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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往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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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盎转身准备离开时，申屠嘉赶忙站了起来，“将军留步。”随即快步上前，鞠躬拜谢，“我申屠嘉粗鄙，今日闻一言，醍醐灌顶，承蒙将军教诲。”
袁盎笑了。大老粗毕竟是大老粗，说好话不行，非得骂两句才管用。
至此，这二人走到了一起。
袁盎此行的目的达到了。走好了第一步，按理说就该互相掏心掏肺，联手对敌了。
然而，袁盎并没如此直接。套上了近乎，并不见得人家就会陪着你趟这滩浑水。朋友还是敌人，往往只是一线之隔，稍有不慎将满盘皆输，更何况自己的对手是皇帝极其信任的晁错。因此，袁盎把心里最想说的话咽了下去，陪着申屠嘉扯了半天闲话后，拍拍屁股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里，袁盎还是比较安生的。进宫拜会一次皇帝后，剩下的主要精力用在了两件事上：一件是四处串门，捎带打探一些对晁错不利的信息；二是在家睡觉，闭眼揣摩申屠嘉的为人以及下一步的举措。
十几天后，罢朝归来，申屠嘉拉他回家饮酒。
此时，二人已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酒过三巡，袁盎似是无意地提起了吴王刘濞，提到了刘濞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削藩”。
申屠嘉一听这两个字，顿时火冒三丈，他反对“削藩”。当然，他也并非害怕打仗，而是讨厌提出“削藩”的那个人。因为就在两天前，自己拿出的一个决议被晁错改的体无完肤，发了两句牢骚，却被皇帝含沙射影地教训了一番。这口恶气，申屠嘉是很难咽下去的。借着酒劲，他骂了一句：“佞人乱政，不诛之天下难安。”
够了。有了这句话，袁盎心里踏实了。这些天来，他就怕申屠嘉不出手帮忙，现在看来，申屠老头大有撩胳膊亲自上阵的意思。
袁盎回头看了看周围，申屠嘉意会，连忙屏退左右。
袁盎开口了，“此乃匡扶社稷之举，但此人……”
申屠嘉把酒爵重重地撴在案上，打断了他的话，脸上扫过一丝寒霜，弯着脖子表情复杂地看着袁盎，“将军何意？我闻将军与此人不睦，此言为虚？”
袁盎现在终于明白，为何那天骂了申屠嘉反而成为朋友的缘由了。袁盎在试探人家，原来人家也在揣摩他。都说申屠嘉无谋，明明也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袁盎大笑而起，突然拧着脸说道，“我欲诛此人久矣。”顿了一下，跪地抱拳，“若丞相不弃，袁盎愿誓死效命。但其深得皇帝信任，欲诛此人需从长计议，望丞相三思。”
申屠嘉点了点头，“那就从长计议吧。”
申屠嘉和袁盎终于为了共同的敌人走到了一起。有了盟友，按理说是一件好事。然而，就事件的最终结果来看，这还真算不上是件好事。
况且，人这一辈子在很多事情上是说不清楚的，总而言之是不要随便改变自己的风格。若过往是胡来蛮干，那千万别花心思拐弯抹角，因为就算事情没干成，最起码心情很舒畅。可一旦改变了风格，事情办成了挺好，若办不成会把自己憋屈死。
申屠嘉的这一犹豫，就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习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头。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五节 密谋（一）
跋山涉水，长途颠簸，长安城已在眼前晃动。
一路行来，袁盎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闲过。
这次进京将是和晁错的又一轮较量。刘恒在世是，晁错还只是个小角色，当时自己稍占优势。而刘恒一死，就今非昔比了，晁错是新皇刘启身边的红人，而自己根本没和刘启打过照面，这种身份的变换，让袁盎的心里有些发虚。
但摆在袁盎面前的也没多少可选择的余地，因为一旦晁错先行动手，那自己就等着玩完吧。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
然而，又该如何动手？这是袁盎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这的确是一道难题。
晁错那个人性格不好，惹人讨厌，但是不贪污不受贿，私生活也单调乏味，并且也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劣行。在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上做文章，不但扳不倒晁错，还会惹得一身骚。因此，袁盎必须找一件“大事”来说。
可什么是“大事”？这成了又一道难题。
实际上，袁盎心中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削藩。这的确是一件天大的事。袁盎在地方待的时间久了，他清楚那些诸侯王们的实力，他更清楚这个建议所隐藏着的风险。
但思来想去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晁错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是在文帝十三年，也就是贾谊病死的第二年，至今已有十年光景。这十年来，晁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一道奏章，阐述一番“削藩”的必要性。
晁错年年提建议，当然也会年年遭反对，早已闹的不可开交，可刘恒一直态度**，虽没采纳晁错的建议，但对晁错本人却不断提拔，越来越重视。在这个问题上，老皇帝还没拿晁错做反面教材，刘启会凭此找晁错的麻烦？
袁盎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可人已近长安了，总不至于返回去吧？如果回去后，老刘濞一不小心真造起了反，那自己就跟着玩完了。因此，袁盎没有多余的路可选，只好硬着头皮进京了。
管他娘的，死马当活马医吧，既然来了，就和晁错拼了。要是这家伙真的削了藩，天下立马大乱，刘濞也一定会造反，自己也就惨了，于公于私，都得去拼上这一把。
马车终于驶进了长安。
就在袁盎一行人埋头赶路时，丞相申屠嘉的车队迎面而来。
这是一次巧遇，然而正是这此巧遇让袁盎灵机一动，“何不借此人之手……”
没给袁盎留多少暗自琢磨的时间，申屠嘉的马车已经近前了。
该有的礼节还是应该有的。袁盎慌忙下车拜见。
而申屠嘉却没他那么激动，只是坐在车上给他打了声招呼就扬长而去。扬起的尘灰渐渐散去，留下袁盎立在路旁抓狂。
你也太不给面子了，让老子在下属跟前出丑。我千里迢迢跑回长安，还得下车和你打招呼，容易吗我。你申屠嘉可好，大喇喇地坐在车上，屁股都没挪窝。你是丞相，老子他妈也是丞相，只不过级别没你高罢了，有什么可摆谱的？
袁盎本准备请申屠嘉帮忙，联手对付晁错。这下可好，还没张嘴，就被人家当傻子戏耍了一番。袁盎张嘴就要骂街，可刚开了头，硬生生地把后半句给咽了回去。
“这个人还是需要争取的”，他心里诅咒着申屠嘉，上了车，打马向自己的府邸赶去。
袁盎到家后，洗了把脸，没顾得上进宫，先行写了份拜谒名帖，给丞相府送了过去，要求拜见申屠嘉。
可名帖送了过去后，泥沉大海。袁盎等了几天后，沉不住气了。一整衣衫，一口气跑到丞相府，板着老脸在门口闹了一阵，申屠嘉终于有动静了。
一名小吏近前，很不屑地看了他两眼，“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唱道：“你进来吧。”
袁盎那个气啊，按他以往的性格，早揍他去了。没办法，谁让自己有求于人家呢？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袁盎老脸一横，“带路！”
小吏带着他七扭八歪地在丞相府转了两圈，把他领进客厅，然后退了出去。
袁盎在门口时候很生气，到了客厅依然很生气。因为客厅里空无一人，不但没见到申屠嘉，连口水都没给他倒。这的确够让他上火的。
袁盎迈着大步，怒匆匆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在心里暗自把申屠嘉祖宗十八代问候了好几遍。问候过申屠嘉全家后，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自己也不招人待见。
事实上，申屠嘉也的确不待见这位老兄。因为袁盎和晁错比起来，简直天生一对，半斤八两，说话难听，得罪过的人成堆成堆。敬请相信，申屠嘉讨厌之人的名单中，若晁错位居第一，那他袁盎肯定会荣居第二，绝不会排在第三。如果今天站在客厅的是晁错的话，相信也会享受这番待遇。司马迁老爷子挺有意思，硬生生地把这对活宝放在一起列了个合传，活的时候斗的不可开交，死了也让他俩纠缠不清。
想明白这一层后，袁盎慢慢地坐了下来，开始饶有兴致地拨弄案台上的小物件。
申屠嘉终于来了。他不得不来，袁盎四平八稳地坐下来，摆开架势准备在他家吃午饭。再不出来见他，难不成真给他加套餐具？
申屠嘉带着几个家人迈进门后，态度傲慢地问了一句，“袁丞相进京，不先面见圣上，来我府何事？”说完后，坐了下来，冷冷地看着袁盎。
袁盎心里那个气呀，恨不得蹦起来捶他两拳头。他咬着牙把申屠嘉暗骂了几句。看了看周围几个下人，然后撩袍跪下，说了一句：“丞相可否屏退左右？”
申屠嘉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谈公事，可到官署言于吏掾，我可奏陈上去；若是私事，我不受私言。”然后大手一挥就准备送客。
袁盎这辈子哪受过这等窝囊气？早些年前，在皇帝面前张嘴闭嘴就是砍掉丞相、御史大夫的脑袋。现在可好，给人磕了头，还不领情，真是风水轮流转，今年不在自己家啊。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四节 不满
官场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按资排辈。虽然会有一些个例，年纪轻轻就能一步登天，但这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都还得规规矩矩地排队，一步一步来。但请相信，每逢遇到随便插队家伙，会让很多人对他嗤之以鼻，当然也有“艳羡”的成份在里面。
晁错无疑是随便插队的那个人群里边的数，也自然不会招人待见。
要说“内史”这个职务也算不上多么牛气，三公九卿的级别要比它高得多。可纵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表现出了不满。其中最为不满的人非丞相申屠嘉莫属。
这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一个丞相去和内史较真，似乎有**份。然而，申屠嘉的不满是有理由的。
理由一：晁错的人际关系很差。
晁错极其孤傲，说话很难听，蛮不讲理，甚至得寸进尺，不给对方任何喘气的机会。
早在太子府时，朝廷里就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过往，晁错的主要精力用在太子府，和群臣搞的摩擦的机会很少，因此也没闹出什么过火的事情。可现在不同了，他摇身一变成了当今炙手可热的人物。接触的机会多了，得罪的人也相应多了，对他不满的人也就多了。
理由二：晁错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大家都反对的建议——削藩，并且现在常在刘启耳边吹风。
实际上，“削藩”这个建议，晁错早在刘恒时期就提了出来。夸张的是，这位仁兄很执着，一连上了几十次书，把削藩的好处分析的头头是道。可刘恒只是微微一笑，把他辛辛苦苦写的文言文放在了一边，做为消磨时光的日常读物，闲来无事时翻看翻看。
在当时，他的这个建议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朝廷大员，也有地方诸侯。虽然大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果都一样——反对。
事实上，这个建议刘恒在内心深处是支持的，但他很清楚此举背后隐藏着什么风险。对刘恒来说，他想去干这件事，但还没精力也没胆量去捅这个马蜂窝。
但晁错发了疯似的一封接一封的写信，让刘恒对其欣赏之余也颇为无奈。群臣可不这样想了。你晁错算个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喊“削藩”，唯恐天下不乱。因此，大家对这个人很不感冒。
而晁错旁若无人地喊口号，从文帝朝喊到现在，丝毫没收敛的意思，因此大家对他很不满。
理由三：皇帝太过信任。
晁错一直以来都是刘启最为信任的人，所以他这个“内史”非同寻常。
刘启称帝后，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廷狱量刑，所有事情都会征询晁错的建议。并且只要晁错拿出了方案，刘启通常会采纳。甚至三公九卿们拿提出的建议，还得经过晁错审定后皇帝才会认可，否则根本办不了。况且皇帝做出的决策，也只下给晁错，经晁错手才能转发到各部委。
久而久之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过往，三公九卿直属皇帝，其中丞相为最。而现在风向改了，三公九卿和皇帝之间多了一个层级——晁错。他一个人，几乎架空了整个政府部门。更在很多时候，丞相申屠嘉做出来的决议，内史晁错大笔一挥就能给他改的体无完肤，这口恶气，任谁都受不了。
刚继位的刘启用这种掉了个的机构设置，一举掌控朝廷大权。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晁错很有能力；同样，他也很危险。不过他此时是顾不上考虑这些的。
然而，大家虽然很不满，却无可奈何，连丞相申屠嘉也无计可施，因为刘启对晁错的信任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就在此时，晁错的老对手进京了。这个人是袁盎。
袁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说话难听程度不比晁错逊色，得罪过的人也一点不比晁错少。可有意思的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恰恰尿不到一壶。这二人的关系甚至可以用“水火不容”四个字来形容。
两个人在很早以前就接下来梁子，至于接梁子的缘由不得而知，但表现的非常出格。
按照常理，在朝廷混了几十年的人，纵然之间心存芥蒂，也不会表现的太过明显，通常会背地里发暗箭、使阴招，明争暗斗，置对方于死地。
而这二人的表现却很直白——从不搭腔，晁错居坐，袁盎去；袁盎居坐，晁错去。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对方往死里整，不拼的你死我活不算完。
这么一个人，按理说在此时是不适合进京的。因为晁错的势头正足，做为“世仇”，脑子只要稍微正常点，就不会选在这个时候露头。
而袁盎还是在这个时候进京了。说实话，他这次进京，要么是找茬来了，要么是送死来了。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奔着晁错来了。如果晁错是个“闯祸精”，那袁盎绝对算是根“搅屎棍”。互不对眼的两个人，半斤八两，谁也不用笑话谁。
不过袁盎进京的理由很充分——省亲。
前边介绍过，早在刘恒在世时，他一连说了几次话，甚至把当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恶心的要死，当然也得罪了一大波人。最终，刘恒也受不了他，安排了个都尉的岗位，把他赶去了陇西。由于这个人能力超强，刘恒很快把他调去齐国当丞相；恶心了几年齐王刘则后，又把他调任吴国丞相，接着恶心刘濞。在吴国一直干到现在。
要说他在吴国这几年，也不是白待的。最大的成绩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吴王刘濞不老实。
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早在他刚准备去吴国时，他的“智囊”侄子袁种就给他讲：吴王骄横，且吴国多作奸犯科之人，你要揭发其罪行，定没好果子吃，不如天天喝酒，屁事不干，捎带劝刘濞不要造反，方可全安。
袁盎的确也是这样搞的，他在吴国喝了几年酒，和刘濞的关系也处的挺不赖。可处着处着，他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濞越来越不老实了，尤其是每听到“削藩”两个字时，老脸就会很不自觉地抽搐几下。
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袁盎决定进京。一则逼逼风头，二则捎带办件事情，好让朝廷别一天到晚拿“削藩”两个字刺激濒临崩溃边缘的老刘濞。
就这样，袁盎回京了。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三节 晁错其人
刘启登基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死邓通、赶走张释之，报了私仇。然而，这对刘启来说还远不够，因为对他来说，还有一件大事要办。要办成这件事，必须做一些人员调整。
很快他提拔了一个人——晁错。
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对西汉王朝来说，其的影响力不弱于以往历代名臣，但他的名声却不是太好。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他是个坏人，对这些搞政治的人来说，是很难用“好”和“坏”来做评定的。
晁错兢兢业业，说了不少话，出了不少主意，干了不少事，劳心费力、掏心掏肺地混了一辈子，却没能落个好名声，着实有些窝囊。
但纵观其一生后，就会惊奇的发现，他之所以会捞得这么个结果是与其性格分不开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急功近利。
关于这个人，是有必要做个介绍的。
公元前200年，刘邦和冒顿正热火朝天搞“白登之围”时，河南颍川晁家诞生一婴儿。他老爹晁太公对政治事件颇为关心，觉得皇帝打的这一仗有点不太像话，被人按住脑袋敲打有点不太好看，但嘴上不敢胡说，因此拿自己儿子寻开心，起了个名字——“错”。
实际上，这个“错”字还有另外几重含义，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查字典。
其中这个字可当名词用。有这么一句古诗：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字在此的含义是：琢玉用的粗磨石。
它还可以当动词用。解释起来是：动手（磨擦、涂饰）使金属器皿恢复本色。
晁太公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真可谓动了一番心思。不得不承认，他真有先见之明，用一个字先行概括了儿子的一生。
高，真是太高了。
待晁错年纪少长，老爹就给他请了个家教老师，主攻法家“刑名之学”。这一学就是很多年，待其成年已对法家学说颇有研究。
然而这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却很有文采，文字功底相当了得，因此小有名气。汉文帝时期，被朝廷征召，西入长安，成了一名正式公务员。
而入仕途后，晁错并没有继续搞自己的专业，反而被分到了“太常”手下，在宗庙祭祀礼仪之事上下起了功夫。
法律是以事实为准绳的东西，祭祀则完全是在务虚，按理说就晁错的专业，不可能会做出什么成绩。然而，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晁错在他的务虚岗位上干的还很不错，对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传闻逸事竟然了若指掌，这让领导眼前一亮，很快得到了提拔——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的机会来了。
当上“掌故“没多久，皇帝下诏，安排了件新差事：征召学习《尚书》之人。
也许有人会问了，刘恒简直闲的没事干，大张旗鼓地搞这么一处干什么？学不学尚书还用下诏令？
答案是肯定的。
《尚书》是儒家学说的范畴，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这部典籍也全被付之一炬，基本失传。后世全凭民间爱好者的记忆，代代相传。到汉文帝时期，懂的这部典籍的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济南伏生。就仅存这么一个硕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尚书》二十八篇﹐就是由他传下来的。
据传，这个伏生早年是秦朝博士﹐专治《尚书》。后来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残片藏匿于墙壁之中，躲过一劫。
汉朝废除《挟书律》后，其从壁中取出，亡失数十篇，仅得二十余篇。他捧着这部典籍，开始在齐鲁讲学。
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这部典籍感兴趣，关键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懂，也没用处。因此，伏生捣鼓了很长时间，没几个人愿意听他讲课。
后来这件事引得朝廷的重视，刘恒下诏，征召能读《尚书》之人。可此时的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大爷，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稍有颠簸，随时可能散架。没办法，刘恒又下诏书：征召愿意学习《尚书》之人。
太常相应领导号召，也出于职责范畴（太常负责礼仪，对典籍记载的传统习惯是应该知晓的），因此推荐自己的得力干将前去受业。这个得力干将就是晁错。
对晁错来说，这是一次镀金。因为就其随后的做为来看，《尚书》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在后世，真正把《尚书》传下来的，还是伏生的两个学生——济南张生和欧阳生。后来，《尚书》学发展为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当然这是后话，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术理论范畴，我在此就不拿这方面说事了，况且也说不好。
晁错学成归来后，儒法贯通，学问大长，名声大长，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让刘恒刮目相看。简直是个大才嘛，太常那里不用去了，去辅佐太子吧，捎带教他一点文化知识。就这样，晁错成了太子舍人，没多久后改为太子门大夫。
晁错的确也不是白给的，他很清楚自己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太子，就是将来的天子。在这里，不需要你干多少活，只要和太子关系处的好，将来就能前途无量。因此，进了太子府后，晁错颇有眼色、脚踏实地的待了几年。
况且晁错的口才好，能言善辩；懂的多，博古论今。一天到晚给太子将一些逸闻轶事，把这个储君唬得团团转。久而久之，太子大小事都和他商量，成了太子府的“智囊”。
期间，他发挥自己的写作功底，给太子刘启上了一书——《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他这一招，得到汉文帝赞赏，拜其为太子家令。
从这个岗位上开始启动，将会一步登天。
刘启对自己的“智囊”也格外关照，刚登基第二天，就为晁错找了份新工作——内史。这个岗位的职责可用一句话概括：奉王命策命臣下。也就是说，晁错水涨船高，成了皇帝家里的“管家”。
第十七章 削藩大略—第二节 张释之的恐慌
张释之和邓通这两个人，性格迥异、行为迥异、习惯迥异，两个人互不感冒，因为张释之和丞相申屠嘉关系密切，而邓通和申屠嘉那是十足的“仇人”。
张释之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很有本事，执掌廷尉，为朝廷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在朝廷里的威信很高，甚至连刚走红的周亚夫、前任廷尉王恬开等人，都和他的关系不错。这，远非邓通所能比的。
况且他也没多少钱，与邓通比起来可以称得上是个穷光蛋。
如果说邓通是反面教材的话，那张释之无疑是正面典型。
按理说，刘启弄死了邓通，张释之应该高兴才对。可他不但没高兴起来，反而有一些“兔死狐悲”的感觉，这两个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却有了相似的心境。这真是难能可贵。
然而，若把这两个人认真做一对比的话，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他俩的出身很相似。都是富二代，老爹捐钱卖了郎官，送去京城镀金。只不过张释之进京的时间要早一些，具体说来就是邓通进京谋前程时，张释之已经背着“郎官”的身份在京城里混了十来年。
其二，他俩人在同一年觐见了刘恒。虽然两个人进京先后不同，但见到皇帝的日子还是比较相近的。邓通进宫没多久，就被刘恒召到了身边。而就在此时，张释之正准备卷铺盖走人，不过袁盎及时拽住了他，并把他引荐给了皇帝，从此其仕途之路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三，他俩人都深得刘恒信任。虽然刘恒对其信任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对他们的“信任”无可争议。
搞笑的是，最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得罪过刘启。我在前边是讲到过，邓通得罪刘启缘于那次“马屁”；而张释之更绝，硬是扣住刘启不让他进宫。
就是这个相似点，让张释之很不自觉地把自己和邓通的结局联系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在朝廷里混久了，官当的越来越大，胆子会变的越来越小。
自从刘启登基，张释之就开始惴惴不安；邓通一死，张释之恐慌了起来。
他请了个病假，一连多天躲在家里没敢上朝。但“请假”毕竟不是长久之事，因此他决定干脆辞职，撂挑子回老家种地。可写完辞职报告后，他又开始犹豫了，害怕惹恼了刘启送自己归西。
几年前那个不怕死、爱唱反调的张释之不见了，而只剩下一个担惊受怕、犹豫不决的官场老混混。
一个好人干了一辈子好事，临死干了件坏事后，人们会他下了个评语——装了一辈子；一个坏人干了一辈子坏事，临死干了件好事后，人们会他下了个评语——本质不坏。
这句话用在张释之身上似乎有些靠谱。
应该说，他真是装了一辈子。也并非他有多胆大，有多么不怕死，之所以他过去敢频繁唱反调，关键原因在于刘恒比较厚道。可现在，伺候刘恒的那一套在刘启身上不管用。
刘恒一辈子都在和别人讲道理，所用套路是“以德服人”；而刘启却不搞这一套，这位仁兄生了气，拎起棋盘就能敲死人（随后会介绍这件事）。要是梗着脖子和刘启同志唱反调，绝不可能让你的职务升得快，只会让你死的快。
时也！势也！
张释之想明白这一点后，他变了，变得谨小慎微。
就在张释之胆颤心惊、一筹莫展之时，一个被称为“王生”老头站了出来。
关于这个“王生”，史料里交代的很少，只说他对道家黄老学说颇有研究，还经常被邀请进宫，给朝廷大员们培训道家理论（当时是国学）。并且他和张释之关系很好，见面的机会也非常多。
王老头给张释之提了个建议——向皇帝主动谢罪。
张释之思来想去之后，只好如此。硬着头皮进了宫，跪在刘启面前对十几年前“扣押马车、弹劾太子”之事，做了深刻的检讨。
他把话挑明了，反而让刘启有些不好意思。微微一笑，“此乃汝职责所在，是朕当年有过，廷尉万不可多虑。”
张释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出的宫来，张释之专程跑去拜谢王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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