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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如是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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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底，正值新东方创建10周年之际，俞敏洪下定决心花费3亿元人民币的巨资购买一座集教学与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办公楼，经过反复权衡后，他最终选择了中关村金融中心。
俞敏洪有自己的长远打算，新东方经过股权改制后，规模进一步扩大，每年都要付出1亿元左右的租房费用，而其中北京地区就占了一半左右。俞敏洪想的是，与其每年把巨额资金都付给外人，不如购买下一幢办公楼，不仅该房产的产权属于新东方集团所有，而且还能以此作为优质资产抵押给银行，获得一批巨额贷款用于新业务的投资。俞敏洪自2003年就开始运作基础教育项目，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购买中关村金融中心的办公楼，实际上是新东方进军基础教育领域的最大资金筹码。
但是，当新东方在2004年1月签约、支付了首期款约11亿元后，5月16日，就发现原本买楼时最看重的人文景观“鸡鸭佟”的位置被8个庞大的制冷塔占据，制冷塔运行时发出的巨大噪音，必然会严重干扰新东方正常的办公与教学。新东方在与开发商多次协商未果后，遂将开发商告上法庭。
按照一审六个月、二审三个月的司法程序和诉讼周期，不仅新东方迁入新总部的日期变成一个未知数，而且新东方将面临一亿资金被套牢的风险，于是有人担心新东方是否会因此而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局。
俞敏洪出面澄清了由此产生的种种谣传：
这件事情对新东方的现金流有一定的压力，但还没有超过新东方现金流的警戒线，新东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投资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30％原则”——新东方付出去的钱不能超过储存现金的30％。
这一做法是新东方董事会和俞敏洪咨询了很多财务顾问公司和专家后确定下来的，而“30％原则”也是大多数国际公司所实施的财务安全原则。
尽管新东方的商业模式非常好——先进钱后花钱、基本上没有应收账款，但是新东方一定不要把预收款都当成公司的现金流，所以也应该同样恪守这个原则。
随着新东方转型接近尾声，新东方对于资金使用的思路也更趋成熟和合理，其付款计划是这样安排的：第一期款项用公司自己多年的积累11亿元支付，剩余的款项则用银行贷款来支付，以确保自有资金和外部融资保持在1∶2的比例，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务费用，又确保了公司的财务安全和整个新东方事业的稳健。
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虽然出乎俞敏洪意料，不过，由于之前早有准备，即便购买计划失败，第一期款项暂时无法收回，对新东方的正常运转也不会有较大的影响，新东方不至于陷入诸如南洋、双月园等那样的境地。
2004年10月，新东方与开发商的纠纷出现了转机。就在新东方将开发商诉至北京市高院不久，双方达成和解，签订谅解合同，开发商答应将制冷塔移走，于是新东方于10月8日撤诉。新东方的扩张计划恢复了按部就班的行进状态。2005年11月16日，新东方正式入驻金融中心B座，集团总部及旗下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新东方职业教育中心、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公司、北京新东方大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新东方在线等在京机构悉数搬入新东方大厦，彻底结束了多年来新东方各机构分散租楼办公的状况。
实际上，在处理与开发商纠纷的同时，俞敏洪也开始着手寻找另一个融资渠道，也就是说，无论这场官司结果如何，新东方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决心绝无更改的余地。2004年12月，新东方引入老虎环球基金，募集了2250万美元。不久，老虎基金又向新东方注资185742万美元，至新东方搬入新总部，依靠这笔资金的注入，新东方很快还掉了贷款，并加速了它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步伐。新东方从这里开始了它令人瞩目的腾飞历程。
俞敏洪从这一事件中悟出一个融资道理：
如果今天仍然是赚三五年的钱再去做一个项目的话，就会被许多竞争对手甩在身后而难以追赶。如果有一个资金杠杆的话，就会使你的企业成倍地有活力。
2006年的美国上市，可以说是这一融资理念的再一次完美演绎。huiguidaoyizhongzhixuzhuangtai俞敏洪论二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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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草莽英雄”时代（1）
新东方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面临着一个二次创业的问题。二次创业，指的是当一个企业经过一次创业之后，本身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进行一次战略转型，这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然而，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战略转型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打破旧架构，组建新秩序的过程往往充满着艰难的利益争斗、情感割舍，等等。所以，若干年后，当俞敏洪回首新东方的二次创业历程时，仍然无限感慨：
那是吵出来的，哪说得服？道理其实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化，都是一个不断的互相摩擦最后健全、再摩擦再健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公司也是一模一样。规律都是互相争、互相吵，最后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然后产生规矩，很少有机构说我把规矩全定好了，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不用变。
新东方始于2000年的转型，从一开始是大家一块儿推动的，然而当公司成立了，一切都必须按照一个正规公司的章程来运作的时候，新东方股东们忽然间都无法适应了。
鉴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新成立的“东方人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于新东方学校只有管理权，而没有所有权。但是，成立公司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整合新东方产业资源，重新划定利益格局，筹备上市。新东方诸位###期待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通过资本运作也就是上市，完成他们的原始积累。
然而，整合才刚刚开始，矛盾就频频出现了。
首先是公司的控制权问题。按照当初的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是新东方的创始人，理所当然担任公司总裁，占绝对控股地位——按照新东方最原始的股权结构，俞敏洪占到了45％，其他十个人分享其余股权。这一决议在刚开始时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股东中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一些股东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而按照当前的这种股权设计，必然会加强俞敏洪的“绝对权力”，他们感觉自己是在给俞敏洪“打工”。
其次是利益分配问题。这也是当时新东方内部争吵得最为激烈的矛盾。合并后的新东方，校长副校长像爆米花似的，有九名之多，实行工资制，年薪少则二三十万，多则四五十万。但是有人不乐意，凭什么他年薪五十万，我才二十万？尤其是公司2000年10月才注册下来，管理团队12月才确定，2001年1月正式运行，也就是说2000年一年运营下来，没挣到什么钱，因此很多人期待的“分红”成了泡影。人人心里都充满疑惑，成立公司的意义何在？在利益面前，这些之前关系不错的股东们按捺不住了，开始争吵不休。
人文情怀和争名夺利一点都不矛盾，除非你是耶稣或释迦牟尼，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不需要争权夺利，否则任何一个人必然都会出现这个过程，妻子和丈夫天天在一起生活，也是一个争权夺利的过程，只不过或大或小，或重或轻而已。
俞敏洪能理解大家的这样患得患失的心情，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参透大家的更深层的想法。再说，当时俞敏洪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的概念都还没有分清楚，而像王强、徐小平、钱永强这些高才生，虽然绝顶聪明，但是在如何确定一套完备的制度来规定众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他们照样无能为力。这就注定了新东方的转型之旅必然充满坎坷。内部无法解决，大伙儿想到了借助外力，新东方先后聘请了两家咨询公司进驻新东方，一家国内公司，一家国外公司，都花了大价钱。但是饶是这些专业的咨询人士舌粲莲花，他们也没能说服新东方的这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们，这些天才用孔子怎么说，亚历士多德怎么说，将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明知那是狡辩，却无从翻盘。所以，新东方股权改制的艰难并不在于结构如何改，而是如何将股东们的心态转变过来，说得简单一些，就是结构不复杂，人心才最复杂。两次借助外力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借助外力完成改造的道路走不通，只能依靠内部力量。而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而又充满艰辛的。 。。
告别“草莽英雄”时代（2）
公司改造没有完成，就意味着新东方的“草莽气”仍然没有改掉，投资商当然不敢轻易投资新东方，也就是说，“上市”运作遥遥无期。对于众位股东来说，远期利益（上市）看不到了，眼前利益（分红）没着落，而公司财务权、人事权都牢牢掌握在俞敏洪手里，当然让他们心里更加不踏实。最终导致了“逼宫”事件的发生。
先是以徐小平为首的股东以多数票选王强担任集团的CEO，成立了“CEO联席会议”，会议将俞敏洪排除在外，以达到制衡俞敏洪、防止他过多介入集团事务的目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些书生意气，因为新东方由俞敏洪一手创办，内中哪个管理细节他不熟悉，如今让素有“书痴”之名的王强接替他的位置，不会也不可能胜任这一工作。果然，“CEO联席会议”，开了几次会讨论制定决策和执行的问题，均一一流产，最终，会议成员不得不承认，在他们所有人中，没有谁比俞敏洪更适合担任新东方这艘大船的掌舵者。
2001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状告新东方，事态紧急，俞敏洪重新当回新东方的CEO，新东方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运作轨道。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2001年8月28日，王强在董事会上提交辞呈，紧接着，徐小平表示支持王强，也要辞职，如果“东方马车”三去二，新东方还成其为新东方吗？更祸不单行的是，王强和徐小平提出辞职引起了一系列反应，一些股东惴惴不安，打算出售手中股份离开新东方。
这是一步“将军”的棋路，徐小平提出要求：俞敏洪到国外去读书。言外之意，你俞敏洪身上还有很浓郁的“农民气息”，你还受你那太上老君的老妈控制，所以你还是一个“农民”，还不能引导新东方走上真正的现代企业的道路，所以必须继续修炼。
徐小平等人其实小瞧了俞敏洪。在这段互相扯皮、争吵不休的时间里，俞敏洪整个人瘦了一圈。俞敏洪有一个习惯，压力一大，就会拉肚子，拉得人都脱形了。但是即便这样，他仍然能做到在这个非常时刻，下狠劲攻读了几十本企业经营管理的书，到处请教专家学者，为的是找到一条打破僵局的好办法。这个办法，还真给俞敏洪找到了，那就是“打碎一切，从头再来”。他迅速建立起一套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正式将新东方上海分校和广州分校等收归“中央”。在想明白了股东们的顾虑后，俞敏洪确立了期权制度，并通过了年底分红的“股东协议”，解开了小股东的心头疙瘩，稳定了军心，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用真诚留住了王强，而后，在权衡再三后，向徐小平宣战。
俞敏洪要求股东在他和徐小平之间做出选择，是选他作为合作伙伴，还是选择徐小平。这是一道简单至极的选择题，却也是最沉重的选择题，不管后果如何，都将意味着新东方告别从前那段快意恩仇、把酒高歌的岁月，从此正式踏上现代企业的运作轨道，至少是向现代企业运作思想靠拢。这也将意味着，原先那种俞敏洪极为看重的“人情＋利益”的管理方式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改变，但两者之间的比重已经发生了对换。
“利益”在重要时刻体现出它至关重要的作用。股东们包括当时的第二大股东王强，最终都选择了俞敏洪，他们牺牲掉了徐小平。俞敏洪松了一口气，然而在他的内心里，却感到一股感伤和惆怅。
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明夫曾用“泣血”二字形容新东方的转型之艰难。因为走到这一步，无论是对于注重情义的俞敏洪还是诸位关系不错的股东来说，都饱受情感上的煎熬。俞敏洪在这个艰难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是：
随着企业的发展，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一定会引起争斗，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新东方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争斗，出现争权夺利的事情，关键是你如何把它回归到一种秩序状态，新东方回归到秩序状态以后就算做成功了。
在这一场“友情”和“利益”的角力中，最艰难的其实并不是如何建立一套现代化企业的运作规范，而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俞敏洪好不容易才悟出这一点：
创新是一种源自于人们头脑的改变态度，随后才有创新，任何体制的创新，如果只是在理论上讲，而内心不想改变，那么这个体制再怎么做，都不可能起到变的作用。因为心变了，外在的东西才会随着你的心进行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艰难的原因之一是人的心没有变过来。就像古代的皇帝，每个皇帝都希望自己的朝代是千千万万年的，但是每个朝代过了几百年以后就没有了，原因是每个皇帝对体制管理的思路没有改变，所以不得不在原地循环打转。
最后我们弄懂了，就是集团化的结构应该怎么做，新东方的结构应该怎么调整以后，实际上它最后面临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心态，随着这个结构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改过来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遵守我们自己定下来的规矩。而实际上，从不守规矩到守规矩这个过程，新东方至少用了两年，我们在一起比如说讨论了董事会章程、公司章程、大家的做事规矩，等等，但在日常事务做事的时候，从我开始，到我周边所有的这些哥们儿，每一件事都在违反规矩。
新东方转型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正是因为转型中的众人，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转型的实际含义，他们只想获得转型后的结果——上市，获得比原来更多的利益。但是转型需要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原先的“封地”，还有思想的转变，做事思维和模式的改变，他们没有想通这些，也就注定他们不得不承受比其他企业更多的磨难，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任何争斗都是缘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新东方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每个人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如果每个人现有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未来的预期又不明确，就会发生过激的反应。现在，从董事会到股东会，大家的战略思想一致，而且以法律保障的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个人的位置问题、未来稳定和预期问题。
新东方最终告别了它的“草莽英雄”时代。2004年以后的新东方开始以国际标准锻造企业，建立起了董事会，有了制度框架下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大家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事，而不是原来的诸位“山大王”单打独斗。
至此，新东方正式步入了它作为一家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尽褪“家族企业”色彩（1）
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如福特、宝洁、摩托罗拉等。在美国，75％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是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是在中国，虽然超过三百万的民营企业当中，有90％是家族企业，但是“家族制”仍然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话题，家族企业仍然被视为是保守、低效率、内部争斗频繁的作坊式企业。
俞敏洪又是如何看待家族企业的呢？
我完全不反对家族企业。国外有很多大的家族企业一做就是几百年。怕的是它只用家族人，只相信家族人，管理又不规范，每个人都像总经理。中国人往往把握不好这个“度”，所以特别容易导致一个家族企业内每个人都像总经理。
新东方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其家族色彩。新东方最初是俞敏洪和妻子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创办的，当初俞敏洪去贴广告，妻子坐镇前台负责报名。规模再大一点后，俞敏洪的妻子负责新东方的财务、行政和后勤等工作。再后来，俞敏洪的母亲心疼儿子，也开始参与到新东方的事务中来。
1995年，为了迎接回国的徐小平等人，俞敏洪撤下原来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腾出地方，让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他还确定了新的利益格局，划分地盘，迎接王强等人的归来。最后，俞敏洪咬咬牙，将妻子也撤出新东方，改变了新东方“夫妻店”的形象。
新东方走过来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但是如果我保持这个机制，现在新东方可能还是一个家族企业，还是我的老婆和我一起干。后来我到美国把我的一些朋友请过来，他们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我把我的老婆撤出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朋友之间吵架大家可以谅解，但是如果我老婆参与吵架大家是不能忍受的。其实要我把思想扭转过来是很难的，如果我把我老婆哄走了，我老婆和我离婚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思想上的挑战，解决的办法还是要围绕家庭的环境，所以我想方设法在国外找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我老婆说，你出国学习一段时间吧，学习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回来。后来她学习完了之后就已经不需要她了。
将妻子撤出新东方，俞敏洪已经是费尽周折，而对于自己的老母亲，俞敏洪简直是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俞敏洪与老太太的关系，一言难尽。俞敏洪是一个孝子，他对母亲对自己的爱充满感激，又对老太太坚持以自己的思维来解释新东方内部的管理充满无奈。
俞敏洪曾慨叹：“我既不是觉新，又不是觉慧；或者两个都是，既有觉新的牺牲，又有觉慧的摆脱之心。”
俞敏洪参加了三次高考，第三次能考上大学，要感谢母亲。二次高考失利后俞敏洪其实已经有些灰心了，但是母亲却不希望儿子就此颓废下去，她打听到县高中有一个曹老师，他带的高考补习班升学率很高，于是上门去求情。几经周折，俞敏洪进了曹老师的补习班，经过了补习，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俞敏洪从北大辞职，从零开始办起了英语培训班，老太太也来帮忙，帮俞敏洪带孩子。1997年，俞敏洪将老婆孩子送出国外，老太太闲不住，就在新东方学校附近办起了餐馆，为新东方学员提供盒饭，后来将提供空磁带的业务也包揽下来。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老太太精明能干，别人不屑为之的“小生意”她居然能做到1000万的规模。
老太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护犊”情结，她总认为俞敏洪不是徐小平、王强等人的对手，总是担心她的儿子会吃亏，无论俞敏洪怎么央求、哄骗，老太太死活不愿意坐享清福，一定要帮助儿子看好新东方这个“摊子”。
俞敏洪的“孝”是一种传统的孝顺，他对老太太始终有一种愧疚和爱戴，所以无论在外头如何出名，回到家里，对母亲服帖得很。但是与他共同打天下的兄弟朋友们，无论是从海外归来的，还是在国内出名的，都是本领通天之辈，他们跟随俞敏洪，自然希望俞敏洪能有领导者的胸襟和气魄，这个气魄就是要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毫无畏惧。而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俞敏洪除了性格温吞，还是个怕母亲的“种”。甚至有一次为了平息老太太的怒气，俞敏洪当着大家的面，“扑通”一声跪在老太太面前。
尽褪“家族企业”色彩（2）
在老太太的要求下，俞敏洪的一些亲戚也来到新东方就业，其他的管理者也跟着效仿，将自己的亲戚安排进新东方。慢慢地，这种状况影响到了新东方的管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俞敏洪和其他的管理者下了不少工夫，尤其是对待自己的母亲，俞敏洪更是费尽了心思。
2000年，新东方真正成为了一个公司，下辖多块业务，原来的众位副校长按班排位，实打实地参与到公司的事务中来，“家族制”问题就成了俞敏洪亟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俞敏洪的“家族意识”很淡漠，早期他的妻子和老母亲等人的介入，主要是基于经营成本和信用成本的考虑，后来俞敏洪的姐夫等人进入新东方，他们参与的也只是新东方外围的业务，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新东方的决策中来。所以，新东方所谓的“家族色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族统治”，不然，俞敏洪也不会在1995年赴北美慎重邀请昔日的同学朋友归国共同创业。
但是，俞敏洪是新东方的领导者，即使他真的并不是刻意保留新东方的“家族色彩”，只要是有他的家族成员参与进来，无论身居何位，都会让其他股东感到不舒服。何况，这帮一向心高气傲的新东方天才，向来总是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俞敏洪，如果他做不到，其他股东安排在新东方的家族成员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呢？
所以，在新东方里，要去掉家族色彩，不仅仅是俞敏洪一家的事情。俞敏洪后来也想通了这一点。
假如说我的老婆很能干，在新东方有一个职位，她比谁都干得好，原则上她就可以到新东方来做。这里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这个企业有强大的规则来限制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至于把我的权力也加到她身上去用；第二是她本人要有足够的自觉意识，知道这就是一个工作，你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时候，不是以俞敏洪老婆的身份，而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来工作。但是中国人都做不到，所以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倾向，如果你想要真正不受家族影响的话，你就必须把家族的人员全部清除出公司。这是新东方从2003年开始做的事情，做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新东方内部有很多人的亲戚。
我知道一定要让自己的亲戚先离开，别的人员的亲戚才会离开，所以新东方定下了一个规矩，我们先下了一个文件，就叫做《亲属回避原则》，即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新东方干。
2002年，新东方全体股东做出决定，任何人的亲属，都不能在新东方干。俞敏洪也当场明确表态，把自己的亲戚全部清理出新东方。俞敏洪拿着《亲属回避原则》给老太太看，老太太看了就扔到一边去了，说这个对我不管用。但是后来俞敏洪还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把自己的姐夫撤出去了，把妻子的姐姐撤走了，把妻子的姐夫也撤走了。
我第一个清掉的就是我姐夫，我姐夫跟我关系很好，已经是新东方高级管理干部了，新东方书店总经理，而且是他把新东方书店做得扭亏为盈连续三年赢利，突然就被清掉了，工资从几十万变成一分钱也没有了。为了这个我姐姐半年不理我，打电话也不接。
不仅姐姐不理解俞敏洪，老太太、妻子也都半年不理俞敏洪，从情感上说，确实让人不好接受，但是俞敏洪还是忍下来了。2002年年底，新东方管理层矛盾闹得最僵的时候，俞敏洪整个人瘦得厉害，压力太大，而那帮揪住一个所谓的大道理就不放的###们还在轮番轰炸，老太太心疼儿子，终于同意撤出新东方。俞敏洪为了慰藉老太太，给老人家在公司里安排了一间五平米大小的房间，让她有时间来新东方转转，排遣寂寞，但是不干预新东方的事务。至此，新东方的“家族问题”才算得以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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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深刻的知识产权课（1）
新东方在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挑战，还包括新东方与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版权官司。
新东方与ETS的关系，在这场官司之前已经颇有渊源。
ETS是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教育研究和考试机构，成立于1947年，它主持开发了TOEFL考试、GRE考试，并使这些考试成为美国乃至很多英语国家录取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重要评判标准。ETS每年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和管理着1100万次考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私立教育考试和评估组织。很早以前，ETS就将其开发的TOEFL试题、GRE试题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并以“TOEFL”（文字）、“GRE”（文字）作为商标在中国核准注册。
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就是以ETS的考试为“靶”，将学员训练成百发百中的“打靶手”。要培训就要有资料，对于考生来说，最重要的复习资料就是历年的试题。然而，在美国本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ETS都授权出版了GRE考题。而在中国，尽管许多国内机构多次要求ETS授权历史性考题在中国正当的渠道出版发行，却屡遭拒绝。所以中国学生根本无法从合法的途径获得GRE考题。而如果购买进口资料，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同样厚的一本书，在美国本土只要40元钱，而美国之外的购买者则必须付出200元钱。面对大批准备出国留学学生的强烈需求，在未经ETS许可的情况下，新东方大量复制了ETS考试试题，并将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公开销售。新东方的这一举动惹恼了ETS。1996年，在ETS的要求下。工商局查封了新东方内部复制和发行的复习资料；到了1997年6月，工商局再次查封了新东方。
ETS状告新东方学校盗用他们的考试试题以及商标，要求新东方停止使用相关试题，并支付巨额赔偿金。这几乎波及到当时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业务的全部。而这一打击，是新东方忽视知识产权的一次应得教训。
知识产权一直是中国企业发展与壮大的软肋。过去是，现在仍是。由于大多数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相对薄弱，创新型文化还没有形成。因此企业进行创新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导向，新东方侵权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件。俞敏洪等新东方创始人经历了这一事件后，等于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知识产权课。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如果新东方要获得继续发展，甚至有朝一日走出国内，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否则将很难有发展潜力，更勿论有优势参与全球竞争。
可以说，新东方的业务扩展是从那次危机以后开始的，所以俞敏洪后来说，要感谢ETS的，是它让新东方意识到了实施业务多元化策略的重要性。
实际上ETS跟新东方的关系，有一点点关乎到新东方生与死的味道，因为当时新东方几乎百分之###十都是国外考试培训，今天就要好得多，因为我们国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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