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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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撤掉熊廷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明帝认为熊无才干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吗？不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沈阳失守，十九日报至京师，朝野震动，帝即传谕内阁，速上应急长策，二十日，大学士刘一燝立上奏疏，极言“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又说：“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十五日，帝命起用旧经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来任职。二十六日辽阳失陷消息至京，“京师戒严”，诏令廷臣集议，均无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专使捧敕，往谕熊来京任职，其敕说：　
　　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赍敕召谕，如敕奉行。《明熹宗实录》卷八。
　　此敕高度赞扬了熊廷弼“威慑夷虏”保全危辽的卓越才干和特殊功勋，谴责了言官和兵部乱发议论排挤能臣的过失，责备了自己误听闲言的错误，恳请廷弼出山，为君分忧。这最有力地表明了天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知道熊是保全危辽的能臣，既有才干，又树立了功勋，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宠。
　　四月初二，帝又谕部院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明熹宗实录》卷九。随即将弹劾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阅视辽东的给事中姚宗文等，分别论处。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辽的三方布置策，主守广宁，出舟师入辽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在此之前，辽东先后用了三个经略，即杨镐、熊廷弼、袁应泰，杨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为兵部尚书，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为四品，皆比过去的经略官品更高、职衔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将离京赴任，帝从阁臣请，以经略尚书奉命专征，“宜重事权”，“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特赐大红麒麟服、彩币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绣的狮子，公、侯才能绣麒麟，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宠的。明帝又赐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饯。《明史》评述此事说，此乃“异数也”，即廷弼受到明帝的特别宠遇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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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3）
就是过去好与人争喜责经略的科道言官，在辽阳、沈阳失守后，也一致建言立即起用熊廷弼，催其迅速赴任，以救危辽，“外无他策”。天启帝因观看文书，“见科道条议，请敕马上差人催取熊廷弼等来京”，而内阁拟进的谕札，没有“写敕之议”，命阁臣重拟。阁臣遵旨回奏说：“张鹤鸣（拟升为兵部尚书）、熊廷弼，朝议称其才可济变，急需前来，即欲委以兵革之事，推毂加隆，原不为过。”《明熹宗实录》卷八。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熊廷弼曾经受到朝野一致的推崇，明帝把保住河西、抵御后金的重任，寄托在他的身上，给予了他特殊的优遇。
　　那么，为什么明廷后来重用王化贞冷落熊廷弼呢？明臣和清修《明史》的史官，大都是从门户之见以及廷弼好胜负气，得罪了言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来解释，近人亦多持此议。总观辽东战守全局，看来此论虽不无道理，可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抓住关键问题。熊廷弼的失宠和受排挤，王化贞的得势及其独专辽东兵权，根本原因是二人的主张互不相同，而王化贞的意见符合了明廷的愿望。
　　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任宁前道，分守广宁。辽沈战起，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极力“抚之”，“皆不敢动”。泰昌元年（1620）十一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奉旨往辽，会勘经略熊廷弼功过，天启元年三月初二日，以勘辽完毕，回京上奏辽东情形时，极言化贞得蒙古心，“勿轻改调，以堕抚局”。
　　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远近震惊”，“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驿，烟火断绝”。闾阳驿在广宁西南，塔山又在闾阳驿之西，这二百多里地区居民都因畏惧金兵侵袭而逃走一空。在这两处东北的广宁，离辽阳更近，威胁更大，更危险，军民更怕，早已是畏敌“俱窜”了。此时广宁仅系孤城，止存老弱残卒一千，甲仗皆无，火器缺乏，时人皆谓广宁必失，“河西必不能保”。而王化贞却招集散亡，得万余人，“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把广宁守住了，把河西十一卫保全了，立下大功。因此，甚得朝野称赞，“时望赫然”，明廷认为王有胆有识，才干超群，倚以为重。四月初三，湖广道监察御史方震儒奏称：“宁前道王化贞甚得西虏之心，宜加佥都御史职衔，令其便宜从事，与薛国用同守河西。”《明熹宗实录》卷九。初五日，谕升辽东巡抚薛国用为经略，升宁前道右参议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即辽东巡抚）。
　　王化贞以辽东军民猛烈反抗后金，思与明朝联系，遣都司毛文龙率兵二百二十余人，由海进取镇江（今辽宁丹东县）。毛至朝鲜弥串堡，侦悉后金游击佟养真发兵外掠，城中空虚，与右卫生员王一宁定议，遣千总陈忠夜渡鸭绿江，与镇江原中军陈良策密商，于七月二十日突然进攻，陈良策从中内应，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余人，“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汤站堡、险山堡兵民闻风起义，捕捉后金守将，交与文龙，后皆押送北京，斩首示众。辽南四卫群情振奋，“南卫震动”。八月初，捷音至京，“举朝大喜”。
　　大学士刘一燝等立即上奏说：“屡败之余，有此奇捷，皆繇国家德泽深厚，人心原不忍背”，应立即调兵往援，帝从其议。
　　总理户、兵、工三部军需的左侍郎王在晋，紧接着就此事上奏说：　
　　迩闻辽东抚臣王化贞，密委都司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请立即发兵往援。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天启皇帝亦对此战给予了极高评价，于八月初七、初八，两次降谕兵部说：“朕览文书，见辽东巡抚王化贞本内称，毛文龙收复镇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员，着即与查明优叙。”接着又谕兵部说：“镇江奇捷，辽左恢复有机。”三道谕旨，皆责兵部传令经略、巡抚及有关官将，立即发兵发银运粮运甲仗兵器，前往接应毛文龙。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毛文龙于八月初七日升副总兵，随即晋总兵，后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
　　镇江之捷，为王化贞增添了莫大光辉，朝野一致认为，他建立了又一特大功勋，是保全危辽抵御后金的卓越人才。王化贞有了守广宁、取镇江这两大功勋，固然为他独专兵权总管广宁军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仅此还不能排挤掉熊廷弼实现这一目的。因为，举朝公认熊、王皆是有功之人，皆是有为之士。熊立功于前，扭转了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失守以后的危局，保全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辽阔领地；王立功于后，坚守广宁孤城，保住了河西十一卫。论功勋，彼此不相上下，皆系树立特大功勋的功臣，论才干，论胆略，二人亦难分高低，都曾经是藐视强敌，敢挑重任，力挽狂澜，为他人所不敢为的勇士，都曾显示了个人的卓越才干。正因为这样，所以熊廷弼从一个放归林下的闲员，初以原官兵部右侍郎起用，继即超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蒙受殊遇，王化贞由从四品的左参议、宁前道，擢任辽东巡抚，在辽、沈失守以后的三四个月内，明廷对二人是同样优遇的。后来之所以发生了重王轻熊、专任王化贞的重大变化，主要在于二人用兵的方针，互不相同，王的主张适应了明廷的需要，符合了它的愿望，因而赢得了明廷的信任。
　　

第二节　　西征广宁（4）
其实，被明廷夸奖的王化贞，并没有什么才干，他之所以能够立功，纯出偶然，得之于侥幸。广宁之能存在，并非王力御强敌的结果，而是努尔哈赤按兵不动，没有立即西征，广宁才未失守。毛文龙的镇江之捷，亦出于金兵不备，而且努尔哈赤立即派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领兵前往，平定了镇江的起义，对南四卫进行了血腥屠杀，迫使毛文龙逃往朝鲜。王化贞既不谙兵法，又刚愎自用，轻敌自傲，且不问军务，“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只知胡写乱说，“务为大言罔中朝”，骗取朝廷信任。
　　王化贞主战，主速战，极言可以不用多少兵马钱粮，就可迅速获胜，收复辽河以东十四卫。他为用以制敌之策所列举的论据主要有三项。一为用西虏，以西虏制东夷，即用蒙古打后金。早在天启元年三月辽沈失陷前夕，身任辽东宁前道的王化贞就上奏说：“奴氛益恶，辽势将墟，亟救燃眉，惟有用虏一着。……请发帑金百万”，宣谕蒙古诸部，有能讨金者，赐金银，有能灭金者，“有其地仍比顺义王例，岁赏若干”。如此，则蒙古各部“未有不争赴者”，“奴不敢复深入矣”。《明熹宗实录》卷八。五月二十四日，兵部从巡抚王化贞之请，发银一百万两于广宁，以抚赏蒙古招其抗金。九月，王化贞又上揭兵部说：“虎墩兔汗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先遣夷使伯言顾哈等报知，随后齐到”，请发帑金三十万，作赏功之用。这个虎墩兔汗，就是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王化贞的用西虏制东夷主张，是明万历后期的一贯方针，根据有三，一是蒙古、女真一向不和，建州兴起，蒙古不服，欲图诛剿，压其威势。二是蒙古善于骑射，兵力强大，素为明朝所畏，用以抗金，可收其效。三是蒙古各部贪明市赏，断市停赏，蒙古不堪其苦，重金抚赏，蒙古将恋财而为明用。万历末年以后局势，确实如此。一些蒙古部落与明相联，共抗后金，尤其是察哈尔部林丹汗，更是一贯与努尔哈赤为敌，蔑视新兴的建州。
　　天命四年（1619）十月，林丹汗遣使入建州，致书努尔哈赤说：　
　　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青吉思汗谕：　致问水滨三万诸申之主恭敬英明汗平安无恙否？明国与我二国昔为仇敌。吾闻自午年至未年，明国为尔骚扰。今此未年之夏，吾曾亲至广宁，降服其城，收取贡赋。今尔出兵广宁，吾将威制于尔。吾二人素未开战，若吾所服之国为尔所取，则吾名安在？如若不听我此言，则吾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先前我等互相遣使往来，后以尔使捏告吾太骄傲，因而断交。如以吾言为是，尔可遣使前来。《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
　　此信用词之粗野，口气之狂妄，对建州的轻视和威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激怒了后金八旗贝勒大臣，半主杀其使者，半主割使臣耳鼻。努尔哈赤决定，“对彼之恶言，我等也以恶言相报”，遂回书林丹汗，痛讥其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实则仅系拥众三万之小部头人，讽其不敢用兵于明国（甚至曾被明所败）一心想讨要赏银，以致为明所骗。金蒙相恶，明是可以拉蒙抗金的。
　　二为用降臣，依靠李永芳等降将的反正，里应外合，击败金兵，收复失地。王化贞认为，李永芳等降将，久怀内附之心，连续遣人入金，劝诱归顺，李永芳亦佯为允诺，伪愿内应，王信以为真，寄予厚望。
　　三为倚辽民，等待河东十四卫辽民武装起义，迎接官兵，灭掉建州。王化贞一直认为，河东辽民痛恨后金，明兵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可以作为明兵抗金御敌的重要支柱。他曾上疏详述辽民情况说：　后金搜掠民间米粟牛羊，将堆积如山的财货，尽运旧寨，大杀辽民，辽民恨之入骨，等待官员往征。“河东之人引领以望，以日为岁，吾使人所至，望屋而室，贼至则匿之，去则导之，及河则泣送之。豪杰聚众，俟吾兵至，则共执伪将以降，虽多有事漏被杀，不悔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十三。
　　因此，王化贞轻视大敌，“好谩语”，“欲以不战取全胜”，甚至直到十二月广宁势危，官民思逃的时候，王还上疏明帝，狂妄宣言：“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熊廷弼则与王相反，力主固守，主持久战，强调征集大军，广储粮饷，备足器械。六月初一，廷弼即上恢复辽左的“三方布置”策，初六就任辽东经略，十七即奏请抽选各镇各省精兵二十余万，催促到山海关，兵必精，饷必足，弓矢器械硝黄布匹必备，如有差错，兵、户、工部当负全责，帝从其请。寻即议准，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余万两。廷弼坚决反对王化贞的错误主张，力言蒙古不可恃，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不能浪战，玩师必败，必须以守为主。论兵法，观战局，廷弼的方针是对的，史称廷弼与化贞，“无一事不一力争，无一言不奇中”。
　　但是，当时，明帝和文武大臣，以及显要太监，多以王化贞之言为是，多主进攻，多主速胜。形成这种“群议皆是化贞”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精神上的压力太大。区区建州，弹丸之地，竟敢反叛朝廷，兴兵作乱，与幅员百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对抗。两百年来先祖世为明仆，本身又受明政府封赐，为帝阿哈的建州“夷酋”努尔哈赤，居然忘掉殊恩，背弃臣节，黄衣称朕，指责朝廷，与君临四海的天皇帝分庭抗礼，甚至屡败官军，连克重镇，逼得至高无上威严无比的明帝，下诏罪己，真是奇耻大辱，令人羞惭万状。不报此仇，不雪此恨，熹宗难慰皇祖亡灵，阁臣、九卿愧对君民，一向健谈好议的科道，也是妙笔难书，巧口难言。要雪“国耻”，要出兵，要速胜，成为明朝君臣的共同愿望，王化贞的主战以求速胜方针，正迎合了这种愿望，当然会得到明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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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5）
第二，辽东之失，威胁明都。辽东邻近蒙古、女真，内接关内州县，是京师的藩篱，如若失陷，对都城影响太大。因此辽阳一失。“朝野大惊”，“人心震动”，“京官皆思借差避兵”，“京师士民亦多逃避”，都城立即戒严。
　　第三，战事持久，费用浩繁，民心思乱，江山难保。这是决定熊廷弼失势王化贞得宠的最主要因素。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抚顺失守，中经萨尔浒交锋和辽沈之战，迄至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三年多的时间，全国都为“东事”担忧，都受到“东事”的损害。征兵各地，赶运粮草，打造器械甲仗，凑办军马，收取赋银，将士伤亡，城池失陷，辽民流移，闹得全国鸡犬不安，人力、财力、兵力俱损。天启元年八月，总理户、兵、工三部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上疏奏述辽事影响之大及其危及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形，对此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现摘录如下：　
　　我国家幅员万里，声灵赫濯，只缘逆酋为难，致开、铁、辽、沈、南卫相继陆沉，二百年来生养，横罹荼毒，衣冠化为辫发，名城遽尔丘墟，殚天下之财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状，有匪一言可悉者。盖自金钱尽输于塞外，上颁转散于行间，决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赋税既溢额以加编，旱潦又相仍而不已，烟寒环堵，月照逃亡，而田野空。少壮佥名以应募，丁夫僇力以从戎，比屋靡宁，穷乡滋扰，而闾阎空。强者毕命于戈矛，弱者惊嵬于风鹤，抱头鼠窜，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闺有劳人之梦，黄沙有夜泣之鬼，妇子凄其，藁砧寂寞，而家室空。三路北，而正偏裨将领死者三百一十余员，迨辽沈沦亡，不知凡几，而将材竭矣。抚顺开铁破，而姓名登鬼录者五万六千五十余人，又杀戮人民不可胜算，而生命竭矣。宽奠败而马骡驼死者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只，又东运买牛倒死数万，而孳畜竭矣。飞飘零于渤澥，转输汗漫于沧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刍粮竭矣。雇募则索艅艎于海滨，打造则儯Р哪居诮�皋，飓汛时侵，水滨莫问，而舟航竭矣。火药利器，极万输边，大铳神枪，累千藉冠，我失其御，彼得其资，而器械竭矣。芜湖之铜商不至，武库之建铁已穷，炉冶空悬，采办莫继，而五金竭矣。熬骨之诛求未已，剜肉之偿补堪怜，渔泽无遗，焚林几尽，而民间之膏血竭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内可胜惫顿乎？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五。
　　王在晋的奏疏，对“东事”影响之严重及明廷的危机，讲得很全面，简洁清楚，现对其中所提兵器、军饷二项，引录具体数字，作一补充。
　　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二年（1622）三月十四日，工部开列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三年零八个月中，发过援辽军需火器数目，向帝奏报，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一位重一两千斤，每发一炮，可击毙敌兵数百人），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电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神炮、威远炮、涌珠炮、连珠炮、翼虎炮，共九千九百六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鸟铳六千四百二十五门，五龙枪、夹靶枪、双头枪、铁鞭枪、钩枪、快枪、长枪、三四眼枪、旗枪，共三万四千零五十二杆，大小佛郎机四千零九十架，硝黄一百六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大小铅弹、铁弹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六十八个，盔三十六万顶，甲二十七万五千五百八十九副，刀十二万四千七百六十一把，弓四万二千八百张，箭二百四十六万四千支，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西铁、不堪炮甲代铁，共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斤，以及大批皮张、棉花、袄裤等物。这还不包括辽东经略、巡抚在本地备办的火器甲仗。
　　从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1620）九月止，户部共发过辽东新饷一千零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三两。泰昌元年十月初一至十七日，十七天内，户部又发过辽东新饷九百四十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七两。到天启元年十二月，又是一年多的时间，又将发放上千万两。这还不包括熹宗皇帝一年内从私库拨出的帑银四百余万两。户部每年太仓岁入银才四百余万两，加上“辽饷”加派五百二十万两，也不到一千万，而熊廷弼要调兵三十万，年需兵饷一千二百万两，从何而出？明臣多因饷费兵冗苦累全国而担心，纷上奏疏。御史徐景濂奏称：“如兵必满三十万，饷必盈千余万，而后大举，几阅春秋，恐点铁无术，饥寒溃敌，更可寒心。”《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刑科右给事中孙杰疏言：“且往年兵议十八万，饷议七百万，尚苦不凑，今兵需三十万，饷需一千二百万，恐竭中国财力不足供也。”《明熹宗实录》卷十六。
　　庞大的军费，怎样筹办？天启元年九月，署户部事左侍郎臧尔劝，奏上理财疏，提出十项建议，主要是从皇帝、王公贵族及军民身上打主意，要将年供内库的金花银一百万余两，拿出一半，解充辽饷，要叫岁禄八千石以上的亲王、岁禄六千石以上的郡王，将其超过的禄米捐助辽饷，要增加崇文门、北新关等所收税银等。这直接损害了帝王的私人利益，熹宗当然不会采纳，结果困境无法摆脱。
　　军饷浩繁，民力难支，广征兵士，亦祸害无穷，四川、贵州相继发生征兵激变之事。天启元年七月，科臣明世举捧檄起土司兵援辽，“诛索无厌”。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令土目带兵一万，诣重庆点阅，巡抚徐可求置之不理，谩言兵少，土兵伺候月余，“汹汹思乱”，而可求却滥施淫威，杖责头目，并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土兵忍无可忍，杀巡抚、道臣、知府、推官及总兵、参将一百五十余员，奢崇明随即兴兵，踞重庆，围成都，“川东、川西、川南四十九州县望风瓦解”。
　　

第二节　　西征广宁（6）
十二月，内阁首辅叶向高，以熊经略主守，反对速战，力言必集兵三十万，才能进军，致书廷弼，十分忧虑地说：“承教，辽事未可战，自是确论。然须当讲求三十万兵，势必不能集，海内坐此，骚动已极，若征调不止，其祸变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广宁，复得辽阳，而天下事亦已去矣。”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六。果然，第二年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起事于贵州（延续了十七年）；五月，白莲教徐鸿儒举义旗于山东，各地兵变频仍。不久，又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廷即将崩溃衰亡，叶向高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确有真才实学，熟知敌情，善于用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所上主守的正确方针，得不到朝廷的赞同，反因直言得罪了言官及兵部尚书张鹤鸣，失宠于明廷，被排挤，缺兵少将，一筹莫展，而夸夸其谈，巧言诡辩，腹中空空，不知用兵为何物的王化贞，却以速战速胜论，骗取了明廷的信任，独掌辽东军务大权，终于导致广宁失守。这场“经抚不和”之争，以及王化贞的得势，熊廷弼的闲置，最集中、最有力地表明了，明王朝确是腐朽万分，不能挽救辽东危局，无法抵挡金兵的进攻了。
　　　　三、　轻取广宁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统八旗劲旅，西征广宁，二十日，围西平，二十一日取西平，大败明军于平阳桥，二十四日入广宁，明金第三次大战又以明朝惨败而结束。
　　明、清官员、史臣，以及近人论著，多认为此次明朝的失败，是由于“经抚不和”，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未抓住实质问题，没有找出关键因素。经、抚不合，熊、王二人及其同僚好友，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彼此舌战笔战，争输赢，定是非，比高低，互相攻击，固然对用兵有些影响，但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总观当时战局，熊廷弼已失去主管辽东的大权，一切以王化贞之意为进止。王掌握了用兵之权，甚至在广宁失守前夕，明廷已决定升王为经略，让他名正言顺地独主辽东。因此，广宁之战，经略熊廷弼已不能过问军事，纯由巡抚王化贞主管，实际上是王化贞与努尔哈赤交战，是对王的战略、战术及其指挥才能的严峻考验。战争的结果证明，这个自命不凡的王化贞，虽被明廷吹捧为不畏强敌的大丈夫，独守孤城保全河西的大豪杰，力挽狂澜誓死报国的大忠臣，原来却是一个不懂兵法的门外汉，大言不惭哗众取宠的骗子，游手好闲不理军务的懒人，并且还是一个胆小如鼠见敌即溃的逃将，他的错误用兵方针和拙劣的领导才能，正是直接造成明军惨败的根本因素。
　　辽东巡按、监军御史方震儒，在战后上奏说，明兵之败，是因撤广宁、镇武之兵，调往西平，与金兵交战，使得广宁空虚，人心汹汹，河西失守。此说亦难成立。王化贞本来一向主张进击，不重防守，但几次出兵浪战，皆未成功。大战之前，军情严重，才不得不请熊廷弼商议战守大计。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一日，熊、王及一镇三道会议于西平，王束手无策，只好向熊求教说：　“前实不曾依奉公行，今只当辽阳初失，惟公指教矣。”廷弼着实教训了他一番，批评王不讲实效，只知浪战，最后又声色俱厉地对王说：“劝公内防而外谢之，一味密密厉兵秣马，储粮治械，干我正经事体，自隐然有不可犯之势，辽东尚可为也。”王化贞惟惟答应，“各道镇亦首肯，不敢对”。廷弼遂收集各屯涣散人马，议定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王化贞驻广宁，命辽东总兵官刘渠统二万兵守镇武，援辽总兵官祁秉忠领兵一万守闾阳，令副总兵罗一贵率三千人马守西平。廷弼又下令，严禁临阵脱逃，规定：“贼来，越过镇武一步者，镇、道、将诛无赦。贼至广宁，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处不救护者，俱如此。”各处俱“缮隍坚垒”，勿浪战，“急则互相援，违者必诛”。《明熹宗实录》卷十七。
　　镇武堡，在广宁东南九十里，西平堡又在镇武堡东南，为辽河防线的要塞，右屯全名为广宁右屯卫，在广宁之南，偏东邻海，距广宁一百二十里。廷弼这样的布置，既注意发挥明兵凭城发射火器的长处，避免中敌圈套出城野战短于骑射的劣势，又针对官兵怯战好逃的恶劣传统，下死命令，严禁溃逃，有事互相应援，这种安排，还是不错的。
　　此次交战，八旗军队确数虽难查明，但可以肯定，数目不会太大。十个月以前，八旗一共才二百三四十个牛录，按一牛录三百丁计，约七万丁左右，进入辽沈以后，没有什么增加。新编了一批汉兵，人数不多，装备不良，而且很不可靠。兼之辽民激烈反抗，必须留下相当多的军队，驻戍各地。照此算来，努尔哈赤统领的军队，只有几万人。辽东巡按方震儒根据参将周守廉的塘报上奏说，攻西平的“奴兵五万，又益以新练辽兵四五万”。金兵五万之数，比较可信，至于“新练辽兵四五万”，显然是过分夸张。
　　明军人数，超过了金兵。经略熊廷弼有兵一万，驻右屯。巡抚王化贞统兵十三万，除去西平、镇武、闾阳三处兵三万余外，大都集聚于广宁。无论在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明军都居于优势。
　　明军士气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