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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经济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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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边适应性方面，层级制相对于混合制的一个优势就是，内部契约不必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适应重大困扰的成本较小。因为（1）对于适应性的建议只需要较少的文件；（2）通过指令而不是仲裁解决内部争端节约了资源，更利于及时适应；（3）可以更容易得到并更准确地评估重要信息；（4）非正式组织可解决内部争端（Barnard，1938；Scott；1987）；（5）内部组织可获得更多的激励手段……尤其包括职位奖励和利润共享……促进团队意识。而且，混合制模式下偶尔出现的破坏性后果或高昂诉讼费等极重大困扰在层级制模式下更容易调解。但在C类适应性上，层级制对于混合制的优势需要以成本为代价来实现，从混合制到层级制的变动之中伴随着渐弱的激励强度（较大的官僚成本）。
　　概括说来，混合制模式的特征是中等强度的激励，中等程度的行政管理机制，适中的适应性，并按照准法律化契约体系运作。与市场和层级制（这是相反的两极）相比，混合制模式在五个属性上均介于两种模式之间。基于前面的论述，＋＋、＋和0分别代表强、中等和弱。区分市场、混合制和层级制的手段以及各自的适应性和契约法特征列示于表61。表61市场、混合制和层级制治理结构的区别特征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9）
特征治理结构市场制混合制层级制工具激励强度＋＋＋0行政控制0＋＋＋绩效特征适应性（A）＋＋＋0适应性（C）0＋＋＋契约法＋＋＋0＋＋＝强；＋＝中等；0＝弱
　　Ⅲ区别性匹配（Discriminating　Alignment）
　　交易成本经济学赞同mons的观点（1924，1934）：交易是基本分析单位。这一重要见解识别了区分交易的关键维度，于是便有了可操作的意义。这些关键维度包括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受影响的不确定性、提供商品和服务时涉及到资产专用性的程度（Williamson，1976b）。尽管这些维度都很重要，但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别关注最后一点（Williamson，1975，1979b；　Klein；Crawford和　Alchian；1978；Gros*an　和Hart；1986）。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产品价值的条件下，资产被配置给其他使用者或者被用于其他用途的程度。资产专用性可分为六种：（1）地点专用性，例如一系列地点彼此位置接近，以便节省库存和运输成本；（2）物质资产专用性，例如用于生产零部件的专用模具；（3）干中学产生的人力资产的专用性；（4）品牌资产；（5）指定性专用资产，例如一般工厂应特定顾客要求进行的单独投资；（6）时间上的专用性，类似于技术不可分性，并且可被视为一种地点专用性资产，其中，现场的人力资产作出及时反应至关重要（Masten；　Meehan和　Snyder；1991）。资产专用性，尤其是前五种形式造成了双边依赖性并引起更多的缔约风险。资产专用性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这里的分析只强调交易成本，不考虑收入因素及资产专用化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虽然这简化了分析，但要注意资产专用性提高了一切治理形式的交易成本。只有当节约的生产成本和增加的收入大于附加的治理成本时，才能保证更多的专用性。完整的分析过程必须涵盖这三种影响（Riordan和Williamson），这里只进行简化的分析。
　　A简化的分析（ReducedForm　Analysis）
　　文中提到的治理成本的表述都是简化形式，其中，治理成本被作为资产专用性和一组外生变量的函数。推导出这些简化形式的结构等式尚未建立。但是引起治理结构之间成本差异的关键特征在如下所述的矩阵模型里一目了然。以一种更侧重微观分析的方法揭示契约的不完整性及其后果，通过更为明确地阐述内部组织官僚主义成本的后果，从而更深层地发展支持简化形式的结构，这是一项有挑战性而又重要的工作。
　　虽然资产专用性有多种形式，但常见的结果是：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双边依赖的情形慢慢出现。当资产专用性为零时，就会发生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想交易（买卖双方的身份毫不相关）。随着对交易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增加；身份越来越重要；因为当最佳替代用户将资产重新配置于最佳替代用途时，专用性资产就会失去生产价值。
　　为了简化起见；假定资产专用性的差异完全由物质资产或地点专用性特征引起的。我从古典市场缔约适用的情况着手：有自主权的行动者可有效地适应各种外部困扰。内部组织在此类交易中处于劣势；因为层级制引起附加的官僚成本；却未相应增加收益。但这种状况会随着双边依赖的出现而改变。随着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增加；需要协调适应的困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此时高度的市场激励阻碍了适应性；因为回避联盟并自发交易的各方希望尽可能地相互适应以实现调适性收益。如果相互依赖的各方由于意见不一致以及追求私利的讨价还价而不能快速作出反应；那么就会引起适应不良成本。尽管此类交易从市场向层级制度转移会造成更多的官僚成本；但由此而产生的双边适应性将抵消那些成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0）
令M=M（k；θ）；H=H（k；θ）；这两个简化表达式分别表示市场和层级制的治理成本是资产专用性（k）和转移参数向量（θ）的函数。设两个函数的约束条件都是要选择同样水平的资产专用性；可得到以下比较成本关系式：M（0）＜H（0）且M′＞H′＞0。Riordan　和Williamson（1985）对资产专用性程度随着组织形式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进行了更一般的最优化处理，也可参见Masten（1982）。第一个不等式反映了内部组织的官僚成本超过了市场，因为后者在A类适应性上优于前者……在忽略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下只有市场是重要的。于是市场治理曲线的截距低于层级制的截距。第二个不等式反映了由于资产专用性，与层级制相比，市场在C类适应性上有边际限制，因此，双边依赖的出现更加理所应当。
　　如上所述，混合制模式在激励、适应性和官僚主义成本方面介于市场和层级制之间。与市场相比，混合制牺牲了激励而支持部门间的高度协作。而与层级制相比，混合模式牺牲了协作但支持更大的激励强度。在市场、层级制与混合模式下品牌商品的零售分销渠道（特许经营作为混合模式下的例子）就体现了这一点。
　　层级制体现了从生产向分销的前向一体化。这牺牲了激励强度，但确保了部门之间更好地协作。市场的解决之道是直接出售商品或服务，此时产生了激励强度，但可能导致次优化（促销努力上的搭便车行为、滥用品牌名称等）。特许经营比层级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与市场相比，特许经营对特许经营者施加了更多的规则与监督。特许经营中的成本控制和当地适应性均比层级制强，且与市场相比，它减少了次优化现象。但特许经营运作中附加的自主权（与层级制相比）和附加的限制（与市场相比）是有代价的。例如为了保证质量，限制经营者只能使用许可者提供的原料，并且为了避免出现滥用情形而不允许有任何例外，那么就会抑制当地采取有明显成本效益的采购机会。同样，特许经营者享有的地方性自主权可能会妨碍某些全球性调整。
　　交易中对于困扰的必要适应既不是完全自主的也不是双边的，而是要求二者的混合，此类交易需在混合制的模式下进行。在k的中间取值范围内，混合模式的适应性（A/C）大大优于市场支持的偏向A类的适应性或层级制支持的偏向C类的适应性。
　　令X=X（k；θ）代表作为资产专用性的函数的混合制模式的治理成本。要讨论的是M（0）＜X（0）＜H（0）和M′＞X′＞H′＞0。假设X（0）明显小于H（0），否则对市场或层级制的最低成本选择可能会优于混合制，这种情形可能发生在特定交易类型中，如下文所述。此关系如图61所示。有效供给意味着在包络线上运作　，据此推出，若k*是k的最优值，有效供给规则表述如下：（1）k*＜1时，　运用市场模式；（2）1＜k*＜2时；运用混合制；（3）k*＞2，运用层级制。
　　图61作为资产专用性函数的治理成本
　　图62离散结构中的治理差异
　　而且可以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将图中沿着某一条曲线移动视为逐渐深入的控制。例如，思考两种形式的特许经营：一种比另一种包含较少的控制。如果X1（k）和X2（k）分别指较少和较多控制权下的特许经营，那么在图62中X2（k）将位于X1（k）的右侧。或者考虑M型（多部门的）公司和U型（统一的或是按功能组织的）公司。因为前者比后者提供更多类似于市场的事业部制，所以在图62中，M型公司由H1（k）表示，且位置更接近2。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1）
B一个矩阵表述　（A　Matrix　Representation）
　　假设按照适应困扰需要的反应类型……自主的或者双边的……来区分困扰。进一步假设适应的类型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令kj代表资产专用性，并设它可以取三类值：k1=0　（通用型投资），k2＞0（准专用性投资），k3＞＞0（高度专用性投资）。假设对于困扰的适应分为以下四类：Ⅰ严格自发；Ⅱ主要是自发的；Ⅲ主要是协作的；Ⅳ严格协作。令pij为i　=Ⅰ，Ⅱ，Ⅲ，Ⅳ时需要四种适应性的概率，如果资产专用性条件kj（j=1，2，3）已给出，那么矩阵［pij］如下：k1k2k3［pij］Ⅰ100025010Ⅱ000025010Ⅲ000025040Ⅳ000025040
　　需要注意，除了k1列，矩阵中每个元素均与一个正的概率相联系。资产专用性增加造成所需适应类型的分布发生变动，以利于更密切的协作。
　　假设可以无成本地、成功地实施每种适应类型，那么会产生完全相同的预期成本节省。由于上述原因，不同模式适应不同的困扰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令eim为m模式（m=M；X；H）应用于i（i=Ⅰ，Ⅱ，Ⅲ，Ⅳ）类适应性的效果，并假定矩阵eim如下表：MXH［eim］Ⅰ100907Ⅱ070904Ⅲ020505Ⅳ…020005
　　此矩阵中，10代表理想的适应性程度，00则代表（就效果而言）无适应性。
　　后一个矩阵中的效率假设证实了如下的判断：（1）eim仅在第一行第一列取值为10，此情形（即运用市场适应来应对严格自发适应可以解决的困扰）与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想交易（古典市场契约）相符；（2）双边依赖性增加，而市场模式的适应效率降低，在严格协作情形下（第Ⅳ种类型）变成负值（比完全没有适应性更糟）。后者反映了市场交换与双边依赖*冲突的本质；（3）就严格自发适应来说，混合制与市场差不多，但在其他适应形式下，均优于市场，除了严格协作的情况外，混合制相当于或优于层级制；（4）层级制为官僚主义所累，就效果而言，在任何适应性上均得分不高。通过命令各部门按照自身意愿处理局部困扰以及将市场作为替代供应源或衡量标准，层级制能够合理处理第Ⅰ种类型（严格自发的）的困扰。然而，重要的是比较效果，需要严格协作适应性时就需要运用层级制（相比较而言）；（5）对于需要自发性适应的困扰，层级制效果最差。与严格自发性的困扰（此时官僚主义成本用客观的市场标准计量）相比，对市场的稳定依赖因某些协作的需要而受到损害。然而，因为协作的收益并不大，致力于协作受到质疑。如果自发适应的努力受到抵制（因为一方未与另一方商议便采取行动，使得另一方成本巨大），而此时快速适应失败的代价又很大，那么层级制就会处于两难境地。
　　令Cjm代表在资产专用性类型为kj时，运用m模式适应时的预期失调成本。无效性为1…eim，预期失调成本为Cjm=∑ipij（1…eim）。此矩阵为：MXH［cjm］k1000001000300k2057504250475k3083006200490
　　每一行中的最低值是通过将市场、混合制和层级制分别与资产专用性条件k1、k2、k3相匹配得到的。这些成本与图61所示的简化形式的联系相一致。如β≥0是经济参与的无法削减的成本，那么资产专用性为零（k1）时，市场、混合制、层级制下的官僚主义成本分别为β加上0000、0100和0300。矩阵（表示为资产专用性的函数）中每种模式的隐含斜率之间的关系是：M′＞X′＞H′；这与图61中所示的关系完全一致。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2）
Ⅳ比较静态分析（parative　Statics）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1）节约交易成本是“主要问题”；不能将其混淆为“唯一的问题”（Williamson；1985：22~23；1989：137~138）；（2）交易成本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而按照上述方式发生变化。假定组织环境不变，将交易集中于指定的治理结构之下，人们会观察到某种不一致，但主要问题仍如上所述。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考虑随着制度环境中困扰的变化，交易的均衡分布如何随之变化，这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部分……制度环境与治理机制……都包括在内。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制度环境是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构成了生产、交易和分配的基础。例如：制度化选举、财产权、契约权……
　　制度安排是经济单位间的某种安排，它规定了这些单位协作或竞争的方式。它提供了一种成员间可以合作的结构或提供了一种可以影响法律和财产权变动的机制。我建议的这两个部分结合的方式为：将制度环境作为一系列参数来处理，参数的变化引起比较治理成本的变动。由市场、混合制、层级制组成的三维架构与仅由市场和层级制组成的架构相比，其优势在于：与从市场到混合制或是从混合制到层级制的变动相比，引发从市场到层级制（或是相反方向）的变动需要更大的参数变化。如下文所述，许多比较静态行为取决于混合模式的截距和斜率的不同变化。关键的预见性行为就是那些在图61中位于1（M到X）和2（X到H）邻域中的行为。这里考察四种参数变化：财产权、契约法、声誉效应与不确定性。
　　离散组织结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参数变化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引入。比较治理成本架构需要将参数变化刻画为改进（或未改进），而不是像惯常的最大化方法那样考察参数（工资率、税收、需求变化）的增减效应。它进一步受限于将这些改进集中于一种通用治理模式的需要。但是考察比较静态效应仍具有信息价值。
　　A产权（Property　Rights）
　　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界定的方式。资产所有权尤其与产权定义相关。它包括三个要素：（a）使用该资产的权利……（b）从该资产中获得合理回报的权利……（c）改变该资产的形式和实质的权利（Furubotn和Pejovich；1974：4）。
　　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定义上。正如大家普遍认同的那样，产权的界定与执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只有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Demsetz；1967）才会出现产权。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我关心的是一旦转让产权，它具有良好的安全特征的程度。相关的安全风险有两种：政府征用和商业（竞争对手、供应商、顾客）侵占。
　　政府征用（Governmental　expropriation）。　“可信承诺”（Williamson；1983）和“对安全性的期望”（Michelman；1967）等问题与政府征用相关。如果可以有效地一次性转让产权，以后也不会取消……尤其不会被战略性取消……就不会发生政府征用，企业和个人就会有信心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而不必担心刚获得的收益会被夺走。
　　然而，如果很容易重新转让产权，而且并非每次转让都会有补偿（可能因为补偿额太大），那么，在投资计算中就会有各种战略性的考虑。如果人们认为被征用是严重的风险，就会重新分配财富（做假、被转移、被消费掉），而不是投资于潜在的会被征用的资产。更为普遍的是，如果个人和团体经历过或目睹过财产被征用，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预料到将来他们也可能面临同样不利的状况，从而产生激励去对这一情形作出反应。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3）
Michelman（1967）关注符合成本效益的补偿，他认为如果补偿的代价高昂，如果受损的个人和关注此事的旁观者遭受的“败德成本”不高，那就没有必要补偿。如果预期“败德成本”很高，损失也容易确定，那就必须补偿。Michelman提出了进行此类计算的一系列标准。假如政府了解到这些利害关系，并“承诺”尊重这些标准，那人们会相信这样的承诺吗？这就提出了“可信承诺”问题。
　　作出承诺很容易，但可信承诺则另当别论。Kornai（1986：1705~1706）观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担心政府没收，尽管“官方一再宣称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永久特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对于建立长期信誉或投资于长期固定资产并不感兴趣”（1986：1706）。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些人或他们的父辈都经历了40年代财产充公的时期”（Kornai；1986；p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为有过财产征用的历史，还因为直到1986年政府结构并未改变，仍是先发制人进行侵占。政府的声明只有经得起长期考验或伴随着可信的不会轻易取消的政治重组后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兰企业家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要昂贵的机器。如果局势改变，我会被它们缠住。”（Newman；1989；p37）请注意，在这方面，“如果法律及实施处于一党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律的客观公正性难以保证”（Berman；1983；p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不能随意地制定法律，并且除非他重新制定……依法制定……否则他会受到法律的约束”（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会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经渗入政治过程的惯性，都有着可承诺的益处（North　和Weingast；1989）。
　　而这些并未体现在东欧和苏联身上，Mikhail　Gorbachev（建议美国公司迅速在苏联投资而不要观望等待）提议：“现在与我们一起奋斗，参与到我们伟大国家建设中的公司，有着美好的前景……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将来仍然是旁观者……我们拭目以待”（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0：5）。苏联的领导承诺早行动会得到奖赏而晚行动会受到惩罚，这反映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激励。它忽视了轻易的行政*是契约风险的源泉。矛盾在于较少的自由度优于较大的行政专断，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可信承诺。有效的经济改革要求：要想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就要消除违约的可能性。
　　政府方面缺乏可信承诺，这给私人部门中长期的、固定的、无论是专用性的还是非专用性的投资都带来了风险。如果长期性、固定性都与资产专用性无关，那么所有类型的私人部门的监管交易成本会随着征用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下，和的值可能变化很小或者不改变。可以肯定，在人们认为征用风险很大的体制下，政府一方将不得不承受较大的长期投资负担。私人部门的长期投资将偏好那些能走私的资产或是其他可移动资产，例如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产（熟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果允许迁居至别国，就可利用人力资产来创造经济价值。
　　泄密（leakage）。不仅许多产权的价值被政府低估，专门知识和信息的价值也可能被供应商、购买者和竞争对手挪用或浪费。Teece（1986）最近提出这些问题，并连带探讨了“弱的可占用体制”，这与Arrow（1962）早期关于信息产权的讨论相关。如果不能合法保护知识投资，或者如果名义上的保护（如专利）无效，那么（1）事前进行此类投资的激励会受到削弱；（2）将此类投资置于保护性的治理结构之下的事后激励增强。正如Teece（1986）所讨论的那样，出于保护的目的，有时会将泄密风险极大的相关生产阶段横向或纵向一体化，行业秘密保护就是一个例子。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4）
与层级制相比，这里用比较治理成本来解释弱的可占用性（更大的泄密风险）增加了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图61中的市场模式曲线和混合制曲线都因为泄密风险的增加而上移，所以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影响集中于k2。当泄密风险增加时，k2的值左移，以至于交易分布倾向于层级制。
　　B契约法（Contract　Law）
　　契约法体制的进步与否，可通过相关监管成本曲线的移动情况来判断。例如，免责条款的改进将使混合制的监管成本下移。这里的观点是免责主义要么太松要么太严。如果太严，面对是否支持对方的专项投资决策，双方会举棋不定，因为倘若发生意外事件，而对方又坚持履行契约，那么此时遭到惩罚性后果的风险就很大。如果太松，那么谨慎地考虑契约、选择技术，有效地分担风险以及规避不利情况的激励会受到削弱。
　　免责条款的变化是否是一种进步取决于初始条件和如何作出取舍。假设是一种进步，那会降低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尤其是当资产专用性的价值较高，以及违背契约精神会造成较大影响时更是如此。改进的效果将是增加应用混合制契约，尤其与层级制相比较而言。
　　Hadfield（1990：981~982）最近考察了特许经营法，解释了法庭的主导趋势……为填补不完全契约的空白赋予特许授权者不受约束的裁决权，如同特许授权者是一个纵向一体化的公司。他认为这是对于从层级制（该逻辑在此成立）到新古典主义契约（该逻辑在此不成立）的自制推理的错误应用。特许经营法的失败会提高与前向一体化到分销相关的特许经营的成本（Hadfield；1990：954）。这表明图61中的值向左移动。
　　自我控制条款的变化会在层级制的治理成本中得到反映。不恰当的自我控制条款，如诉诸法庭解决企业内部技术纠纷的意愿，会使得层级制治理的成本上升。这会损害层级制（相对于混合制的缔约模式而言），2的值会向右移。
　　C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s）
　　可将网络解释为一种非层级化的契约结构，其中声誉效应得到迅速准确的传播。交易双方应用声誉效应，不仅可以参考自己的经验，还可从别人的经验中获益。诚然，声誉效应的效力容易被夸大（Williamson；1991b）；但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效力，并且比较效力的变化容易确认和证实。
　　假设可以识别一个交易团体，他们声誉效应的作用发挥得很好（或是比较差）。提高的声誉效应削弱了企业内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激励，因为在看重声誉的体制中，机会主义的即期收益被远期成本抵消。企业内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威胁对混合制来说最大，（尤其是在2的邻域里），因为企业内部声誉效应的提高会降低混合制缔约的成本，2的值会右移。因此，在企业间声誉效应完善的体制中，混合制契约会增加（相对于层级制而言）。在企业内部，若声誉效应提高，管理上的机会主义就会减少，层级制的治理成本会下降。
　　表现出团结性的同样信仰的团体常具有混合制契约的优势。在团体内，声誉传播迅速，并对成员关系施加约束（Light；1972）。可以预见，对那些看重声誉效应的企业间的活动而言，具有同样信仰的团体会取代非同样信仰的团体。非同样信仰的团体要想有活力，将借助市场或层级制（分别取一个较高或较低的位置）。
　　D不确定性（Uncertainty）
　　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困扰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但有更多的困扰发生；另一种是困扰变得更有影响（如由于方差增大）。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5）
解释每种不确定性变化的方法是利用上述效用矩阵。据我推测，较频繁困扰的影响与那些需要协调或严格协调的困扰尤其相关。虽然在更为频繁的困扰面前，一切治理形式的效率可能都会下降，但混合制模式最容易受影响。这是因为混合制的适应不能单方面进行（就像市场治理一样），也不能通过命令进行（就像层级制一样），而是需要相互协商。然而协商需要花费时间，若混合制模式通过谈判适应一种困扰的同时又碰到另一种困扰，那么适应将会失灵（Ashby；1960）。市场和层级制的增加以及混合制的减少，与困扰发生频率的提高（上限）相联系。如图63所示，当困扰发生频率达到很高水平时，混合制模式可能更加不可行。资产专用性的范围从零（完全通用）到完全专用（纯粹企业专用）。频率的范围从“低”（在几乎不变化的环境中处于正的较低水平）到“非常高”。
　　图63组织形式对频率变化的反应
　　如果困扰的方差的增加会同等程度地提高与每种成功适应相联系的收益，那么提高困扰影响力的效应仍然可以通过对效力的影响来评估。因为在混合制模式中，外人会倾向于更大程度地背离契约精神，混合制的效力受到更大的方差的不利影响。除非可以把相似的不适用性归属于市场与层级制，否则混合制会由于更大的方差而受到不利影响。
　　Ⅴ讨论（Discussion）
　　上面的讨论关注于交易成熟商品和劳务的组织，并且每次引入一种参数变动。当引入创新和一系列参数同时变动时，情况就会更加复杂。
　　A创新（Innovation）
　　由创新引起的一些问题是采取弱产权的形式。这与泄密问题均在上文中讨论过。创新面临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适时性；有时人们会采用非标准形式的组织例如平行的研发（Nelson；1961）和合资，因为这些组织便于适时进入。
　　如果一方希望情况变化迅速时成为“玩家”或者如果边干边学很重要，那么适时性就很关键。虽然交易成本经济学会涉及其中一些相关问题，例如隐性知识（Polanyi；1962）和模仿的局限（Williamson；1975：31~32；203~207），但为了解决实时回应时产生的全部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分析工具。期待这样的发展时，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使用这里提到的分析工具。例如，合资有时被描述为混合制，如果合资是支持快速反应的临时组织形式，如果这就是合资的主要目的，那么当合约到期时，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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