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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经济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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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由于所有这些来自投资支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副产品”，强劲的公司投资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要比对自身影响大得多。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投资支出的社会收益远大于私人收益（即做出投资的私营公司得到的收益）。
这也是政府之所以经常推出措施以促进更多企业投资的原因。其中的一些措施相对而言更有效。奖励金融投资以期这些促进措施会拉动实际投资的政策一般并不十分奏效。另一方面，直接奖励实际投资支出的政策（如投资税抵免和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措施）则更为有效。最后，如果吸引更多企业投资的努力并不成功的话，各国政府和社区必须学会用其他形式的公共或非赢利性的投资来弥补企业赢利性投资的不足。
过度的影响
“经济繁荣极度依赖于适合一般商业人士的政治和社会氛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1936）
122哪些因素决定投资
从根本上说，投资的动机是资本家预期不仅能收回成本而且还能赚取足够多的额外利润。因此，投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决定——这对于理解投资行为极其重要。资本家们对于公司的目前状况做出审查以判断一项投资在未来是否能实现赢利。但是他们做出的判断通常离不开关于商业环境将如何改变的额外信息。毕竟大部分的投资是不可逆转的：一旦做出一项固定资本的投资，退款来“收回投资”是不可能的。至多不过是已购置的建筑物和设备因废弃或紧急情况而出售（价格通常只能是原购买价格的一小部分）。由于投资是长期的且不可逆转的承诺，所以资本家们与生俱来地小心谨慎，这也使得预测企业投资尤为困难。
表122列出了影响一项新投资的预期利润水平继而影响到投资支出的几个因素。当前的利润很重要，它预示着未来利润的高低。当前的利润也为新的企业投资提供大部分的资金。公司现有设施是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是另外一项关键因素；这就是所谓的产能利用率。即使现在的利润很高，如果一家公司的现有产能仍有部分闲置，那它将不会投资购买新的设施。 。 想看书来
第12章投资和增长（3）
表122理解投资
投资金额的决定因素：
现在的利润影响未来的利润预期；提供进行新投资的资金
产能利用率如果目前的产能利用较为充分，公司们就更有可能进行投资；但如果它们有闲置的产能，那么即使利润高公司也不会做出投资
当前和预期的增长公司必须确信它们能够卖掉自己的产品
政治和法律环境投资者希望确保他们的财产安全，希望政策对于企业能一如既往地友好
投资地点的决定因素：
单位劳动力成本公司会寻找它们能用较少的补偿支出获得更多劳动力投入和更高生产率的地点
基础设施公司需要可靠的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和通信设施）
税收公司将会被吸引到征收较低利税或能提供投资补贴的地区
运输成本投资地必须靠近主要的供货商和主要市场；运输必须是可靠的且担负得起的
供应链公司必须能够采购到物美价廉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
当地市场公司通常就近投资于它们能销售产品的主要市场
贸易政策某个特定市场的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或多或少会使得生产和销售有利可图
政治和法律环境对法律和政治风险的关心会远胜于较低生产成本所带来的吸引力
我们知道投资会导致增长。但增长导致投资同样也是真实的。如果经济增长得很快，那么公司就很有可能会增加投资：它们相信能够卖掉自己的产品，而且它们也不大可能有多余的产能。投资和增长因而相辅相成：更多的投资导致更多的增长，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投资（但只局限于一定程度）。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积极的反馈效应称为投资加速效应。
由于投资和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投资者共同的态度实际上可以导致自我实现。如果投资者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便会增加投资。这会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旺盛的需求环境，增加健康的利润从而实现他们原有的乐观态度。当投资者悲观时，他们就会削减支出。但这样做会减少增长、销售额以及利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这会让公司相比削减支出之前的状况显得更为糟糕。
与此同时，强劲的投资如果导致了过度竞争（尤其是来自进入某一行业的新公司之间的竞争）或是过多的供给，有时也会减少未来的利润。因此，投资增长和利润之间的联系显然是复杂且不确定的，这让资本家们在进行一项数额巨大的新投资之前极为小心谨慎。
利率（更一般来讲是金融成本）也同时影响着投资支出。当公司们借入外部资金以支付一项新的投资（假如公司内部现金流不充足），利息成本应当有必要从收益中予以扣除。利率还表明了投资者通过购买一项纯粹的金融资产（如债券）所能获得的利润。如果投资者在金融资产上能赚得高额的利润（假设是8％~10％），他们就不大可能冒着额外的风险和麻烦来投资一家实际的公司。另一方面，如果纯粹的金融收益率较低（假如是4％~5％），那么更多的投资者将会愿意把钱投入实体经济。
最后，私人投资者在为一项新投资投入资金之前也将考虑广泛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环境。他们担心监管、税收或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减少未来的利润。他们担心在尽可能减少对工人的补偿支出时，自己能否从雇用的工人那里获取需要的劳动力投入。他们可能（有时候）担心得更多的是最初提供如此独特的经济力量和繁荣的所谓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安排的稳定性。
第12章投资和增长（4）
投资对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因素的依赖已经造成投资在更长时期的波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私人投资的大繁荣充当了那个时代经济增长背后的引擎，而随后投资支出的下滑则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和开支紧缩。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旨在挑战私营公司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努力。如果看起来这种努力很有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取得成功的话，那里的私人投资支出就将迅速减少。那么甚至在那些挑战者推行他们的政策之前，经济就已面临恶化。所以许多左翼运动选择放弃自己的方式而“重新保证”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这样他们不久都能获得当选。（不幸的是，这种迎合商业的做法也有自己本身的政治问题，因为它破坏了左翼运动随后实施变革的能力。）
123投资地点
上述因素对于决定一家公司是否选择投资一个新的项目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准备进行投资的公司会面临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较为独立的决定：该在哪里进行投资？一些行业（尤其是很多服务业）必须将地点设在非常靠近它们消费者的地方；这些行业被称作非贸易行业，因为它们的产品不能远距离运输。这些行业包括零售、住宿，许多针对公司和个人的服务业以及一些生产易腐易烂商品的农业和制造业。然而，多数的商品生产行业和很多服务业（包括电信、银行甚至一些教育和医疗服务业）能够远距离地交易它们的产品。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地点（当然，利润最大化也取决于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的法律或贸易壁垒）。表122同样也列出了几个影响投资地点决定的因素。
显然，生产成本是影响投资地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劳动力成本在这里很重要。低工资会具备吸引力而这必须考虑到相应的生产率水平（就像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因为公司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地削减工资而是让单位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事实上，大多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于投资者根本不具备吸引力，因为跟它们超低的工资水平连接在一起的是非常低下的生产率、贫穷以及政局*。其他需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包括可靠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电力和电信服务），供货和成品的运输成本，公司利税的征收标准以及获得原材料、零部件和上游产品的稳定性和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供应。
多数的公司通常会将工厂设施建在它们同时能卖出相当数量产品的国家和地区。这减少了公司成品的运输成本，躲避了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而且能让公司掌握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贸易政策（利用关税和其他手段促进本地投资和生产）通过使得本地生产相比进口更具吸引力来增强这种“本地市场效应”。
社会政治的稳定也是确定投资地点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公司不会在长期安全没有保障的地区——即使是低成本的地区进行数额巨大的、长期的投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各国政府竞相努力使自己更具“投资亲和力”，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亲企业的态度来向投资者做出保证，这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外商投资模式日新月异背后一个关键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国有化和政府征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构成对投资者真正的威胁。如今这种风险则已罕见；甚至连左翼政府鉴于投资对于整体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性，也急切地为投资者铺好欢迎的地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2章投资和增长（5）
可以理解在一个渴求投资以及投资所带来的好处的世界，关于投资地点的关注和争论会是多么激烈。在更高工资水平的发达国家，工人们担心投资会流向低成本地区。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赢得更大投资份额的巨大挑战——大多数的投资仍然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全球化之下所有的投资将会流向低工资水平国家的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与之相反认为低工资水平总是被生产率低下所抵消因而对于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人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论断也同样是错误的。中国的现代化工厂同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相比在生产率水平上大致旗鼓相当，然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却少了90％。难怪大量的制造企业正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将新的投资投往中国。
现实中的投资流动则有着细微的差别和复杂性。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具备较低的工资水平、纪律严明且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人口、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网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投资者将会排队在门口等候。投资长期流向了更低成本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地区（如中国和墨西哥），这证明了支持公司发展的政策对于投资地点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外来的投资为那些地区的劳动者带来了许多好处（尽管他们在随之而来的GDP增长中赢得一个健康份额的能力会被一些政策所限制，这些政策一开始吸引投资而且支持公司发展）。与此同时，那些丢掉原有投资的地区会遭受经济上的困难。想方设法去管理争夺投资的竞争以及扩大全球投资总量（这样所有地区就可以轻松获得一个健康的投资份额），对那些希望去建设一个更为人性化和更加繁荣的全球经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124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投资
如果投资取决于现在和预期的利润，取决于存在一个稳定的、亲公司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那么资本家们就该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投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支持公司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已有了巨大的改善，随之而来利润在大多数地区也有了提高，但实际上公司投资的增长仍然相当缓慢。
图121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净投资支出（折旧后）已经明显恶化。20世纪80年代全球投资放缓，因为经济系统调整以适应新自由主义：更高的利率，政府支出的削减以及其他的强硬措施的最初冲击。然而，即使当经济体系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投资者并未对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报以经济上更为有力的投资行动。尽管有乐观的商业心态以及据说不可动摇的经济“基本原理”，投资相比危机四伏的20世纪70年代仍较为疲软。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次全球资本家投资以重新获取高额利润的失败，全球生产率以及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都乏善可陈。因此虽然新自由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公司的赢利能力，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说是恢复了商业的力量，但它并没有让世界经济出现更加迅猛的增长。
图1211970~2006年七国集团经济体投资放缓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为什么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巨大变迁就不能引起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一个更加强烈的反应？这是一道仍未解出的难题。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全球性机构也已承认，全球商业投资与商业利润的高水平相比略显疲软。
新的投资支出已远远落后于利润的增长，因此，许多公司正逐步积累起大量的闲置资金（可能是支付给股东，投资于金融资产或是分配给其他的非生产性用途）。查看相关统计数据请登录每个人的经济学网站，。或许投资者理解了中央银行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所施加的严格限制。为了防止劳动力市场出现“过热”和让工人们一直保持着危机感（我们将在第17章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被刻意放缓了。理解了这种全新的机制，公司可能会认为加快投资意义不大（虽然单个公司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获得增长的竞争欲望仍然存在）。金融市场剧烈而毫无意义可言的震荡也很有可能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实际的商业投资上挪开。
不管是什么原因，显而易见现在的利润与未来的投资之间的联系已被严重弱化了。这严重地破坏了隐藏在“金钱由富人向贫者滴流”的经济学背后的逻辑：这种理论宣称提高公司及其所有者的利润将会促进更多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更高的收入。事实上，考虑到公司们已积累起来的大量闲置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司利润的措施可能根本就不会对投资产生什么影响。
甚至可能许多的资本家们都已经丢掉了原先不惜一切代价要增加财富的野心，转而更愿意（过着奢侈的生活）去消费更多的财富或是将财富贮藏起来。毕竟这种野心是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在其大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的历史上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推动力量。如果这种野心真的减退了，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和积极进取的力量的说法是否正确就会受到质疑。
第13章就业与失业（1）
13就业与失业
131供求关系
基于目前为止我们画过的经济学图画，显而易见就业总水平取决于雇主和投资者们的决定。资本家们将钱投资于私营企业以获取利润。他们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其他被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出现在向那些公司供应（资本设备、原材料以及其他投入品）的公司。而更多被创造出来的工作则出现在向新近被雇用的工人（他们很快开始花费自己的工资）提供消费品和服务的公司。因此，最终的就业水平取决于商业投资的最初数量，取决于投资通过供给行业和消费行业产生派生活动的程度。换言之，总就业取决于投资和制造公司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里还完全没有提到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即有多少工人愿意提供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一份工资或薪水。我们只考虑到了方程需求的一边：即根据雇主们的投资和生产计划他们究竟需要多少工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依赖于公司产出的）就业应该跟愿意工作的人口数量持平。换言之，期待完全就业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和生产来有效雇用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们，那失业就会存在——资本主义也没有完全有效的内部机制来消除失业。
然而，大量的没有工作充满沮丧的人们闲坐四周会惹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麻烦。因此，资本主义一般采取的能够避免长期大量失业的办法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通过政府有意识的努力（当需要时使用政府支出、利率以及其他能促进创造工作岗位的工具）来影响就业水平。但调整劳动力供给同样重要。
衡量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数据是统计当局发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它们的发布（通常每月一次）为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以及金融市场交易商们争相预测。这些数据让人们最及时和最直接地了解到更为广泛的经济走向。发布的主要数字包括：
☆适龄工作人数被认为达到“正常的”工作年龄（假设是介于16~65岁之间）的人口有多少？这个定义中使用的特定年龄在不同的国与国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劳动力人数适龄工作人口被雇用或想要被雇用的有多少？这些人被认为是“置身”劳动力市场。
☆就业人数被雇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这一数字可以再细分为全职和兼职人数；临时和正式员工数；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员工数；自雇和他雇的人数。
☆失业人数想要工作（因而是置身劳动力队伍之中）可又找不到工作的人口有多少？一个人要正式被算作“失业者”就必须是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当中（每个国家对于怎样界定“积极地”寻找都有着自己的定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因为失业人员放弃了寻找工作而因此离开了劳动力市场（这些人作为沮丧的工人而为人们所知），失业人数就会减少。
从以上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算出几个重要的比率。参与率是适龄工作人口（通过工作或寻找工作）“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失业率是虽然一直在找但未找到工作的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就业率是就业人口占适龄工作人口的比例。失业率取决于未被雇用的人口是否被算进了劳动力人口中，但就业率并不需要考虑这一点。正因如此，就业率可能是劳动力市场真正健康的一个更为准确的指标。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3章就业与失业（2）
在真实的历史上，很显然劳动力供给往往是跟随劳动力需求的出现而产生。这种情形有助于维持市场上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平衡不是依靠一块几乎一直存在着的失业“靠垫”。当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时，（得到政府帮助的）雇主们就故意剥夺人们的土地形成新的劳动力供给来让这些工人们在早期工厂里辛苦地工作。当资本主义扩张之时，越来越多的人口逐渐成为工薪阶层（不再从事以前不能获得工资收入的活动）。一开始出现的是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劳动力需求促进形成新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见到。
即使是在现代，显而易见劳动力供给会跟随劳动力需求的出现而产生。当就业形势大好之时，更多的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包括妇女、年老和年轻的工人、移民以及其他“增长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当需求较少时，这样的人们大多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移民可能会减少；妇女们可能会被鼓励放弃她们的带薪工作（就像是她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那样）；提前退休的选择项也会被引进。
公司能够真正“用尽”工人们的情况当然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很少出现）。资本家们通过劳动力短缺对其利润率造成的压力感受到了这种约束性。如果失业率很低，工人们（个人和集体）会很自信来要求更高的工资。雇主们为了留住员工以及维持劳动力纪律就必须支付得更多。但是他们同时也将会（在政府支持下）致力于开发新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失业永远不会消失。
132失业：“自然的”和其他
失业成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一般特征之一。相信存在完全就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试图轻描淡写地淡化四周我们可以看到的失业的严重性。他们声称这不过是代表了“摩擦”效应（由寻找工作的人们花费在找工作上的时间所决定），或是甚至“自愿的”决定（这种看法假定失业者并不是真的想要工作）。
然而，在现实中失业在整个工薪阶层的劳动力体系中起着持续而重要的作用（就像我们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雇主们需要在他们的工厂存在一个可信的失业威胁以强制执行劳动力纪律。如果对雇主们而言失业率过低，中央银行就会出面干预：调高利率重新造成足够的失业以限制工资的增长和强化劳动力纪律。即使他们不这样来做，由于赢利能力的减弱，投资和工作岗位的创造也最终会回落直到再次出现足够的失业。
传统经济学家已经为这种持续存在的失业命名。货币主义学派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带有误导性地称之为自然失业率（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必要担心不过是“自然的”事情）。而其他的经济学家们则更不带倾向性地称之为非加速型失业通货膨胀率。这种理论认为如果失业率跌得过低，工资上涨的压力就会以通货膨胀的形式通过公司加以传导。（事实上，虽然通货膨胀是工人们和雇主在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对立的一个可能后果，但这并非唯一可能的后果。尽管工资的增长速度快于生产的增长可能会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来源，它却既不是通货膨胀唯一的来源也并非其最重要的来源。）
很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试图使用先进的统计技术来确定非加速型失业通货膨胀率的精确水平。这些努力均已失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非加速型失业通货膨胀率既不是固定的也非能够测量的；它作为指导利率政策的有用性因而也十分令人怀疑。如今，现代中央银行们在努力调节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不再只盯住一个具体的非加速型失业通货膨胀率。但是，它们仍然十分相信整个体系需要一个确定的失业率来约束工资的上涨幅度，而且它们积极有力地行动（用更高的利率）来维持这一“靠垫”（指失业）。 。。
第13章就业与失业（3）
需要多高的失业率来管理劳动力将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在第8章有关获取劳动力的难题中已做过介绍。如果社会益处众多，那么失业就不再那么痛苦了（而因此在管理约束工人方面会显得不够“有效”）。如果工人们享有防止随意被解雇的广泛的法律保护，那他们将不再为失业而如此担惊受怕了。如果工会更有力量，工人们甚至在失业严重时都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
非加速型失业通货膨胀率的拥护者们将以上所有这些因素解释成为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的来源。他们认为势单力薄的工会、软弱无力的工作保护措施以及较少的社会收益会让有着长期较低失业水平的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地”（即更有利地）运作。因此，他们强烈地推动制定政策来增加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弹性”。这一术语又是一种故意的且高度意识化的用词不当。事实上，一个高度有纪律的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相当缺乏弹性：例如，感到不安全的工人们就不大可能会放弃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弹性（凭常识可以知道它是指能适应改变）；真正的问题是力量和纪律。
统计证据显示，允许更低利率存在的中央银行所在国家的工人们整体上并没有什么自主权利（因为势单力薄的工会、可怜的社会收益以及软弱无力的工作保护措施）。在这种意义上，中央银行认为一个“有弹性的”（即对待公司友善的）劳动力市场不需要高得吓人的利润就能安全获得一个长期较低的失业率，它们认为这种情况会自我实现。它们允许利率降得更低，这样能促进更多的投资（和其他种类的支出）并减少失业。然而，这并非一个自动化的市场机制带来的结果，而是中央银行蓄意并具倾向性地调控经济的结果。
133工资和就业
经常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雇主和对待公司友善的政治家们做出的）论点认为如果只要未找到工作的工人们降低自己的工资要求并同意廉价的工作的话他们就能够找到工作。按照同样的逻辑，发出这些强有力声音的人们也反对最低工资或是任何其他蓄意提高工资水平（以减少贫困或实现其他政治目标）的企图。更高的最低工资激励更多的人来寻找工作，但也会使得公司变得沮丧而不再提供就业。基于以上原因，它们认为实行最低工资（以及其他增加工资的企图，如集体谈判）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失业而不是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
然而，很多统计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不太显著的改变对就业水平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也会很小。更一般地来说，高工资和低就业水平之间并无统计上确凿的联系。这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水平一开始是不确定的。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就业主要取决于私营企业想要生产多少产品，这继而决定劳动力需求水平。工资会影响产出水平（因此也影响到就业），但是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不可预测而又相对微弱的。
表131列出了一些降低工资可能会促进更多就业（以及提高工资可能导致更少就业）的几种途径。但它同时也列出了一些降低工资可能会导致更少就业的方法——因而削减工资会不攻自破。
表131削减工资会挽回你的工作吗？
影响如何起作用强度
降低工资导致更多工作的途径：
第13章就业与失业（4）
资本替代如果工资下降，雇主们就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机器设备微弱
利润与投资间联系更低的工资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这会激励资本家们进行更多的投资微弱
争夺工作的竞争减少薪水可能会让你得到其他公司或地区的工作零（净值）
中央银行行为工资需求的结构性衰弱可能会“允许”更低的利率存在中等
降低工资导致更少工作的途径：
消费支出更低的工资意味着更少的工人消费支出以及更少的需求和生产中等
劳动力纪律把工资降得过低会减少劳动成果，降低生产率和利润微弱
让我们从降低工资能促进更多就业的途径开始。一旦公司决定了它们想要生产多少产品，它们就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来选择如何进行生产。具体来说，它们在如何组合劳动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需要的产出方面会有一定的弹性。在大多数行业，技术非常刚性地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为了能竞争性地生产任何现代的、高技术的产品，公司不能再使用传统落伍的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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