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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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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氏，很早就随侍努尔哈赤，参与了起兵初期一系列战斗，屡败敌兵，攻取城堡。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努尔哈赤为报妹夫噶哈善被杀之仇，率兵四百，攻马尔墩城主纳木章、沙木章、内申，城寨倚山负险，守兵力拒，矢石杂下，连攻三日不克。第四日，安费扬古奉命，乘夜率兵，自间道，跣足攀崖而上，拔其寨，立下大功。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努尔哈赤带领少数士卒，往掠哈达富尔佳齐寨，师还，追兵赶来，努尔哈赤令兵前行，己身一人殿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率骑追来，一骑在前，三骑在努尔哈赤之后，前后夹攻，努尔哈赤坐骑受惊，几乎坠倒，势甚危急，安费扬古赶来救援，尽杀四人，努尔哈赤亦射中孟格布禄坐骑，敌众败走。努尔哈赤盛嘉安费扬古勇敢善战，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以后征服女真各部，取抚顺、辽阳、沈阳，安费扬古皆立军功，《清史稿》赞称“当时猛士如云，而二人（安费扬古、劳萨）尤杰出云”。
费英东，姓瓜尔佳氏，万历十六年（1585），随父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投。栋鄂部长何和礼，兵马精壮，亦率部来投。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五月起兵，虽连续攻取兆嘉、图伦、萨尔浒、王甲、玛尔墩、翁鄂洛、安图瓜尔佳、贝欢、托漠河、鄂勒珲、巴尔达、嘉班、阿尔泰等城寨，但皆系小部，降服的诸申不多，人丁并未大增，一次出征，最多只有马步兵五百。费英东、何和礼的来归，顿使局面大变。费英东率来的五百户，按两户征三丁计，有七百五十丁，加上何和礼的人丁，就使努尔哈赤增加了两三倍的兵丁，声势大振，为努尔哈赤大展宏图，创业建国，立下了大功。费英东来投后，多次领兵出征，所向无敌，军功累累。天命三年（1618）四月，攻取抚顺后，明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廷相率兵一万来援，据险坚守，枪炮齐发，费英东坐骑震惊乱跑，“诸军为之却”。在这关键时刻，年过半百的老将费英东，策马大呼，挥令士兵冲击，遂反退为进，大败明兵，击杀张承荫、颇廷相，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努尔哈赤盛赞其忠直正义，誉为“万人敌”。《清史列传》称其自少从征，三十余年，“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
正因为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很早来投，奋勇冲杀，效忠于主，军功累累，成为清朝开国元勋，因此备受英明汗努尔哈赤重用，初授为大臣，随晋一等大臣，再任为理政听讼五大臣，有的还任固山额真、众额真（额亦都、费英东），佐理国政，听断词讼，领军出征，辖治军民，成为后金国中的最高官将。
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2）
五大臣还与汗、贝勒联姻婚娶。额亦都初娶努尔哈赤族妹，后“尚和硕公主”，其次子达启、第八子图尔格皆娶太祖之女和硕公主，额亦都之女亦嫁皇太极为元妃。费英东娶褚英之女，是努尔哈赤的孙女婿。何和礼娶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之女固伦公主，其第四子又系大贝勒代善的女婿。
五大臣都因功封授爵职。额亦都封一等总兵官（后之一等子）世袭，死后追封“弘毅公”，其子图尔格封三等公，后进一等公世袭。费英东授三等总兵官，死后追封直义公，后晋为一等公世袭。何和礼授三等总兵官，死后晋三等公世爵。扈尔汉初授一等总兵官，其子准塔及弟阿拉密又因功封三等伯。五大臣成为后金国中身任要职、荣封世爵、尊为皇亲的显赫贵族。
二、 八固山额真
固山额真，是满文gūsai ejen的音译，直译为固山之主即旗主，但固山额真仅只是管理本旗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是旗主贝勒。固山额真总管本旗一切事务，出师行围，各带本旗兵行，审理旗内案件，参与会审大狱，辖治旗下人丁，与议后金军国大事，是旗主贝勒的得力助手，是后金国汗的亲信大臣，握有实权，职尊位显。
天命四年（1619），任固山额真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和多弼。六年（1621）闰二月八旗的固山额真是扈尔汉、阿敦、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八载称，扬古利向汗立誓，决心“以汗的法令公正管辖吾管辖之一旗”，则扬古利亦是固山额真，但老档未记明扬古利何时担任此职。根据《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六的记载，天命六年（1621）三月攻沈阳时，壕深堑坚，兵将畏难，“扬古利拔刀挥本旗兵先登”，照此看来，扬古利至迟在天命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前，已是固山额真了。
从上面所述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十二人来看，额亦都、扈尔汉、“虾费扬古”（即安费扬古）与何和礼，皆系五大臣成员。多弼之父龙敦，是景祖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第四子，是努尔哈赤的从叔父。龙敦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多次惹是生非，坑害侄子，几次泄漏师期，使敌人尼堪外兰、李岱预先防备，增加了攻城的困难。他还曾唆使努尔哈赤的继母之弟萨木占，拦路劫杀努尔哈赤的妹夫、得力助手噶哈善哈思虎。但是，努尔哈赤节节胜利，势力强大以后，龙敦之子多弼、托博辉，从子旺善，皆随从征伐，多弼还当上了固山额真。天命四年（1619）三月，因对明作战时，多弼未能率领本旗士卒及时赶到，严重失职，被革去固山额真职务。
阿敦，是努尔哈赤的族人，甚为信任，权势很大（详见第十章）。汤古岱是努尔哈赤第四子，母为太祖庶妃钮祜禄氏。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母为太祖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贝勒第六子，从小为汗伯父抚养，封授贝勒。《武皇帝实录》卷三载：“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莽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盟誓。济尔哈朗能名列其中，可见他已成为执掌后金军国大权的“执政贝勒”了。
博尔普，姓完颜氏，很早就率人丁来归，置牛录，初授牛录额真，继授虾（侍卫）和扎尔固齐，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封副将世职（后之男爵）。穆哈连，是努尔哈赤的亲信近臣，多次领军出征。天命四年正月，穆哈连率兵一千，往收东海瑚尔哈部遗民，来去五个月，带来一千户两千丁六千人，增加了八旗人丁，扩大了兵源，定世职时，授总兵官。
扬古利，姓舒穆禄氏，库尔喀部长朗柱之子，幼年来投，努尔哈赤十分喜爱，以女嫁与，尊称“额驸”。扬古利很早就披甲上阵，从征厮杀，二十一岁时，即往略朱舍里、纳殷，降服二路。二十三岁，从征辉发多壁城，遇水拦阻，不能前进，扬古利不顾危险，率先渡河，士卒跟随，遂攻取其城，俘获很多。二十七岁时，从征哈达，奋战先登，生擒孟格布禄贝勒，灭掉曾经称雄女真的哈达大部，为努尔哈赤扩大辖区，建立了殊勋。万历三十五年（1607），扬古利随舒尔哈齐、褚英，往迎蜚优城主策穆德黑及其部众，编五百户。扬古利与扈尔汉率兵三百，护送先行，归途中，突遇乌拉布占泰贝勒领军一万，拦路劫杀。在这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扬古利鼓励士卒说：“吾侪平居相谓，死于疾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持戈冲敌，奋勇拼搏，杀乌拉兵七人，“敌兵退回，渡河登山，畏惧，无敢复来”，夹河相持，争取了时间，军心稳定下来，为后军赶来全歼敌兵创造了有利条件。天命四年三月萨尔浒会战时，扬古利奋勇冲杀，击破明军主力杜松总兵部队，松等皆死。第二日又往击马林总兵，努尔哈赤命受伤之人停下，不参战，扬古利虽然负伤，却裹创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明兵大溃。随后下沈阳，取辽阳，皆树奇勋。努尔哈赤“嘉其战多屡受创”，命“位亚八贝勒，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后来扬古利晋超品公，“仍带六章京职”，“位亚贝勒，帽顶嵌珠”，死后追封武勋王，为满洲异姓贵族中唯一追赠王爵之人，子孙世袭一等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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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3）
扬古利等固山额真，除阿巴泰、汤古岱、济尔哈朗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以外，都是行伍出身，久经战阵，南北转战，为女真国、后金国的建立和扩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封授爵职，成为异姓贵族的重要成员。
三、 抚顺额驸与石乌礼额驸
抚顺额驸是李永芳，石乌礼额驸是佟养性，这两个额驸是负责管理汉民事务的高级官将。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备御，守抚顺，十二月，收受努尔哈赤上呈明朝的“诉状”，转呈兵部，第二年，改为游击。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围抚顺，招劝李永芳投降说：“汝若不战而降，则不扰汝所属之兵及所辖之地，仍以原礼养之。……吾岂有不超升汝职如吾之一等大臣相养之理乎！……城中大小官员军民，汝等若举城投降，父母妻子亲族俱不使离散。”李永芳一面声称愿降，一面又令军士备守具，八旗军进攻，瞬息破城，杀千总王命印，李永芳出城投降。努尔哈赤第一次和明朝正式交战，第一次得获明朝降官，为了便于今后对明用兵，了解明情，统辖汉民，争取更多的汉官归顺，决定厚待李永芳。为使“抚顺游击情愿归顺，特加优遇，使其乐居于此”，努尔哈赤与八旗大臣商议后，特设大宴，“以汗子阿巴泰之长女，妻与抚顺游击”，尊称“抚顺额驸”，升授三等副将。降民千户，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员，“令伊故主游击李永芳管辖”，并厚待降民，父子兄弟夫妻不使分离，因战失散的亲族眷属及包衣阿哈等，皆令返家后查明归还相聚。又赐予降民马、牛、阿哈、衣服、被褥及粮食，给牛一千头令杀而食用，又赐每户各大母猪两头、犬四条、鹅五只、鸭五只，令其饲养。
李永芳受宠若惊，尽忘旧君恩情，竭力效忠新主，通报军情，领兵从征，用计行间，煽诱明国兵民降顺，效尽了犬马之劳。天命四年七月，后金攻清河，参将邹储贤领兵死战，火器齐发，滚木矢石俱下，李永芳大声呐喊，招诱胁迫守兵弃城投降，遭邹痛斥，邹储贤等兵民万余皆死难。第二年攻铁岭，天命六年三月取沈阳，下辽阳，李永芳皆率汉兵，“从征有功”，升三等总兵官。
佟养性，辽东人，在抚顺经商，见建州势盛，暗与努尔哈赤联系，通报明情，守将发觉，捕押于狱。佟越狱潜逃，进入建州，努尔哈赤大喜，以亲族之女嫁与，尊称“石乌礼额驸”，授三等副将，从攻辽阳，晋二等总兵官。
努尔哈赤还以优遇李永芳、佟养性为例，多次劝诱明将投降，极力争取汉官归顺。天命四年六月取开原，明将守备阿布图，因妻子被掠，带两千总及兵两百余人前来投降。千总王一屏、金玉和、戴集宾、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亦因子女被俘，共带二十余人来降。另外一些守堡、把总亦降。努尔哈赤甚喜，以“明国向无叛逃他国之例”，他们的归顺，是因为“天意祐我”，“闻吾养人”而来，应予重奖，特赐阿布图人一百、牛马一百头、羊一百只、骆驼五头及大量布帛，并擢升副将。赐金玉和等六千总各人五十、牛马五十头、羊五十只、骆驼两头。赐戴一位等守堡、把总，各人四十、牛马四十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对这些官员的从人，亦照职位赐以妻、奴、牛、马、衣、谷等物。授金玉和甲喇额真，给予三等副将世职。
李永芳、佟养性等降金汉官，就这样以效忠新汗，奔走厮杀，立下功劳，封授爵职，进入了贵族行列，成为清朝异姓贵族的一个重要集团，后来演变发展成为汉军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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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1）
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统一，后金国也就应运而兴了。后金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定国政”，是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态。万历二十一年（1593），击败九部联军统一建州女真，萌芽的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被尊为“英明汗”，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国家，正式屹立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随着这个国家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它的国号及其首领的尊称，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先后有着一些不同的称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叫女直国、建州国、女真国、诸申国和满洲国，天命四年（1619）才开始叫“后金国”，不久改号为金。
万历十五年（1587），附近的图伦、玛尔墩、界范、哲陈、萨尔浒、安图瓜尔佳、贝欢、瓮郭落、播一混、托漠河、鄂勒浑等屯寨部落，相继被努尔哈赤征服。努尔哈赤于虎拦哈达东南加哈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这就是有名的费阿拉城，是女真国——后金国第一个“都城”。《满洲实录》卷二汉文体，对这时的状况，描述说：“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同书满文体，记载得更准确一些：“筑三层城，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
“定国政”，是建州女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尽管此时努尔哈赤只征服了十来个小部，还未统一建州女真，领地狭窄，人丁不多，仅仅是辖众数千的一部之长，与臣民亿万疆域辽阔的明朝相比，与兵强马壮人丁数万的哈达、叶赫、乌拉大部相比，十分弱小。但是，他却胸怀大略，高瞻远瞩，开始定辖区之政。这个“国政”，首先是禁止“作乱”，即禁止阿哈对家主作乱，不许诸申、阿哈对贝勒作乱，要他们安分守己，辛勤耕耘，不得滋生“杂念”，心怀不满。一句话，不许破坏现状，维持统治秩序。
清朝兴起史第三章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国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禁“欺诈”，即要求阿哈忠于家主，不得作伪撒谎，不能冒犯主子威严，不许诸申怠慢贝勒，责令他们听从驱使，遵守命令，不能借口对抗，拖延不行。
“国政”的第三个内容，是严禁“窃盗”，这是女真历史上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护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使贝勒、大臣占有的阿哈、牲畜、财帛不被他人窃取，不准阿哈偷盗。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另外的法禁，兴建了“衙门”（amun），作为贝勒发布命令、管辖兵民体现国家权力的公堂。这一切，和过去氏族制末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定国政”，标志着满族国家的开始产生，是国家的萌芽形态。
这时，还没有“国号”，因为努尔哈赤辖区太小了，他既难以启齿给它命名为什么国家；同时，他恐怕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个人的尊称却已经有了，即“僭称”“淑勒贝勒”。《满洲实录》满文体，从努尔哈赤出生之日起，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都称他为“淑勒贝勒”。淑勒，乃满文Sure的音译，意为“聪睿”，淑勒贝勒就是聪睿贝勒。
万历十六年（1588），苏完、栋鄂、雅尔古何和礼等三部长来投，又相继兼并了王甲、兆嘉，人丁上万，辖区扩大，努尔哈赤就想当当“王子”了。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朝鲜平安道兵马节度使援引归顺的建州女真童海考等四十八人的报告说：
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过了几年，大败九部联军，征服朱舍哩、纳殷二路，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辖地西抵明朝抚顺，南至鸭绿江，东达长白山，相当广阔，人丁成倍增长。这时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号。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努尔哈赤上书明朝游击胡大受说：
游击宣谕莫与高丽为仇，我并无违法。……达担国、海西及建州，必直有好人歹人……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1530页。
这里，将建州与达担国、海西并列，显然意味着建州与海西一样，与达担国一样，也是一个国家。但建州左卫是明朝属卫，努尔哈赤是明帝封授的女直都督，他当然不敢对天朝明帝自称建州国，因而含糊其辞，只有在另外场合，才敢抬出这个国号。就在上书之前，努尔哈赤已在朝鲜人面前，自称国家了。八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随明朝差官，进入建州辖区，努尔哈赤对河世国说：“两国别无仇怨……今后如前和好。”十一月初，其部将马臣等来到朝鲜，对满浦佥使柳濂说：“我王子计虑长远”，归还朝鲜人口，而朝鲜无友好之意，斩杀进入渭原采参的女真，“至今子丧其父，弟失其兄，妇哭其夫，号呼冤痛，惨不忍闻。我王子不堪目前悲苦之状，将起兵报仇”。
十二月底至第二年正月，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入使建州。努尔哈赤令马臣告诉申忠一说：“继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其族兄多之亦说：“我王子与你国将欲结为一家”，故归还人口。努尔哈赤还致书朝鲜说：
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动兵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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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2）
申忠一观看书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申忠一：《建州图录》。
这些事实表明，此时努尔哈赤对朝鲜已自称“王子”，自称是女直国或“女直国建州卫”，即包含了建州国、建州国主的含义，但毕竟还不十分明确。他还只能自称“王子”，不敢称“汗”，只能沿用明朝政府对女真的称呼——“女直”，不敢恢复祖俗，引用“女真”本名。他既称女直国，又不得不加上建州卫，不敢彻底摆脱明朝政府在称呼上的规定束缚。他既僭称女直国之主、王子，又只能钤盖明朝政府颁发的“建州左卫之印”，没有另行铸造建州国主的印玺，不敢以建州国王、建州国汗名义与朝鲜交涉。这都说明，努尔哈赤既有雄心大志，要称孤道寡，又很明智，很有节制，在势力不够强大的时候，暂且委曲一下，使尊称和国号与实力相应，不要过分狂妄。几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灭哈达，努尔哈赤自称“女真国龙虎将军。”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边将说：“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所同计议事，说与满浦官镇节制使知道……”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建州国王”。王，即汗，朝鲜将努尔哈赤送来的“番书”、“胡书”，译成汉文时，对满文“汗”（han），译为王、国王或皇帝。这个“建州国”、“建州国王”的称号，延续了十四年之久，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建州军攻下明抚顺时，还是用的这个名号。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称，努尔哈赤下抚顺，“赍番书请和，自称建州国汗”。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亦载，“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也说努尔哈赤“自称建州可汗”、“建州国汗”。朝鲜亦说此时的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王”、“建州主”。
尽管努尔哈赤很早对朝鲜就自称建州国王，在国内又“僭称”聪睿汗、聪睿恭敬汗，但明朝中央政府全然不知。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则朝鲜是属国，建州是属卫，皆为天朝明国属下，“人臣无私交”，朝鲜是不能和建州遣使往来互通书信的，违者将按律重惩。因此，朝鲜国王在政治上极力避免与建州正式联系，有所往来，皆暗中进行，不让明知，所以，努尔哈赤书信中的“僭称”，朝鲜不敢奏告。直到抚顺失守，明金正式交战，朝鲜才敢将建州的王号上奏于明。再则，努尔哈赤与明联系时，一直以建州左卫都督身份进行，自居臣仆，尊明帝为天，从来没有使用过建州国、建州国汗等类称号。另外，明朝君昏臣暗，文官爱财，武将怕死，他们忙于交结权贵，盘剥兵民，哪肯花时间花精力去侦察建州内情，一向让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详后）。朝鲜不敢讲，建州不能讲，明朝糊涂，因而，努尔哈赤足足当了二十多年的女直国汗、聪睿恭敬汗、建州国汗、英明汗，昏聩的明朝政府却一无知晓。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已吞并了哈达、辉发和乌拉，重创叶赫，疆域扩展，延袤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便加上了新的尊号。《满文老档·太祖》卷五载述此情说：
丙辰年，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朔，甲申，国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会曰：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奉上尊号。
众议之后，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列成四方四隅，立于八处。八固山八大臣奉书出班跪于前，八固山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阿敦虾立于汗之右边，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侧，各自前迎受八固山大臣跪奉之书，奉于汗前。置之棹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之左前方曰：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呼此名后，下跪之诸贝勒、大臣、众人皆起。汗离座，出衙门，向天三叩首，叩毕，还座，八固山诸贝勒、大臣各依年岁向汗叩首。
这次“大典”，定下了两个问题，一是汗称，努尔哈赤被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简称“大英明汗”或“英明汗”，二是年号，定为“天命”，明万历四十四年，就是努尔哈赤辖区的天命元年。但是，关于“国号”，此次却无记述，直到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攻明抚顺时，仍自称为“诸申国英明汗”和“建州国汗”。老档记的“七大恨”，有两次提到“诸申”，第三恨为明人每年出边，“进入诸申之地侵夺”，第五恨为明不许居于柴河三路诸申收获庄稼。这两大恨，都只讲到“诸申之地”、“诸申”，没有提到后金二字。到了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之战以后，局面就变了。
天命四年（1619）四月，努尔哈赤遣使入朝，致送“胡书”与朝鲜国王，其书“称以天命二（四）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枚数七宗恼恨”。国王传示备边司说：“奏文中后金汗宝，以后金皇帝陈奏，未知如何？”备边司回奏说：“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汝棹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七个字。”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后金国汗”、“后金天命皇帝”，而且既有书信，自称“后金国汗”，又有汗宝“后金天命皇帝”之印。由此可见，天命四年三月，努尔哈赤才开始在对朝交涉中，第一次抬出了“后金国”的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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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号和汗称（3）
朝鲜立即将建州僭称向明朝报告，明人甚惊，纷记其事。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中写道：
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嫚。
茅瑞征的《东夷考略》载：
奴儿哈赤……传檄朝鲜，僭号后金国汗，黄衣称朕。……朝鲜方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海滨野史的《建州私志》亦载：
建人建国号曰后金皇帝，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
以上都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明人根据朝鲜的报告，记下了努尔哈赤僭称后金国汗之事。稍晚一点，努尔哈赤攻下铁岭、开原，灭掉叶赫以后，遍发招降榜文，劝诱辽民归顺。明经略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六月（戊申）上奏说：
奴贼招降榜文一纸，内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皆僭号也。大略贼自言为天所祐，中国为天所怪，谕各将率屯堡归降。
万历皇帝览奏，十分愤怒，“谕中外臣工曰：逆贼出榜招降，横肆诟侮，朕心深切愤恨”。
云板（天命八年）由上可知，努尔哈赤的招降榜文第一次对辽东兵民使用了“后金国汗”的称号，抬出了“后金国”，而且明臣上报此事，皇帝批复此事，可见这是千真万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是在天命四年（1619），是努尔哈赤自己提出来的，是满族的自称，而不是人们所说为与宋辽金时的金相区别，故史称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进驻辽沈以后，又改称为金，一直延续到天聪十年（1636）四月。
第二节 八旗制度（1）
一、 八旗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到天命四年（1619）后金国号的正式出现，三十余年里，征伐频繁，烽烟不息，大小数百战，女真——后金国便在这样的条件下，由早期单纯的军事组织发展起来了。对外用兵，对内镇压阿哈等劳动者的反抗，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因此，它的政权组织形式采取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女真散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地，习俗不一，制度相异。有的部落依山沿江居住，捕鱼捉貂，采参捞珠，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有的女真人，室居耕田，“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管理制度取代旧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方式，就很难真正地统一起来。这个各有特色、复杂松散的混合体，便将是昙花一现，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哈达部名酋王台的失败，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证。
王台势力强大时，自称哈达汗，明封为龙虎将军，吞并了许多女真部落，辖区辽阔。明人张鼐在其《辽夷略》中说：王台“所辖东尽灰扒、兀喇等江夷，南尽清河、建州，北尽仰、逞二奴，几数千里”，拥有敕书七百道。《武皇帝实录》亦载：“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所属浑河部，尽皆服之，凡有词讼，悉听处分”。但是，由于王台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管辖制度，兼之御下无方，“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反曲为直。上既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诸部尽叛，国势渐弱”。万历十年（1582），王台“竟以忧愤死”。
王台之亡的前车之鉴，巩固女真各部统一的迫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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