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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战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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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审计业，即使中国对外资进入有明确限制。2005年中国评出百强事务所，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等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依然占了百强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四大”基本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业务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审计业务，因此，2007年我主持《海归推动中国》丛书采访时，当时人民币升值还没有成为热点，安永华明的董事长葛明就已经指出：中国大型企业海外上市全都由“四大”审计，许多具体数据中国的政府领导和企业高管都不清楚，而美国人（四大都是美国公司）却知根知底，因此，将来如果谈判人民币升值，必然会让中国处于被动位置。
然而，为“四大”中国公司效力的却基本都是中国人。例如在安永华明的数千名员工当中，95％都是中国人，其中大约五分之一是海归。葛明自己就是海归出身。在全球化当中，当本土企业只用懂中国的人才时，外国竞争对手却既有熟悉西方又深刻了解中国的人才。中国在全球进行这样的智力博弈，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只会更多。
作为少有并购后融合成功的案例，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连续几任全球总裁都找了“洋人”。第一任沃德是原IBM副总裁和个人电脑业务总经理；第二任威廉？阿梅里奥以前是美国戴尔公司的副总裁，此前也在IBM工作过，此后的总裁罗里？里德也是个美国人，在IBM工作25年后因为收购进入联想工作将近四年。实际上，联想董事会的成员一半以上也都是外国籍人士。因此，柳传志、杨元庆是船长，但充当联想“走出去”先锋却是那些在西方土生土长、并有多年当地市场实践经验的西方人，这或许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提醒。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即使招揽的人才只了解西方，只要根据自身情况适才适用，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时，也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
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并非只有中国和印度会去美国“人才抄底”。旨在改进欧洲国家政策的智库兰德欧洲 （Rand Europe）其理事就在《金融时报》发出进攻号角：“把爱因斯坦请回欧洲！” 这位作者指出今后10年欧洲将短缺5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欧盟主席巴罗佐（JoséManuel Barroso）也意识到了欧洲的创新、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危险，就提议欧洲要成为“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创意和企业的磁石”，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按现行运作模式恐怕——“诺贝尔科学奖仍会留在美国”。
从1901年到1950年，欧洲培养了73％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的得主，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些顶级科学家大部分都流失到了美国。这些人才的离去不只是带动了科技中心的转移，他们进入大学等教育机构也让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地。如今，截至2005年，全世界学术排名前20所的顶尖大学，有17所在美国，2所在欧洲，1所在日本。在过去10年，只有20％的自然科学奖项给了欧洲科学家。美国则培养了40％以及聘用了7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
尽管欧洲能从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未必是全球最顶尖，因为发展中国家堪称世界顶尖的人才也一样首选美国。何况，高端人才从来都是多多益善。因此，欧洲有识者都认为，欧洲需要像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拿出胆识、远见、魄力，去把在美国全球最优秀的新爱因斯坦们请到欧洲来工作和居住。
从英国皇家学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人才流失论”以来，欧洲国家的学者和媒体一直发出警告，要求政府重视“人才流失”并采取措施。欧洲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几乎是不约而同，德国在2000年开始实施“绿卡工程”。法国在2007年开始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和“外派职员临时居留证”制度，英国则在2008年10月正式实施新的“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但是，以色列建国之后，邀请爱因斯坦出任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二任总统，都没有完成将“爱因斯坦请回欧洲”的任务。
美国的经济衰退提供了机会，但欧洲在人才战争中的实力却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测的是，欧洲还会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以更好地为全球人才战争服务。例如非法移民的打击将会加大，普通人移民欧洲的困难也会加大，但他们会继续扩大接纳留学生，尽可能提高学费，握有巨大的财富或在商业、科技等领域才能非凡的人士也会更加受到欢迎。
人才战争：全球化制造
或许，你这辈子都不会出国，但从你喝的饮料、口袋里的手机到上班坐的地铁，都可能是“西洋货”或有外资股份。如果有台接上宽带的电脑，那么你能随时访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与任何一个角落的朋友联系。
或许你会说，你是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你是这辈子不需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民工，你也不需要电脑、手机等任何高科技商品。但是，外国议员一个有关中国农产品残留有毒化学物的提案，可能让你田地里的产品贬值。金融危机导致沿海大批工厂倒闭，一些从韩国、台湾来的工厂主甚至可能没有付清你的工资，就一夜之间消失。
这就是当下的世界，不管是否承认，我们的生活都被全球化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而人才战争能够成为一场全球战争，也源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人才成为第一资源。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与接轨、世界各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国际产业的转移与分工协作、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些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让全球人才战争的发生不可避免。
全球化三个阶段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将全球化划为3个阶段：“全球化时代”发生在1492年到1800年，主要推动力量是国家与政府；“全球化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主要推动力量为跨国公司；2000年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阶段主要动力是互联网和个人。
尽管托马斯？弗里德曼只是诠释自己全球化的理念，但也折射出了一些人才战争新趋势：例如跨国公司带来的人才本土化；互联网使个人可全球“零距离化”工作，因此使人才战争可以绕开国籍、绿卡、签证等限制行事。但是，“国家全球化”时代的彻底结束，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作为标志性尾声事件；现代意义上跨国公司的全面崛起则发生在二战之后；“个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最主要的推动力不是信息科技革命和互联网，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确立，让人才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
过去，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只能是少数领域的极少数高端人才。有识之政治家尽管会招揽“天下贤能”以及“收买”敌国的人才，但依然局限于小范围之内。中国最强盛的堪称为世界大国的汉唐时代，无一不与国家的开放有关，秦用商鞅变法始成强国，匈奴王子金日磾成为了汉武帝五位托孤辅政大臣之一，而在唐朝，政府内部仅仅高丽人就有高仙芝、王毛仲、金允夫、金忠仪、李正己等人担任过地方最高长官或高级将领。但是，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美国每年14万的职业移民当中，直接发放绿卡的杰出人才名额都高达4万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1492年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认识世界，但海洋一直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而哥伦布的冒险、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则使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跨越海洋，把有人类居住的各自隔绝的六大洲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阶段。此时的全球化为各国政府所主导，进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政策以及实力，从开辟新航路的冒险家，到那些在欧洲之外进行人力和能源掠夺的殖民公司，例如早期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背后都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
这一世界块垒铲平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的是血腥的屠杀、野蛮的战争、奴隶的贩卖、资源的掠夺。打破国界的敲门砖是*裸的武力威胁和侵略；萌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劳动力通过圈地运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要求，但其背后是总量过亿的奴隶贩卖；能源、资本、消费形成世界统一市场的同时，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沦为少数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这一阶段，欧洲国家更看重实体物质资源的掠夺，但全球人才战争已经开始渐现端倪。
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企业全球化”时代，跨国贸易和跨国企业开始崛起。许多政府发现占领一个国家，不过是为了使用其土地，获得其矿产、人力资源，销售自己的产品，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文明而“体面”地全球化自由贸易来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方式比充满血与火的战争无疑要“和平、合法并且文明”多了。
同时，私有经济也逐渐崛起为全球性垄断企业。自1882年由27家公司合并组成美浮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到200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已经超过6万家，在全球建有分支机构80多万家，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所有的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占世界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基本左右整个世界经济。
私有企业的跨国扩张也许会受到政府和政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一定怀有政治目的，尽管政府的决策与政策可能会为私有企业的竞争，并影响他们的命运。企业与企业之间争夺人才，企业也与政府为自身需要的人才而展开竞争，企业全球化还使全球人才战争延伸到了民间领域，并且本土企业即使不从事跨国贸易，也一样可能在本土面对来自海外政府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跨国企业带来了“人才环流”、“人才本土化”等新趋势，也使人才战争成为涉及全球每一个主要行业的常规战争。
“全球化”时代是“个人全球化”时代，但这个阶段对于人才战争的最大影响，在于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知识经济的确立，使人才成为第一资源，智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简单地说，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
知识经济不等同于虚拟经济，也包括实体经济例如制造业的高端部分。与传统经济不同，知识经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性要素不再是机器、劳动力、设备、能源等实体物质，而是人的智力、知识、创意、技能等脑力因素，产业价值和利润也大部分流入这一个环节。世界银行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而人力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 。
知识经济成为一个“时代”，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人才阶层创造了主要的国家生产总值，这是一个个的产业，各国需要争夺的不仅仅是顶尖科学家和领军型人才，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基础领域的高级人才、以及自身缺乏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因此，世界各国不能只是为诺贝尔奖得主之类人才开通移民入籍的“绿灯”，诺奖得主需要的助手与研发团队、其发明专利产业化所需的经营型人才，也在同样的引进范畴。
人口结构的变化
到2050年，欧洲、美国、日本、中国，都可能出现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的老龄化状况。按照目前趋势，从2000年到2050 年，意大利的人口预计将减少22％，爱沙尼亚减少52％，拉脱维亚减少44％。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未来10到20年内也将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当然，日本和欧洲的老龄化要快得多，甚至出现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人口负增长。
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2000 年到2050 年期间，整个欧洲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从15％上升到28％，仅仅在10年后，每100个退休者就只有87个年轻人来进行补充；而日本将从17％上升到36％。
联合国人口处2000年发表一项报告也指出：如果接纳移民是维持欧洲现有劳动力的唯一办法，那么目前欧洲接纳移民的数量还需要提高很多。该报告认为欧盟15个国家（现在为27个成员国）若在2050年还保持当时的人口规模，在此期间将需要输入大约4700万移民；若要维持15…64岁年龄组现行规模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7900万移民；若要维持现行的老年人赡养比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亿移民，就算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也需要移民亿人 。
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地广人稀，劳动力总量不足，并不能够支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也同样需要补充大量移民。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伊文斯就指出：澳大利亚必须坚持大量吸纳移民的政策，是考虑到如果不增加吸纳新移民，澳大利亚人口不到五年便会老化，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并且还在以爆炸般速度继续增长。在未来40年，全球人口有望增长26亿，从目前的65亿增长至2050年的91亿，但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将集中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会从目前的53亿增长到2050年的78亿，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世界人口结构的畸形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自然会加速全球人才的流动与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自身的产业和经济规模却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就必然会促使遭遇经济困难的人们离开家乡寻求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实现区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会选择获得大量移民进行补充。
自然，即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以知识产业为主，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也并没有太多外包，任何一个国家也只会更欢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及那些能为本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士。尽管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建筑等工作也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低技能移民的进入并不造成本土劳动者的薪酬降低、就业受影响。但是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政府负担，并且因为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
因此，从整体来说，发达国家包括任何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尤其是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一点上，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都会成为一种必然：要么是本国公民亲属优先，同族裔血统优先；要么就是人才和投资者优先，让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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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
伴随着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某些高新产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价值时，当产业价值链大部分利润日渐流入到智力生产环节时，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海外地区。
成本更为廉价，是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土地要廉价，也还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会、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主要出现过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家转移，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代，日本的高端人才几乎将前往美国学习、培训、研究、工作，视为成材的必经途径。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等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自身则开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回流，而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伴随着比例相当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开始大量回流，留学人才回归比例在产业升级之初大多超过五成，而中国、印度则成为欧美新兴主要的人才输送国。
国际产业转移会带来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这些工业国家在承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渐掌握一定程度的技术，从仿造中学会创新，则必然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优势会逐渐递减，跨国企业必然开始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这会带来国际产业的再次转移。
中国、印度等尽管制造业发展已经登峰造极，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放在附加值更高的第三产业和知识产业上。但是，拥有超过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劳动力过剩严重，再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跟经济增长同步进行，或者说依然相对廉价。同时，数以千万的人无业可就，也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像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迅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新一轮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不会那么快地发生。
未来二十年内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不是要放弃“制造中心”而升级成为“创造中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腾笼换鸟”，但中西部地区会希望把那些制造业承接过来。或者用俗话说，就是“制造中心”和“创造中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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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与流失
“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会最成功。”
——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
2008年诺贝尔奖的表述曾让日本很受刺激，首先是南部阳一郎作为美籍日裔科学家领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从国籍上说，南部现在不能算是日本国民。但考虑他赖以获奖的科学成果是在日本国籍时期取得，因此从心理上说，我们希望将其视为日本人进行庆祝。”
日本文部科学省后来决定，在正式记载中将南部阳一郎作为美国获奖者进行表述，同时却坚称“今年日本共有4人（包括南部阳一郎在内）荣获诺贝尔奖”。可事实上，南部阳一郎虽然49岁才加入美国籍，但31岁就来到美国，科研成果也是在美国取得，科研的经费、设备、报酬由美国提供，工作成果也服务于美国。
接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公布，又把还没有放弃日本籍的下村修当作美籍日裔科学家通告全世界。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一开始就把下村修的国籍写成“美国”。人们似乎没有疑议，因为下村修跟南部阳一郎一样，从31岁就移民美国，此后为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服务，就连获奖时的例行采访也是在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进行。
这两件事严重刺激了整个日本社会，这比同年华裔诺奖得主钱永健对着中国媒体否认自己是中国科学家带给中国的刺激有过之无不及。平心而论，钱永健为美国效力无伤大雅，毕竟除了血统之外，钱永健是纯粹的美国生美国长。而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却本是日本人，在30多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刻去美国寻求发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自称科技立国的日本，竟然无法留住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这无疑是种耻辱。
就连中国的新华社也报道说：“30多岁就赴美研究的下村修获化学奖，诺贝尔奖网站一开始把他的国籍错写成‘美国’。日本诺奖获得者中带着的那一丝美国色彩，让日本人欲说还休，并开始反思本国的人才流失现象。”
既然“硬件”没有问题，那么人才不回归祖国，自然就跟政府政策、体制文化、人文环境等“软件”有关。或者说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政府不愿为科学家付出高工资。《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其科学研究者的收入也比日本研究者多数十倍。此次获奖的结果从一个侧面显出日本人才外流的问题。”
日本领军人才“美国制造”的背后，确实是日本严重的“人才外流”。截至2008年，一共有16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获过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有9位，但不仅仅是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汤川秀树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奖期间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只有益川敏英一个人不会说英语。
因此，尽管人才外流会带来人才流失，日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些通过“外流深造”培养出的领军型顶尖人才，已经是本国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对于日本发展与崛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或者说，日本需要考虑的不是阻拦的“人才外流”，而是如何在人才流动当中避免人才流失。当然，事实上人才外流虽然频繁，但日本的人才流失并不严重，并且带来的贡献远大于损失，16名日本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跨国流动不可避免，但人才外流却是把双刃剑，一个国家该如何对人才的外流、滞留、流失加以区分？如何培养与使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才外流后，将来会携带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充足的资金与经验回归？如何制定应对全球人才战争的人才战略？
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亿人在出生国以外生活与工作，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约3％的增长率 。简单地说，全世界每35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而每5个移民当中有1个生活在美国。出于人才战争的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签证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比如低技能劳工。因此，劳动力的全球跨国流动，日渐演变成人才跨国流动。
人才的跨国流动对于输出国来说是“人才外流”，对于接受国来说则是“人才流入”。尽管“人才外流”不意味着“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不等于“人才归化”，但从整体趋势来看具有一致性。目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是：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向最发达国家美国大量流失人才。欧盟2003年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高级研究人才75％愿继续留在美国 。德国每7个本土毕业的博士就有1人会前往美国寻找工作，根据德国基金会统计，43％在海外工作的德国科研人员还并不打算返回德国。当然，英、法、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能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因此整体上依然是人才净流入国。
——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在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接受的每10 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就有6 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甚至超过3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大多选择留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数量而论，则中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流失人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到新兴国家。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由于经济持续的增长，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开始吸引大批海外留学人才与族裔人才回流，并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例如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就会大量流失到俄罗斯。
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非洲
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为发现大批英国科学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给英国经济造成损害，首次公开提出了“人才流失”论。当时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不得不用鞍前马后追随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先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武器的保护。但是，学者们却发现正是大量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流失到美国，才让美国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赶超欧洲，领先全世界。
不过，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问题似乎更严重。从流失比例来看，人才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灾区，往往是非洲这样人才总量不多、最需要人才改变现状的最贫穷地区。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其中非洲受人才外流影响最大。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 已经有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 。
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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