊区参观，晚上回来时雾气蒙蒙，车灯只能照射几米远。凌晨，突然被颠醒，听着门窗嘎嘎的响声，看着摇曳的电灯，我惊奇地喊出：“地震啦！”等我匆忙走下宾馆的大楼时，院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纷纷议论：“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猜测到可能发生在唐山、天津、北京时，人们涌向了邮电局……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想到了北京，想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想到了安全播音。我深知，地震对广播大楼、对广播的严重威胁，中央电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中断播音的，如果全国人民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听不到北京的声音，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时无法与电台和北京取得联系，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收音机，急切地想听到中央电台的声音……
一
当我打开收音机时，还不到中央电台开始播音的时间，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当凌晨4点钟，传来了《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中央电台没有出大事，北京没有出大事！但是心中的疑团并没有解开，北京有没有发生地震？地震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早晨6点30分，从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节目中传来了地震的消息，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情况还不清楚。这条消息解除了对北京的担心，又增加了另外的担心。在随后的连续报道中，不断披露了人员伤亡和造成破坏的情况，人们的心震颤了！
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中央电台。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央电台在正常播音，但内部工作的紧张和忙乱，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大震之后还有余震，对中央电台安全播音的威胁并没有过去；中央电台的领导只有我们3个人，台长杨祚铭一直患眼疾，现在只有副台长张冬兴在主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我想尽快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但仅有的几条电话线路被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尽管张冬兴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我却更坐不住了。
要回到北京谈何容易。铁路交通中断了，公路拥挤，水路船舶停驶，只有空中一条道，而飞机又都调往唐山抢运伤员去了。经多次与大连机场联系，过了两天才答复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有去北京的飞机，你到机场来等着吧，只要有你就上。地震后的第三天——7月3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大连机场，眼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大连各医院的救护车排着长队，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着陆了，他们跑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抬进救护车里，急驶而去。不久，又一架运送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节气正处三伏天，地震后的天气又特别反常，气温高雨水又多，我们的白衣战士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条生命。我从广播中知道，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从陆地、海上、空中把地震中的受伤人员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紧急救治。
直到8月5日下午3点多钟，我才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二
北京变了，大变了！住宅区、办公楼附近的空地上，街道的两旁，搭起了密麻麻的防震棚，人匆匆，车匆匆，到处是忙乱的景象，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模样。大家都在忙于抗震防震。
当我走进中央电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听到许多动人的事迹，也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步履维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2）
地震在28日凌晨发生时，正是中央电台值《新闻报摘》节目早班的人员上班的时候，有的才迈进广播大楼，有的正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的震颤，他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惊慌，没有人迟疑，首先想到的是广播大楼的安全，是中央电台的安全播音，地震就是命令，他们不顾家人和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沉着镇定地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技术人员，有的工作在广播大楼最高层，震感最强，他们置危险于不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强震过后，中央电台的领导、许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赶到了广播大楼，检查每一个播出环节，研究部署抗震防震工作。
在突如其来的生与死的面前，中央电台的同志们经受住了考验。
中央电台抗震防震期间的工作，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临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既要保证向全国的正常播音，又必须搞好抗震防震的报道；既要保证当时的安全播音，又必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几种准备，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中断中央电台的声音；既要保证搞好宣传，又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关心、照顾、安排好职工家属的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工作时期。
三
中央电台的广播在这种时候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传播快、覆盖广、收听方便，在当时电视不普及、报纸发行不畅的情况下，人们主要从收听广播中了解各种信息，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更是这样，主要通过广播了解最新情况。全国人民关心着唐山、天津、北京的抗震防震，尤其是地震灾区的人民群众更需要广播。
中央电台处在震区，余震不断，能承载8级以上地震的广播大楼不断晃动，墙皮刷刷地脱落，墙体出现裂缝，更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为保证在广播大楼的正常播音，保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中断，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对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编播人员、技术人员等，将值班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缩短每一次值班的时间，增加人员轮换的次数。一旦发生不测，值班者们将誓与大楼共存亡。
二、对凡是能够离开工作岗位、又不能远离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由大楼的高层搬到大楼低层，尽量增加安全系数。
三、对绝大多数的编播和行政管理人员，由大楼内搬到大楼外的帐篷里工作。占播出量80％以上的专题、对象节目和文艺节目，除录音、播出以外，大量的编辑工作都是在路边嘈杂闷热的帐篷中完成的。
在这期间，台领导和编辑、技术部门的领导与值班人员一起，始终坚守在大楼内，始终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也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
中央电台在余震不断的大楼内和楼外的帐篷中，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了3个多月，直到地震缓解后恢复正常，但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应对地震的发生。
四
抗震防震的报道，以唐山为中心，兼顾天津、北京。地震发生后，中央电台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王润庭等立即请战到唐山采访。他们连夜从石家庄赶往唐山，路上走了22个小时，冒着余震不断、房倒屋陷的危险，立即投入了采访报道，及时把唐山地震、抗震的情况告诉了全国人民。随后中央电台又从北京派出记者和播音员，与他们一起组成唐山地震报道组。天津、北京的报道分别由中央电台驻这两地的记者站承担。他们在余震不断、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连续不断地发出了来自抗震第一线的报道。
8月22日，我从北京去唐山，与记者组的同志一起研究抗震救灾的后续报道。这时候，地震后最紧张繁忙的时候已经过去，路途上依然车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和部队的支援人员、救援物资涌向唐山。平时不到4个小时的路程，我走了几乎一天的时间。看到震后的唐山，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昨是今非，满目废墟。1973年12月，我随林乎加同志到开滦煤矿作调查，住在唐山，而今震后再也看不出昔日唐山的影子了。楼房没了，街道没了，只有一座座的“大土包”，水泥预制板、钢筋、家具、被褥、枕头、衣物纵横交错，有的仍然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污水，到处是帐篷，到处是炊烟；一队队的医护人员和解放军战士穿着白衣、戴着口罩，向街道两旁喷洒着药水，空中有直升飞机撒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劫后余生的人们，由于过度的悲伤，眼中没有泪水，没有哭泣，彼此见面打着招呼，相互庆幸“你还活着”！抢救工作依然在进行……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3）
中央电台和中央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组，驻在唐山机场附近的几座帐篷里，只有机场还完好地保留着仅有的几间青砖瓦房，成为人们议论的奇迹。记者们不顾余震，冒着酷暑大雨走访抗震指挥部，走访一座又一座的帐篷，他们挤在狭小的帐篷里录音、写稿；他们吃着从各地运来的饼干、大饼、咸菜，喝着自己烧的开水；他们不顾蚊子咬、苍蝇叮、传染病，……责任感、手足情，一直使他们处在亢奋状态中，忘我地工作着。
我从唐山又去了天津。
中央电台的前方记者，一直同当地军民共甘苦，在抗震第一线工作了一个多月，准确及时地向全国###道了震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信息，又向灾区人民送去了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中央电台唐山地震报道组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受到了嘉奖。
五
为确保中央电台的播音不中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到万无一失，地震发生后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必须多手准备。如果再有强震发生，广播大楼被震塌、传送线路被切断、电力供应被破坏、稿件和节目供应不上、人员伤亡，……怎么办？最可选择的方案是建立中央电台的临时代播点，一旦发生意外，由代播点接替播音。这种方案在过去搞战备时设想过，但地震的破坏与战争的破坏又有不同之处，几乎没有其他安全的设施可以供用。代播点必须建在最安全的地方，自成系统，能独立地工作；代播点又必须建在北京，同各方面联系方便，能及时地传达中央的声音。在多处选点之后，确定了天坛公园东边苹果园的一片开阔地。这里地势高，周围建筑物少，容易操作，便于管理。地址确定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下，局属各部门通力合作，争分夺秒，日夜施工抢建新点。
天坛公园东边是一片古柏，古柏再往东是一片草地，雨水充盈，草木茂密。“拓荒者”们冒着酷暑锄草平地，用苇席、帆布搭起了临时播音室、录音机房、编辑部、办公室、节目储存间，所谓“室”只是比防震棚好一些罢了。然后运来机器，竖起发射“塔”。节目的安排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播出中央电台的4套节目，不能坚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能包容各类节目，只能由原来的4套节目缩减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套节目，其中主要保证新闻节目、尤其是重点新闻节目的播出，但播出次数要大大减少；保留一部分专题节目，但取消了重播时间；取消大块文艺节目，多是作为间奏乐播出。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节目时间表，基本上是过去战备时的一套设计方案，用在了地震中。（见附件）以上节目中的一部分专题和全部文艺节目，可以事先录制复制，作为随时播出的备用节目，存放在代播点，而新闻节目只能现时采访报道，为克服录制机房的困难，在广播大楼尚存的情况下，在大楼内录制后随时送往代播点备用播出，同时代播点新闻播出机房随时待命，一旦强震发生，广播大楼倒坍，立刻接替播出，并由录播改为直播。为确保中央电台的声音在任何情况下不中断，做到万无一失，并与外地有的电台商定好，一旦中央电台两种方案都不能保证，随时启用地方台用中央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新闻、稿件和文艺节目。
中央电台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包括记者、编辑、播音员、技术员、党政后勤人员的一套独立完整的机构，进驻代播点，日夜坚守在岗位上。几十个人工作、居住在周围长满蒿草的帐篷里，潮湿闷热，蚊虫叮咬，他们身上很快就长满了痱子、疥疮，疼痒难忍。就这样，他们一直工作到解除了地震警报。
六
除了宣传，中央电台自身的抗震防震任务并不轻。这任务一部分与安全播音密切相关，另一部分是安排照顾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吃住等生活问题和安全问题。
突如其来的地震，把人们从酣睡中赶到了大街上，瞬息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生活和安全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当时情况之紧急、问题之复杂、条件之困难，许多过来人都记忆犹新，特别是对老弱病残者和妇女儿童的安置，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如果说，这是北京各机关、各单位的共同之点，而中央电台把安全播音放在中心位置，许多人必须日夜坚守岗位，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领导上更要对他们的家属负责，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行政后勤工作给以切实的保证，而时间又刻不容缓。但是，中央电台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当突如其来的情况发生时，大家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哪里，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工作。中央电台党政后勤部门的同志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他们日夜奔忙，在物资匮乏、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找来材料，建防震棚、建食堂，送水送饭到每个点，妥善地解决了各种难题，保证了安全播音的顺利进行和职工家属的安全。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4）
到今天，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多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唐山矗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中国人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中央电台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宣传报道也已成为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在紧急情况下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临危不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我们是不会遗失的。
七
在抗震防震的宣传报道中，中央电台和中央各大媒体都积极报道了唐山人民的抗震斗争，增强了他们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信心；报道了解放军、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军民对唐山人民的大力支援，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报道了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感天动地的事迹。这对鼓舞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地震灾害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支广播和新闻队伍也从中受到了锻炼和陶冶，工作机制经受了考验。
但是，必须指出，在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抗震救灾工作和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在关系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紧急的时刻，在全国和世界都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刻，“四人帮”中主持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不顾现实和人民的利益，不断下令反复强调对抗震救灾宣传报道的位置要适当，“抗震救灾报道要做适当安排，量不宜多，不宜集中，不要造成是当前中心工作的印象”；不要报道死伤人员数字及治疗情况，不要报道灾情细节；还是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中心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抗震救灾的报道不能冲击这个中心”。在这种时候，“四人帮”总是拿阶级斗争说话，向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姚文元不断打电话强调“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抗震救灾，抓革命，促生产”。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战胜自然灾害的”。“四人帮”这种与现实和人民意愿背道而驰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的顺利进行。
在抗震救灾的整个宣传报道中，一直对伤亡的总体情况，对人们最关注的伤亡人数，对造成的总的损失等，严格保密、严禁报道，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使各种猜测和谣言满天飞。直到唐山地震过去3年以后，经由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后为新华社副总编辑）一再争取才报道出来。（而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直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被披露。）这种违背民意和新闻规律的做法，在过去被视为“正常”，现在是永远抹不去的严重教训。
附 件
天坛苹果园临时代播点节目时间表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央电台曾经参照战时播音时间表，为设在天坛苹果园的临时代播点制定了播出节目时间表：）
4∶00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
4∶15新闻
4∶30音乐
5∶00新闻
5∶15广播体操
5∶30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6∶00人民解放军节目
6∶30《新闻报摘》
7∶00音乐
7∶10学习节目
7∶30《新闻报摘》
8∶00少儿节目
8∶20音乐
8∶30《新闻报摘》
9∶00记录新闻
10∶00综合新闻
10∶30国际新闻
11∶00音乐
11∶15学科学（星期一、三、五、日）
讲卫生（星期二、四、六）
11∶30对工人广播
11∶50简明新闻
11∶55预告节目
12∶00新闻
12∶15体育节目
12∶30文学、曲艺
13∶00青年节目
13∶20综合文艺
15∶00国际时事
15∶30学习节目
15∶50音乐
16∶00新闻
16∶15戏曲
16∶45预告节目
17∶00新闻
17∶30文艺
18∶00新闻
18∶15少儿节目
18∶35简明新闻
18∶40对工人广播
19∶00人民解放军节目
19∶30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20∶00《全国联播》
20∶30文艺
21∶00《全国联播》（重播）
21∶30青年节目
21∶50音乐
22∶00新闻
22∶30戏曲
23∶00国际新闻
23∶15音乐
23∶45体育
0∶00新闻
0∶15戏曲
0∶40体育
1∶00新闻
1∶15音乐
1∶30国际歌
1∶35播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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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1）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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