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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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苋松�路不熟的乌合之众。正是由于努尔哈赤能够根据不同情况，及时谕劝兵将，才能不断克服畏敌怯战情绪，树立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为大败九部联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发挥所长，克敌所短。建州处于守势，古勒山一带，地形复杂，崎岖陡峭，草木丛生，江路狭隘，易守难攻，兼之敌军深入异乡，道途不熟。因此，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地利条件，“先使精兵埋伏道旁，又于岭崖多设机械以待”，“而沿江峡路阻隘，故敌兵不得成列，首尾如长蛇而至”，守兵“所在放石，兵马填江而死者不知其数，后军惊溃”。努尔哈赤又令百战百胜的著名骁将额亦都巴图鲁领兵一百挑战，“敌悉众来犯”。以一百对数万，众寡太悬殊了，可是，额亦都毫无惧色，英勇“奋击，殪九人”，狠狠地煞了敌军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
　　其三，抓住战机，猛攻敌军。叶赫九部之兵，沿途被守军投石打死不少，“后军惊溃”，额亦都的“奋击”，又挫了联军士气。为振作军心，叶赫国主布斋、纳林布禄和蒙古科尔沁翁阿岱、莽古、明安贝勒，领兵冲上前来，“合攻一处”。布斋贝勒先入，不知是骑术生疏，还是心中惊慌，或者是过于匆忙，所骑之马，竟“被木撞倒”。此时，建州兵士武谈，立即“向前骑而杀之”，叶赫诸贝勒大惊，“皆痛哭”，同来贝勒“大惧”，“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乘机挥军猛扑，纵兵掩杀，尸满沟渠，大败九部联军，斩四千，生擒布占泰，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这就是以少胜多的古勒山之战，从此努尔哈赤“威名大震”。
　　又次，努尔哈赤逢战当先勇猛冲杀的作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史称他刀法高强，箭术精湛，是射箭能手，能百步穿杨。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栋鄂部人纽翁金，素以善射著称，部中无人可及，努尔哈赤指定百步之外一柳树，令其发射。纽翁金发五矢，仅中三矢，上下不一。努尔哈赤也射五箭，箭箭俱中，而且五箭集中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众皆叹为神技。他一贯强调，遇逢交战，贝勒、大将必须亲自冲杀在前。《满文老档·太祖》记载了他曾明确地谕告诸子及官将说：“两支大军会战之时，让兵士在前进攻，是不行的。我本身，我生之诸子，任用之五大臣，我等要亲在前面冲杀。”尤其是在起兵初期，兵少将寡，努尔哈赤更是每战必亲自出战，率先冲击，拼死厮杀，从而战必胜，攻必克，以少败多，所向无敌，浑河之战，即系明证。
　　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努尔哈赤领兵八十，进掠哲陈部，托漠河、章甲、巴尔达、萨尔湖、界凡五城集兵相抗，八百余人，布列界凡浑河畔，严阵以待。因敌兵突至，众寡悬殊，士卒大恐。五祖宝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平日在乡邻族人中间，以英勇“称雄”，现在却“见敌众大惧”，解甲与人，欲图潜逃，努尔哈赤怒斥其怯，亲自执纛先进。首领既然斥责堂弟怯战，率先执旗，俗尚武勇的女真士兵，照说应该跟随酋长前冲了。可是，兵力相差太远，以八十，对八百，敌人十倍于己，交锋必将失败，无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而从行之人皆胆怯不动。在这军心动摇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努尔哈赤毫不害怕，下马步行，与弟穆尔哈齐率包衣颜布禄、兀凌噶“直入重围”，“直前冲击，奋勇射之”，连杀二十余人，敌兵八百不能抵挡，涉河而逃，努尔哈赤率兵追杀六十余人，全胜回师。后来努尔哈赤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正是这种英勇盖世的气概和拼死厮杀的作风，才赢得了兵将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引必从，全军上下，一往无前，同为统一女真事业南征北战，争建奇勋。
　　

第四节　　削平各部（6）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领导的统一女真各部的进军，十分顺利，非常迅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取图伦，下兆嘉，斩尼康，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又灭哈达（1599），并辉发（1607），亡乌拉（1613），取东海女真，到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万历四十七年）灭叶赫，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努尔哈赤从一个小部酋长上升为强大的后金国“英明汗”。《武皇帝实录》描述此境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这对女真——满族的发展，对东北民族的发展，对明朝的关系，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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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1）
　　一、　六祖子孙
　　满族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类。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弟兄的后裔，异姓贵族则是八旗功臣和皇亲国戚，封授了公侯伯子男爵职。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翼皇帝”觉昌安，一共六弟兄，通称为六祖或六贝勒、六王，亦称宁古塔贝勒。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尊称为“显祖宣皇帝”，排行第四，共弟兄五人。清兴之后定制，“显祖”本支为宗室，系金黄带，“兴祖直皇帝”福满（觉昌安之父）和景祖的子孙（亦总称六祖子孙，但此简义的六祖子孙，不包括显祖塔克世之子），为觉罗，系红带子。封爵定制以前，显祖子孙尊称为贝勒和台吉，崇德元年（1636）始定王公爵位十等，封授宗室。
　　宗室虽然都是显祖之后，同为一祖所生，但嫡庶有别，亲疏有分，功勋不一，忠奸相异，智愚难齐，因而封爵高低不等，贵贱悬殊，待遇迥然不同。
　　显祖塔克世有五子，长子努尔哈赤，次子穆尔哈齐，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幼子巴雅喇。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四个弟弟都被尊称为贝勒，有人有财有权有势，可是，各人的地位、处境及其身后的待遇，却又极不相同。以穆尔哈齐来说，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小长兄努尔哈赤两岁。当父、祖被杀，家境险恶的危难时刻，他支持大哥起兵报仇，重振祖业，《清史稿》赞其“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阵”。尤须大书特书的是，穆尔哈齐在对抗五部联军中的英勇战功。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努尔哈赤率马步兵五百，往攻哲陈部，时遇大水，遣众兵返家，只带绵甲五十人铁甲三十人，继续进掠。这时，加哈酋长苏枯来虎，秘密遣人飞速奔跑，往告扎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凡五城，五城即联合出兵追赶。努尔哈赤的后哨章京能古特，发现敌军，立即飞报，不料，找不到部队，未能告知。努尔哈赤仗恃有后哨侦探敌情，故未注意防备。突然，敌兵追来，阵于界凡浑河，直至南山，约八百余人，十倍于努尔哈赤之军。众寡悬殊，出人不意，从天而降，一下子就震动了军心。五祖宝郎哈之孙夹陈、桑古里两人，看见敌兵众多，“大恐”，“解其甲与人”，意欲逃窜。努尔哈赤十分生气，怒斥说：“汝等平素在家，每自称雄于族中，今见敌兵，何故心怯，解甲与人。”说完，亲自执旗先进。
　　努尔哈赤对堂兄弟的这样怒斥，既是真的动了大气，又包含了很深的用心。他气的是，这两个人，平日在族中，以勇自命，飞扬跋扈，耀武扬威，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可是，一到两军对阵，敌众我寡，处于劣势，就变成另一种人，胆小如鼠，贪生怕死，解盔卸甲，竟想逃之夭夭。这样一来，军心更加不稳，士气更加低下，全军覆没，在所难免。他怒斥族弟的目的之一，就是惩一儆百，连亲为弟兄、贵为台吉的家族成员，都因畏敌而遭严斥，那么，其他怯战之人，也要受到惩罚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稳定军心，克服畏敌情绪，阻止临阵逃遁行为的发生和扩展，也许是有用的。可是，努尔哈赤没有想到，不仅斥责族弟，未能起到作用，就是自己亲自执旗前进，也不能产生良好的影响，敌兵固然是岿然不动，己军也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怎么办？这种局面稍微延续一下，就会大难临头。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穆尔哈齐挺身而出，随兄长并肩前进，二人携带两名包衣，“奋勇步射，直入重围，混杀敌兵二十七人，遂败其兵。八百人不能抵挡，皆涉浑河而走”。敌兵遁退，努尔哈赤的部下兵将才赶来，看见大局已定，便建议“乘此势，可追杀之”，真能见机行事，遇功不让。努尔哈赤对此非常生气，“怒而不应”，待敌渡过浑河，略微休息，便率兵追杀四十五人。他与穆尔哈齐追至界凡，见败兵十五人，便弯弓发箭，各射死一人，余十三人坠崖而死，大获全胜。努尔哈赤收兵时无不感叹地说：“今以四人败八百众，实天助也。”
　　如果此战失败，努尔哈赤不死便擒，整个家族就完了，那时历史进程怎样行驶，结局如何，实难预料。至少可以想像，爱新觉罗王朝恐怕很难建立起来了，努尔哈赤也难戴上“太祖武皇帝”的皇冠，皇太极的太宗、福临的世祖宝座也坐不成了，就此而论，穆尔哈齐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应该算是清王朝的特大功臣。
　　可是，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对于曾经风雨同舟屡次从征立有殊勋的穆尔哈齐，在封赐爵位上，似乎过于吝啬，其在世时，仅赐号“青巴图鲁”，译称“诚毅”，为习惯尊称的普通贝勒，未能挤入“执政贝勒”行列，顺治十年（1653）才追封多罗贝勒。他的十一个儿子，只第四子务达海于崇德四年（1639）封三等辅国将军，屈居十等爵位中第九等，其他儿子在太宗朝均未授爵。而穆尔哈齐的三兄弟舒尔哈齐，却是权势赫赫的“三都督”，顺治十年（1653）追封和硕庄亲王。他的四兄弟雅尔哈齐，史称其“无嗣”，“卒年及事迹”皆不著，很可能是年幼早死，可是顺治十年却追封多罗郡王，谥“通达”，并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三人待遇显然有异，为何差别如此显著，看看其亲生之母，便可明了。原来，舒尔哈齐、雅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皆系一母所生，均为景祖塔克世嫡妃宣皇后之子，而穆尔哈齐之母，却系“庶妃”李佳氏，生母地位低下，又非太祖努尔哈赤一母之弟，嫡庶有别，亲疏有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平等的结局。
　　

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2）
与此相似，又另有差别的是巴雅喇的爵位。巴雅喇是塔克世最小的儿子，十七岁时（1588），即偕侄褚英、大臣噶盖、费英东领兵一千，攻安楚拉库部，“星夜驰至”，夜取屯寨二十处，其余尽行招服，获人畜万余。二十六岁时，巴雅喇又与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率兵一千，攻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纳赫拖克索三路，获人畜两千。这样一个年幼出征骁勇善战连立军功的台吉，生时亦仅赐号“卓礼克图”（译称“笃义”），为普通贝勒，不是“执政贝勒”，顺治十年追封多罗贝勒，谥“刚果”，其子在“太宗”朝亦未封王公爵位。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因其亲母贫寒低下。巴雅喇的生母纳喇氏，是塔克世的继妃，也是嫡妃，地位并不低，是真正的“大福金”。但是纳喇氏对前妃之子努尔哈赤，十分刻薄，常在丈夫面前进谗言，十九岁时即将子赶出，另行分居，“家私只给些须”。努尔哈赤十岁丧母，遭受继母虐待，处境艰难，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兴起以后，自然不会厚待巴雅喇，这个嫡妃的爱子，便只能与庶妃之子穆尔哈齐同为闲贝勒，死后才略予封赠。
　　不仅是努尔哈赤弟兄之间高下不一，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也是荣显相异，贵贱有别。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儿子，属于先后三个大福金生的有褚英、代善、莽古尔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七人，庶妃生的有阿拜、汤古岱、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赖慕布、费扬果，另有侧福金之子阿巴泰，以及爱妃之子皇太极。努尔哈赤之子，年幼时俱称“台吉”，后定制皆称“阿哥”，都是后金国中有权有势的贵族。但是这些阿哥中，依其嫡庶亲疏，情况很不一样，褚英等七个大福金所生之子，及皇太极、阿巴泰，成年之后都尊称贝勒，而巴布泰、巴布海等七个庶妃之子，却始终为台吉，升不上贝勒。
　　努尔哈赤的兄弟舒尔哈齐等人的儿子，大多数是台吉，只有阿敏、济尔哈朗、斋桑古三人进入贝勒的行列。
　　尽管宗室贵族之中，爵位权势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的亲族，是所谓的“天潢贵胄”，辖有牛录或固山，占有大批包衣和拖克索，统军治民，领兵出征，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构成了满族贵族的主体。
　　　　二、　四大贝勒与和硕贝勒
　　和硕贝勒，为清朝特有的专用名词。和硕贝勒，乃满文ho�宱　i　beile的音译。ho�宱（和硕），意为“四方之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i意为之。beile音译为贝勒。ho�宱　i　beile按字直译，应译为“一方之贝勒”，即一方之主。《满文老档》有时又将ho�宱　i　beile（和硕贝勒）称为gūsai　beile或gūsai　ejen　beile，前者译为“固山贝勒”，后者为“旗主贝勒”。和硕贝勒就是固山贝勒，就是旗主贝勒。
　　和硕贝勒、旗主贝勒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主的年岁增长、死亡，以及功过升贬，而略有变化。天命四年（1619）萨尔浒之战被俘进入建州的朝鲜从事李民，对八旗作了如下的叙述：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一高沙所属柳累三十五，或云四十五，或云多寡不均。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共通三百六十柳累云。……旗帜（有五色之大小不同者，奴酋黄旗，贵盈哥黑旗，红歹是白旗云）。李民：《建州闻见录》。
　　根据李民的记述，八旗（八高沙，即八固山）之中，努尔哈赤亲领二黄旗，代善（贵盈哥）也有二旗，阿敏（阿未罗古）、皇太极（红歹是）、莽古尔泰（亡古歹）、杜度（豆斗罗古）各有一旗。
　　稍晚一点，朝鲜满浦佥使郑忠信，于天命六年（1621）八月入使后金，记述八旗人员兵数如下：
　　一部兵凡一万二千人，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老酋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领一部，洞口渔夫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领一部，毛汉那里将之，青旗无画。酋侄阿民太主领一部，其弟者哈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领一部，羊古有将之，白旗画黄龙。吴晗：《李朝实录史料》第3146页。
　　将这两段材料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进入辽沈前夕，后金国中八旗的旗主贝勒、和硕贝勒，有代善（两个红旗）、阿敏（镶蓝旗）、莽古尔泰（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镶白旗），努尔哈赤既是八旗之“共主”，又亲领正黄、镶黄二旗。
　　和硕贝勒、旗主贝勒权力很大，是本旗之主，与旗下人员之间，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满文老档》在记述和硕贝勒与旗下官兵的关系时，用了一个很特别、很有趣也很准确的词语：　salibumbi。　salibumbi是动词salimbi的强制态和被动态。salimbi意为“承受家产之承受，擅，专”。salibumbi意为“使承受，使专主”。这就是说，八旗人员包括各级官将，都是后金国汗“专主”之人，由努尔哈赤赐给各旗主贝勒，使旗主贝勒承受，使其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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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3）
《满文老档》有时也用salibumbi一词，来表述家主与阿哈的关系。比如，大贝勒代善怀疑次子硕托有叛逃之心，而向汗父奏请说：如我听信后妻谗言，“不将我之僚友、部众给与吾子（硕托），不将包衣阿哈、马牛牧群使其承受专主”，则杀后妻。可见，和硕贝勒有权将为其专主的旗下大臣、诸申，像阿哈、马牛一样，赐予子孙，连用的词语都相同，都用salibumbi一词。
　　这种政治上和硕贝勒与旗下人员的君民隶属关系，在经济方面也有体现。努尔哈赤曾谕告众人说：“若无阿哈，主何能生！若无诸申，贝勒何能生！”这在前面已经讲到，诸申必须自带耕牛农具，屯垦闲地，当兵服役，遭受贝勒欺凌盘剥。
　　我们还可以引用一个具体事例，来看看和硕贝勒与旗下官将的君臣关系。八旗设有牛录额真、甲喇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等官。额真乃满文ejen的音译，意为“主”。如照字直译，牛录额真（niru　i　ejen）应译为牛录之主，固山额真（gūsai　ejen）应译为“固山之主”或“旗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等官衔的出现，固然表明担任牛录额真、固山额真的官将，对本牛录、本旗的诸申，有权管辖，有权盘剥，但他们毕竟还不是本牛录、本旗的真正之主，他们和诸申一样，皆须尊奉本旗和硕贝勒为主，受其统辖，为其效劳，否则将被严惩。比如，天命五年（1620）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兵攻明时，令“左翼之一固山之主莽古尔泰贝勒”，领精兵一百，追逐沈阳城外明兵。“以莽古尔泰贝勒亲身远逐，该固山大营之兵主总兵官额亦都率领众兵，不速追贝勒，由后缓缓而行。”回兵时，“莽古尔泰贝勒对彼之大兵之主额亦都曰：尔何故不从吾行？额亦都曰：怎知如此远逐，尔如此追杀，我等众兵焉能追及”。努尔哈赤因额亦都不护卫莽古尔泰而大发雷霆，下令尽捕其随从的十余大臣，额亦都也“自缚待审”。法司拟处额亦都死刑，努尔哈赤虽念其长期征战，军功卓著，又系妹夫，其子亦娶己女，宽免不杀，但仍严办，夺其诸申三百丁，革其功。这样一个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因未紧密护卫和硕贝勒，险被斩首示众，可见和硕贝勒确是本旗之主，旗下人员皆系其臣仆，君臣之义甚严。
　　和硕贝勒还是本旗其他贝勒之主。当时的贝勒，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子，都是皇子皇孙，拥有汗父（汗伯父、汗祖父）给予的牛录诸申、阿哈，与议国政，带兵出征，有些还是“十部执政贝勒”，常以“执政贝勒”名义代表后金国，与蒙古各部贝勒盟誓议和，权势很大。但是，贝勒并不都是和硕贝勒，进入辽沈以前，八旗只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是和硕贝勒，其他如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类，舒尔哈齐之子斋桑古、济尔哈朗，代善之子岳托、硕托，都已成年，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但都不是旗主贝勒。他们不能独立成旗，必须附入父兄旗下，服从本旗和硕贝勒辖治，仰其供给，对旗主十分敬畏。阿敏及其弟斋桑古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镶蓝旗和硕贝勒阿敏，怀疑其弟斋桑古贝勒行为不轨，因而“对其诸弟之衣食生计，供给便不充裕，不公平。斋桑古向大贝勒、四贝勒再三陈诉，大贝勒、四贝勒以若将弟诉之言告于父汗，则似诬谤并肩而行之阿敏台吉，将招外人之言，因而不告。斋桑古欲将苦情告于汗伯父，则惧兄阿敏台吉，若不告，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后斋桑古与硕托分别前往自己的拖克索和牧群地，诸贝勒、大臣听说后，疑其欲逃往明朝，发兵堵截。阿敏奏告汗伯父，建议：“将吾等弟兄置于众人之前审之，若吾为非，则辱吾，若弟斋桑古为非，将弟付吾，吾将杀之。”努尔哈赤拒绝此议，决定从轻了结此事，下令说：“若斋桑古愿与其兄阿敏台吉合居，听之。若不愿与阿敏台吉合居，欲与他兄合居，则归入于他兄之固山下。”
　　这件事表明了五个问题。其一，斋桑古虽是拥有牧群、诸申、阿哈，领兵辖民有权有势的贝勒，但并不能独立为旗，而是依附于兄长阿敏，归属旗主贝勒阿敏的镶蓝旗下。后虽因弟兄之间关系恶化，难以合居，亦不能独立于八旗之外，必须“归入”另一和硕贝勒的固山之下。其二，斋桑古等贝勒，衣食方面，仰赖于兄长和硕贝勒阿敏供给，阿敏刻薄寡恩，则其弟便“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其三，本旗的其他贝勒，对自己固山的和硕贝勒阿敏十分畏惧，虽受其虐待，亦不敢直接反抗，甚至还不敢越过阿敏向一国之汗努尔哈赤诉苦。其四，和硕贝勒对本旗人员有权支配，除汗父（汗伯父）可以干预外，其他旗的和硕贝勒无权过问该旗的内部事务。像上述辅父执政的大贝勒代善，为汗父宠爱的四贝勒皇太极，也不敢、不愿干涉与己“并肩同行”的固山贝勒阿敏旗内之事。其五，身为和硕贝勒的阿敏，竟要奏请斩杀本旗的弟贝勒斋桑古。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和硕贝勒对本旗属下人员统治之严及其支配权力之大，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君臣、君民隶属关系。
　　和硕贝勒之外，还有“四大贝勒”。《清史列传》卷一《代善传》载称：
　　丙辰（1616），太祖建元天命，封代善及舒尔哈齐长子阿敏、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与太宗文皇帝，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为大贝勒、阿敏为二贝勒，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太宗文皇帝为四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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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贝勒和台吉（4）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五《阿敏传》载：“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及太宗，并授和硕贝勒，号四大贝勒，执国政。阿敏以序称：贝勒。”
　　《清史列传》与《清史稿》，都把和硕贝勒与大贝勒等同起来，都断定是天命元年（1616）封授的。查看《满文老档》，并无这样的记载。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大贝勒”，是在天命三年（1618）三月。第二年三月萨尔浒会战时，老档多次叙述大贝勒（代善）率兵大败明兵的具体情况。五月初五，为庆贺胜利，设大宴。《满文老档》对此载述说：
　　五月初五辰刻，汗出坐于衙门，衙门左右，设凉棚八座，八固山之诸贝勒、诸大臣坐于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朝鲜二元帅等六人，皆赐矮几，设大宴。前此筵宴，诸贝勒皆不坐于棹，席地而坐。
　　第二月，“和硕贝勒”一词，正式出现于《满文老档》之中。此后，大、二、三、四贝勒，便屡见不鲜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天命元年前夕八旗定制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已是各主一旗（或二旗）的旗主贝勒或和硕贝勒，按年岁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这时，除庶妃所生阿拜等人以外，爱妃乌拉纳喇氏之子阿济格才十岁，多尔衮、多铎仅是四岁、两岁的乳臭未干的幼童，没有其他旗主贝勒。到了天命四年（1619），情况就有了变化，努尔哈赤之孙杜度也成了独主一旗的固山贝勒，岳托、硕托、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阿济格等台吉，皆已年长，披甲上阵，领兵厮杀，成为有权有势的贝勒和台吉，因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地位更为突出，高于其他贝勒之上，设宴之时，单独成列，其他贝勒则各归本旗之下就坐，四大贝勒成为高于普通贝勒、高于和硕贝勒的尊贵称呼了。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赤又规定：“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四大贝勒具体主管军国大政，成为英明汗一人之下的最高统治成员。
　　

第二节　　元勋与功臣（1）
　　一、　五大臣
　　五大臣是清初特有的专词。设立五大臣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皇朝文献通考》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武皇帝实录》记为四十三年（1615），《清史稿》则将它定在天命元年（1616）。《清史列传》比较含混，在四十一年（1613）正月以后，写道，“寻命”费英东等五人为五大臣，佐理国事。
　　根据《满文老档》等文献，看来五大臣设立的时间，比上述诸书的记述，还要早一些。五大臣是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额亦都与安费扬古最早投于努尔哈赤麾下，参加了万历十一年（1583）的报仇起兵。费英东三人于十六年（1588）率众来投，被太祖“授以大臣之职”。直到天命四年（1619）败明军于萨尔浒时，这五人都是后金国中官阶最高、军功最卓著的大将。《满文老档》载称，因为代父执政的褚英贝勒心胸狭窄，折磨“汗所任用同甘共苦的五大臣”，“使之困苦”，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在万历四十年（1612）秋天出征乌拉时，将褚英留在国内。可见，五大臣设立的时间，至迟也不会晚于万历四十年秋。
　　额亦都等五大臣，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从征诸申才数十人，额亦都就在其中，而且奋勇冲杀，首先登城，立下了第一功。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六祖中的长祖德石库、二祖留阐、三祖索长阿、六祖宝实的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万历十一年六月、九月，十二年（1584）四月、五月，刺客四次夜至，额亦都皆护卫努尔哈赤，拼死反击。《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额亦都传》载述此时情形说：“太祖为族人所惎，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以少败众，所向无敌。十五年（1587）秋，奉命取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方涨难涉，他以绳索联系军士，强行渡河，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守兵力战，发箭射中额亦都股上，透股钉于城堞，欲下不能，额亦都挥刀砍断身上的箭，更加勇猛冲杀，夺取了城寨，受伤达五十余处，全身竟无一处完好。二十一年（1593），叶赫等九部联军三万来攻，敌众我寡，军心动摇，在这紧急关头，额亦都奉命，以百骑挑战，“敌悉众来犯”，额亦都“奋击”，毙九人，“敌却”，乘机冲杀，大败九部兵，为努尔哈赤建树了又一特大功勋。此后征东海，灭辉发，取乌拉，并叶赫，下抚顺，败十万明军于萨尔浒。夺辽阳、沈阳，额亦都皆领军从征，《清史列传·额亦都传》称其“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
　　安费扬古，姓觉尔察氏，很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