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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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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随时拔起的精彩之论，峻峭突出，绝无冷场，读之有观止之叹。
（一）
史家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写曾国藩救世的宏愿，具体渗透在曾氏保存中国文化遗徽的苦心之中。对他大加赞誉的人，只恨美词难尽；大毁之者，焦点又在吾祖民贼这一点上。但以洪、杨非驴非马的文化，所以他实在不必对毁伤他的人负责，而在清廷专制的大框架之下来保存国粹，则其救世的宏愿，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观上为专制延长寿命，又要克绍中华国粹——那就只有等到孙中山及辛亥党人的出世了。
从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谅曾国藩的地方，可是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大英雄，“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扶耒之民，以破强敌……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即曾氏建军的发轫，不过是保卫乡邑的初衷，“非敢赞清也”。萧一山先生说，“国藩是为文化而战，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萧先生着力论述曾国藩挽救了清朝是没有疑问的，但清廷并不能救中国，清廷本身也是不可救药的，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清廷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于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责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萧先生引章太炎说曾国藩的“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指斥洪、杨，“足征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
第二章写他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养成道德学问特殊的造诣，证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兴功业，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学养慎独功夫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的归结在于礼学：即经世之学。笔者以为此一礼学实有制度之要义在里头。“古代的著作极简单，分科更不详，经世是寄托在历史学中的……大儒是经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综合的，以礼为归……曾国藩在史书里面，不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在第三章，谈曾国藩的时代，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时代。从孔子梳理到顾炎武，并对后者深致敬意。而曾国藩对顾炎武视为泰山北斗，万古金声；并读陈卧子诗集，向往之至；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国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杨，可知是对社会、民间、文化负责了。萧先生考出了曾国藩伟大成就的学术背景，他以儒生治兵，戡平大乱，维持中国文化的传统赖以生发的背景——那些极细微关键的地方。至于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说曾氏之佳处、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这一点，则相当可笑。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2）
在以经世之礼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与自憎的情感对立，消极与积极的观念的冲突，对于极矛盾的环境的应付，也因之尚觉裕如。
萧先生引其家书“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唯事之所处，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国藩开始发表他的政论，完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萧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曾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第十章）。
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二）
《曾国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长于史志文献学，长期任曾国藩幕僚。后曾任山西布政使。辑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记》《曾子家语》《两淮盐法志》《平回纪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诗抄》等著作，煌煌三百余卷，涉及面甚广。
王氏《曾国藩事略》，卷一以简略笔墨叙述其乡间童年生活。引国藩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黎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这一段话，可视为曾国藩行事立身的总纲。著者置之书前，不为无意。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其原始文件实在是一种有机穿插，使事迹显明。此书相当于一部大型列传。盖其结构袭用列传写法，唯篇幅特长而已。以过渡说明文字连缀官方文件，来作事实铺叙。全书实自其编练湘军开始，叙其事功，而于此前，仅以数页概括。他回乡前，任兵部、刑部、礼部等副职，因母丧回乡，正值太平军大举扫荡之际。遂就近练兵。当时太平军水师强盛，在长江中下游迭陷郡县，“衡阳廪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见器之……治水师自此始”。
叙事脉络清晰，出省作战，水师之起来，事出偶然，回乡奔丧，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势而扩大。其大员，相继出场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 想看书来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3）
书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谕，这里面很多是清廷惊慌失措的情形下对曾国藩的驱使。而在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则阐明，曾氏针对上谕，对军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批评，“糊涂虫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确指出朝廷虚骄不实的流弊，“满廷疲泄，相与袖手，流弊将靡所底止，这是多么大胆的谏言啊……在专制时代，帝王生杀予夺，假如没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只字”（第六章）。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为数不少的官员仍在鬼混，反笑曾国藩多事，谤议横生，而有退隐的念头。
清廷的焦急恐惧历历见于各种文件之中。严厉督促曾国藩出兵。其间，曾国藩忙于水师之后勤和布控，动作或显迟缓，而清廷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其口吻近于无赖。“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有时隔着甚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着迅速前进，毋稍延迟”，总是希望他不要将任务的艰巨作为逃避的借口。至有胜利，则立即封官许愿，奖励各种高级工艺品。
1861年，清廷令曾国藩统筹东南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辞官的心态：“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
至1862年，多隆阿消灭了少年将军陈玉成，彭玉麟攻金柱关，“贼于烈焰中冲突而出，积骸满渠”。春夏之交，彭玉麟“闻国荃孤军深入，恐为贼所乘，急调水师策应……水师于狂风巨浪之中排炮仰击无少休……逼垒纵焚，火光烛天……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这样的情势下，上海外围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对金陵大营的攻扑也相当猛烈：“贼连营数十里，大河之港俱设浮桥”……战场态势的艰苦险状可想。即令来投降者，也多视之为诈，随即斩之，真可谓一夕数惊。1863年，仍有洋人投入太平军营，广置炸炮，这时是李鸿章部队在沿江严密搜索，彻底切断其枪炮来源。这时候，朝廷对曾国藩的命令也益形急迫。尽是务须如何、不许如何、尽快如何、不可如何、万勿如何、着即如何、不得稍存如何……这样近于气急败坏的口吻。
战事激烈，胜败反复。水师及陆军的后勤、财政、武器制造、特务、军法、调查所……种种事务至为繁杂，要保证出兵的接应，故曾氏也有辩解。保卫武昌时因出师不利，清廷愤怒谴责，其苦衷，有时又不惜言之谆谆，借以倚裨，此中尤见“剿灭”难度之大。而最初，书生从戎，曾国藩也是在摸索中指挥战争。逐渐养成调度有方，军略冠绝一时。大约打了三四年之后，才指挥裕如，如臂使指的。
而国藩之弟国荃，无论攻克哪座名城，几乎都用地道轰裂之法。“公弟国荃昼夜围攻，克此雄都。是为肃清东南之始”。甚至克复江苏其他中小城市亦如此。收复南京，则用地道地雷轰炸，配备云梯猛攻，开穴反复达三十多道。终在1864年7月19日那天，“霹雳一声，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如雨，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群贼抵死巷战”，战况异常激烈。
曾国藩与其他大员的微妙关系，在来往函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朝廷命李鸿章率劲旅支援曾国荃，以会攻金陵。曾国藩上疏乃称李为大吏，苦战之际不便调请。攻克伪都之功，牵涉太多，故李鸿章也来之迟迟。曾国藩又为之说项“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决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客气话之机杼，古人表达之到位一至于此，也真可叹为观止了。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4）
《曾国藩事略》的文笔虽简古，但也有曲折婉转的战争故事，如李秀成间道潜入苏州指挥并神秘脱逃的前前后后。叙述时有生动形象可感之处。“接见诸将，均有憔悴可怜之色，昼则日炙，夜则露处，面目黎黑，虽与臣最熟之将，初见几不相识……” 引用他晚年日记，“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疥大作，彻夜不能成眠……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说明问题，极形象而得宜。书末对战争前后时间、空间的总结，也有不动声色的深沉历史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尝谓：“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对王氏甚为许可。
（三）
何贻焜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刊行。乃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期的作品。何贻焜抗战时期任衡阳师范校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该书以相当的篇幅作曾氏起来之际的时代背景，作大幅渲染、烘托、论证，为曾国藩的思想、生活找出总的依托和根据。于中年生活着墨尤多。细至身体疾患，苦闷心情，戎马生涯，师友学行……加以总结评述，故其人全貌出而视野宽。
其论曾氏思想之第三期，乃奉命练兵，痛愤当时社会因循苟且的风气，倡导“用法尚严厉，不拘泥于儒家德治之说。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三期”。何先生引曾氏书信：“三十四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乎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乃益嚣然不靖。”此仅就焦点问题而言，实则社会治理毫无章法，体制紊乱，漏洞多多。这是十分痛切的社会批评。
这实在是相当深刻的。盖以专制王权，对恶徒有所倚赖，利欲熏心之徒并不破坏他的统治根本，他并可借此等坏人抵御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民本价值观，以作制约张本，自以为巧不可阶，事实上却大面积破坏社会之平衡，无告之小民，乃成统治者施政的牺牲品，恶徒与官僚的利益不断扩大，如此*遂趋全面糜烂，几乎无官不腐，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不仅威胁社会安定，且业已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曾国藩实在看到很深的病灶，乃是其痛苦之所由来。
对专制社会的结构性坏损，曾氏即有擎天之力，也难以挽回了。所以论到其晚年，为物议之中心，曾氏的忧郁就澎湃而来“且觉有所兴作，易获咎戾，于老庄之旨，颇多默契，唯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墨为依归，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五期”。如此连绵剥笋，论述深入而大见精彩。
全书详尽铺排，分二十余章。有时代背景、早年生活、中年生活、晚年生活、思想体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学识、文艺批评等等章节。
文艺批评，强调其历史眼光。此外，治家、养生之方法，俱各为一章，其完备如此。
《思想之渊源》一章，特别拈出曾氏书信“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择善而约守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5）
其实这可视为他思想之总渊源。盖其悟境之高，因其宇宙意识之强烈，哲学思想之深沉，人生认识之通透，其悲天悯人也由此生发。
《个性》一章，则从其天分、材质、为学路径……入手，挖掘其个性形成及发展，严肃、谦虚、忠恕……之外，特拈出幽默一节，以为曾国藩之性格中固有深藏之幽默风趣。即在后世研究家之范围，也属特出而见个性之论。
第二十二章，系研究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则别有价值。此系同时或后人各界名家针对曾氏评价之要点摘录，量奇大，至有两三万字。公正的或偏颇的、稳重的或激烈的、持正的或有趣的、恭维的或大骂的，无虑数十家。但不妨照见其为中兴人物及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其间也有像海外回来的容闳这样的特殊身份：“余见文正……精神奕然，体格魁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很是捧场和恭维；这和王辏г巳占抢锩嫠担希跗溆薪甏パ鳎晕鞘苄讨嗝玻蚩伤迪嘤吵扇ち恕�
作者阅读大量曾氏诗文、杂著、奏稿，史传、诸子百家尤其宋儒文集……为详尽解剖，不惜采用多头排列之法，分类剖析，将传主一生繁杂的言行人际关系学术思想条分缕析，使笼统之事象而有依归；每章又将分析之结果予以综合，在综合中予以批判，而得会通之旨。总观即为鸟瞰之势，分看又得解剖之细。史料铺排之多，实有浩大详尽之观，好处是提供全面洞察之便利，然全书毕竟因其体格庞大，在读者接受方面，或也有顾此失彼之嫌，殊失优游不迫之旨。
（四）
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在写曾国藩编练湘军那一章中，专门插叙了几个关键人物。一是江忠源，湖南新宁举人，郭嵩焘在北京介绍给曾国藩认识的。他早些时候为了保卫家乡，曾组织乡村丁壮用于防御，这是湘军最早的依托。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即罗泽南。萧先生说，“他的道德学问，确实是有数的人”，很早养成明道救世的精神。“后来湘中书生，从戎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况他老先生又亲自领兵出马，大小二百余战，克城数十，最后还是战死的呢”。
罗泽南，著有《西铭讲义》《小学韵语》《读孟子札记》等书，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从湘中的宿儒到血战的名将，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出身耕读之家的湘军*。早年常以松香照明，或借萤光攻读。应科举之余，他也习武善拳术。早在咸丰元年，太平军围攻长沙，他就脱颖而出。稍后罗泽南与塔齐布并称，成为曾国藩的左右手。力挽狂澜，屡著战功。曾国藩回乡奔丧时，他已编练有少量湘勇。遂以之为基干，以道义相号召，再行招募稳步扩展而成。
练兵等于是阐扬了他的目标，从此，他将不断面临如何呈现的挑战。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大体上是战报的说明连缀。里面对此特别人物——罗泽南，用笔妥帖温恭。看他书中大量引用的皇帝上谕，其批示之严厉，督战之急切，难以遮盖地浮现于字里行间，有时更是急不可耐到气急败坏——差不多是耳提面命的敦促曾国藩出兵迎战。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役战斗，双方胜败之机常常是命悬一线，其阵地阵营在激战中，打得随时都可能全盘崩溃，防线也随时可能松动。双方的大将，相继阵亡，双方无论怎样善战的名将，都有失手败北之可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6）
这样的局面之下，也有令人惊讶的奇迹出现。那就是罕有的名将罗泽南的出场，每有关于他的战况战报，几乎都是胜利、破贼、退敌、挥师突进……仅就此书所记载，他是湘军方面的福星福音，对方的丧报丧期。似乎无论怎样的危机他都能突破，无论怎样的困局他都能化解。
“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攻击九江之时，曾国藩乘坐的指挥舰被太平军包围，仓皇突围中文卷荡然，曾氏欲自裁，又是罗泽南调小艇接入其军营得以脱险；各大小将校，均有败绩，独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他又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罗泽南上书陈利病，以为东南大势尤在武昌，乃可控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瓮中，无益大局”，“请率部……东下，以取建瓴之势……必俟武昌克复，大军全注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公（曾国藩）深韪其言”，“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面陈机宜”。
如罗泽南者，实在是罕见的孤胆英雄。其所作为，总是秉持良善信念，致力疗伤。南昌告急之际，来者是太平军悍将石达开，又是罗泽南远应危局，清廷掩饰不住兴奋，“石逆贼党虽多，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可见兵不在多寡，全在统领得人”。
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说：“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
1853年江忠源、吴文镕相继阵亡，随后收复武昌，又是用罗泽南奇计，清廷喜心翻倒：“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两个月后，还是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这年年底，水陆官军进攻九江，又是罗氏指挥首战大捷，随后太平天国反扑，分割官军于江中多段，曾国藩指挥船被围，也是暗中换乘小舟入罗泽南营地，仅以身免，曾国藩羞愤交加，第二次要投江殉节，罗氏力谏乃止。
1854年岳阳水战，“师船不能回营，为贼所乘”，竟然有十来个将领阵亡，又是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
随后，仅在一个月中，罗泽南“破贼于贵溪”、“剿贼于景德镇”、“连破贼于梁口，鸡鸣山等处”……包括太平天国凶悍战将石达开，在1856年的秋天，裹胁农民，挥大军飙窜于江西各地，来势异常凶猛，各地迭发警报，又是“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
罗泽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闻江西紧急，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见大喜……”罗泽南上书陈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复武昌的战略，更加重他力挽狂澜的责任。巨眼卓识，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妙，遂奠定东南战局之转机，“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曾国藩），面陈机宜”。
一罗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他们以孤胆英雄的道义担当，于艰难困苦中着手成春，无数次赖其一举扭转颓势。坚毅的文化道统的维护，孤独的时世艰难的思索，需要生命与巨量的鲜血与死亡来完满这迂回的沟壑。
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以沸止沸……辛亥革命期间志士韩衍说的“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心灵中另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势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7）
文告之间，看得出战事的激烈反复。武昌欲克未克之际，“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于贼”。也就在武昌将克之时，罗泽南阵亡了。
最后的武昌之战，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敢死队突围，实施无序拼杀，部队顿形混乱，泽南左额中弹，拖延二日死于军营中，年50岁。他终于倒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陆地上。在浓密的大雾中，名将之花凋落，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如磐的压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并非全然来自太平军的人生的负担？中枪后延医的一两天时间里，他是否有过放弃的念头？相信人生的压力，在此时，绝非寻常头脑所可想象。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顿挫成意想不到的强硬和铁腕。如鹰隼愤然振翼，慨然出击。突如其来的大雾似乎是一种宿命，好像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绵延文化生机的担当包袱。梦幻泡影，化为乌有。
（五）
赞誉曾国藩的人，其总着眼点在于，曾氏出将入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俞樾是他的学生，进士后复试，就是曾氏阅卷。大为激赏。他人有谓其文先已作好，曾国藩力驳之。遂使入翰林。那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以为诗歌所表现的气场和寓意简直无以复加，乃加以拔擢（《春在堂随笔》卷一）。
又因俞樾锐意著述，曾国藩有联语说他：“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其实曾氏既做官又著书，但他说的也是实情，真正的意思是，对此二者不上瘾，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总起来看他训练的部队，精神焕然一新，战力强劲，配备火器，成效远远超过清廷常备军，他以彭玉麟等组织的水师，又是机动性能相当强的两栖部队。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氏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整个的情形，可说是读书人打不读书人，大读书人打小读书人，智识者打无赖，士大夫打泼皮流氓……从双方指挥官的出身学历可知。太平军的将领，出身草野，游荡打劫，自与学术绝缘，岂有彭、胡、罗、江……的气概？
战况的惨烈，稍一疏忽，可致全盘皆输。即看似必然，实亦大有偶然。故萧一山先生书第八章直接用曾国藩的感叹做了标题：金陵之役，千古大名——“全凭天意，岂尽关乎人力”。将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谓之血肉磨坊洵不为过。经常是战况胶着，死伤惨重。洋枪洋炮也出现了，有一种洋炮，虽然笨重，但落地开花爆炸，杀伤力奇大。
直到安庆收复之后，仍有其他名城如杭州等的陷落。战事之艰苦，也造成人心的内伤。李秀成老老实实作几万字的供述，以求免死。最后曾国藩找出各种理由，在南京就地正法。实因战争异常残酷，而恨之入骨。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何况面对如此能干的天国干城。曾国藩留下李秀成不解送北京，就地处决，实有酷烈厮杀造成的战争恍惚。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8）
“谁知道不特三年不归，简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不特万人不够，简直动员了三十万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才得成功。可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七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制度。
（六）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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