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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经济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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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茉偈褂么陈湮榈睦投芗蜕椒ǎ词估投芰郏Ｋ潜匦胧褂孟执募际鹾蜕璞浮Ｅ级惺焙颍凸ぷ室不崛�1名雇主用少量多余的工人来替代机器使用：想象一下1家园林公司会使用10名廉价的工人而不是一台挖土机来挖一条沟。然而，这些情形都十分少见，而且这种工人和机器之间产生的“替代功能”远不足以自动地实现完全就业。而基于许多其他的原因，在经济中使用落后的、劳动密集型技术是非常不可取的（即使工资很低）。因此，工资与就业水平之间的这种联系十分微弱。
我们在上文中讨论过，如果降低工资导致产生更多的公司利润，这样做就可能会促进更多的投资继而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创造。这一结果取决于尽管工资下降经济中仍然有足够购买力来购买所有的产品继而产生更多的利润。然而，即便是那时候，就像我们在第12章中提过的，利润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仍不确定。
从与其他公司竞争的单个公司的角度来看，如果公司自身具体的劳动力成本下降，其增长就会得到加强。公司的产品就会更具竞争力地出售而其市场份额也将扩大。然而，记住一家公司市场份额的扩大会造成其他公司在产出（继而就业）上抵消性的收缩——由于其更高的工资而丧失了销售市场。因而一家公司削减工资最终并不能增加整体就业；它至多不过是将就业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公司。更有甚者，其他公司很可能会同样通过削减工资做出回应——这种情况下对就业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如果消费支出因此而减少则更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样的逻辑也适用试图通过削减工资从其他地区或国家“窃取”工作岗位；全球总就业量不会改变，而其他地区最终很可能也通过削减其自身工资予以回应。
或许降低工资与提高就业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联系是上文讨论过的工资走向和中央银行间存在的间接的、政策驱动性的关系。中央银行通过严格控制整体经济的增长来限制工资上涨并保护利润率。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一旦工资需求减弱，银行家们就会让经济增长得快一些。这种整体上的联系根源于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工资压力是通货膨胀最为主要的来源以及假设不可能存在其他同时实现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方法。
第13章就业与失业（5）
我们必须同时也考虑到降低工资相反可能会导致更少就业的途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通过降低工资给工人们的消费支出造成的影响——记住，在发达国家消费支出要占到GDP总量的一半左右。工人们往往在家用消费（商品和服务）上花去他们的全部收入。降低工资意味着减少支出，因而也减少了对产品的需求。除非新的投资或出口能完全抵消这一影响，否则由于削减工资总产出将会收缩，就业量也会减少。
这种联系是一些工会成员和劳动力支持者们做出高工资实际上“有利于公司”论点的根据。亨利·福特在1914年付给他的工人们每天5美元的工资（一个在当时非常高的工资），因而他们才买得起同为他们所生产的汽车。这一先例经常为人所援引。的确存在一些提高工资带来对购买力（继而产出）的积极提升效应大于其对利润、出口和其他支出来源消极影响的情形。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形称作一种“工资主导型”经济。然而，我们不应该高估它的实际意义。它一般需要一些条件才能成立：一个非常低的产能利用水平，程度相对较低的全球化（这样工人们更高的工资会促进国内生产而不是带来进口的泛滥成灾），全体工人们工资的同步上涨（这样没有哪一家公司因一开始提高工资而遭受不利）以及对赢利能力相对不太敏感的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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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通的打扫地板的工人一天将会得到5美元的工资。我们相信能够让20000名工人都积极主动和满意地工作，而不是在我们业已形成的百万富翁中间找几个残酷监工。”
——亨利·福特，美国企业家（1914）
统计证据显示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工资主导型。换言之，仅仅提高工资并不能保证产出和就业水平就会增加。因此，增加工资（假如是为了减轻贫困）的努力需要其他措施加以补充以促进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支出）以及确保提高工资不会减少就业量。第26章中概述的一种高投资、可持续经济的提议就是这种双管齐下战略的例子之一。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雇主们支付足够高的工资来激发工人努力工作的必要性。这正是许多大公司（尤其是大型、高科技公司）即便在失业率较高、可以削减工资的时候也不那样做的原因。作为这些公司努力留住和管理工人的一部分，持续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对它们的赢利能力更为重要。如果它们真的削减了工资，生产率继而赢利能力都会因为公司的就业状况而遭受长期消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整体上工资的波动起伏对于就业影响很小。工资不能过高以至于过多地减少了利润和妨碍足够的投资支出。它也不能过低：工资必须能够提供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庭进行再生产，必须能让雇主们获取需要的工作努力以及劳动力纪律，而且工资必须能支付工人们进行足够的消费支出以消化整个国家产出的大部分。介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才是一系列可能的工资水平。工资确切定在什么位置将取决于许多结构性的、机构的、政治上的因素（如工会力量的强弱）以及更为一般的经济条件（最为重要的是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的糅合。工资水平本身对于就业水平的决定至多起着微弱的、次要的作用。
134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
世界上多数国家正在经历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变。更高的生活水平导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日益提高的寿命预期以及不断下滑的人口出生率，并因此带来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这一“问题”（多数人肯定不会认为寿命更长是一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最为严重。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正迅速走向人口老龄化。
这已引起了警告说劳动力短缺时代迫在眉睫的雇主们和一些政府相当大的关注。雇主们担心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及招聘员工方面会有困难。政府担心要支付退休津贴和健康开支。这些担心都言过其实了。而提出主要的“解决方法”——即鼓励甚至是要求人们一生中更长时间地工作——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雇主们十分擅长于只要当紧缩的劳动力市场妨碍了他们的赢利水平时就能找到新的劳动力供给来源。除了强迫老人待在工厂之外，仍然可以找到很多潜在的新的劳动力来源——只要雇主们能让这些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例如，妇女们的劳动力参与率仍低于男性，因此（通过适当的支持措施，如儿童照顾服务和家庭友好型工作计划）更多的妇女们会被鼓励接受带薪工作。
移民是“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的另外一种可靠的来源。移民工人（尤其是只有临时签证的工人和“非法”移民）是一个极其自愿的劳动力大军。更为人性化的移民方案（以良好的法律保护，培训以及定居支持为特色）可能会通过一种提高而非削减劳动力标准的方式来扩大劳动力供给。
雇主们也能通过投资新的资本和技术来解决真实存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样劳动力就会从不需技巧的、低下的和事倍功半的工作转移到更高价值和更高工资的岗位。然而这只有当劳动力短缺真正开始“产生不良影响”，妨碍到利润率的时候，雇主们才会不得已将劳动力看成一种有价值和稀缺的商品——并因此提高工作的质量和生产率。如果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严格限制增长以确保劳动力维持“廉价”，那么就永远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转变了。
最终决定劳动力经济地位的常常是结构性的因素而非“供求关系”的影响。然而，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可能会给工人们提供一些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机遇。但是，如果雇主们通过开发自愿的移民劳力或是强迫年老的工人继续工作，以此重新提供充足的廉价和绝望的劳动力，改善将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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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分享蛋糕（1）
14分享蛋糕
141分配的要素
经济学是关于劳动的研究：我们生产什么。然而它同时也是关于分配的研究：即大家各自从产出中得到什么。生产和分配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全部取决于什么人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用其来做什么。
一般来说考察收入分配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按主要的生产要素来划分（比如劳动、资本以及其他投入要素）；另一种是按不同个体或群体来划分。其实这两种方法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称为“要素”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不同特有群体中的人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
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各要素拥有者在经济、政治、社会力量方面的对比。我们都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下，雇主们吸引留住员工并从他们身上榨取必要劳动来支付工资。至于他们必须支付多少，则取决于整体上的社会情况和机构因素的影响，例如工会、最低工资和其他劳工条例、失业水平以及社会政策的宽容度等。
利润是指支付了工资及其他投入成本之后的剩余。（请记住，像资本设备、零件、原材料这些投入成本都影响着工资和利润的分割，通过分解各个公司的要素收益，最终能够从整个经济获得中分离出工资和利润。）小企业主和农民的收入则主要包括了他们的辛苦工作所得，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作为业主应得的部分。
很显然要素收益的决定因素随时间推移而改变。过去经济学家们常假设要素收益的分配或多或少是固定的，这个假设显然不正确。如图141所示，在扩张的黄金时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显著增长，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是由于劳工经济政治谈判地位的稳步提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持续下降。而随着削弱工人力量，加强企业及业主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复苏，资本总收益开始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小企业主的收入呈现停滞或下降趋势，反映了农业人口减少以及很多非农业小企业的边缘化。
非加权平均值；包括所有的工资，薪金，福利
图141劳动力收入份额的萎缩G7集团经济，1970~2006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经合组织的资料数据计算所得。
142按个体分配
另一种考察分配的途径是衡量不同个体或家庭的收入差距。大多数人有一个以上的收入来源：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从政府项目获得的支持（比如失业保险、公共年金、儿童抚养补助），或者从投资中所获收益等。我们将所有途径的收入都统计在内，看看个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多大。
关于不均等的衡量
描述不均等并非易事，以下是对经济学家们所采用各种方法的简要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所采用的变量。收入不均测量的是不同个体或家庭一年内现金流收入的差距。个人收入分布远比家庭收入分布不均得多。有些低收入的个人足够幸运属于高收入家庭中的成员，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光靠自己的收入要来得高些。
收入可以在税前比较也可以在税后比较。可以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如失业救济或公共年金），也可以只包括“市场”所得（比如工资、薪金、投资收益、小企业收入）。包含了转移支付的税后收入比不包括转移支付的税前收入要均等得多。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高收入个体要支付更多所得税而低收入个体则相应得到更多转移支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4章分享蛋糕（2）
财富不均同样也可衡量。它比较不同家庭的累积财富——包括自有房屋，直接的商业财富，以及金融资产（比如股票、债券及储蓄等）。财富分布远比收入要不均得多，金融财富尤甚（因为对大部分工薪族来说最重要的财富形式就是家里持有的股权）。
正如我们第7章所讨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商业财富被极少数财富精英掌握着，不到10％的人口拥有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
一旦选定变量，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简捷的途径来衡量。一种方法是比较社会最上层5％人群与最底层5％人群的财富收入；另一种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它在0（完全平均的情况，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相等的份额）至1（绝对不平等，即一个富人拥有所有财富）之间变化。基尼系数上升说明不平等加剧，不用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稳步上升。
当然，投资收益主要集中在富裕家庭，他们拥有大部分金融财富。而工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工作（还有来自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补助）。
由此可以看出，按要素分配收入和家庭分配收入考察出的结果有很明显的重叠，原因很简单，不同类别的家庭都拥有各自特有的收入要素。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因为不同组别的人群在经济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总资本收益增长的同时，社会最富裕阶层的个人收入份额也在增长（他们拥有着大部分资本）。
事实上，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及成功与分析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长是一样的。这个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期”持续下降，而在1980年后发生戏剧性回升。这个反弹在美国尤为成功，在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拥有几乎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多的收入份额。
富有更好
“我曾富有也曾贫穷。相信我，亲爱的，还是有钱更好。”
——索菲·塔克（1884~1996），美国杂技歌手（20世纪30年代）
143不均等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即使在工人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总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整体的经济政治力量。而某一具体行业内的工资还取决于不同职位工人的谈判地位。具体职位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以下因素：
☆各行业的生产率（它影响雇主在不降低利润率的情况下支付高工资的能力）。
☆各行业的赢利能力（例如，很难指望高竞争、低利润行业的雇主支付高工资还不破产）。
☆工会及其他特定行业机构的行为。
☆特种工人的专有技能。有特殊或者难以替代技能的工人和雇主谈判时会享有很强的议价地位，因为他们很难取代。（这与新古典经济学阐述的技能与工资关系非常不同，新古典经济学错误地假设每个工人得到的工资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进而取决于技能。）
由于在各具体职位上所拥有的谈判力量的不同，即使同质的工人也会获得非常不同的工资。这使不同组别的工人间存在明显分别，或者说分割的经济基础（第8章已讨论过）。有些工人有机会获得相对稳定的高薪职位，有些却往往被分配到工资低、收益少、职业前景不稳定的行业。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一贯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就一点也不奇怪社会有多种方式来“组织”这些不平等了。好工作坏工作的分配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使得某些群组的人系统性地拥有更好的机会来获得更好的机会。可以理解，已经有了好工作的人会非常想把同样的比较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后代、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等。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很显著的分割情况就出现了。特别是性别、种族往往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联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者对“适用性”，即不同种类的人适合不同种类的工作这个观点的态度加强了工作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并使其看起来“合理化”。
第14章分享蛋糕（3）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雇主们应该感谢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这些系统性分裂。从经济层面讲，处境更困苦因此也更“灵活”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使得雇主可以在需要时招聘到工人——不需要时则很容易“处理”他们（使其重回失业大军）。有色人种的工人总是在经济复苏时最后一个被雇用，在衰退时第一个被解雇。从政治层面讲，劳工之间存在的严重分裂使得雇主可以利用其中一方制约另一方，这损害了工人的稳定性（这对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条件很重要），也妨碍了工人们更加团结的整体意识。通过这些途径，资本主义强化了对不同种族和性别工人的差别待遇，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资本主义机制。
对那些从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中得益的工人们来说，保持和巩固现有的特权地位似乎符合逻辑。专业人士和工薪职工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值得”更好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因而会试图阻止来自那些更困苦的工人群体的竞争。例如，专业协会往往只存在于社会上最成功的工会中，并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将其他非内部工人限制在高薪职位之外。类似的，核心行业（重工业和建筑业）中主要的白人男性高薪阶层更倾向于将边缘化工人群体看成威胁而不是潜在同盟。
值得
“最不幸的人是那些每分钟都要不停重复做相同事情的人。他们值得享有最短的工作时间和最高的工资。”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籍加拿大经济学家（1964）
然而，有见地的工会成员都会承认：系统性产物即更困苦和受剥削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同样也会有损于相对优越的工人阶层的利益。所有的工人都会由于分裂而遭受议价能力的损失。这就是努力减少工人内部的不平等，增强不同种族性别的工人间的团结（通过倡议，如反种族主义、反骚扰*，支持雇佣行为）对工会来说很重要的原因——就如作为劳动力整体在劳动与资本的争夺间争取有利地位一样重要。
144贫困
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失败之一就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贫困——且经常是极度贫困。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中，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忍受着可怕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剥削，尽管他们周围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惊人财富。
更严重的是，更加广泛的压迫和赤贫正在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部分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不断蔓延。事实上，最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于贫国和富国之间。我们将在第22章中进一步讨论在国际层面上的贫穷和收入不均。
贫困程度在发达国家中的差别也非常大，具体见表141。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全面经历着最严重的贫困，它们只有最弱的工会和劳工市场保护，因此产生了更多低工资的的工作。这些国家也必然拥有最差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补充工资收入，为那些没有收入的人提供生活保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贫穷显著增长。
表141发达国家中的贫穷率
国家贫穷*率
2005年（％）
美国170
爱尔兰162
意大利127
英国125
澳大利亚122
日本118
加拿大114
德国84
法国73
荷兰73
瑞典65
丹麦56
芬兰54
*贫困界定为个人收入少于中等收入的50％（相对尺度）。
第14章分享蛋糕（4）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计划。
贫困的衡量
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来衡量贫困是统计学家们争论了很久的一个问题。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使用绝对指标还是相对指标。
绝对贫困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人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是否低于某一给定的标准。那个标准是指在某一给定的时期，以能够满足当时人的基本“必需”的生活消费（基本住房、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收入水平为基础而制定的。购买这一系列必需品的花费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取决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划分贫困的标准线也随之而变动。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它忽视了社会最低生活水平标准的变化。在一百多年以前，拥有一个室内的抽水马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今天这件事被认为是保持礼仪和良好卫生习惯的必需品。一个世纪以前设立的贫困线想当然的会假设人们会一直依靠室外设施生活。以此类推，电视机、接受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其他设施等一度被认为是“奢侈品”，而在当今社会这些东西很明显都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大部分贫困专家倾向于使用相对贫困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一个人是否贫困，取决于这个社会上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一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低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那么他们会被认为是贫困，即使他们的收入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这反映了一个人是否“感觉”到贫穷（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整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主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而不是他们的绝对生活标准。因此相对贫困而不是单纯的绝对贫困被认为是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
不同的贫困衡量方*产生非常不同的评估结果。美国政府使用了一个自1964年以来一直未更新过的绝对贫困标准。若使用这套标准，美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25年中略有下降。但是若使用一个相对贫困指标（收入少于平均收入的50％的人口比例），美国的贫困人口在稳步增长。2004年，使用相对贫困标准得出的贫困率（185％）是美国政府使用绝对贫困标准得出的贫困率（125％）*的15倍。
贫困的衡量方法还需要根据其他因素来调整，包括一个家庭里的人数、这个家庭是生活在农村地区还是（更昂贵的）城市地区。
*Lawrence Mishel， Jared Bernstein， 和Sylvia Allegretto所写的“美国政府报告”（华盛顿：经济政策委员会，2006），图6—G。
与此相反，北欧和一些欧洲大陆的经济体却拥有非常低的贫困率。这说明虽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贫困广泛的存在，但并非不可以避免。那些投资于社会项目、给予劳动市场支持和采取其他积极措施的国家会产生高工资的工作，并能达到非常低的贫困率。
许多经济学家将贫困归因于穷人自身的弱点而不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缺陷。穷人们常被催促尽快升级自己的技能，或者加强职业道德，或者完善他们找工作的策略——总之经常是一些陈腐的建议（比如准备一份更有吸引力的简历）。很显然，学习新技能或者改进一个人找工作的方法能增加任何一个人找到工作的机会——即使是处于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的工人。但是这些永远不会消除那些只有薄弱的社会项目和劳工市场支持的经济体中的贫困，因为大量的低工资工作（以及做这些工作的低工资工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假设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经济体）的每一个低工资工人都从大学里毕业并且都准备了一份复杂完美的、现代的简历，一些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在美国的经济系统中仍然需要大量贫穷绝望的工人来做那些最脏、待遇最差的工作：在餐厅洗盘子、晚上在办公大楼里打扫卫生、在沃尔玛采购廉价商品，等等。不仅如此，雇主整体上的低工资决策依赖于（很容易看出）贫困的存在。贫困不断地提醒那些从事低工资工作的人们为什么要遵循规则并且努力工作，尽管他们做的是糟糕的工作。因此，其他的工人群体会被逐渐地推向劳动市场的边缘，贫困和不平等由此产生了。
要想挑战贫困最终必须要挑战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基本运行机制——而不是责备或欺压那些最困苦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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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资本主义与环境（1）
15资本主义与环境
151自然与经济
在本书开始我们已将“劳动”（人类努力）定义为经济活动背后的驱动力。只有通过劳动我们才能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有用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生产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需要两样东西：人类劳动以及从自然中获取的资源和供给。自然环境还提供给我们高品质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新鲜的空气和水，良好的环境品质，以及休闲娱乐的机会等。因此，如果没有从自然中得到的资源和供给，没有一个适宜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生产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图151再一次展示了一幅资本主义经济地图（出于简便，我们忽略了企业间的竞争，将全体资本家看成一家大公司）。然后我们将自然环境明确作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添加进来。在自然与经济中存在着三大联系：
☆生态效益人类需要并且直接“消费”着自然环境提供的某种商品：比如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但愿是净化过的！），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整体环境质量以及供我们消遣娱乐的公园和其他自然景观等。图中以一个从自然指向工人家庭（大部分工人居住的地方，当然，资本家和小企业主同样也离不开这些东西）的箭头表明了这种关系。生态效益的丧失和退化不仅会严重损害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经济系统的其他功能。
☆自然资源大自然也为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性物质投入：比如农产品、矿产资源、能源、木材以及土地（包括农用和非农用）等。图中用从自然指向生产企业的箭头代表这些投入。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和质量影响着企业的产出和赢利能力。如果自然资源的获得成本提高，质量下降，或者甚至出现“枯竭”（这种情况很少出现），那么私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就会相应受损。
图151经济路线图：环境
☆污染不幸的是，很多经济行为都会产生副产品和垃圾，这些东西最终排放回自然环境。（有些副产品对环境有利，比如堆肥，但大多数是有害的。）这些废物的排放数量和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到自然环境的质量，进而会影响到我们所享有的生态效益和生产所需投入的自然资源的可得性。自然环境能吸收一部分污染，但最终会开始恶化。污染所导致的环境恶化有时是地方性的（比如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料），有时是区域性的（比如大气中的烟雾污染和水污染），而有时则是全球性的。由于污染的起源不同以及发生和覆盖在不同的区域等原因，使控制措施大大复杂化——尤其是污染范围很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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