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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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时代的呼唤呀！我真想叶先生重操旧业。
　　詹林祥先生在文章中提及的《碳的一家》，是我平生第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1959年写的，当时我十九岁。
　　这本书的初版本，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只有四万字，是一本小册子。丁深、刘开申等绘图，张之凡装帧，责任编辑为曹燕芳。初版印了两万册。詹林祥先生最初读到的“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这本“薄书”就是《碳的一家》1960年的初版本。

第一本书的故事（2）
在“*”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第二版，字数增加到九万。第二版印了二十万册。詹林祥先生“1976年，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便是《碳的一家》的第二版本。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碳的一家》蒙文版，译者为那木拉、巴达玛苏荣。
　　在1987年9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第三版，字数增加到十三万。
　　这本小书居然“诱发”了詹先生“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甚至还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一本小书，能够产生这样大的作用，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这本书写于1959年暑假。当时，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刚念完二年级。由于在暑假中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不再在图书馆写作，而是在北京大学二十八斋二三四室宿舍写作。我花了一个暑假，写出了五十多篇科学小品。
　　记得，在开学那天──9月1日，我逛北京大学附近的海淀区新华书店，见到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塑料的一家》，也就买了下来。这本小书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因为我在暑假中所写的许多化学小品，大都是关于有机化学的，而有机化学的“主角”是碳元素。于是，我忽然有了“灵感”：何不把那十几篇化学小品，编成一本《碳的故事》？
　　就这样，我从暑假中所写的科学小品中选出十四篇与“碳”有关的，作修改和补充。
　　我从9月1日开始重写那些化学小品，花了半个来月时间完成，投寄给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本书的初稿，是写在活页横格纸上的。至今，我仍保存着。写好初稿后，誉在方格稿纸上，于1959年9月中旬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名《碳的故事》。
　　迄今，我仍保存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那是铅印的《收稿通知》。上面写着
　　收　稿　通　知
　　收稿编号：（59）30286
　　稿名：《碳的一家》
　　收稿日期：9，24
　　著编译者：叶永烈
　　附件：信二，图十七张，小品文一册
　　亲爱的作者同志：
　　一，稿已收到，上表如有错误，请即来信告知。
　　二，你的稿子我们即按收稿先后进行审读，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
　　三，如果查询稿件或更改地址，请注明收稿编号（见上角），以便我们处理你的
　　来信。
　　此致
　　敬礼！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年9月25日
　　就这样，我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了联系。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幼稚的第一本书，落在编辑曹燕芳手中。她当时是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编辑，还梳着辫子。她热情地首肯了我的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这样，我在10月13日就收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审稿意见，在10月14日至20日，对全书作了修改、增补，书名也从《碳的故事》改为《碳的一家》。
　　此后，我与曹燕芳有了诸多联系，得到她的许多帮助。直到今日，尽管曹燕芳年已八旬，我有空总去看望她。
　　1960年2月，我平生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茅盾在《1960年的儿童文学》一文中，曾提及这本《碳的一家》，称之为“一本科学小品集”。
　　如今，当我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觉得有几点十分可贵的地方：
　　一是编辑热心扶植新作者——写《碳的一家》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既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很深的“资历”。现在我重读原稿，发现有不少不合标准的简体字，如“气”写作“気”，　“数”写作“由”旁“攵”，“兴”写作“丑”下加“八”……还有许多错别字，如“年轻”写作“年青”等等。像这样幼稚的作品，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领导以及该书责任编辑曹燕芳的热情肯定，居然决定采用。
　　曹燕芳写来很长的信，提出中肯的意见，指点我如何修改。我于1959年10月中旬重写了一稿。如果没有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很难得以出版。　
　　二是审稿迅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收稿通知”是1959年9月25日寄出。也就是收到稿件的第二天，就发信给作者了。信中说，“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实际上，他们审稿意见提前告诉了我。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现在不少杂志这样公开声明：“因人手少，本刊概不退稿，三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也有的出版社，作者把书稿寄去，一年半载不见回音。这与当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作风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
　　三是出版周期短——这本书是在10月中旬才完成修改稿，然而，翌年2月就出版了。也就是说，从审稿、画插图、封面、排字、校对（包括寄作者校对）、付印到出书，只四个多月！那时候是用铅字排印，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作，有电子文本，作者等于给出版社排好字，所以在用铅字排印的条件下能够四个月出书，确实不易。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1）
我的幸运还不只是在于第一本书《碳的一家》顺利、迅速出版，而且还因此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真是机缘凑巧，由于《碳的一家》文笔活泼，我竟然因此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了！
　　当时，曹燕芳正在编《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责任编辑。她看中了我，邀请我参加写作《十万个为什么》——这就是远在北京的我参加上海《十万个为什么》写作的缘由。
　　我记得，曹燕芳给我寄来一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要我试着写几个。
　　我写了五个“为什么”寄去，曹燕芳一面热情地给予肯定，一面指出不足之处，然后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就像学生答题似的，按照那张清单所列的“为什么”一个个写下去。每写好十几个，就给他们寄去。他们看毕，又随时告知意见。就这样，我竟一口气为化学分册写了一百多个“为什么”。也有的“为什么”是清单上所没有的，我也就自己提出“为什么”，自己回答“为什么”。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部的“内幕”。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那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时，其实每一个“为什么”都已经有稿子了。他们组织好多位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写好了化学分册。由于化学老师们写的“为什么”像教科书，曹燕芳不满意，找我重写。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内幕”，也就一个个写下去。编辑部后来大批采用了我的稿子，为此得罪了一批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接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约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其他分册撰稿，即天文气象分册、农业分册、生理卫生分册。编辑潘勋照、洪祖年、张伯文向我约稿，我又为这些分册撰稿。我为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我是初版本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初版本最初出五卷，共947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也是这套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写这套书时我只二十岁，出书时我只二十一岁。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么”，“逼”着我看了大量的参考书。好在北京大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另外，在写作时，我注意每一篇的写作手法有所不同，这样使我的写作技巧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常说：“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往往要查看好几本以至十多本参考书。写了那三百多篇“为什么”，使我的知识范围迅速扩大，织出了一张张横跨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知识之网。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2）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不是像现在版本那样在每篇末署作者名字，而是按写作多少为序，在书前署名。由于我是化学分册和农业分册写得最多的作者，所以在这两册初版本上，我的名字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小小年纪，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委以重任，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开国元勋”……那时的我，跟读者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正因为这样，如今很多四、五十岁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老读者见到我，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该是个“老爷爷”了——连《十万个为什么》都已四十多“岁”了嘛！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另一“内幕”，是我在前些年跟已经退休了的曹燕芳闲聊时，这才知道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是按篇算的，每篇十元，而给我却是每篇五元！为什么我的稿费比别人低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十分荒唐的。据说，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稿费给多了不好，以免出“第二个刘绍棠”！　刘绍棠是中国的“神童作家”，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语文课本里就印着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在1957年，刘绍棠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这样，这部迄今印了两亿一千万册的书，我只在初版时拿到过每篇五元的稿费（后来在1980年、1999年修订再版时发过一回按篇计算的稿费）。台湾作家来访时，知道我是《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以为稿费不少，经我说明后颇为惊讶。因为如果在台湾按版税制计算，印了两亿多册的书的版税，作者一辈子都用不光！
　　少年儿童出版社酝酿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是在1959年。
　　我注意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一册的编著者名单中，都有“山边石”其人。后来一打听，原来“山边石”是“三编室”的谐音。《十万个为什么》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编辑的。当时的第三编辑室主任是王国忠。他由于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后来升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上海出版局局长。
　　2000年1月15日，我曾经请王国忠回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经过。
　　据他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大跃进”，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但是质量大幅度下降。这样，在1959年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拿不出像样的书。于是，决心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出点有质量的书。编辑们在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爱问“为什么”，从1959年年底开始，便准备着手编一套问答式的大型自然科学丛书。
　　王国忠说，当时，受苏联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也受《科学画报》的“为什么”专栏的启发。
　　我说，早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自然科学知识问答》，有点类似《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分子”的葛佩琦。我曾经访问过葛佩琦，他说他原本是学物理的。我也看到过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出版过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小书，书名《一百个为什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3）
王国忠说，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他设想出版一本类似于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但各篇是独立的科学小品。
　　当时为了给这套书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编辑们想出二十几个书名，写在第三编辑室的黑板上。最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中了《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
　　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名，取自英国诗人吉百龄的诗句：
　　五千个在哪儿，
　　七千个怎么样，
　　十万个为什么。
　　吉百龄，又译为吉卜林。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诗人，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百龄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是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家，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在印度的经历，使吉百龄熟悉印度的自然风光和民间传说。后来，他移居美国，开始发表关于印度的《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集》等作品。
　　伊林从吉百龄的诗句中，选用《十万个为什么》作书名——尽管书里的为什么并没有“十万个”。在俄语中，“十万”——“一百个千”，用来形容多。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小书，大约只有五万多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套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共五人，即曹燕芳、黄廷元、张伯文、洪祖年、潘勋照。其中主要是曹燕芳，一个人负责数、理、化三册。其余几位在当时是新手。
　　在编辑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最初请了一批中学教师撰稿，那些“为什么”写得像教科书，枯燥干巴。于是，编辑们只得推倒重来，物色文笔生动的作者……
　　王国忠对我说：
　　“你的第一本书稿《碳的一家》，属于化学，所以是由曹燕芳看的。她看了以后，认为不错。她交给我。我也以为文笔很好，就决定采用。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自从《碳的一家》出版之后，就看中了你，又约你参加写《科学技术新成就》、《农业科学新成就》以及《揭开科学之谜》等书。同时还约你写《十万个为什么》。你写了化学分册。接着，又约你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
　　我手头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版本，上面标明的第一次印数并不多，五千册而已。这表明，《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要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两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五册，从1961年4月开始发行，与广大读者一见面，当即引起轰动效应，成为畅销书，连连加印！
　　《人民日报》发表陈原先生的书评，指出：
　　“近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讲的是通俗科技知识。书凡五卷，不胫而走，可知人们多么想获得更多的科学常识了。”
　　陈原用“不胫而走”四个字来形容《十万个为什么》的畅销，《解放日报》则以书店里“踊跃购买”、图书馆里“出借一空”来形容这套书如何受人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各省、市出版社租型翻印，成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初版本在短短的两三年间，竟然印行了五百八十多万册！
　　幸亏当时还没有盗版。不然，《十万个为什么》的盗版本定然充斥市场。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一炮打响？
　　这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题目林林总总，来自生活和生产，来自读者身边，读之十分亲切；内容广泛，无所不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说古道今，趣味盎然。这套书以“大众化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为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是，由于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以青年读者以至成年人也喜欢这套书。这样，使《十万个为什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还在于“套”字上。《十万个为什么》在策划初版时，就注意到成龙配套的问题。初版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五册。后来，增加了数学、地质地理、动物三册。1962年12月出齐八册。这时，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收1484个“为什么”，105万字。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1962年1月19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发表记者永义所写的报道《图书的背后》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们对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是精通的，但写法上不一定符合儿童的特点。编辑部就再三讲明要求，多方协助作者。如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编辑部派专人和他谈，帮他修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这位作者一个人就　一百多个题目，成为本书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个。”
　　报道中提及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就是我。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作者一个人就写了100多个题目”，仅指化学分册，而不是全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诸于报道。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重要报刊上。我还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我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和《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就连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大学那天，学生们伙食得以改善，也不过是每人增加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医生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医生劝我退学休养。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写后面三册时，我就不参与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门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我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在那里，我遇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他们也被送来“改造”。因为我们都是“臭老九”，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五版（新世纪版）出版的时候，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举行全国性的签名售书。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沈阳、成都、济南、西安九大城市举行规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使我整天处于飞来飞去的状态。我破例答应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要求，为《十万个为什么》签名售书，是因为我毕竟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着四十年的友谊，我平生第一本书就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多年来，我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诸多帮助。正因为这样，少年儿童出版社打出“王牌”——请我的恩师曹燕芳打电话给我，要我无论如何答应下来，我只得从命了。
　　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每到一地，总是在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书城、购书中心拉上红色大横幅，门口挂上彩色大气球，播音员在现场不断地进行鼓动性广播，报社、电视台、电台记者进行现场采访，读者排起了长龙……每一回签名售书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签名售书确实是一项有力的促销手段。在上海，《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签名售书，读者排队长达两公里！在深圳书城，读者的队伍从二楼一直延伸到底楼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在西安市中心钟楼旁“世纪金花”广场，我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签售了近五百套《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相当于六千来册，总码洋达八万多元人民币。这在收入并不太高的西北地区，是难得的销售记录。
　　在短短四个多月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销售了三十万套，即三百六十万册，总码洋达五千多万人民币！虽然与过去发行一亿册相比，这印数不算很多，但是就当时中国图书市场而言，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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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1）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与《十万个为什么》并驾齐驱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
　　写《十万个为什么》时，我20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时，我21岁。《十万个为什么》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两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正因为这样，有人笑称我是“三亿精神富翁”。
　　跟《十万个为什么》一帆风顺相比，《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命运则是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