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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魂-12位精英传奇和69条商规评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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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荒懿⑷肫渌尽！笆虑榫驼饷醇虻ィ蛭徽�1799年的执照，我们计划的、双方都会获益的合并计划就要告吹。“事情一放就是四年，奥尔德里奇与大卫，同全体经理人员们一直没有想出好的对策。要知道，让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纯属天方夜谭。1953年，米尔班克—特威德律师事务所的约翰·丁·麦克洛伊接替奥尔德里奇成为大通银行的董事长，这一让人头痛的难题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曾与大卫商量过这一问题，他问大卫：“还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市行业务的办法？“大卫摇摇头说：“发展出曼哈顿银行那样完备的市行体系要花上极长的时间，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又有良好的声誉，合并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说服全部股东显然是不可能的，”麦克洛伊咬着下唇，又加了一句，“而且也不能回到1799年去改变他们的章程。”他转向大卫问：“你还有别的主意吗？“ “没有，”大卫无可奈何地说，“遇到这种问题，连上帝都会束手无策的。“麦克洛伊不愿撒手不管。然而，有一天他忽发奇想：既然曼哈顿银行不能并入大通，那就把大通银行并入曼哈顿，这就用不着它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了。他向大家公布了他的想法，并立刻着手实施。1955年，有16亿美元资产的曼哈顿公司银行吸收了有60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报上说：“小虾吃了大鱼”，这一点丝毫不过分。在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卫提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这个职位并不高，但对他来说合适极了。他和手下的一小班人马，对大通银行的业务设置及组织机构中的种种弊端做过深入的研究，现在他们的任务是提出整顿计划并着手进行改革。
4。下注华尔街
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卫就将接替麦克洛伊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
的董事长，大卫对此不愿过多提及。他总是温文尔雅，少说多听，而且看起来好象不愿意在银行内部事务中多出头似的。但份内的工作他总是做得让人无可挑剔。他的旺盛精力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有时一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8个小时。“我感到吃惊，竟然会有人那么卖力地工作。“他的一位同事说，“如果你在他出席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时看到他的日程表，你不会相信它。我看着这张日程表不禁自己想，如果我是大卫·洛克菲勒，我会把它退还给秘书。那简直使我连让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的确，洛克菲勒家庭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股东，但他们实际持有的份额并没有超过股票总额的5 ％，因而，他们没有决定权。而且，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具有相当实力和资格的人物，由洛克菲勒家族来指挥一切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银行中，人们要求于领导的是才干，而并非努力。即使只有一次经营失败，也是不能容忍的。大卫的种种背景条件使他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但他必须拼搏才能如愿以偿。他把自己叫做“白手起家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真的就是这样。银行业务只是大卫日程表中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洛克菲勒，他还有自己的家庭事务要处理；而作为他的爱好，他在对外关系领域投入了许多精力，如对外关系协会，大卫长时间是其中的一员。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大卫面对这众多事务却能应付自如。他绝不会把这些事务搅得到一块，它们彼此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在下了班回到家中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工作和生活是两码事。”他常这么说。认真并且能干，大卫的这两种素质使他父亲认定他将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最合适的领导人。1950年，他担任了这家研究所的所长，三年之后，他辞去所长职务，成为理事会的理事长。大卫不喜欢旧组织按它原来的面貌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他支持研究所进行了改组，使他成为一个大学研究院和一个科学研究中心的混合体。然而，大卫最最投入的事业是对曼哈顿的边缘地区—莫德赛宁地区的改造。在以前，他就曾积极介入过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工程。莫德赛宁高地是建在山上的纽约的卫星城，它居高临下，俯瞰着哈德逊河。高地上座落着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等一系列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大卫的父母又在其中添加了两个庞然大物—国际大厦和河边教堂。而在这些庄严的建筑群的下边有一条带状区域，这是一个情况日益恶化的地区，就像风雨之中的小木屋一样摇摇欲坠。高地与低地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还在1946年，他就雇请了一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家对国际大厦的情况做一次独立研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位社会学家在报告中说道：“如果周围环境持续恶化的话，国际大厦实在没有什么得力之处好说。“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线索：环境恶化、投资的收益减低。在一个日益要变成贫民窟的地方，谁愿来投资呢？大卫的父亲在高地上有大量的投资，为了维护这些，必须做出有力的措施改造低地。
“制定目标，提出方案”，这是大卫给自己下的任务，但执行起来谈何
容易。许多穷人因为改建而被迫搬离现在的住址，而计划中的公寓楼群又并
非他们所能承担得了的。一些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他们说：“不要侵占穷人
的土地和房屋，“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这当作进行市容改造的典型。争吵
无休无止，有时候大卫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市政府呈交他的委员会的报告。他说：“我希望当局能够公正地不带偏见地阅读这份计划，因为这关系到这一地区的未来。“也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抵制住反对力量。最后，城市当局同意把3000多户居民从10英亩土地上迁走。从开始为此事奔走到第一户居民迁离贫民窟共花去了8年的时间。1954年，恰逢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的校庆。为了表彰他为改善这一地区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华尔街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大卫甚至想在这里小试牛刀。大通银行因为发展迅速，原先的业务大楼已容纳不下全部机构，结果行政部门不得不分散在8栋大厦之中，这给银行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银行董事会做出了搬迁决定，但是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址。大通银行如果离开华尔街，又有谁愿意守着这块“昔日宝地”呢？这种搬迁之后，华尔街寸土寸金的地价将会迅速下跌，而大通银行在这一地段的4000万美元地产投资也要大受损失。威廉·泽肯多夫回忆了决策过程。他是大卫请来的高参，是建筑产业的顶尖人物，曾参与过联合国会址的选址工作，并且设计过在华盛顿的儿童广场。据他说，是大卫促使大通银行决定在离华尔街只有一个街区的自由大街和拿骚大街的街角建立一幢新的总部大楼，他坚持说，就在他被召去参加大通银行关于大楼建筑计划讨论的那一天，这个决定才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没有谱。谁也没有料到事情能这么快就定下来。“简直就是大卫在领导这个会，”泽肯多夫写道，“他很婉转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是他的方式，而且也因为在这屋子中坐着的许多人，在大通银行中比他更有资格说话。但是，是大卫他自己领导大通在华尔街下注，以促进它的稳定。“这一措施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有人称大卫是在“维护供给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血液的心脏。” 5。荣登董事长宝座泽肯多夫忙于兴建大通银行的新总部，而大卫又开始在别的地段打主意。他想在南部的曼哈顿市中心建一幢“世界贸易中心”，具体位置在曼哈顿地价最昂贵的一段，他准备在那里建起两座110层高的摩天大楼。
“成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他简单地解释说：“把
这一中心安置在为美国对外贸易服务的主要银行附近也很合适。“大卫的计
划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他的哥哥纳尔逊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也自然会助他
一臂之力。在1969年，纽约州成立了“公共服务办公室”，以便强化它在曼
哈顿地区的办公机构。他们费尽力气找到了200万平方英尺的空地，这是曼
哈顿地区低价格的最理想的地段。即便这样，世界贸易中心还是要花费巨额
的资金。据他们估算，在头40年中，每平方英尺的维护费也要有4美元。在
1971年秋天，一位州官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没法预计在40
年后维护费用到底会是多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座世界贸易中心会帮助
我们节约许多费用，它还是值得我们花番力气的。“
州里决定，在中心建成后，把8000名雇员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心南塔楼，
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市的50个租来的办公室内工作。纳尔逊也要把他的曼哈顿
办公室从西区15街迁到这里。如今大卫办起事来心里更有底了，因为中心近
四分之一的面积交付政府使用，这无异于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书。住在世界贸易中心建筑地范围之内的住户对这个工程可并不欢迎，因为他们也将像莫德赛宁高地的那些住户一样被迫迁到别处。但是大卫要按他的计划办事，这样的反对意见他即使不是充耳不闻，也肯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大卫在银行中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麦克洛伊退休之后，乔治·钱宾出任董事长，大卫升任行长。他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他需要的是处于顶峰的执行权。在麦克洛伊手下做事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还要他在钱宾手下苦熬度日是他不能接受的。大卫向董事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如果我还得在钱宾的指挥棒下再转上八九年，那我宁肯离开大通银行，虽然我很喜欢这里。“钱宾也不示弱：“好吧，要么是大卫，要么是我，看来我们两个注定要有一个离开这里。“董事会对两人的争执大伤脑筋，在多方的劝说之下，最后达成协议：二人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但分工不同，各管一摊。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1968 年，钱宾超过了65岁的年限而自动退休，大卫如期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宝座，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控制着这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银行。
6。兼作政治家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权利放在了这里。银行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生长，它还要反映企业的要求，在银行的董事会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争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因为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是公司权力集团的集合场所，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战后的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加强，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也在加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还控制了为数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银行已经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派。在这里，大卫找到了不受选民左右的稳定的权力。他坐在位于曼哈顿广场1号的公司总部大楼里，眼看着整个工业世界在他的眼皮底下，按照他的精密头脑中设想的那样运行，这的确太对他的胃口了！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是我的私人朋友。“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对外关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54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基辛格是个风趣的德国人，他头脑灵活，不拘泥于成见，善从实际出发。
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
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
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一时半刻难以解释清楚的事情，大卫先生，”基辛格非常肯定
地说，“因为情况太复杂，而且人们对核弹头就像你对曼哈顿的地价一样敏
感。“基辛格的话引得大卫哈哈大笑，他说：“您真幽默，基辛格先生。但
我对曼哈顿地价是心中有数的，对核弹头却不敢这么说了。“
基辛格接下去解释道：“我们的核战略基础是‘打击俄国人’，更准确
点说是要杀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要杀死我们，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制
造核武器，好象是谁跑在前面谁就更安全一样。可是，如果两辆全速行驶的
火车撞到一起会怎样呢？“
“同归于尽。”
“没错，大卫先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大卫对基辛格的看法很感兴趣，他支持基辛格的工作，自己积极地参与讨论，并提出独特见解。《核武器和对外战略》作为小组的研究成果出版时，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间引起轰动。大卫向基辛格表示祝贺。从此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者还曾作为纳尔逊竞选班子的成员为纳尔逊出了不少力。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20年的副理事长，与麦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年，他升任理事长。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优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断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以此来指导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海外业务。反过来，为了大通的利益，大卫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修正既定的外交战略。这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只有过程本身对大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获取利润。
60年代是不太平的年代。对大卫来说，似乎每天都会有点麻烦事要发生。1959年1月1日，50年代的最后一个新年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在古巴取得胜利，结束了旧政权的统治，而这旧政权与大卫、大通银行和美国各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不能坐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古巴闹翻了天。”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这样说。美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它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争取进步同盟”，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卡斯特罗。不久之后，大卫就走马上任，为“争取进步同盟”四处游说，并且推销他个人在中美洲的种种计划和主张。他要求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他说：
“拉美各国就像围篱笆一样把自己围起来，这样对谁有好处呢？”这个问题
难以回答，但是很明显，如果建立了共同市场之后，跨国公司就不必再如此
费力地同各国政府打交道了；而且古巴自然是在共同市场之外的，他反复对
工商界强调这样一点：“争取进步同盟”是防止卡斯特罗主义蔓延的最为有
效的屏障。
得知肯尼迪政府计划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大卫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
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这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的还是很含蓄
的方式。但在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卫
开始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这一年，他与几位金融巨头，像尤金·布莱克（世
界银行行长）、麦克洛伊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争取亚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
员会“。9月9日《纽约时报》刊出了整版广告，上面刊有各位巨头的亲笔
签名，他们一同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决定，并称“他们（越南人）应该拥有在没有暗杀、暴力行动或其他恫吓形式的条件下自由选择他们政府的权利。“这个广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金融界之中原先持观望态度的一些人也公开表示要支持总统的决定。
“可是，爸爸，”他的儿子问他，“我们美国有什么权利去解决越南人的问题？你们这不过是拿着刀枪把你们所认为的和平强加给他们罢了。“大卫瞧着儿子，很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不要听了一些反战宣传就跟着他们跑了。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战斗，此外别无选择。“美国政府要求大卫在西贡开设一个分行，以处理美国在越南的种种经费问题。仅一年的时间，分行大厦就建成了。为了抗击炮火的袭击，这栋大厦看起来倒更像一座碉堡。1966年大卫亲自飞到西贡主持了分行的开幕典礼，南越总理阮高其与大卫进行了私人会谈。阮总理与这位棕色眼睛、身材魁梧的美国人亲密地坐在一起。他的东方人的身材相形之下矮小了许多。“洛克菲勒先生，要知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您们的帮助。“阮高其说。大卫用十分恳切的声音说：“阮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患难见真情，在这种时候，我们是不会缩回友谊之手的。“大卫不仅仅会支持政府，他还是政府政策的向导。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大卫以私人身份出面进行斡旋，效果甚至更好。他在国际上的广泛接触也使大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国际金融乃至石油业务的整个活动中，不论是复杂的私下交易还是巨大的公司项目，国家的各项政策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前苏联这个长期与美国冷战的国家中，大卫就走在了同行们的前面。
1971～1972年间，大卫夫妇对东欧进行了旋风似的业务旅行。在匈牙利、南
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四国，他与政府首脑和国家银行头头就对外贸易和
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大卫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共产党的总书记
盖莱克对下属说：“你看他那双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脑里的每个细胞都在
不停的奔跑。这是一个活资本家。“
大卫也把自己的业务扩大到了这些国家，例如波兰就出台了一些新法
令，允许美国公司在波兰搞合营。但这还不是大卫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他
最重要的收获。1971年3月5日，他在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与
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济、贸易的联系。
铁幕应当为玻璃板所代替，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1973年，苏联政府向曼哈顿银行借了一笔款子，数额有8000万美元，
这是曼哈顿银行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谈判成功之后，大卫极为兴奋。
他对妻子说：“赚钱并不重要，但是这是个好兆头，在第一笔之后或许有第
二笔，苏联这么大的地方，它会不断地需要我们的贷款的，好戏已经开始了。“
这年5月份，大通银行在苏联开设了一家分行，自从1929年以来，这是
第一家在苏联开设的美国分行，第一国民银行和美洲银行曾为此与大卫展开
竞争。谁都相信，在苏联取得这样一个机会意味着东西方的贸易将会大大增
加。但是，让大卫捷足先登了。分行座落在卡尔·马克思广场1号，离克里
姆林宫只有一条街。
他的同行有些嫉妒地评价大卫：“他的鼻子比猎狗还灵，动起手来像美
洲豹，凡是被他盯准的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
在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1973年，大卫在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国官员。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它成为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噢，这家伙真是太走运了。”许多人都这么说。大卫不仅仅为这高兴，而且为大通在中国大陆的广阔未来而欢欣鼓舞。在中东他也有出色的表现。世界石油的大部分几乎都蕴藏在中东这块宝地之下，大卫自然要对这里的秩序给以注目。1971年3月，他与夫人拜访了埃及的新总统萨达特。1974年，在中东局势稍趋缓和之后，他率先在开罗设立分行，并为埃及的石油管道工程提供了大笔贷款。
纳尔逊很为大卫的成就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有一些不服气。他问大卫：
“亲爱的弟弟，你是不是学会了阿里巴巴的开门咒语？真是奇怪，这些见了
我们的政府官员、外交家平时总是板着面孔的家伙们，为什么对你总是那么
彬彬有礼、殷勤周到呢？“
大卫做了个鬼脸：“噢，亲爱的哥哥，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秘密。因为
他们是外交家，而我是银行家兼外交家。没有谁能对金钱板起脸来的，这也
就是银行的魅力所在。“
7。更换门将
有关大卫·洛克菲勒的风趣故事及流言蜚语也是和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的。七十年代，美国一个图书商别出心裁地把一本有关大卫的书捧火了。“对大卫·洛克菲勒来说，要他当美国总统就等于降级。“—这是书商当时在推出那本书时使用的广告语。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1974年，有人建议他担任美联邦财政部长一职，而这个职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由大卫来当是再合适不过的，但大卫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有什么能比银行对大卫的吸引力更大？
面对流言蜚语，大卫似乎也总是能够大度处之。一次，他的儿子对他说：
“爸爸，您处理银行事务轻松自如，而且与银行那些事务有关的消息总逃不过您的耳朵，为什么对那些诽谤您的话，您就要像聋子似的充耳不闻呢？天哪，难道就让那伙人老是在一旁胡说八道，肆意践踏您的名声吗？“大卫哈哈大笑说：“别这么激动，孩子。如果那些制造谣言的人知道你已给气成这副样子，那他们就会得意死了。明天，他会编出十倍的谣言出来。你只要不理睬他们就是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会以与一个洛克菲勒打官司为荣的。而且，人们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吧。如果他们真的想把我看得很高，认为我比总统还有权力，那也不错嘛！“谣言终归是谣言，它在自信的大卫面前没产生任何影响，但大通银行业务上的挫折却给大卫震动不小。大卫的事业看起来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连接起来的。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只遭受过几次战术性的挫折，但没有战略性的失败。“然而，就在他一连串的“ 海外战役”取得成功的时候，在自己的阵地上却意外地受到了挫折：大通银行近一个时期经营不利。
1971年～1972年度，几个月之中忽盈忽亏。一位执行人员说：“这是本行历
史上最黑的一年。“好象走了一步错棋，接下来步步都跟着错。年底，亏损
状况持续如旧。而在1972年的头6个月里，大通的盈利率只有1 ％，而它的
最大的竞争对手—花旗银行的盈利却增加了16 ％。而且，后者的董事会还
预计在将来的盈利每年会增长15％～20 ％。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处境？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首先，大通银行的对手花旗银行由一位精明强悍的人物领导；其次，银行业的市场现在有利于花旗银行经营的银行零售业务和海外分行业务；再次，大卫在1968年接任董事长时，进行了彻底改组，大通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但是，人们仍然要指责作为大通银行领导人的大卫。当时的大卫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非议。《幸福》杂志用尖刻的语言批评他：“大卫·洛克菲勒是很熟悉本国的银行业务和货币制度的。关键的问题却是，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漫不经心。人们恰如其分地把他描绘成一个乘坐装有空调的大轿车到处转悠，关心着这种那种世界问题的人；他只是在思考这些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偶然停顿一下，去做出有关大通银行的决定。一个人不能把时间花在既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又经营像大通银行那样的银行上，大卫对大通银行人员情绪普遍低落的情况放任不管。“面对这些指责，大卫不是无动于衷。便他表现得极为镇定，仍没有丧失对自己的信心。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从容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信心。他说：“我在大通银行工作的26年里，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对未来充满信心。“接下来，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大卫觉得他应该换个行长，一个更加坚定的助手，但这事又多少有点因难。现任行长帕特森在大通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是自己的亲密伙伴。他工作勤奋，声誉也很不错，但他不是那种强有力的改革人物，而大卫正缺少的是这种人物。大卫暗地里向一些董事会成员咨询过关于“换马”的意见。许多人保持沉默，只有一位董事说：“保持利润率上升是我们的责任，但首先是你的责任。至于为此该做什么，你有决定权，大卫。“在一个星期三晚上，也就是1972年10月11日，大卫把帕特森请到自己家中，帕特森隐隐感到有些不安。银行的事务陷于低谷，工作没有起色，在这种时候被大卫邀请到家中不会仅仅只是同他一道用餐。大卫亲自在门口将帕待森迎进了屋。他将帕特森引进客厅，热情有余地说：“多长时间没到我这里吃饭了？老伙计，好象我们之间除了银行再很少谈别的了。“帕特森微笑着回答：“因为你没有时间，大卫。如果你对自己再要求严一点的话，你就连打喷嚏的时间都没有了。“大卫的妻子为他们烧了顿简单而又可口的晚餐。三个人在饭桌上谈些轻松愉快的笑话，帕特森的兴致很高。饭后，大卫请帕特森来到书房，要跟他单独呆会儿。
“帕特森，”大卫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对大通的印象如何？呃，我是
说，在大通呆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帕特森很诧异，“你怎么有兴趣关心起这个来了。我的
感觉可不能帮你提高利润率。“
“呃，怎么说呢？”大卫定神望着帕特森。他沉默了好久，帕特森有些
紧张，他对大卫说：“大卫，我们一起共事了二十多年，你知道我是怎样一
个人，你有什么话尽可以对我直说。“
“嗯，如果，——如果要你离开大通，你会怎么想？”
“为什么？”
大卫犹犹豫豫地把话说下去：“你知道，最近我们的状况很不好，这件
事我们两个人都有责任。我对大通银行的关心可能—可能真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不太够。但是，我想，在我们推行这些改组计划的时候，有一个强硬一些的行长效果会好些。帕特森，我不是说你干得不好，你已经尽了力，但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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