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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战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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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500个农民生活一年 。人才的缺乏又使非洲国家同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弥补必要的人才缺口，每年该项开销又高达40亿美元，占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三分之一。因此，只是人才教育、培训、替代成本的损失，对于经济困难的非洲来说都已经非常庞大。
而在医疗、教育等特殊领域，人才战争带来的伤害更为深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所言：医生和护士是穷国向富国提供的“最有悖常情的资助”。2005年，挽救儿童组织（ S*e the Children ）和 Medact 组织进行研究调查，就估计英国从海外补充了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其中仅仅从加纳引进医生和护士自 1999 年以来就节省了6500 万英镑的医生培训费和 3800 万英镑的护士培训费。
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医疗关系生命，教育关系未来，这种损失还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非洲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占全世界3％的医务人员。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医务人员缺口100万以上 ，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因此，时至2004年，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40岁。利比里亚的婴幼儿死亡率也有，马拉维妇女生产死亡率也达到……
然而，这些非洲国家并不是没有努力培养医生。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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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可耻？（1）
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4797人参与投票，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合适发展。根据报道，一位接受采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的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媒体与被采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明明问题设计是“怎么看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却变成了“怎么看中国人才流失到海外”的回答。这显示出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过的周恩来、*、*，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满清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这是何等的谬论？！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过，就一定热爱中国吗？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曾经留学英国，他就曾经呼吁：“人力资源的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流动比以往更多，会比以往有着更多的全球化范围的就业机会。比如说，中国网通在日本开设分公司，会聘请日本人作总经理，而外资在中国开设分公司，同样也会请中国人作总经理……我们不能抱怨门打开了，人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发自己的优势”。
其实，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就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
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出国的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事实上，即使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上认为”，也不能够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等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有重大的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人才外流可耻？（2）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人都用英语说话，只有我一个人用日语，这看起来不太好。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半吊子。”益川敏英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
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简单地说，只要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夜郎自大到自认为完美无缺，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立刻回国，也不见得是个理性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 到10 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之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往往更容易融入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 。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到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对另一方来说）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其实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加入了所在国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尽管由于双重国籍的存在，许多人加入外国籍并不意味着散失原国籍，更难以说明已经“归化”，但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入籍依然可以成为人才流失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即使全球化深入到多么“非传统”的时代，高端人才的流失带给原籍国的“收获”也绝不可能多于“损失”。除非这些杰出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专利、文化创意、以及资金财富，在祖籍国都能免费共享，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机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干脆就是这些知识、技术、人才一文不值。否则，只要一个国家为获得人才所创造的知识、技术、专利、财富需要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存在零合竞争，人才流失就必然带来输出国的损失。
一般来说，“流失”的人才跟外流以及环流的人才不同，他们并不是暂时性地离开祖国，甚至通常是携带全家一起移民。因为大多数接受国会许可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能同时移民入籍。因此，这些海外人才大多不但不会把自己大部分收入用以向祖籍国汇款和投资产业，不会视为祖籍国效力为首要选择，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去了海外。于情于法，都是如此，接纳国也会要求他们带来多少万美元的投资，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或者提供何种贡献和技能。
概括地说，人才外流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将因为输出国的特点不同而明显不同（例如国家大小、发展水平），随所涉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祖籍国与所在国的行业发展情况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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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1）
1963 年，利根川进大学毕业后进入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跟随渡边格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渡边格是当时日本少数自美国归国、具有完整分子生物学训练的海归科学家之一。在利根川进跟随做了两个月研究之后，渡边格忽然建议说：如果你想要学好分子生物，日本的环境还不够好，应该去美国完成学业。
这一个建议也改变了利根川进的一生。经过考虑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实验室做了一年博士后。1969年，利根川进进入沙克研究院（Renato Dulbecco）实验室。1970 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198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利根川进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然而，导师渡边格的建议，利根川进的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二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大多数高科技人才都在走同样的成材模式：在日本完成大学的学业，去美国读硕、博；或在日本读完博士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最后再回到日本发展。总之，“出厂”前最后“制造”环节要留在美国。日本贸易振兴会曾设立“Tigersgate2000”基金，旨在培育日本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但是，日本贸易振兴会申请资助的第一条件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首先要迁居美国，或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
这一奇怪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有些无奈，但却是客观所迫。日本的教育实力不但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自身经济的发展。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整个亚洲也包括日本进入二十强只有东京大学这一所，而进入前50强的日本大学则只有3所，这一数字甚至只与中国香港相当，远逊于其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因此，自身教育实力不济，外流人才去美国学习，借美国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就成为了日本重要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日本才有。先后就读过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成为第一任总理，他培养长子李显龙的成材方式也是将儿子送往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而非留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李显龙先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获硕士学位，期间还在美国堪萨斯州参加陆军指挥和参谋培训。如今，李显龙已成为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自身教育体系和实力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借鸡生蛋”，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经验、理念必不可少。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自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除了早期欧洲之外，所有目前存在的新兴大国，从早期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上世纪下半叶的日本、韩国、以色列，再到本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复苏的俄罗斯，甚至包括爱尔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无一例外，都有庞大的海外族裔人才资源。与此同时，大多数中东国家尽管通过石油成为“富国”，并有庞大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外籍劳工，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因此并没有成为新兴大国。
印度政府曾公开反驳联合国的人才发展报告，表示联合国所称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损失20亿美元”是不正确的。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 想看书来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2）
人才外流除了会携带技术、资金、经验回流之外，也会带来了汇款、投资以及对跨国贸易的帮助。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 。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72％大约1670 亿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印度和中国是收到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引进外资当中，海外族裔也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贡献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环流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真正带来外包业务和汇款投资也大多是滞留在海外、却在进行人才环流的群体，而不是已经彻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彻底流失的人才，反而会把在祖籍国的资金和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损失通常会高出所能带来的回报，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崔大伟曾对“侨居方案”展开研究，他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改变人才流失，使人才即使侨居国外也能为本国做出贡献。但他在引用AnnaLee Saxeninan对于360名在硅谷华人企业家和雇员的调查数据也不得不承认，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人当中，23％的人经常和内地交流技术，而不考虑在中国设立公司的华人，只有9％的会进行交流技术。
因此，包括“印度经验”其实是说：政府应该开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废食，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也贡献祖国，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与环境，来吸引住那些杰出的人才。
人才回流与回归
海归时代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先后崛起为新兴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和印度又随后崛起为新兴国家。同时，一个并非巧合的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现象，海归成为高新技术领域、新经济产业高端人才的主要来源，并在政治领域也发挥重大的作用。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超过三分之二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只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最近4任首相，有3位是在国外留学过的海归。小泉纯一郎曾就读伦敦大学，安倍晋三曾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现任麻生太郎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留学。
在中国台湾地区，目前两大领导人马英九、刘兆玄都在北美留过学。马英九是哈佛博士出身，跟*是校友，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刘兆玄“内阁”成员一半以上是博士，大部分都留过学，例如所谓的“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监察院长”王建煊毕业于哈佛大学。新竹科技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中心，产值一度占台湾地区GDP10％，但其中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30％。
在中国香港特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现特首曾荫权也曾在哈佛大学留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2008年世界大学排行榜，香港进入50强大学有3所。香港的教育已经非常国际化，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依然相当部分是海归。因此，2008年5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人选，被媒体披露8位副局长有5个拥有外国籍，就像台湾总统马英九等政府官员以前也有过美国绿卡一样，引人注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存在海外人才银行的储蓄（3）
在中国大陆，政治领域中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都在海外留过学。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过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都是海归创建。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入的资金大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
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在80年代分别担任总理，都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海归。现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印度的基础经济并不牢固，而今天的相对繁荣主要靠信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而这归功于海外印度裔带来的外包业务。海外印度裔的汇款是印度第一大外部直接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引进外资总额大约50亿美元，而从海外收到汇款却高达217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因此，有人形容，如果没有海外印度裔与海归，印度肯定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
在新加坡，李光耀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吴作栋在美国威廉斯学院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李显龙先后在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就读，三任总理全部都是海归。
新兴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这并不是说一定要重用海归，或者海归就一定是人才。一个完善的人才机制不应该去问这个人才是“海龟”还是“土鳖”，重要的是“适才适用”。在人文领域，海归能够提供国际化的视野、经验、理念，这对本土人才是一种补充。在无国界的科技领域，海归优势可能不只是“补充”了国内技术领域的空白，那些毕业于世界顶尖名校的海归还可能掌握了更先进关键的科技。这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就有21人是海归。没有那批海归，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崛起。
这一现象归结于中国大学的科研实力与培养科学家的能力，与世界顶尖名校还有很大的差距。全世界也只有美国的大学，敢自称国内顶尖就等于世界顶尖。本土培养的顶尖人才不等于世界顶尖人才，而对于一个志在成为世界大国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需要的的人才却不仅仅是国内顶尖，还需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样来看，这些新兴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海归时代”，就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迹象，而是重视人才的必然结果。
无论莫汉？辛格、李显龙还是马英九、曾荫权，引领海归潮的留学生不是哈佛、剑桥就是牛津出身，这些世界级名校生即使在欧美本土发展，也一样会成为社会“精英”。同时，非世界名校毕业、尤其是毕业于教育实力甚至不如国内名校的海归，回归后却出现了大量“海待现象”。这也证明了“海归时代”并非滥竽充数，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人才回流的发生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 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度回归。调查也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所以，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当意大利北部成为非常富裕的地区之后，早先移居到德国和美洲的意大利人被吸引回来；而早年迁移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回到了俄罗斯联邦，则是因为国家开始复兴；在巴西、秘鲁和拉美其它地方的第二代日本人对鼓励他们回到日本工作做出了响应，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腾飞。
但是，尤其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规模增长的亚洲国家来说，不一定非要完全达到那些硬件指标，或者说不一定要等到国家经济腾飞已经完成，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就可能在此之前大批回国。
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滞留在海外的人才，很可能因为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初步改善、政府的承诺和决心、显现端倪的市场空白、做出成就的机遇，就做出回归的决定。
还有许多非市场因素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例如对国外经历感到失望、对家乡以及亲人感到思念、原籍国出台了双重国籍使他们不需要放弃海外一切。例如中国台湾地区，2000年选举挑起族群议题后，就出现了一次移民热潮。2004年“3？19”枪击案发生后，*上台，因为对政府的失望，台湾当年移民数比前一年增加了十倍。
我国在2000年以后也出现了经济继续增长、留学生回归比例反而下降的现象。因此，不能只把人才回流强调为市场现象，认为留学人才“穷则离开，富则归来”，而忽略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要性。
三星经济研究所2007年曾进行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定居在美国的比例，在1992年至1995年为，1996年至1999年升为。而此后部分完成产业升级、经济更为发达的2000年至2003年，却有达到的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 。
其实，一个国家最需要以及最利于人才回归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的阶段，往往是经济开始起飞、产业结构需要升级、教育体系又相对滞后（通常与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不匹配），进而形成需要大批高知识技能人才、自身培养体系却又无力供给、同时还无力全面吸引外籍人才的“真空时代”。这一阶段政府空前重视留学人才回归，同时人才回归后的发展机遇也空前之大。就像企业寻找市场空白一样，没有已经开始成型的市场，往往容易成为“先烈”；但市场完全成熟，竞争就会特别激烈。而在两者之间的阶段，很可能是发展空间巨大，市场具备了盈利的基础，竞争对手又不多，而且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扶植的优惠政策。
人才的融入与再流失
2006年，我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时，当时就注意到了“海待现象”。当时的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三到六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另外还有6％的海归花了一年以上时间找工作。也就是说，起码有6％的人做过一年“海待”。
长期“海待”的出现，要分两类情况。第一类属于自身素质与能力的问题，这些人是留学生，但不能称之为留学人才，甚至是典型的“方鸿渐”和“南郭先生”。在国外找所交费就可以入学的大学混个文凭，凭借国内对海外教育情况的不了解而滥竽充数。留学期间不学无术，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因而在留学签证到期后不得不离开。
第二类则与留学生的能力无关，而与心态等主观原因有关。当一个人在不同文化环境和国度，生活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适应了异国文化，回到祖国后，反而会出现对本土文化有不适应的症状，这叫“重返本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这种重新融入可能需要海归自己调整。即使很杰出的人才，如果定位和期望过高，都可能在现实土壤中找不到落点。此类问题，除了海归在任何一个阶层也都可能出现。
真正需要社会思考的现象是第三种：这些人才是因为落后的国情、环境、潜规则等原因，造成回归本土后难以融入，或者说形成人才浪费。落后国家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本就是为了改变自身某些落后的现状，到头来却以落后的国情来要求海归：要么接受同化，要么选择离开，无疑也是莫大的悲哀。
这些人才也往往能够“人挪活”，换个环境就能重新发挥才能，“人才再流失”也就会成为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最后蒙受损失的不是人才本身或者使用这些人才的外国机构和企业，往往是拒绝人才的那些国家。改变这一情况，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做出改变，而不是要求海归们来适应国情。改变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对国家有益。就像孙中山、黄兴等早期海归回到中国一样，如果要求他们必须适应国情维护封建专制，也就是要求他们与满清王朝同流合污，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不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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