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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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闪烁出一道希望的光芒，从此，所有以专家系统研究语音识别的人全部转向了统计方法。会后，《纽约时报》听说了这个成果，派记者约翰·马可奥夫（John　Markoff）来到匹兹堡对我作了采访，文章发表于1988年7　月6　日，占了科技版首页的整个半版。在这篇文章里，马可奥夫大力报道了我的论文的突破。当时，我只觉得在和一个和蔼可亲的记者聊天，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著名记者，三次提名普利策奖，并在斯坦福兼教。
　　后来，《商业周刊》把我的发明选为l988　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年仅26　岁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亮相就获得这样的成功，让我感到很幸运，也让我有了继续向科技高峰攀爬的动力。26　岁的副教授
　　1988年4　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l983年入学只有4　年半的时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　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全家人都为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感到高兴，在博士生的毕业典礼上，我所有在美国的亲人都飞到匹兹堡，帮我见证了如此美妙和难忘的一刻。
　　礼堂响起苏格兰风笛欢快的声音，乐队里的人都穿着　Seottish　kilt，一种苏格兰的格子裙。在毕业典礼上，博士生一一上台，接过校长手中神圣的毕业证书，我们快乐地把博士帽抛在空中。照完毕业合影以后，家里每一个人都抢着戴我的毕业帽跟我合影。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回报。
　　晚上回到家，继续狂欢，先铃做了十几道美味的中国菜，让全家人大饱口福。而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偷偷注意到了父亲的眼神，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自豪，此前，我总感觉他看我时隐藏着一丝忧虑。
　　博士毕业前夕，语音识别的成就已经让我在计算机界小有名气。IBM、苹果、贝尔实验室等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承诺了不错的薪水，我面前充满了诱惑。
　　这个时候，聪明的瑞迪教授来到了我的面前，
　　他说，“开复，我知道你面前有很多选择，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留在卡内基·梅隆。虽然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本校的博士生留在本校教书，因为那样会在学术上产生‘近亲繁殖’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你留在学校发展，因为你在语音方面的成就很可能为学校再争取到国防部的学术经费。我们可以破格跳过博士后，直接升你为副教授。”“不过，”他又补充，“我们的薪水要比那些公司少。”
　　看着恩师的热切眼神，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而精打细算的瑞迪教授，干脆把我拉到了一间教室里，他挽起袖子，居然像写程序那样，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数字来。“开复，你看，如果你去微软、苹果或者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8　万美元左右，如果你留在卡内基·梅隆，你的薪水是5．5　万美元，但是，”恩师提高了嗓音，“你在这里教书，每星期你只要上4　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给这些一流公司做技术顾问，薪水大约是每天1　000美元，你可以做50　天，这样你就可以得到5　万美元的额外收入啦。”“5．5＋5=10．5》8”，瑞迪像演说家一样，把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写在黑板上，“怎么样，开复，你觉得还值得吗？”瑞迪教授早就为我想好了收入问题，他像邀请一个足球队员上场作战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来吧，小伙子，加入吧。”看到老师这么热情，又这么顽皮，我忍不住笑了。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下，4　月，我决定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各大计算机公司的人还在不断向我“暗送秋波”，不过，我不再陷入选择的痛苦中，对于所有的邀请我都婉言拒绝了。无论出于自己的爱好、利益，还是对恩师“知恩图报”，我都认为，留在这里继续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此，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在匹兹堡安顿下来。
　　26　岁，我成为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接下来，我度过了两年相对轻松安逸的日子。在学校教书是相对轻松的，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同事，让我轻松度过了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过渡期。由于留校，我继续在语音识别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我的恩师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国防部申请下每年　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会划拨一些给我，加上我自己每年也有6　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的经费以及4　万美元德州仪器提供的经费，这样一来，我每年可以得到20　万美元左右的科研经费。那时候，我招收了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生黄学东在我的小组里做博士后，又带着三个博士生，因此，这个五人小组继续在“语音识别”的课题上探索，每年国防部的测试中，我们都会胜出，保持着最精确语音识别系统的桂冠。正如瑞迪教授预想的那样，我果然受到各种各样科技公司的邀请，成为一个计算机技术顾问。这是一个相当轻松的工作，有时帮加州语音公司修改程序，有时帮纽约电话公司做语音计划的审批，或是帮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国”的日子，我通常会在周末提前飞到目的地，先大吃大喝两天，看看街景，周一才会去干“正事”，那时，我最常飞的两个城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每次我到了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厅吃饭，那里的最大特色是生鱼片和寿司无限制供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大喜过望”，以后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门只能“横着走路”。过了几年，这家叫做“灯塔”的连锁店发展到整个美国，证明了我的确是“独具慧眼”。
　　那段时间。东京和台北的研究所也会请我去作演讲。当时去东京的研究所，研究员们全部像医生一样穿着白色的大褂，我走进会议室准备作演讲时，他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热烈鼓掌。研究员们听演讲的时候，神情非常专注，但是他们通常很害羞。当我说“如果有问题，可以向我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很安静，什么问题也不问。而研究所的所长经常在演讲之后请我吃饭，在吃饭之前，他毕恭毕敬地递过来一只白色的大信封，里面是我的顾问费——1　500美元。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倦地作着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读
　　书人的典范。每天早上我上班时，会开车把父亲送到匹茨堡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晚上下班时接他回家，中午他就买个简单的三明治在图书馆里吃。他总是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没落和崛起的一个见证人，他有义务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个80　岁的老人如此用功，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有一天，我发现他书案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牛明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确实是父亲自我鞭策、奋斗不懈的最佳写照。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中国的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尽管父亲还是言语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国的时候，眼神里总是流露出悲伤和怀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够回到中国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　岁，定居美国多年，因此他对哥哥的回归已经不抱期望。因此，他总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机会把你做的最先进的研究带回祖国？”而年轻的我，总是无法深刻理解他的感受。
　　在读博士的那段日子，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的机会降临了。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苏东庄教授为中国申请到一笔联合国基金，那笔基金可用于专门为在计算机领域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老教授在学术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小留学生，在计算机语音识别方面做出过成就，因此他辗转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让我去一次中国，给研究信息技术的人们讲课。就这样，我开始准备我的中国大陆之行。
　　一个28　岁的青年，将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
　　自己真正的故乡，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虽然父亲总是对祖国怀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毕竟从未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过，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和很多美国青年一样非常模糊。念博士时，我接触过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他叫沈为民，比我大7　岁左右，是下乡之后才考上大学的，后来他经过艰苦的奋斗，才来到卡内基·梅隆。他有几件事情真的让我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的时候，只有
　　沈为民并不急于上机，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写在纸上，反复地看。我们非常惊讶，问他，“天啊，你怎么不在计算机上写？”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计算机啊。所以我们都是写在纸上，然后老师给我们修改程序。”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把程序写在纸上的做法，我闻所未闻，更不敢想象。沈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他克服了很多语言环境的因素，最后拿到博士学位。除了感叹于沈的勤奋外，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计算机科学还比较落后。
　　1989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大连机场（飞机因天气原因先降落在大连，然后我坐火车赶往北京）。我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着装很朴素，四周的建筑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国大陆的面貌呈现在眼前，无论是建筑、马路，还是街上的自行车，都是灰色的、陈旧的、落后的。它带给我这个年轻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知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时邀请我在各个机构讲课和演讲。因此，我一共在中国开了四个星期的课程。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因此，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倍感珍惜。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很勤奋，白天听完我的课，晚上就去编写程序。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食堂也让我感到震惊，食堂样子很破，进去以后发现一个菜只要几毛钱。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个硕大的饭缸，打了菜和饭以后，在饭缸里一混，然后边吃边走回宿舍。
　　我的伙食也在信息学院的食堂解决，但是有专门的厨师给我做“小炒”，待遇自然不太一样。我很惊讶地和厨师聊天：“他们为什么要边走边吃啊？”厨师则不以为然，“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啊！难道你们美国不是这样吗？”
　　
　　那段时间，周一到周五我给学生们讲课，周六周日，学生们就带我去游览名胜古迹。颐和园和故宫让我感受到了博大的中华文化，长城让我见证了古代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让我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肃然起敬。晚上，他们带我到街道上吃地道的中国菜。
　　有一次，学生们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北京的
　　“东来顺”火锅，因为那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有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慕名来到了王府井的那家“东来顺”火锅店。没想到，一名服务员懒洋洋地告诉我，“我们快下班了，不卖火锅了，您要吃就只能给　
　　您做一盘炒鸡丁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八点多就要下班的？我坚持说，“我还是要吃火锅，因为来火锅店就想吃火锅啊。”这样一来，服务员的态度强硬起来，“你要是现在不点菜。一会我们连炒鸡丁也不给你做了。”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赶忙乖乖地说，“啊，这样啊，那我还是吃炒鸡丁好了。”没想到刚刚吃了两口炒鸡丁，服务员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同志，结一下账，我要下班了。”“什么？我还没吃完呐？你怎么就要结账？”我的眼镜差一点掉下来。可是，服务员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是啊，我要下班了，结完账我就要回家了。”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一种奇观。我赶紧掏出钱包付了账。而当我吃完这盘炒鸡丁后，另一种不能想象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服务员真的下班了，而所有其他桌子上的残羹冷炙就那么堆在那里，无人顾及。这种特色服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理解，那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画面。也正是这种久远的记忆，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4　个星期里，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自己的祖国。我想起父亲早年的经历，想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l0　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他们和我一样是炎黄子孙，和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但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我感觉到肩头的责任，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多年以后，我回到祖国，开始关注大学生，除了父亲的影响，还和我早年的这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五章　工作在苹果
　　■你是想一辈子写一堆像废纸一样的学术论文呢？还是要来真正地改变世界？
　　■克制住每件事都要自己过问的想法，充分信任员工，给员工一定范围的自由。我深信，这才是真正有艺术的管理。而且作为管理者，当员工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不符时，你要大胆做出决策。
　　■到后来，我们渐渐明白，创新不仅仅是做出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技术，创新也可以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甚至把别人做过的概念重新汇集起来，也是一种创新。
　　■制定并与员工分享美好愿景，能充分激发员工的参与感和积极性，可以让整个团队保持激昂的
　　斗志和坚定的方向，这是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诅须承认，这是我最美好的体验。
　　■经过6　年在苹果的浸润，我理解，苹果的平等、自由、民主的风气固然好，但是，公司还是需要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者，需要一个核。人物来维护公司的文化。最酷的苹果
　　当教授的日子既轻松又快乐。根据卡内基·梅隆的制度，如果我接着干几年副教授，就有可能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教授终身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教授的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和商业的牵制。在美国的大学里，新老师有一段六七年的考察期，学校会考察其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以决定是否授予其终身制教授的职位。
　　尽管如此，我已经开始感到前路茫茫。有一些“非学术”的事情开始困扰我，为了帮学校拉经费，我既要找华盛顿议员的助理去“搓饭”，又要千方百计讨“国防部经费专员”的欢心，学校里拉拉杂杂的事也多，就连一个“改进校园绿化”的讨论会，我都必须参加。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发表的论文，总是躺在那里，等着变成一堆废纸，即便一辈子论文等身，对世界又有多大的影响力呢？想到这些，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了象牙塔里，越来越无法呼吸。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开复，我知道你。苹果公司的两位副总裁对你很感兴趣，他们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跑出来做真正的产品，你有兴趣过来谈一谈吗？”
　　时隔两年，我又接到了世界顶尖公司的邀请！激动之余，我隐隐地感到，“冲出围城”的日子，大概就要到了。
　　那是l990年。和今天不一样的是，彼时的苹果还是计算机行业里无法撼动的老大，微软和IBM　都只能仰视它。和今天一样的是，当时的苹果也是公认的最酷的公司，它几乎是一个“宗教”。苹果会为了做出“艺术品”不惜代价。比如为了让苹果的机器更美，苹果产品所有的接缝都必须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例如背后，或是角落。为了这个，每一台苹果的机器要多花65　美元。爱苹果的用户极端忠诚、狂热，每一次“苹果世界大会”，都有“粉丝”围着苹果的英雄工程师卖力叫喊。连我都受不了诱惑，早早地买了台苹果的Mac，当时的Mac　比前一代产品Apple　II　更为强大，屏幕和键盘分开了，掏出来的时候，它还会说几句难懂的英文。“要是去苹果工作，那该有多酷啊！”我的心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众所周知，苹果开启了个人电脑的时代。l983年，苹果实现销售收入9．8　亿美元，28　岁的乔布斯坐拥2．84　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了美国最富的40　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乔布斯离经叛道、桀骜锋利、特立独行、狂放
　　自大。他会告诉他看不起的人，“噢，你是bozo（傻瓜）。”那时候的乔布斯，根本就不拿微软当回事儿。l984　年Mac　推出时，有位记者问比尔·盖茨：“你什么时候会把Mac　Excel　移植到Pc　上呢？”盖茨说：
　　“还要一些时间吧。”乔布斯马上把话筒抢过来，说：
　　“我看等我们都死了也移植不了。”
　　乔布斯的自信也影响了苹果的员工。每次微软推出新版本的视窗，苹果就会在员工大会上挑出视窗的瑕疵，和苹果对比，员工都会开心地听，开怀地笑，然后充满信心地离开大会。然而，每个版本的视窗都在朝Mac　步步逼近，一些比较理智的员工开始担心：当我们的差异只有　5％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多花一倍的钱来买苹果？”
　　疯狂的苹果迷们并不这么看，他们说，“Windows与Mac　也许有95％的相似度，但就像一个变性女人跟一个真正的女人，也许95％都一样，但那不一样的5％，就是我们最在乎的。”
　　当用户、员工都失去理智的时候，公司还能有理智吗？
　　苹果的工程师是放荡不羁的。他们曾经将一个项目命名为卡尔·萨根（CarlSagan）——一个著名天
　　文学家的名字，萨根本人提出诉讼，说苹果侵犯了他的命名权。于是，这些工程师把项目名换成BHA，也就是“屁眼天文学家”（Butt—holeastronomer）。当萨根再次提出诉讼，苹果的律师答应再改个名字，结果团队把名字改成　LAW，就是“律师没骨气”
　　（Lawyers　are　wimps）的意思。
　　乔布斯并不知道，这种狷狂，正在将苹果推向不利的位置。l983　年，面对IBM　咄咄逼人的攻势，苹果的市场份额迅速萎缩。
　　乔布斯知道他需要一个人来“激活”苹果的营销，于是他请来了一位当年红得发紫的营销大师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斯卡利曾经是百事可乐的　CE0，在他的任内，百事可乐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可口可乐。乔布斯对他发出要约的那句话也赫赫有名，“斯卡利，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呢，还是想抓住机会改变世界？”斯卡利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加盟苹果任CE0。
　　没想到，短暂的蜜月期过后，两人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终于，在1985年那场耗时24　小时的董事会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斯卡利胜券在握，因为大家早已无法忍受乔布斯“暴君式”的管理。那一天，乔布斯被赶出了董事会，被剥夺了全部的运营权，流放到被他称做“西伯利亚”的冷宫。5　个月后，他递交了辞呈。乔布斯被他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了！
　　此后的苹果，是斯卡利大显身手的年代。他最大的成功可能是找到了Macintosh　的一个应用——桌面出版。激光打印机加上桌面排版软件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桌面出版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让Mac垄断了整个美国的排版行业。
　　此后的5　年，苹果都在赚钱，这使得它在失去技术灵魂的情况下，仍维持了表面上的欣欣向荣。l989年，Macintosh　的销售量从30　万提升到了300万，苹果成了华尔街最热的公司，斯卡利也成了硅谷薪酬最高的经理人。其实这5　年，斯卡利也一直在为苹果寻找新的方向。戴夫。耐格尔（DaveNagel）是一位心理学家，被斯卡利找来担任苹果下辖ATG　研发集团的副总裁。
　　休．马丁（Hugh　Martin）是Mac　IIl　产品组的负责人，在这个组里，乐观的技术人员希望将Mac　IIl　做成集无线上网、语音识别和视频会议为一体的最酷的产品。此二人都在为自己的团队寻找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而我，恰恰是他们同时感兴趣的人。我的语音识别的研究背景，正好和苹果要做的Mac　IIl　中的一部分吻合。
　　1990年，我降落在苹果公司的所在地——加州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硅谷，但眼前的景色还是让我心醉。这里似乎没有季节之分，总是艳阳高照，大家穿着夏装，皮肤被晒成均匀的古铜色，身材都很标准。与匹兹堡不同，这里没有山丘，因为地震的原因，建筑也都盖得很矮，放眼望去，能够看到遥远的地方。远山裹着薄薄的雾在阳光下矗立，全然是一个新世界。
　　苹果公司的气氛轻松融洽，到处是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乐观、自信，脸上总挂着微笑，就像他们掌握着整个世界。
　　我见到了两位声名显赫的副总裁。休比我大13岁，目光锐利，喜欢盯着你，言语里闪烁的全是“科技的火花”，一见面就兴致盎然地谈论着苹果　Mac的前景。
　　戴夫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花A　胡子，笑起来就像个圣诞老人。到了加州，他没有让我去办公室找他，而是请我去他家做客。在他家那片诗情画意的葡萄园里，我们边走边聊，他太太把酿好的葡萄酒端过来，透明的玻璃杯，深红色的琼浆，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发光。“开复，你看，施乐最早发明了图形用户界面，但是没有成功推出来，而苹果最后造就了图形用户界面，现在为很多人使用。苹果的发明正在影响着许多人。”戴夫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现在做Mac　IIl，很想把语音的部分融进来。开复，不要怪我这句话有翻版乔布斯那句名言的嫌疑，但是，你是想一辈子写一堆像废纸一样的学术论文呢，还是要来真正地改变世界？”
　　这最后一句话，直接“击中”了我。也许，我在潜意识里就无法忍受平庸，对我来说，让世界“make　a　difference”，是最让我心驰神往的境界。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内心已经作出了决定，我要迁来硅谷，我要加入苹果。接下来，就是去跟恩师瑞迪教授请辞。见老师之前，我的心情复杂而忐忑，我想象着他失望的表情，想象着他挽留我的语气。不过，我还是做了个深呼吸，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老师，对不起，我知道你可能会有点意外，不过我已经为此想了很久。最近苹果的人来找我，希望我去那里工作。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酷的公司，我看了那里的技术，很棒。因此，我，”我顿了顿，接着说，“我想去。”“噢？”瑞迪教授深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几秒钟，他的眼神从黯淡回复了明亮。“你真的想好了吗？”他问。“是的，老师。”“我觉得很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一直留在研究领域，包括我在内。如果你觉得去苹果工作更能发挥你的价值，那么，你就去吧。好好干！”
　　每一次，瑞迪教授都像一个父亲那样，尊重并肯定我的选择，而每一次，我都能感觉到他没说出
　　口的期许，因此，我希望我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好，不辜负他的期望。当我要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时，我又听到了老师的声音。“开复，他们给你的资源还好吧？”
　　我回过头去说，“是的，老师，他们让我参与精简强大的团队，我会和一些年轻人一起开发产品。他们会让我朝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努力。”
　　我看到老师点点头，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海盗文化
　　去苹果上班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我上了车，拿出自己的报到书一看，吓了一跳，上班的地方居然是一家商业银行。我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是在苹果的总部里上班？苹果难道搬家了，搬到银行去了？来到银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那里的保安，“请问苹果公司是从这里进去吗？”保安指了指后门。看来没走错！转到银行的后门，发现还真是别有洞天，上到二楼，一个小门里，一些年轻人正专注地摆弄着计算机。原来，我们真的是在银行背后一个隐秘的小楼里上班。苹果的产品研发多是在秘密进行，希望上市的时候能让所有的人“惊讶”和“惊艳”，因此办公地点非常隐秘。“这也许就是苹果海盗精神的反映吧。”我想。苹果所谓的“海盗”精神，我一直有所耳闻。在苹果，公司的信条是：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公司创办初期，乔布斯曾在楼顶悬挂一面巨大的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乔布斯还在他的“海盗”房子里放了一架贝森朵夫
　　（Bosendorfer）的钢琴以及一对一万美元的音箱，有的时候，他会为员工即兴弹奏一段激昂的钢琴曲，整个大厅里充满了激情。钢琴的旁边，乔布斯放了一辆宝马（BMW）的摩托车，一进门就看到它在那儿闪着银光，“另类”而“霸道”。
　　我所在的语音识别项目组里都是年轻人，我当年28　岁，有一些人甚至比我还小，他们是全美软件业的精英，他们热爱并传承着苹果的海盗文化。浸泡在苹果宽松文化里的他们，是一群又酷又可爱的人。他们经常把宠物带到办公室来，你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谁的小狗会凑过来嗅一嗅你的脚，有一次，一位同事养的兔子甚至跳到了我敲键盘的手上。那时，办公室里堆着各种宠物食品，谁有空谁就来喂一喂宠物。
　　在Mac　IIl　产品组里，我发现我遇到了一些真正的牛人：比如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他后来成了著名软件Lotus　l—2—3　的作者之一；菲尔·高德曼（Phil　Goldman），他后来创办了　WebTV（1997　年，这家公司以4．25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微软）；安迪·罗宾（Andy　Rubin），他后来是谷歌手机Android　计划的负责人。
　　由于在学校作了太久的研究，当时的我对如何做真正的产品感到无所适从，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帮助，让我从学术界的故步自封里解脱出来。那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小圈子。我们当时是最高端的科学家，我们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