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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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煜麓缶郑蚰淹旎亍Ｊ逃牍λ苊阏撸靡话嗾耍嘌父龊霉伲晕肿印保ā对恼な樵肪�12，《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借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才、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吗？……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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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9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
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也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也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他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在被捕候刑期间所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他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一方面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他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本思想影响最大。
后来梁启超向他的学生吴其昌谈及戊戌人物。梁先生说，大难临头，光绪帝央求英国使馆护送康有为出京，并未求日本使馆。但当时日本使馆早奉有保护*之密令，于是自献殷勤，努力营救。
梁启超最钦佩谭嗣同，他说谭嗣同和他在使馆住了两天，日夜商量救皇上之法，并计算康有为的行踪。一次，谭嗣同忽然想到了什么，回房中良久，出来叫使馆仆役往某衙门投文，并对梁启超说，还必须告他自己的老爹一状！梁启超茫然不知何意。事后传说谭父告其子嗣同忤逆，断绝父子关系，才得免受牵连。于是明白，那天谭嗣同闭门所干的就是这件事。真是血热而心细，身殉祖国而保全老父，再没有像他这样义烈的人了。
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
清廷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可以说是维新派和宫廷之间的桥梁。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促成他次年上疏光绪帝明定国是。他主张破除资格，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他建议光绪帝将这些维新志士置诸左右，以资顾问，筹措新政，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的第三天，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但其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说白了就是要看住统治者，将其权力做相当的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时代的发展真是极为吊诡。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差不多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代，明治维新所启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后参照进行的，而洋务运动仅仅“师夷长技以自强”，重在改良生产技术，两者进行的后果相差悬殊。
到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胜，所依托的底气，就是来自于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变法维新的声音。
这是戊戌变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顺利启动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况它又只是一场悲凉的失败的改革。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览》的译本和其他各国改革书籍，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并非中国无人，并非中国知识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变法虽然失败，但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在戊戌变法前几年刊行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工、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他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后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这样的思潮已深植知识界的心胸。
改良与革命的辩证
一般舆论认为，戊戌年要求变法、要求改良，还是保皇主义者，还是要把爱新觉罗的大清朝保下去。这个要分两步看。
从变法的内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壳子，而内在的实质都要改变。谭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轻皇帝，却不保皇朝那种至高无上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同盟会的诉求有重合之处，只是到达的路径大异。谭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却溜之大吉。也不是说他们的逃逸就不对，实在是没有引颈受戮的义务。再说变法虽然失败，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留得青山在，异日尚可卷土重来。但谭嗣同是自己的选择，意在以一己的颈血唤醒麻木不仁的老中国儿女。
谭嗣同太高尚了，他的选择，老大专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承受不起，他们更领情的是洪秀全式的唤起。
从清廷的皇族一边来看，假使他们有较高的智慧理念，以原有行政资源掌控改良，则其江山的框架保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改良既承接历史，也指向清晰的未来，就时局而言，也能保持稳定，是当时可见的成本最低的改革。
一般来说，无论是太祖努尔哈赤，还是圣祖玄烨（康熙帝），或者高宗弘历（乾隆帝），当他们的在天之灵得知大清帝国随时代变化而延续，只是改掉了“祖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能不欣然接受吗？但是他们的传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慈禧太后诸人对照变法者的行为、变法的条款，倏然心惊，还是觉得“维护祖制”才是根本，这个根本高于一切，于是怒从心头起，骤然翻脸，菜市口杀戒大开，把所有柔性改良的路子都堵死了。这也导致了清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愚蛮的守旧派要把烂尾工程进行到底。一切和平解决的大门予以关闭，专制政权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怒火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仁”的精神实质是“通”，“仁——通——平等”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所以到了变法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的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流血的另一种开始。
康有为上书上上了瘾
康有为的家族长辈“剿灭”太平天国有功者很多，荣归故里，给童年的康先生影响甚大。他在11岁的时候就有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他的叔祖康国器在南海县银塘乡修筑园林，大购藏书，有为得以博览群书。他十五岁时，第二次应童子试，仍不售。十九岁，应乡试不售。但他这时候写的文章已经纵横捭阖，大有澎湃之势。二十二岁时，他因苦闷一度入西樵山学道，然后一直读书，研究不辍。二十五岁时取道天津入京，应顺天乡试又不售。回程在上海亲见租界及街道之繁华，了解西方的兴趣大增。
康先生二十九岁时，通过他人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开局翻译西书，有意介绍泰西政治制度。他批评从前传教士所译之书多为军事、医学之类，以为那属于本末倒置的不切之学，惜事未成。三十一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仍不售，改以书稿传播形式上书，提请变成法、通下情。书未上达，而影响不小，此所谓布衣上书。沈曾植、翁同龢等人支持他上书，而另一批官僚如许应骙、李文田等则竭力反对，在京的广东同乡甚至有提议将他驱逐出境的。而屠仁守因为帮助他起草文折，竟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四处游历，游览江南诸名城，绕道武汉。1890年，即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来从他问学。
1894年他三十七岁了，那时孙中山忙着在檀香山筹组兴中会，康有为却忙着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七月份，给事中余联沅提请焚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康有为将该书自行焚毁。
1895年，他三十八岁，因《马关条约》之签订，激起人民抗议。康有为派梁启超在应试的各省举人中鼓动联络，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批这个条约，上书内容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事。此第二书就是“公车上书”。因联络附议人多而声势浩大。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最后形成极有声势的请愿运动。但是慈禧等人迫使光绪帝批准签订《马关条约》，造成既成事实，并对签名者实施恫吓，请愿逐渐沉寂。
上书后不久，发榜，康有为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五月，他又上第三书。
康有为对皇帝的感情，在第六书中说得清楚，乃是皇帝叫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去向他咨询，又索要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康有为颂之为历朝历代没有的事，是大圣人的圣德在播撒光辉，感动在此罕有的知遇之恩。
黄遵宪《杂事诗》写日本明治维新，“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此与德川氏崇儒术有关，读书明大义，始知权门专权之非。黄遵宪说：“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何负于国而欲废之耶？”
但是日本变法成功，其人事结构与中国不同。
康有为变法的经纬
康有为《强学会序》形容列强的虎视眈眈，有谓“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人心惶惶，事势错杂者不可终日”。
而中国则“孱卧于群雄之剑，鼾寝于火薪之上”。
康有为的意思，这个时候，审时度势，绝对要重于扼守旧制，也即通今重于考古。审时之重点在于广植学问以救世。
因为政治的不上轨道，引发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后引起了虎扑狼咬的瓜分运动。
康有为的言论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就是在割地赔款的惨境中，人心惶恐不安，一个人提出不同寻常的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衔接当时世界潮流。
康先生自有阅读能力以来，就特别关注这个政治制度的沿革，以及经世致用之学。他和李鸿章成为改革的两翼，前者是变法运动，后者是物质的改革。
王莽“变法”引起众怒，成为千古罪人；王安石最后也是一败涂地。所以，康有为以他的绝顶聪明，一把揪住孔子这位至圣先师。
他的《孔子改制考》，断言孔子根本是一位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统。他从这一别致角度解释孔子思想，目的在于*呶呶之口。
强学会之前，康有为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以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两千份。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当时张之洞为两江总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
《上清帝第五书》洋洋近万言，中心就是要在悲惨灭亡的边缘，以求变法图存。
该文涉及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写法上颠倒回环，辗转复沓，几等悲呼惨号。笔法穷极形容，出以治病之方，哀感顽艳。“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
“公车上书”是联署一千多人集体表露心声，康、梁挂帅，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汇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公车上书记》序），效果并不见佳，以后的上书基本上是单干，力求直达皇帝本人。
《上清帝第六书》，为统筹全局折。前五书只有第三书到达皇帝手中，康有为说他屡次力请变法的折子，竟是这种待遇，所以他痛苦到只有“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
“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他苦口婆心，反复申说，与其是说写给皇帝，不如说在打消守旧势力的担心。他说，旧有的祖法，是拿来框制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的。倘若祖宗传下来的地盘都被割得四分五裂，那又到哪里去找祖宗之法呢？若仅守祖宗之法却不能收祖宗之地，这不是荒唐吗？但假如说稍微变一下法就能守住祖宗之地，这难道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但是说到变法，皇上积极推行，但大臣们左右阻挠，知识分子良心人士论说传播，守旧的势力群起攻之，造谣诬蔑，水火相攻，那就是缘木求鱼，鱼永不可得。
他在第六书中的具体指陈，假如皇帝下决心变法，就应该：其一，在天坛太庙，集合群臣宣誓变法，诏定国是。其二，群臣上书表态度，否则下台；民间上书设点应有御史监收，使其直达皇上。其三，设立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开通轮值方式，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论说三权分立的重要内涵，议政、行政、司法。而清廷只有臣子上朝跪对，哪能商量什么问题。现在都说新政，但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集中，总署仅管理外交，却又管商务等，事权不明，人员多老迈者、兼差者，他们能办成什么事！所以制度局之设立，使之为变法之焦点，乃为重中之重。
对于现有的守旧势力，在行政系统的僚属，怎么办呢？他说，骤然去之，也是不对的，也难以进行，所以在制度局之下，设立十二局分领其事，是为：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邮汇局，陆军局，海军局。
《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提出四项变通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以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之策，第四项乃巩固国本以自强的根本大计。
不过直到第六书，他都只是强调立法机构（第六书中表述为议政机构），行政、司法却与泰西相去悬绝。盖西式行政系统主官，皆由民选，再由主官组阁，而康有为的上书中，则以旧式司法、行政系统来和新式立法机构生硬嫁接，其能生出何种怪胎，将不得而知也。他虽知三权分立之概要，却以立法仅为议事。他说行政系统犹如手足，不能倒过来替皇上（头脑）参谋。这样看来制度局更倾向于一个幕僚机构，还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立法机构，由此也可见此老于西法尚未透彻到舍筏登岸的地步。当然了，假如变法得以实行，也不妨步步为营，但是在发源的理论源头没有到位，总之还是有些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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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优势与劣势
戊戌变法两年前，即1896年春，李鸿章带着于式枚、罗丰禄等十余人赴俄国，在莫斯科签订密约。夏季，转赴德国，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然后再转往巴黎、伦敦。八月底，至纽约，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秋深时方自美返天津。
也就在李鸿章转往德国之际，第二期对日赔款在伦敦、柏林交付。
在清廷，张荫桓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交涉。杨崇伊奏，弹劾翰林文廷式，以其“遇事生风，语多狂悖”，永不叙用。
文廷式与张謇，都是翁同龢的学生，也是主战派的生力军。文氏奏参李鸿章挟裹洋人自重，为慈禧及李鸿章所痛恨。其后，文廷式即被驱逐回籍。
李鸿章欲保其荣华地位、身家性命，一意为恶，打击民间变法，打击变法之同僚。因能言、敢言之士威胁到他的地位，如此一来，遇强敌只有拿国家利益交换了。
当李鸿章回国时节，孙中山先生却在伦敦蒙难。先是清廷命驻美使臣杨儒追缉孙中山，先生10月初自美抵伦敦，被诱禁于中国驻英使馆。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在日本出版，谭嗣同《仁学》完稿，严复《天演论》译文脱稿，孙先生实践革命，文廷式、康有为却与强学会有关，李鸿章对之都是一样的打击。
此前，1895年7月，康有为发起，帝党中坚人物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为中坚人物，袁世凯在这时和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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