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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巧经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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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一带购进蚕丝运进上海。局势果然按他所预计的那样发展。这成为他创业以来最大的一宗生意，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是张扬势力，为我所用。胡雪岩敢于结交官尝商尝洋场甚至江湖草莽等多路诸侯，为其所用。在当时的社会，恰逢兵荒马乱的年月，经商没有官场的庇护是寸步难行的，不结交几个草莽英雄更是难以安生为业的，而如果没有商场甚至洋场的相互利用和合作也是做不了大买卖的；
三是做大蛋糕，走规模路。胡雪岩认为经商应放开眼光，放开胆量，看得远，走得宽。商人不但要看到一县、一省乃至全国，还要看到国外，敢于同洋人做生意，才能大有前途。故此胡雪岩能从钱庄起步发展到21家银号、26家当铺，且多属当地资本最巨者，后又涉足蚕丝、金融、外贸等行业。庞大的金融网为他的经商提供了资金保证，而商贸业的声誉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由于各业互相呼应，因此越滚越大，诸业兴旺。
有勇无谋乃“莽勇”，难成事；有勇有谋谓“智勇”，成大事。我们需要的是“智勇”。改革开放后有多少商家曾喧嚣尘上而终成昙花一现，盖在有勇无谋。大凡站住脚跟并赢得大发展的企业，必有一个善于谋勇的领头人。
追求财富的胸怀
看得透，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这是很多成功创业者的品质之一。只有拥有这样的品质，才能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经得住打击和考验，成不喜，败不忧。（小说下载网…。。）
战国时的范蠡就掌握了一种自在悠然的生命智慧。范蠡在陶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儿子，一直宠爱有加。小儿子长大后，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将要被杀头。范蠡就让小儿子带了黄金千镒前往营救。为了避人耳目，他将千镒黄金装在一个旧坛子里，用牛车拉送。就在临行前，范蠡的大儿子对小儿子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他对范蠡讲，家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是老大，前去解救天经地义，却让不谙世故从小挥霍成性的弟弟去，这是对自己莫大的不信任！言罢竟要挥剑自杀。范蠡无奈，只得让他前往，嘱咐他把千金和一封书信带给自己在楚国的老朋友庄生，其他就什么也不用管了。
老大到楚国见到了庄生，按照父亲的嘱托留下了千镒黄金和书信，庄生告诫他即刻离开楚国。但大儿子见到庄生的家里一贫如洗，于是心生疑团。他没有即刻离去，仍然留了下来。他暗中窥测着庄生的行动，见庄生无意动用那千镒黄金，便认为他是“拎着猪头却找不到庙门”——没有门路，便亲自探路贿赂其他的官员。但他不知，庄生虽然贫穷，但在楚国却有着极高的地位，连楚王都尊他为老师。他无意动用范蠡的黄金，打算事成之后悉数归还。他自有办法：庄生见到楚王，说夜观天象，不利于楚国，劝楚王行仁政，大赦全国。楚王当即答允，次日便封存国库，防止百姓因听说大赦而故意违法犯罪。
第26节：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第26节：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这时，大儿子也听到了大赦的消息，便认为这黄金千镒肯定是做了“无用功”，思来想去，心里难以平衡。最后他竟找到庄生，言说楚王大赦全国一事，言下之意是想索回黄金。庄生二话没说，“完璧归赵”。大儿子一时得意万分，自以为人财两全。
没有想到的是庄生深感耻辱，便再见楚王，一番陈词：“我听百姓议论，都讲陶朱公的儿子犯了杀人之罪，他家里人用重金贿赂大王的大臣，大王此次大赦，并非为了楚国，而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埃”楚王大怒，下令先杀了范蠡之子，再进行大赦。
大儿子最终带着黄金和弟弟的尸首回到了陶。
家中亲戚哀伤不已，惟独范蠡仰天发笑，说道：“我让老大去营救的时候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了。他并非不爱自己的弟弟，只不过从小经历过苦日子，知道钱财得来不易，所以难免舍不得。而小儿子生下来时家中富足，不知道钱财得来不易，所以能一掷千金。我之所以让他去，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老大终究不能从心里放下钱财，最终害了弟弟。这也是理之必然，无可奈何啊１
范蠡看得透彻：钱财同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本身相比，算得上什么呢０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盈而不溢，胜而不骄”，这些都是天道的法则。那么，执迷于眼前的利益，只知道前进而不知后退，只知道追求而不知放弃，只知道富贵而不知朴素，只知道放纵而不知收敛，岂不是愚蠢无比的事吗？
范蠡在拥有财富的同时，更拥有一份道家的智慧。老子经常教人要看清顺境中潜藏的灾祸，教人要摒弃不必要的欲望，放下身外之物；而庄子也经常劝人不要执著，要自由地活在一个“无恃”的境界中。而这些，范蠡差不多都做到了。如果说子贡是儒商始祖的话，那范蠡就算得上道商的始祖了。的确，我们看范蠡的人生，如同读老庄的书一样，有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数千年前的范蠡，用自己的洒脱和自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智慧地看待财富时，便可收获一份生命的清凉。
第三章义利相生——掌握赚钱的原则
创业者需要具有顾全大局的基本素质，不为眼前利益斤斤计较，放长线钩大鱼，勇挑重担，要有舍我其谁的大气和果敢。放长线钩大鱼，这种高瞻远瞩的创业哲学是一种境界，首先需要具有一定的基本素质和明白义利相生的道理。
义利相生也可以说是商业精神的内敛与外张，其实这也是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的和谐统一。在西方，人的一生追求对外求索；在中国，人的一生讲究对内修炼。对上帝侍奉、对科学求证、自我的扩张、冒险的竞争，都是向外用力；自强、自立、自尊、自爱、自盛自悟，都是向内用力。
义利共生，义举生辉
“以仁义求富贵、富贵后施仁义”，是商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义利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很多中国商人的经营成功之道。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命题。过去对儒家的义利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甚至只讲义，不讲利。其根据是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实，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谈义利关系，而是根据人的德行作出评价。这里的君子是指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小人指不讲道德、品德低下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能深明大义，不谋私利；道德低下的人则只知个人私利，不明大义。这两种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存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如此，当代也是如此。孔子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追求合于“义”的利。后世某些儒家只谈义、否定利的做法，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的生动说明。
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闹了饥荒，没有人愿去代收租税。冯谖毛遂自荐，愿意为孟尝君效劳。他来到了薛，立即就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当地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纷纷欢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就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了，惟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到后来，齐国换了新的君主，国王因为听信谗言，把孟尝君的宰相之职撤了，并贬他到薛为侯。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孟尝君，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自己哪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
第27节：利义兼顾
第27节：利义兼顾
利义兼顾，最终创造极大的财富，这在加拿大商人林思齐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今的加拿大华人，与欧美其他国家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一样，已走出了餐馆、洗衣店的圈圈局限，有不少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企业的工程师、科学部门的专家学者、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还有会计师、音乐家、艺术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大财团的总裁乃至政府官员、部长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
加拿大有位叫林思齐的华人，他是近20年来华人中颇有名气的一位。林思齐博士原来定居温哥华。1988年7月27日他接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通知，被马尔罗尼总理任命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督，任期为5年。1988年9月9日，林先生在该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的总督府内宣誓就职，成为加拿大立国以来首位华人总督。林思齐祖籍广东省揭阳市，1924年出生于香港。他的祖父林绍勋是牧师，父亲林子丰是香港教育家和金融家，也是香港培正中学、浸会学院和嘉华银行的创办人。
林思齐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市的培正学校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47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1948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坦普尔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取得了学位后，他又到纽约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年返回香港，从事教育、工商、金融事业，曾任嘉华银行总经理。
林思齐在香港生活到1967年，当时他已44岁。他想利用50万加元现款及同等价值的嘉华银行股票，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信托公司，但遭到家族成员的反对，他只好自行创业。此时他只有4万加元的资产，带着妻子和3个女儿移居到陌生地温哥华，准备创一番事业。岂知天涯处处都有不尽人意的事情，他到达温哥华后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一家5口人很快就把带来的钱花去一大半。有常识和有志气的林思齐不因身处逆境而气馁，他在找工作的同时，进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夜校攻读房地产估值课程。作为一位年近半百的人，在生活重压之下还坚持读夜校，可见他的决心和毅力确实过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林思齐掌握了一定的房地产业务知识后，果然在温哥华找到了一份经纪工作。他就任后，尽管极为努力工作，但工资微薄，家庭生活仍较为艰难。然而，机会总会降临到有准备的人的头上。林思齐在香港嘉华银行工作时，与香港不少客户有接触。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出现一种移民加拿大的热潮，其中有位老朋友找到林思齐请他帮助在加拿大买地产。这位老朋友出自对林思齐的信任和了解，愿借钱给他合作经营房地产买卖。他们的合作方式是各出资一半，林思齐的资金由那位朋友先借给他。这样，林思齐获得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于1973年创立加拿大国际房地产公司。
林思齐运用自己在美国读书及在加拿大夜校时学习到的知识，再加上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务的经验，发挥合作者的资金作用，不断把握时机，吸纳地皮，然后与人合作，建成物业。在短短10年多时间内，林思齐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拥有的20多处物业价值达5亿多美元，在房地产经营中名利双收。
从1981年起，加拿大房地产业步人发展高峰期。林思齐的地产多在温哥华豪华住宅区WestEnd，他迅速出售其中的大部分，把赢得的资金扩展到加拿大其他省市，甚至延伸到国外。那时，林思齐的财产估计已超过10亿美元。
随着名声的鹊起，实力的增强，加上渊博的知识，林思齐于1987年荣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一年后又成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代表。
林思齐在经济事业成功后，一直热心慈善公益活动。从1983年起，他每年捐赠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给各项慈善事业。他积极为加拿大华人服务，捐献大量钱财给有困难的华人及兴办图书馆。因此，1987年7月他又获得加拿大三级勋章，被誉为“杰出的华人慈善家”。
林思齐创业的成功，验证了当今工商界的两句名言，这就是“OPE”和“OPM”。“OPE”全称是otherpeople’sexperience，意思为别人的经验；“OPM”全称是otherpeople’smoney，意思为别人的金钱。这两句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当今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注意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和善于利用别人的金钱，在借助外来力量的同时，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成效。
第28节：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
第28节：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
义利相生，义需要诚信，这才是生意人的真正智慧；而利令智昏，使巧弄诈则是最大的愚蠢。在《郁离子》中就有很多重利轻义的例子：
宋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竟然不肯认罪导致最后死亡。郁离子觉得宋人贪财至死，与那只快被人打死也不肯吐掉嘴巴里的鸡的狸没什么两样；人被小利所迷惑，只见其利而不知其害，最终将会因福得祸，悔之晚矣。比如一个农夫因为偶然在自己的草棚里意外发现山鸡，从此天天等，终于等到一条毒蛇把他咬伤中毒而死；司城子的马官的儿子因为贪口腹之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吃河豚中毒而死；犁冥得玛瑙以为美玉，如获至宝，自以为奇货可居，在船即将沉没的生死关头因失其宝而痛哭，利令智昏，可笑可悲。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人类持续发生的悲剧，更是以“利”为目的的商人应该警惕的。商人除金钱以外，应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对“义”的追求，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刘基寓言式的义利之辩，是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并使之发扬和光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对于经商者仍然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这种思想反映到经营理念中就是内敛与外张，就是义利相生。注重从自身的内在角度来发掘潜力，强调向内用功——具有“义”的品格才有“利”的产生。
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
历史上的中国商人曾经以精明、善计算而著称于世，其经营水平规模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大商业”的发展，传统的商业知识、经营技能、观念等，又以强大的惰性，束缚了东方商人的手脚。
有一个日本人因为拥有“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的思想而经商成功，他的名字就叫——吉田忠雄。
吉田忠雄被人称作“拉链大王”，他是日本吉田工业株式会社的总裁。1908年，吉田出生在日本富山县黑部市，少时贫穷，做过多种微贱工作。到而立之年，才与人合办“三S”公司，是一个专营拉链的公司。吉田虽然没读过多少书，却很有一套经营思想。据他归纳，这是一种被称为“善的循环”的经营思想。吉田认为，做生意，赚钱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为他人着想，自身也就不可能受益。吉田实践了他的这种主张。
首先，对待消费者，他除了在质量和服务上让他们满意外，还千方百计在价格上为他们着想。据统计，1950年，每公尺YKK拉链售价为106。5日元，到1980年，在物价、工资及其他费用都上涨的情况下，YKK每公尺的价格却下降至不足70日元。
其次，对待员工，吉田也以红利相赠，他鼓励员工购买公司股票，每股可得18％的股息。员工退休，可得年退休金330万日元。
其三，对待其他拉链制造厂家，吉田也诱之以利，让他们作自己的代理商比制造商更有利。正是这种“善的循环”，使吉田登上了“拉链大王”的宝座。
后来当记者问吉田忠雄：“贵公司的拉链占全世界总产量的35％，每年生产的拉链，可以在地球与月亮之间接上四个来回，你们是如何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功呢？”吉田回答道：“这是我信奉‘利天下者，方能利己’哲学的结果。
看见记者不解的神情，吉田解释说：“我一贯主张办企业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可独吞，我总是将利润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以质量较好的产品及低廉的价格给大众消费者，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散播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归给我们，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先“让利”而后获利，使“善的循环”为人为己带来好处，也许就是吉田成功的根本。
很多中国商人不仅在自己的商业活动中恪守商业道德，同时对那些欺诈性的商业行为也深恶痛绝，必去之而后快。
我国以生产“威力”牌双缸洗衣机的中山洗衣机厂就是抱着“利天下者，方能利己”的思想突出奇招，才成为洗衣机行业中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第29节：以小损而换大益
第29节：以小损而换大益
洗衣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威力”洗衣机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征求顾客对产品质量的意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一开始厂长大张旗鼓地在天津、福州举办了四次“优质服务周”，想通过上门为顾客维修洗衣机，来了解质量问题。可是用户大都嫌麻烦，要求维修的人少，所以这一招并未获得关于质量方面的信息。
几个星期过去了，厂长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招。他花了四万多元钱，特意请了广州歌舞团到北京为用户演出，凡买了威力洗衣机的人都可以到东安市场等北京四大商场免费领取两张观看演出的票，条件是填写一张《质量跟踪用户档案》。这一招果然见效。前往登记的用户有好几千人。就这样，他们收取到非常丰富的用户信息。为改进威力洗衣机质量，扩大产品在顾客中的信誉，作了一次很好的宣传。这次活动所获得信息和声誉，更是“万金”难买。这就是先赔后赚的“利天下者，方能利己”的经营思想。
以小损而换大益
创业者从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追求利益，但如果直接以战争手段去抢夺，那么你“失去的东西，永远比得到的更多”。
以小损而换大益是战争中的重要战术，这种重要战术又称为“损”战，在商战中同样适用。
吴越之战，越国便有计划地腐蚀了吴国的军心；越战中的美国军队，也在毒品与性病的攻击下遭到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美国本土的社会结构；这正是以小失而得大益的事例。在上面的事例中，“失”的目的在于“得”，以“失”诱敌上钩，然后一举歼之，即小失而得大益之法。
解放前，烟台啤酒厂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某日，“新世界”按正常门票价格出售门票，持门票进入“新世界”后，由烟台啤酒厂赠给洗脸毛巾一条（上有“烟台啤酒厂赠”字样），游人可免费喝啤酒，喝酒多者，按前三名顺序分别予以厚奖。消息发出，上海新世界门前万头攒动，致使南京路上人山人海，交通堵塞。这一天，48瓶一箱的啤酒被喝掉了500箱。上海市的各家报纸绘声绘色地报道了这次啤酒比赛的盛况以及获奖者的得意之态，整个上海为之轰动。
烟台啤酒厂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花了不少钱，表面上看是吃了亏，但它因此而占据了上海啤酒市场，捞了个大便宜。这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做法，没有魄力的厂家是很难做到的。
在战争中，爱兵如子可能是所有将帅的美德，所以，损失士兵的事是统帅所不愿意做的，但有时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也不得不做出牺牲，因为以小损换大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最大的保存了士兵的利益。
《国史补》中记载，渑池道中有车载着瓦瓮，堵塞在狭窄的路上。正赶上天气寒冷，冰盖路又陡又滑，进退两难。天色将晚，公家的和私人的旅客成群结队走来，数千车马拥挤在后面，毫无办法。这时有一个叫刘颇的旅客，催马赶来，问道：“车上的瓮能值多少钱？”回答说：“七八千。”刘颇立即打开包裹取出银子，全部将瓮推到山崖下。不大一会儿，车载轻了，可以顺利前行，后面的车队也喊叫着前进了。
古人说“吃亏是福”，或者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有时候，吃的亏是明显的、表面的，但占的便宜却是无形的、长远的。从经营上来说，刘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付钱推瓮下山是吃亏了，但他赢得的时间价值却是难以衡量的。这种以小损换大益的行为，是创业者的目的也是一种经营手段。
见利思义，善行义举
作为商人就要谋求更大的利润，但儒家提倡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完全超出了“金钱至上”的西方价值观，成为中国商人独特的管理价值论。
义以为上，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既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或“取之有义”），也包括价值判断上的“先义后利”和“以义克利”。这一“义以为上”的命题，为现代儒商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义后利”命题，是儒家针对“先利后义”的弊病而提出来的。孟子认为“先利后义”，势必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结果。最高统治者如带头讲利，就会带动人人言利的风气，而人的贪欲难以满足，必然会引起互相争夺，天下大乱。只有“先义而后利”，人的欲望容易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因此而得到好处。“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第30节：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第30节：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荀子从个人荣辱的角度阐述了两种治国之道，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见利思义”也叫“见得思义”或“义然后缺。
“见利思义”和“义然后缺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提出的；“见得思义”则是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的。这些都是说人在判断事物和行为准则上应以“义”即道德价值作为惟一的取舍标准。根据“见利思义”的观点，儒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是要追求的，钱是要赚的，而“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传统思想是必须抛弃的。但是赚钱必须以“义”为取舍标准。何谓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愈《原道》）这里所谓“义”，除了传统儒家从道德层次上大力提倡职业道德，力求做到赚钱不“缺德”外，还必须注入以法治企业的新观念，从法律层次上大力提高守法意识，力求做到赚钱不“违法”。
只要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讲挣钱，理直气壮地赚大钱。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进行走私活动、偷税漏税、贪污盗窃、侵吞公款、贩卖毒品、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要求国家和个人只能创立与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益的企业，任何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业和产品都不应创立与发展。同时，要求商人在经营中只能赚取合法合理的利润，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就为现代儒商指出了一条正确的价值取向，赋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价值。
捐善款的义举固然是出自商人的仁义之心，但这一义举的又一客观效果则是为商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树立了一块无价的金字招牌。
李嘉诚在商场上成功了，但他并没有捂紧自己的钱袋，而是捐赠大量财物来兴义举，做善事。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树起一座心碑。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参加剪彩仪式。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即在第一时间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四大公司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同时倡议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热潮。数日后，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李嘉诚又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给汕头市政府。李嘉诚的善行义举显示了其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作伙伴？谁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在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海中，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就必须“予民以惠”，如此，生产则兴旺，才能在惠民中实现自己赚钱的长远目的。《韩非子》一书中讲述了一国的国君要通过各种手段树立国家形象，包括“惠民”、“节财”、“选贤”，其中有一则精彩的故事，就是“齐景公问政与惠民便民”。
韩非子强调，“惠民”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只有惠民，才能取得民心，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国家应该经常保持惠民的形象，使百姓有基本的保障。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就必须“予民以惠”，如此，才会生意兴旺。在惠民中既实现了自己赚钱的目的，也可以确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孔子同样也提出了以惠养民的思想。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以民为本”，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实施“以民为本”，孔子提出了五条具体原则，即“五德”：恭、宽、信、敏、惠。五德最终概括起来，可以落实到最后一点，即“惠”。以惠养民，这是五德之精髓所在。它充分体现了孔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的仁爱精神。
无论是韩非子的“予民以惠”还是孔子的“以惠养民”，在今天都可以用“顾客至上”来表述，甚至也可用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来解释。
第31节：失信于人，自取灭亡
第31节：失信于人，自取灭亡
同仁堂中药店为什么能享誉神州？为什么其中药在国内外都能赢得很高的信誉？其成功的原因固然来自产品质量的优异，但不能低估的是，同仁堂在为本店扬名以扩大社会影响方面确有一套独特手法。
清代，北京城内每年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挖城沟一次。于是同仁堂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城门附近开沟的地方高悬灯笼，为行人照路。灯笼上“同仁堂”三个大字在夜色中分外耀眼，过路行人在感激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同仁堂”的印象，产生了好感。同仁堂还主动开办慈善事业，冬天设粥厂，夏天送暑药，兴办义学，施舍棺木，提高了它在贫民中的声誉。同仁堂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从而取得了最佳的宣传效果，树立了企业形象。
近代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成功的企业，都在惠民、利国方面做出了贡献，从而也牢固地树立了本公司的企业形象。
20世纪80年代，广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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