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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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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长期统治下去。而要使汉族地主中的多数能够归顺金国，只靠汗谕的劝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涉及汉族地主根本利益的田产、府宅、银钱等等，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保障他们的所有权。“各守旧业”政策，使未逃的汉民地主，能够继续占有祖产，重收租谷，收回丢失被占的田宅财谷，当然会减少他们对新君的不满，促使他们拥护金国的统治。一度逃过河西去往广宁的人，返沈以后，只要投顺新主，也可依凭“各守旧业”政策，交纳一些银钱以后，领回祖业。这样，“各守旧业”政策第一次把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连接起来了，为二者的联合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又次，打击了反金官僚地主，扶植和加强了拥金地主、官绅的势力。“各守旧业”政策，使降金的官将、豪绅和富商得以收回失地，取回遗物，确保祖业。但对反金之人，则从重惩办，没收田宅财谷，斩杀家主。这样一来，反金的地主、官僚势力大为削弱，拥金的官将、地主则实力犹存。而且，在这样的威胁利诱之下，有可能促使许多观望犹豫的地主投降新君，充当顺民，至少暂时不叛不逃，拥护金国。这就使汗、贝勒有了不少的忠顺臣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金国的统治。
最后，“各守旧业”政策，有利于鼓励业主认真经营自己的产业，役使佃农、雇工耕垦已荒之地，修渠开沟，施肥整地。再加上汗、贝勒实行的逼民定居，禁止叛逃等措施，强使辽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耕田种地，筑造房宅，这对改变当时田园普遍荒芜的局面，是有利的，也为逼令辽民纳赋服役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各守旧业”的政策，为后金统治者所想收到的“长远之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各守旧业”是为后金统治者和降金汉民地主利益服务的政策，是奴役劳动人民，特别是束缚贫苦佃农、雇工的政策。从这一点看，它与历代王朝初期推行的“招民复业”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可是，它也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满族贵族成为辽东的新主。因此，“各守旧业”就包含了民族歧视的因素，对反金的汉族地主严加惩处，对降金的地主、官绅则予优待。“各守旧业”的政策，还意味着辽东新主金国汗，承认了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和旧的经营方式，而且还使一些旧制度暂时被冲垮、被打乱的地区恢复了原状。
第二节“计丁授田”
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沈以后，实行了“计丁授田”政策。这和历代王朝招民垦荒、授民以田，有很多相同地方，与明代辽东的军屯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又有其独特之处。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二十七载，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说：
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征田三十万日，给与我等驻居该处之人马，至于我等之众百姓之田，仍令在我等之地方耕之。尔等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人之田，荒芜者甚多矣，将该荒芜之田，入于我等所取之三十万日田内，亦可足矣。设若不敷，可取自松山堡以东之铁岭、懿路、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州、马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地耕之。如此，若仍不足，则可出境耕地。……今年耕种之谷，准其自行收取。吾今计算田亩，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垧，植棉之田一垧，均行给与。尔等勿得隐丁，隐丁，则不能得田矣。嗣后，原为乞丐者，不得乞食，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三丁耕官田一垧。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
第一节 “各守旧业”（3）
同年十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又下汗谕：
降谕汉民曰：明年征收兵士之食粮、饲马之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二十万日，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亦同样令种无主之田十万日。
从这两次汗谕，我们可以了解到实行“计丁授田”的主要内容。其一，从法例角度说，用来分授的田地，不是有主之田，不是将现存辽民耕种、占有的土田没为官地，用来分配。而是明朝“诸贝勒、大臣、富人”即逃亡、死绝的汉族官绅、地主遗弃的田地，是没有业主的田土，是“无主之田”。其二，这些无主之田，既授予满族兵丁，也分与汉民。已经进入辽沈的八旗官兵，计丁承领无主田地，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亦即辽沈地区的多数汉民，也计丁领地，每丁六垧，五垧种谷，一垧植棉。其三，辽民皆须首报人丁数目，清点编制，不许隐瞒，不得遗漏，均应固定在土地上，按丁承领无主田地，开垦耕耘，不准弃地不耕，四处行走。其四，授予田地，并不是白送，而是为了征收国赋，勒派差役，佥民当兵。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满汉各阶级各阶层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阶级获利甚多，有的阶级则遭害极大，对于降金或不反后金的汉民地主来说，由于用来授予之田，是“无主之田”，不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因而他们的庄田，照旧归他们所有，祖业并未遭到损害。而且，地主富家丁多，努尔哈赤自己就说过，辽东贫富之间，人丁不一，悬殊很大，有的“一户有四、五十丁，或一户有百丁”，而有些户只有一两丁。富人既有自家的老爷、少爷，又有雇佣的工人、家奴和佃农，原有人丁已经不少，开战以来，许多农民、市民流离失所，投靠富翁，又增加了很多人丁。因此，如果他们的庄田，少于每丁六垧的数目，便可根据计丁领地的规定，分取无主之田，扩大自己的庄园。设若地多丁少，则可依照“各守旧业”的政策，保留全部祖产，不拿出多余的田地，让人分走。
至于贫苦农民，并不能从“计丁授田”法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所谓“计丁授田”的丁，并不是指一切成年的丁，不是单纯指年龄和性别而言，而是包含有特定的阶级属性的，包衣阿哈、雇工和佃农，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丁，都不是“计丁授田”的丁，都必须包括在他们的家主、雇主、田主的户内。由此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宣布实行“计丁授田”的汗谕中，虽然已经说到富家“雇人耕种”，即已经知悉并提到了雇工和佃农，但在叙述授田的具体办法时，除了列举乞丐和僧人领种田地外，并不明确提出阿哈、佃农、雇工可以分田，原因就在于此。联系到辽东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的基本现状是“富室多占土地，雇人耕种”，“贫苦之人，无有田谷”，那么原为地主佣耕、佃种的大量贫苦农民，都包括在地主户内，都不能依靠“计丁授田”法按丁领受土地了。
“计丁授田”法，对巩固金国汗、贝勒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供了大量军粮，保证了赋役的来源。按照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第一次“计丁授田”谕，辽阳、海州取无主之田三十万垧，进行分配。一丁授田六垧，三十万垧可授给五万丁。照汗谕规定汉民三丁合耕官田一垧的标准来计算，汉民五万丁当耕一万七千垧，折合十万亩，以亩产一石五斗算，可收谷十五万石，一兵月食三斗，可供四万五千名兵士全年的口粮。当时，八旗兵丁总共只有四至六万丁，这就是说，将“无主之田”三十万垧分授汉民五万丁以后，征足额粮，可以收到供应八旗兵丁所需的大部分军粮。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兵服役，又可征佥大量人夫。可见，实行“计丁授田”，对增加后金国收入，保证赋役来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这样演算，是为了说明授田的作用而简化计算的，实际情况自然更加复杂得多。比如，三丁合耕官田一日的规定，后来并未实行，而是征收赋谷赋银，一丁合共交银三两，五万丁可收银十五万两，能买谷数万石。又如，“计丁授田”，是后金基本政策之一，以后多次授地与民，用来分配之田，远远超过这三十万垧，它所起的作用，当然更大得多。但是，通过上述这样概括的简化计算，对认识“计丁授田”的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其次，保证了兵源，为建立和扩大八旗军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天命六年三月数万八旗军队打下辽阳以后，满族人丁陆续从建州老营迁往辽东，分拨田土，每丁六垧，逼令诸申纳赋服役，充当甲兵。通过三丁抽一或二丁抽一当兵的制度，汗、贝勒获得了大批人手，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开支很少（无月粮，军装、战马、兵器自备）的强大军队——八旗劲旅。汗、贝勒使用这支军队，残酷镇压反金武装，捕捉逃亡的阿哈和汉民，强迫辖区内满汉人民交赋服役，并一再进攻明朝城镇，掠夺人畜财帛。不采用“计丁授田”的办法，就不能实行这样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耘，有事征调”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不能确保兵士的来源，就不利于巩固汗、贝勒的统治。
再次，为汗、贝勒拉拢汉族官僚地主，扶植拥金人员，增强统治基础，准备了有利条件。满族贵族进入辽沈以后，需要利用汉官来征赋佥役，巩固金国统治。要用汉官为汗出力效劳，不仅要授予官职，给予政治特权，而且要让其有财可求，有福可享，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可是，初入辽沈，国库空虚，财力不足，没有固定的大宗收入，不能沿袭明朝旧制，论官给予俸银禄米，只有依循满族故例，给予人口，“计丁授田”，让降金汉官收取租谷，佥夫服役。这一点，皇太极讲得很清楚。他在天聪八年（1634）正月训谕众汉官时，追述了入沈初期情形说：“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第一节 “各守旧业”（4）
这样一来，降金汉官（尤其是原系末弁微员的汉官）通过“计丁授田”，得到大量田地，一个个成为人丁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大财主，当然会对新君感恩戴德，为汗、贝勒江山的巩固而效尽犬马之劳。他们的庄田增加越多，财势越大，在汉族地主中的影响就越大。这批汉官的命运和汗、贝勒紧紧相连，成为拥护、支持金国统治的一股重要势力。
最后，“计丁授田”，为满族贵族、官将继续奴役阿哈，榨取财富，提供了物资条件。原在建州时，汗、贝勒和八旗将领掠夺了大批人丁，设立拖克索，迫令阿哈耕田种地，采参打猎。进驻辽沈以后，一方面掠民为奴，没民为奴，同时又将旧有阿哈大部分移往辽东。这样，人丁很多，劳动力是有了，可是，如果没有土地，也就不能使用这些劳动力，就难以坐享其成了。通过“计丁授田”，解决了这一问题。满族贵族、官将，按丁（主要是占有的阿哈）分取大批田土，役使阿哈耕种，纷纷成为广占良田沃壤，敛取租谷差银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庄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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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1）
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掌握了后金国——金国军政财刑大权。在这个国家里，努尔哈赤一直是主宰一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专制君汗。这从其被尊为“英明汗”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自称“淑勒贝勒”，后改称“聪睿汗”、“恭敬聪睿汗”。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命元年（1616）正月，八旗贝勒、大臣及“众人”，恭上新号，敬称努尔哈赤为英明汗时说道：“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上尊号”，遂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
八旗贝勒、大臣的议论及其奉上的尊号，非常清楚地、确切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的真实情形。所谓“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包括了密切相关的两个内容。其一，努尔哈赤并非凡夫俗子，也不是辅佐帝王领兵辖民的文官武将，而是奉承天命的开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皆非平凡之举，而是秉承天命来平乱致治。受天所命为皇天保祐的君主，当然应该掌握一切权力，当然应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其二，正因为他是承奉天命之君，因此他必然是“贤能善养”穷苦部众之汗，而且是“养育列国”之汗。既承奉天命，又贤明英武，善养部众，这样的汗自然是执掌后金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不仅仅是诸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尊称之词，他自己也是这样看这样说的，不单是一般诸申为汗恩养，就是威风凛凛位高势强的八旗大臣，也系汗所育养。每当召集群臣###时，他就要宣扬汗为天命、臣为汗用的一套，反复讲述“天任之为汗，汗任之为大臣”。
进入辽沈以后，虽然国号由后金改为金国，但汗的尊称并未改变，局面仍如以前一样，努尔哈赤仍然是最高统治者。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特下汗谕，对八旗贝勒、大臣讲述全国各类人员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身份、地位、义务和相互关系，指出存在的问题，给予严厉的警告。这对说明汗之威严，是极为难得的纲领性的文件。努尔哈赤说：
天之子汗，汗之子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主（额真）之子阿哈。汗以天为父，若敬思弗忘，英明治理天所赋与之政，则汗之政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若敬思勿忘，无论何物，皆不思贪为己有，不萌盗贼凶暴奸诈之念，务守正直，则诸贝勒大臣之臣道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承受汗之恩惠，若不顾汗意，恃彼之才之力而行，不勤治其政，持贼盗奸诈凶暴之心，贪婪昏乱，则将为汗所谴，而罢诸贝勒、大臣之任，诸贝勒、大臣岂能保持其位乎？……若天命之汗、贝勒，不为天嘉之，不为人喜之，不小心以善行治政，则将为天所谴而汗之政亡矣。汗所委命之诸大臣，若不公正勤勉尽力于所委之事，而持邪恶怠慢之心，则将为汗所斥而身亡矣。《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四。
这道汗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英明汗努尔哈赤是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握有金国军政大权。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第一，努尔哈赤是金国各类人员之父，金人皆系其“子”。汗谕把金国人员分成四类：汗、贝勒与大臣、伊尔根、阿哈。汗、贝勒、大臣及一部分占有较多阿哈的伊尔根，是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穷苦的伊尔根、诸申及包衣阿哈，则受其奴役。在统治者内部，又分成若干阶层和集团。贝勒、大臣是伊尔根、诸申之父。额真（主）的成员比较复杂，凡是占有包衣阿哈之人，不管是贝勒、八旗官将，还是富裕的伊尔根、诸申，都是他们的阿哈之主，也就是阿哈之父。所有这些人——贝勒、大臣、额真，都是英明汗之子（占有包衣的伊尔根，还是贝勒、大臣之子），都必须尊努尔哈赤为父。这里所讲的父与子，不是讲血统关系家族关系，而是指尊卑上下隶属关系。父，就是其子之主和统治者。子，就是其父的被统治者，他们必须对其父努尔哈赤“敬思弗忘”，毕恭毕敬，俯首听命，不得冒犯父的尊严，不许犯上谋乱心怀不轨。金国之人，皆系汗之子，皆须听从汗安排。
第二，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皆由汗封授、奖惩和罢革。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固然是该旗之主，该旗所有人员，不管是固山额真、总兵官、梅勒额真、副将等高级官将，还是参将、游击和备御，以及一切诸申和伊尔根，都须服从他的管辖，权势极大。总兵官和副将，以及参将、游击、备御，分管所辖兵民，佐治国政，率兵出征，也是有权有势的高级人员。但是，贝勒权再大，总兵官职再高，也须尊汗为父，听汗支配。贝勒之尊、官职之显，皆系汗父封授，如若对汗忠贞孝顺，勤勉治政，便能蒙受汗恩，久在其位，久任其职。如若对汗不忠，贪婪昏庸，心怀“贼盗奸诈”之念，扰乱国政，则将为汗所谴，革其位，罢其官，诛其身，籍没其家，“遇逢忧患矣”。前面曾经讲过，贵为国母的大福金富察氏的被休，皇长子阿尔哈图图们贝勒褚英的执政及其被革和处死，大贝勒代善之立为太子及其被废，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督堂乌尔古岱的贬职，督堂、总兵官阿敦的失宠和被监禁，巴克什额尔德尼的冤死，都清楚地表明了顺汗者昌，逆汗者亡，努尔哈赤确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君汗。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2）
第三，金国大政方针，为汗亲定。努尔哈赤虽然分封子侄为和硕贝勒，委任亲信臣僚为五大臣、八固山额真和总兵官、督堂、副将，军国大政，一般都由汗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讨论各种方案，最后由他钦定。一般情况下，努尔哈赤是采纳群臣意见的，但他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拒绝众议，独自作出相反的决定。比如，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以后，对于是否定居辽沈，汗与八旗贝勒、大臣有着不同看法，诸贝勒、大臣想返回故地，努尔哈赤独主迁都辽阳。《武皇帝实录》卷三载：
帝聚诸王臣议曰：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诸王臣俱以还国对。帝曰：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诸王臣对曰：此言诚然。议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
据《满文老档》所载，诸贝勒、大臣不仅想早返旧地，而且还采取了具体行动，因扬古利额驸之子去世，诸贝勒欲将尸骨送还萨尔浒。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着重阐述了迁都辽阳的意义，遂定议迁都，努尔哈赤说：
何用送至萨尔浒？彼处之尸骸，尚须运来耶！如此天赐之地，尔等诸贝勒、大臣，尚以辽东城为不可居住，踌躇不决。昔我国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无盐得食耳。今得盐可食矣。由辽河至此，各路皆已归降，吾等何故弃此他往耶！吾初在困苦之时，如涸泽之鱼，求水不得，被置于石头之上。如此困苦，蒙天眷爱，而得大政。昔金国阿骨打汗，兴兵征伐宋与蒙古，然犹未尽服，至其弟乌克玛依汗，始尽降服。蒙古青吉斯汗征讨未尽之国，其子窝阔台汗方悉降顺。为父之我，为尔众子集兵平定大业，尔等诸子，何为不能居此耶？乃定议居住辽东城。
迁都辽阳，自建州老营进驻辽沈，这是一件关系金国发展的大事，如果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徒事掳掠，纵然带回大批人畜财帛，可在老家享用一时，但能用多久？大军一撤，辽沈汉民重返故里，明兵归回旧城，各省援兵相继赶来，那时金兵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良机一失，后悔不及，对金国的发展，将带来“东京城内治门门额”拓片
（边款为“大金天命壬戌”，天启二年）
严重的障碍。努尔哈赤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坚主迁都，这既反映了他确系胸怀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又表明了金国由他主宰，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是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的。
修筑东京城，也反映了汗权之大。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因辽阳城大而旧，难以防守，欲筑新城，诸贝勒、大臣谏阻，努尔哈赤拒绝众议，力主新建，群臣不得不服从。《武皇帝实录》卷四载述此事经过说：
帝聚诸王臣议曰：皇天见祐，将辽东地方付与我等，然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诸王臣谏曰：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毋乃劳民乎？帝曰：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汝等惜一时之劳，我惟远大是图，若以一时之劳为劳，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筑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东五里代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
过了三年，旧境重现，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八旗贝勒、大臣又行谏阻，努尔哈赤一如既往，又力主其议，群臣只好再次服从汗旨。对于这件关系重大之事，《武皇帝实录》卷四叙述说：
（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大政殿（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时所建）
定都沈阳，是正确的，对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这两次迁都和新筑东京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努尔哈赤实系金国之主，握有军国大政的决策权，是说一不二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八旗劲旅归他指挥，将领的升降奖惩和委任，皆由他最后决定。对外用兵，从军事方针到战略战术，以及军队的进退等等，都由汗钦定，重大征伐，往往是努尔哈赤亲自统率。从击败九部联军的古勒山之战，中经攻抚顺，败明军于萨尔浒，取沈阳、辽阳，下广宁，三十多年的重大战役，皆系英明汗发号施令，率领诸贝勒挥军鏖战。军权牢固地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
在财经上，金国辖区土地，皆属汗、贝勒所有，满汉人民交纳的赋税和贡物，尽归汗、贝勒支配。他们大量掠夺人丁，逼令充当阿哈，增建新的拖克索。天命六年九月，汗、贝勒下令，自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天命八年（1623）六月，镇压复州人民反抗后，将杀后遗下的叛民编为阿哈五百户，每十口给一牛、一驴，遣往设有汗、贝勒拖克索的纳丹费勒，耕田种地。九年（1624）正月，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三千二百丁，迁往盖州城居住。充当汗的“种棉之人”、“育养水果之人”。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下谕，编立成千上万的拖克索，除以数百庄赐予八旗官将外，其余拖克索尽归汗、贝勒所有。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一跃而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庄园主。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3）
汗、贝勒拥有大量牲畜。除建州时期原有牲畜以外，进驻辽东又掠夺和没收了大批马、牛、羊、驴、猪，仅用来出赁与民的耕牛就有一万头。天命六年八月，蒙古喀尔喀部为赎取斋赛贝勒，送来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一小部分赐予八旗官将，其余尽为诸贝勒分取。
汗、贝勒还有大批专门培养果树的园户、捕鱼捉蟹的渔户、捉鸟的雀户、煎煮食盐的盐丁，以及种植棉花的阿哈。另外，汗、贝勒每年还派遣上千包衣到长白山采挖人参，猎捕貂狐，捞取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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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1）
努尔哈赤从一个丁不满百的小部酋长，上升为辖地万里臣民百万的大金国英明汗，固然与其个人艰苦奋斗和家族成员的同心协力共创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网罗到一批谋臣勇将，没有他们的挥军冲杀，佐治国政，这一变化也是不能出现的。努尔哈赤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贯强调要任用贤人，擢升有功的忠臣。进入辽沈以后，统治广大汉民，更加感到必须依靠各级臣僚，因而对八旗官将，尤其是对女真官将非常重视，十分信赖，厚加礼遇，额外奖赏，以促使他们效忠汗、贝勒，为巩固金国而尽力效劳。他曾专给诸贝勒下达密谕说：
我国之诸贝勒、大臣，若皆贪图个人之安娱，我为尔等太息，当唾尔等之面矣。尔等之断罪，非理矣！对并立授首之汉人，何故如我等之女真同样处之耶？我等之女真，若犯何罪，当问其功，问其差使，若有些小理由，即以之为藉口而宽宥之矣。汉人系应杀而获生之人，若不忠正效力，复为盗贼，何故不诛灭其族而杖释耶？至于系带往我等之费阿拉后与我等同来之汉人，当以同理考虑而断也。尔等所断者，似倔强不听之牛骡矣。着八贝勒将此谕，召集各自之固山之贝勒、大臣密观之，勿令他人闻知。《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二。
金国特重刑法，审断是非功过，是汗、贝勒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扶植忠良惩治奸臣的有效手段。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努尔哈赤特别指出，要区别开女真和汉人，对女真人，对女真官将，要尽量优待，即使犯法，应当问罪，也要论功论职而宽宥。至于封授爵位、官职，赏赐人丁财帛牲畜和庄园，女真官将更受到特殊的优遇。
八旗官将，多系女真担任。早期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都是女真。建州时期先后担任过固山额真要职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多弼、扈尔汉、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扬古利，济尔哈朗、阿巴泰、汤古岱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与其他固山额真都是女真。
进驻辽沈以后，曾任处理金国日常政务的督堂要职之人有，阿敦、阿巴泰、汤古岱、何和礼、扈尔汉、乌尔古岱、阿布泰、扬古利、多弼、巴雅喇、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也都是女真（包括宗室和觉罗）。
担任过固山额真或总兵官的有，巴笃里、穆哈连、康古里、汤古岱、扬古利、车尔格、扈尔汉、布山、阿布泰、岱音布、乌尔古岱、何和礼、喀克笃礼、武纳格、宗海、图尔格、李永芳、佟养性，还有明安等几个蒙古总兵官。上述人员中，只有李永芳、佟养性是汉人。
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十之###也是女真人。
努尔哈赤一向主张赏罚分明，重奖任劳立功之人，特别是对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官将，更给予特殊奖赏。例如，布山原曾因被他人陷害革除官职，后来查明，他不仅在辽沈之战中没有过失，反而见难而进，独担重任，立下大功，努尔哈赤恢复其职，并擢升一等总兵官，特赐世代优免的敕书。该敕文说：汗曰：在我得胜之时，能够管辖禁约之人甚多，我等苦战困难之时，管辖禁约之人则很少。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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