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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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成了“游书池”
我的藏书太多，胜过一家普通的图书馆。
　　我看中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开发商送了一层顶层，上面有一个带屋顶的三十多平方米的私家游泳池。在上海市中心，拥有私家游泳池的房子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游泳池当时已经在底部和四壁铺着漂亮的蓝色瓷砖。入口处安装了台阶和白漆铁扶手，可以沿台阶走进游泳池。游泳池的一端，安装了高压水泵，可以迅速进水。另一端的出水口，在与游泳池相邻的阳台上，那阳台底部铺了厚厚的橡胶，以防排水时阳台渗水。在刚“进驻”的时候，我把进水口的高压水泵阀门打开，自来水涌了进来。一边进水，我和妻一边用尼龙丝扫帚在水中轻轻扫着，就把游泳池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这个游泳池，可以放水一米多深。
　　在洗净游泳池之后，我并没有用来游泳，而是把这个私家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朋友们戏称为“游书池”。这样，我除了有书房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室。
　　我把几万册藏书，存放在这个私家游泳池里。在我看来，既然这个游泳池可以承重一米多深的水，当然也就可以承受几万册藏书的重量。
　　把游泳池改建成藏书室，在中国的作家和学者之中，我大约可以算是惟一的一个。
　　我在这个藏书室里放了一张可以半躺的沙发，专供空余时读书之用。在搬家时，我把所有的书整理了一遍，发现在我的藏书之中，还有不少好书来不及读。我把这些书堆放在沙发旁的条几上，读过之后才放入书柜。
　　在游泳池里读书，成了我最愉快的精神享受。在那里，我大有“日坐书城”之感。沙发旁的条几上，放着墨水笔。看到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我用笔做阅读记号，或者把那一页的页角折起来，便于日后查看。
　　

我被当成“鞋店老板”
游泳池里原本空空如也。为了能够藏书，起初我买了十个两米高的现成的玻璃书橱，放在游泳池的北面和东面。这些玻璃书橱，每一个都有五层书架，底下还有一个柜子和两个抽屉。
　　为了使朝南的一面能够让阳光照进来，我定做了七个一米五高的书柜。我自己画了设计图纸，请家具公司按照我的图纸来做。
　　为了提高书橱的容书量，我密密麻麻地放两排书。放在后排的，是不常用的书；放在前排的，是常用的书，书脊露在外面，查找起来就要方便多了。
　　这十七个书橱沿着长方形的游泳池排列起来，呈“П”形，放满了东、南、北三面。剩下的西墙，我安放了一个搬家时搬过来的四门大衣橱。
　　随着第三批图书运过来，很快的，这十七个书橱即便是放两排书，也放不下了。
　　为了安放我的大批样书和一些重要的参考书，我在新居的大小两个书房里，又定做了六个大型玻璃书橱以及五个书架。此外，在书房和阳台上，还安放了二十来个铁文件柜，放满了书和资料。
　　这么多书橱和铁文件柜，还不够用。
　　为了挖掘潜力，我决定再定做十个书橱，分两排放在游泳池中央。
　　这一回，定做十个书橱，闹了个大笑话：
　　我把上次做过的书橱的图纸，给了另一个家具公司。我以为，反正上次已经做过，只要照图纸做，错不了。
　　当那个家具公司把书橱运来，却令我傻眼了：我曾精确计算过，按照图纸做，书橱里正好竖放一本大32开的书，可是，这一回做的书橱，却无法放进大32开的书，只能横放了！
　　为什么呢？因为家具公司擅自修改了图纸，给书橱装了脚，而高度不变，这样就使每一格的高度缩短了。
　　家具公司为什么不征询顾客意见就擅自修改图纸呢？
　　家具公司的老板的回答，语出惊人：“我以为你是开鞋店的，定做鞋柜！”
　　他怎么会把我当成鞋店老板呢？
　　原来，此前有一位鞋店老板，曾经向他定做了一批鞋柜，式样跟我定做的柜子差不多。于是，家具公司老板就以为我也是开鞋店的。鞋柜是有脚的，所以他就做成有脚的。至于这么一来缩短了每一格柜的高度，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放鞋子嘛，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
　　家具公司老板来到我家的游泳池之后，看到有那么多的书柜，这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他自言自语道：“我想不到，你定做的柜子是用来放书的。除了图书馆之外，谁家里会有那么多的书，会定做那么多的书柜？！”
　　怎么办呢？这位擅自修改图纸、想当然的家具公司老板，抓了抓头皮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擅自修改图纸。这样，我再做两个书柜送你，算是道歉吧！”
　　我答应了。对于我来说，反正书橱多多益善。就这样，游泳池中央的书橱增加到十二个。加上游泳池三面的十七个书橱，竟然安放了二十九个书橱。
　　从此，我在家中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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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投稿（1）
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写书的人——作家，这得从我十一岁时第一次投稿的故事说起。
　　我是温州人。温州──“温暖之州”，东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我的家在市中心。离我家不远处，是《浙南日报》社（今为《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有一只绿色的大木箱高挂着，上面写着“投稿箱”三个白色大字。我常常从那里经过。我不知道这“投稿箱”是什么意思。听别人说，只要把稿子投进箱子，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登出来。我不由得心动了。每当我走过那只投稿箱前，那箱子仿佛在向我招手。
　　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我，有一天忽地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写好以后，我踮起脚，把稿子悄悄地投入那只在我看来颇为神秘的箱子里。
　　过了几天，我收到平生第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铁井栏29号，叶永烈小朋友收”，下方印着“浙南日报”四个红色大字。我至今珍藏着那个信封以及那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你的稿子收到了，已经读过，很好，我们要把它放在下一期报上（《人民生活》副刊）登出。登出以后，一定送一张当天的报纸给你，好不好？还有稿费。希望你以后多多写稿子寄给我们，我们十分欢迎。稿子写好后可以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或者你自己送来都好。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几年级？有空望多通信，把你自己的感想告诉我们。
　　祝
　　进步！
　　浙南日报社副刊组
　　1951年４月１６日
　　我看完这封信，心儿怦怦跳着。我真想去见见给我写信的人，可是，我年纪小，胆子小，不敢去，也不知道给我写信的，究竟是编辑叔叔、伯伯，还是编辑阿姨。我只看见信末盖着长方形的蓝色公章。我写了一封回信，回答了信中的问题。信，还是扔进那只神秘的大木箱。
　　十来天之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８日，我放学回家，我爸爸笑容可掬地叫唤我：“阿烈，快来看报纸。”
　　啊，见报了！这首小诗总共只有七十个字，今天读来，就像见到自己小时候嘴里含着手指的照片一样。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是按照温州话押韵的，而且充满着当时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毕竟是我创作生涯的起点，也就不揣拙劣，照录于下：
　　短歌
　　十一岁小学生　　叶永烈
　　全世界人民，
　　个个都知道：
　　美国法西斯，
　　武装两个贼；
　　要问它名字：
　　日本与西德。
　　大家一听到，
　　愤怒像火海。
　　举起大拳头，
　　愤怒变力量。
　　打败美国佬，
　　给他好教训：
　　咱们的祖国，
　　不能受威胁！
　　这首小诗，也就成了我的“处女作”。后来，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那入会表格上有一栏“何时开始发表作品”，我就写上“1951年4月28日”。这首小诗的发表，成为我一生创作的起点。

第一次投稿（2）
不久，我收到了九千元人民币稿费。这是我平生的第一笔稿费。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当时用的是人民币旧币。一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如今的一元人民币。九千元人民币旧币，也就相当于今日的九角钱！
　　第一次投稿，就幸运地遇上一位热心的编辑，就顺利地发表在报纸上，这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乐趣。经过自己的构思、创作，终于成为作品，终于发表。尽管只是一首小诗，尽管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幼稚。《浙南日报》编辑在刊发小诗时，注明“十一岁小学生”，这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创作；二是请读者不要苛求，这毕竟是一个孩子写的诗啊！
　　由于我的小诗的发表，在学校里成了“新闻人物”。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写作，于是，少先队办壁报、黑板报、油印小报之类的事，都落到我的头上。这对我是极好的锻炼。我居然“连升三级”──从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一下子升为大队宣传委员，佩上“三道杠”臂章。
　　就在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后不久，我居然收到了《浙南日报》的约稿信。那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又一封印着《浙南日报》红字的信，寄到了我手中。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跟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前次给你的稿费收到了没有？“六一”儿童节到了，请你写写自己的感想寄给我们，好不好。
　　致
　　礼
　　《浙南日报》副刊组
　　稿子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收
　　我应约写了《纪念“六一”》一文，于1951年6月1日发表于《浙南日报》。这是我的第二篇见诸报纸的文章，全文如下：
　　纪念“六一”
　　市立九小　叶永烈
　　六一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它呢？　我说：
　　一，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锻炼身体，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
　　二，参加*、宣传工作，订出爱国公约，响应政府号召。
　　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快乐的日子谁带来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
　　这篇短文如今看来同样非常幼稚，口号式，可毕竟是一个十一岁孩子当时的心声。
　　虽然我知道，在离我家不远的《浙南日报》社，有一位热忱的编辑老师在关心着我，扶植我。可是，我却不敢上那里去。
　　我曾这么说：“我不敢去见见那位编辑老师。我，一个在少先队小队会议上发言都会脸红的孩子，怎敢跨进报社的大门？何况我又不知道给我写信的人姓什么，万一传达室问我找谁，我怎么答得出来？”
　　那个年代，报社编辑给作者写信，在信末盖上个公章。我深深怀念着那位热心的、不知名的编辑。我精心收藏着那些信件和那些用铅字印出来的最初的作品。后来，我不论考上北京大学，还是由北京到上海工作，一直带着这些“珍品”，直至在“*”中被抄家抄走。

第一次投稿（3）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直到1980年，发还一大包抄家物资，我惊喜地发现，那些“珍品”居然完好无损！
　　我重新细阅那些珍贵的信件，抚今忆昔，不胜感慨。我始终感激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热心的编辑。
　　不久，正巧《温州日报》派记者来上海采访我。我说起《温州日报》当年对我的培养，怀念那位恩师，便将那封信复印，请《温州日报》的记者带回去，请编辑们辨认是谁的笔迹，帮助我寻师。
　　事隔将近三十年，报社里人员变动很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的更新，一茬又一茬，报社许多人不认识那位老编辑的笔迹。
　　复印件到了报社总编手里。总编在报社工作时间很长，认出了那笔迹。他说：“这是杨奔的字！”
　　杨奔，当年《浙南日报》的副刊，正是由他一人编辑。
　　从编辑部的来信中，我知道了关于他的大概情况：他16岁起就当小学、中学的教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在《浙南日报》只工作了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冤屈，被调离报社，到一所中学去当语文教员，后来退休，住在温州远郊的苍南县。
　　根据报社提供的杨奔先生的通讯地址，我于1981年3　月10日，向他致函问候，感谢他在三十年前曾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伸出温暖的手。我写道：
　　“我非常感谢《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帮助和鼓励。我曾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一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在11岁时受到那位编辑的帮助，如果没有发表那篇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大树都是由幼苗成长起来的，幼苗的成长离不开园丁的辛勤培养。’这段话正是反映了我对《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深切感谢之情。……”
　　杨奔先生在收到我来信后，心潮起伏，当晚填词《小重山令》：
　　“上纸书来四座惊，忽疑身是梦，忆三生。起看落月半笼明，春寒重，辛叶暗藏莺。
　　少日若峥嵘，挥毫倾肝胆，照人清。滋兰九畹望敷荣，萧艾甚，独秀有灵茎。”
　　词中有喜悦，亦有慨叹。大意是：接到叶永烈的来信，喜出望外，四座皆惊。忽然感到仿佛置身梦境，从过去想到现在、未来。祖国迎来黎明，可惜一度春寒料峭。办报纸中包含培育人才。我年青时苦于做点不平凡的事，写作和改稿中反映了自己的内心，照亮别人。盼大地芬芳的花朵开花结果，可惜多蒿草，然而杰出人才一枝独秀。
　　不久，我收到了杨奔先生的来信。笔迹是那么熟悉，与30年前给我的信上的字一模一样。
　　出人意料的是，他对30年前的往事，看得很平淡。他自称不过是个“文学理发匠”罢了，对于发表我的小诗，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已！
　　杨奔先生感慨万千，在信中说起了往事：
　　“编副刊时，原想在温州能发掘些写作人材，培养出一支文艺新军，可是事与愿违，来稿寥寥，使我感到十分寂寞。收到你的诗稿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同时又因为自己也在你这年龄时有两篇文章被上海某书局收入范文集子，结果不但没有收到原书和稿费，而且连一封信也没有。这很伤了我的心。所以在自己干这工作时，就发愿不使自己愧疚，不使作者生气。对来稿只要略有可取之处，都立即给作者写了回信，让我安心并得到鼓舞。……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
　　巧真巧，原来杨奔先生也是在十一岁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那位编辑不负责任的作风，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种切身的痛楚，又从反面成了他对我的关心的动力。
　　杨奔先生在信中，还直言不讳地提醒我：
　　“高尔基的《*。契诃夫》中记有契诃夫对当时艺苑的感叹：许多人略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而告终。鲁迅也说过：人没有被骂杀的，只有被捧杀的。你千万要警惕人家一片喝采声，它很易成为昏眩的毒药。”
　　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198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长子一起回到故乡温州，我们渡过三条江，赶到苍南县龙港镇。我终于见到了杨奔老师。老编辑和当年的小作者见面，喜悦异常。
　　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驶过来。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过去，瞠目注视着那蒸汽机车……
　　那是在1957年，十七岁的我，头一回离开温暖的家，温暖的故乡──温州，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候的长途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烧木炭的。汽车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里烧着木炭。一边是清清的瓯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长途汽车在崎岖的黄泥公路上艰难前进。
　　我从未见过火车，一到金华，头一回见到那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时间兴奋无比。
　　就这样，在无限兴奋之中，我在金华乘火车，远涉千里，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
　　兴奋很快就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连那饭菜也是陌生的……特别是一进校门，便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投入“反右派运动”。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批斗会，从未见过大字报，从未领略过那政治暴风雨。我日夜思念着海滨那座温暖的小城，思念着那个温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

写诗“发烧友”（2）
空荡荡的宿舍，空荡荡的心。“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朝大诗人李白《太原早秋》中的诗句，成了当时的我的写照。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排遣那作为异乡异客的可怕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我埋头于写作！
　　那时的我，成了写诗“发烧友”。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虽说进入北大之后，我读的是化学系，可是我却加入了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在那些“发烧”的日子里，我竟写了一千多首诗。
　　我不断地给各报纸、杂志投稿。我的小诗，绝大部分如飞雪入水，不见踪影，可是也有时偶然溅起了涟漪，发表了。我的小诗不仅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也上了《北京日报》、《湖南文学》之类“大报刊”。
　　那时，我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好样的“保姆”》一诗，先在工地广播站广播，不久在1958年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女同学组成了“赵一曼连”，在十三陵工地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帮助民工看孩子，获得好评。
　　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
　　却把看孩子的任务担负。
　　心里既喜悦又谨慎，
　　嘴里哼着刚学会的催眠歌。
　　孩子随着绵绵的歌声熟睡了，
　　扁平的鼻子上渗着汗珠。
　　“他在做什么梦呀？
　　啊！一定是梦见自己也在修水库。”
　　正在替大伙煮饭的老大娘，
　　望着她不住地啧啧点头：
　　“这那里像大学生哪？
　　简直是好样的保姆。”
　　1958年，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跟随地质队在湖南跋山涉水。一路走，一路写，一百天内我写了四十六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发表在当时湖南报刊和《湖南文学》上。
　　在湖南邵阳，有一位青年爱唱山歌。他唱，我记，收集了许多湖南民歌。迄今，我还能唱出湖南山歌：
　　今年哎，
　　我将一十七啷呵，
　　收拾打扮去看戏，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情郎我的哥，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斗胆把我收集到的湖南民歌和自己写的许多小诗，编成一本诗集，书名叫《湖南民歌选》，在1959年初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退稿是必然的。但是，编辑在回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算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湖南民歌选》是我没有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迄今仍珍藏着这第一本书的手稿。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敢”于写书，其实是受了北京大学学生写书的热潮影响。
　　始作俑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在1958年“大跃进”中，“敢想敢干”，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得以出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产生很大的震动。
　　于是，化学系的学生们也不甘示弱，组织编写《稀有元素化学》一书。我也参加了编写，写了关于钍的一章。尽管这本学生们所写的《稀有元素化学》一书由于质量太差，未能出版，但是毕竟使我经受了一次写作锻炼。
　　接着，在1959年，我写出了《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这本书，严格地说，我只是编写而已。当时，我看了许多科学杂志，对诸多科学珍闻发生兴趣，内中不少是当时科学的最新成就，加以摘写，编写成了这本《科学珍闻三百条》。
　　我把《科学珍闻三百条》投寄给河北人民出版社，又遭到退稿。
　　不过，编写《科学珍闻三百条》如同“无心插柳”，倒是为我在1961年创作科幻小说《小灵通奇遇记》（即《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作了准备，这是后话。
　　凡事有三：
　　第一本书《湖南民歌选》，我只是收集，只是编（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作的），被退稿；
　　第二本书《科学珍闻三百条》，我也只是收集，只是编写，被退稿；
　　吸取了前两本书失败的教训，在1959年，我写出了第三本书《碳的一家》。这本书不是编，也不是编写，而是我创作的作品，所写的又正是我自己的化学专业。这本书成功了，顺利得以出版，成为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实现了“0的突破”。
　　

第一本书的故事（1）
1996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读者詹祥林先生的《真想叶永烈重操旧业》一文。他在文章中说：
　　与许多爱读书的人不一样，我很早的时候──从初中开始，就不大读小说而对科普书籍感兴趣了。
　　我读小学时，正是书荒年代，使我开始喜欢上科普读物，是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但书中讲的道理又由不得你不相信。它说，金刚石、石墨、煤炭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无论高贵至尊的金刚石，还是廉价低贱的石墨煤炭，它们的“血统”都一样，其基本成分是一样的。为什么性质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晶体结构不相同。比方，金刚石的碳原子是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构成了一种坚实的、彼此联结的空间网状晶体。而石墨的晶体是层状结构，在每一层内，碳原子排列成六边形，一个个六边形排列成平面的网状结构，因片层之间容易滑动，故石墨质软。经过一定的高温高压，普通的碳便能变成珍贵的金刚石。
　　这本书不仅诱发了我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还影响了我以后的爱好。读高中时化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课，甚至还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
　　后来这本书被人借走并弄丢了，我感到很惋惜很心痛，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作者。
　　1976年，我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我顿感亲切和激动，拿出来一看，果然是那本朝思暮想的书！从此，我不但知道了书名，而且知道了它的作者叫叶永烈，并知道叶先生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居上海，是专门从事科普创作的名家，是继高士其之后中国有名的科普高手，六十年代就驰名中国。总之，叶先生成了我的偶像，我的崇拜者和指路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后，叶先生鲜有科普作品发表，多见的是他写的人物传记和纪实作品。叶先生已改行了！我很遗憾，中国并不缺写家，然而极缺既具有深厚专业功底又会写作的科普作家。去年中国科协开大会时发出呼吁，要科学家们拿起笔来写科普作品，教育和影响青少年们爱科学、学科学。这是时代的呼唤呀！我真想叶先生重操旧业。
　　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