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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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要点写在桌上——桌上有嵌入的白板，那场面，就像“围炉夜话”一样。
　　在我们最大的会议室“指南厅”里，可以看到
　　正方形、长方形，甚至圆形的白板桌。还有整整一面的“白板墙”。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白板，成了研究院的一种标志。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
　　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火药库”，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了！”
　　我总是觉得，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后来，美国顾问委员会的教授来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时，看到研究院的“白板茶几”，非常惊讶。他说：“开复，这个构思真的不错，要不然，你寄一个这样的桌子到美国来吧！”如何对老板说“丌”“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30　年的中国人，你到底在文化方面是更倾向于美国，还是更倾向于中国？”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1999年之前，我的回答总是：我是一个多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因此我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回到中国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其实过于自信了。
　　1999年1　月31　日，刘挺来希格玛面试的时候，是从哈尔滨坐火车来的，他很优秀，最终得到了微软的　offer。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刘挺认为，研究院说他们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其实潜台词就是让大家坐火车，这样节省费用。“啊！这不可能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长大的我习惯了直截了当的表达。我说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意思是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作选择。
　　我发现，由于大家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我有时候无法洞悉员工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很急迫，我不希望大家拐弯抹角，而是有话直说。
　　因此，刘挺进入研究院工作时，我特意把他找来谈心。解开了刘挺的心结，但是，这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做老板要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老板说“不”的习惯。
　　一个下午，我召集研究院所有员工到“指南厅”开会。首先，我请凌小宁介绍一下在微软美国多年体验的文化，他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个让员工诧异的题目——如何对老板说“不”。“你有权力说‘是’或者‘不’。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会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比开复懂得多，开复也不是万能的；；”
　　接下来，我跟大家敞开心扉，先讲了“火车票与飞机票”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研究机构，开诚布公是那么重要。
　　我说：“这件小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大家的想法，对很多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这让我感到很内疚。如果过去，我没有更好地了解大家的想法，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都可以做到开诚布公地交谈。我希望，你们能把研究院当成你们的家，把研究院的同事当成你们的家人！”说完了，我期待地看着大家。
　　这时，一位副研究员站起来，鼓足勇气说：“开复，作为‘副研究员’，我们总是担心两年以后能否转正，根本无心作研究！你知道吗，现在‘正研’和‘副研’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我们甚至认为我们和‘正研’不是一家人。”
　　听到这里，我条件反射般地给出了一个“标准
　　答案”：“我理解大家会有这种顾虑，但是你要想留在微软，就不要想后路。”
　　很明显，大家对我的“公关回答”很不满意。一名副研究员接着说，“开复，你的道理是对的。但这又是经理立场，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想想，我们是名校毕业的博士生，给微软做‘临时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前途。请为我们想想，好吗？”“这就对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开诚布公的讨论！谢谢你的质疑。”我说，“你说得对，我这么回答真的不合适，请允许我重头介绍一下这个‘副研究员’的制度，介绍完了，我很希望听听你们的建议，然后再和你们讨论。”
　　首先，我解释了“副研究员”制度的由来。接着，我举了个实例：“我想告诉大家，提升‘正研’不一定要等两年。比如徐迎庆，迎庆点子特别多，而且特别喜欢帮助别人，他是最好的团队合作者，任劳任怨，有话直说。其实，我们马上就要提升他了，今天提前宣布这个好消息，希望大家把他当做榜样，努力争取提升的机会。”“晋升‘正研’，我们没有名额限制，如果每个人都做得好，每个人都可以提升。”我补充说。
　　这句话说完，我觉得大家眼睛都亮了起来，原来大家并不知道这一点。开诚布公就是如此奇妙！但是，我发现有几位很快又表现出了疑虑，我还没有回答他们心中的最大担忧——万一不能提升怎么办？
　　于是，我又接着说：“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不能违背公司规定来雇用你。不过，就算不能提升研究员，我们也会争取发给你一个‘企业博士后’，公司也会给你一定的时间，让你找新的工作。相信你的微软经历，加上一个有价值的博士后，绝对不会伤害了你的事业。”“真的劝你们不要整天把心思都花在担心上。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恢复从小被培训的零和思维，想把别人比下去，那你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重视的不仅仅是创新、成果，更需要团队合作的精神。”
　　
　　讲到这里，我能感觉到大家心里慢慢放松了。如果我不知道员工的苦闷，就没有沟通，而没有沟通，员工们就会假设最坏的结果，认为公司一边剥削劳力，一边鼓励零和竞争，因而降低团队合作。
　　这时，我已经觉出气氛正在变得融洽起来。
　　一位副研究员站起来说：“老板们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他们自己需要升级，就分配好多工作给我们做，很多经理一开口就是‘你可以不分白天黑夜’。短时间为了deadline（截止日期）拼命可以，长期这样就不应该。”
　　另一位副研究员也说：“每天工作量太大，有时又很枯燥，实在受不了。有些经理总是告诉我们，开复以前多努力，他们自己又多努力。但是，我们一天做l6个小时，脑子都麻痹了。”
　　我对大家说：“你们说得很对。每个经理必须要尊重每位员工的私生活，不能期望‘超人’或‘非人’的工作时间。创新是靠激情和灵感产生，不是仅仅靠劳力的。我会和所有的经理沟通，尊重每一位员工的私生活。另外，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擅长并喜欢的课题，这样才能激发出最大的热情，而取得最大的成就。”
　　通过这次沟通，小组里的情形开始好转，研究院里逐渐形成了有话直说的氛围。为了打破公司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鸿沟，每两个星期，我就和‘副研’们一起吃一顿饭。　
　　　通过不断努力，研究院的气氛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和谐，大家达到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作研究的时候，形成一种团结的合力。兵团作战
　　做一流的研究院！做有影响力的研究院！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还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整整两年，全力以赴的拼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研究院的目标是作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就是研发一些现在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成果，我们期望它们在5　到10年之后成为主流。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作为研究院负责人，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拟定研究方向。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用户可能碰到的巨大问题：比如如何在多媒体（视频、3D）崛起时处理带宽供不应求的问题；如何在互联网无序信息爆炸时让无序信息变得有序；如何让中国用户用更自然的方式使用电脑。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开启了六个团队：
　　〃网络多媒体组——张亚勤的组开始进行最新的网络压缩研究，希望将多媒体信息的索取变得更为便捷、快捷、经济。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的组开始做多媒体的有序化，比如说从照片中找人脸，把照片自动分类，从视频中判断视频的内容。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的组开始研究电脑中的；虚拟3D'，研究如何把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与数字视频相结合，以实现；互动式多媒体'。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的组开始设计各种新用户界面，从新的拼音输入到新的数字笔。
　　〃自然语言组——黄昌宁的组开始做自然语言理解的工作，来让电脑能够教用户英语．纠正错误的语法，建立强大的数据库和统计语言模型。
　　〃音字技术组——我自己带领一个团队做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并且把这些技术转移到手写体输入和拼音输入里面，帮助输入困难的中国用户增加效率。
　　除此之外，凌小宁的软件开发组和陈宏刚的高校关系组也成功地招兵买马，小有规模。
　　这个时候，研究院的人员已经到位，但是如何让中国的研究院成为亚洲第一？如何在微软美国和英国的研究院的“巨大规模”下证实自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之初，我们就知道，单凭实现梦想的蛮力，根本无法达到全球领先的远大目标。
　　美国研究院有计算机界很多著名的大师，而我们这六位项目带头人在学术界的名声，远远不及这几位真正的大师。除了项目的质量，美国研究院的项目数量也远远超过我们，他们有30　多个项目，300多名研究员，我们只有6　个项目，20　多个刚毕业的学生。无论怎么衡量，我们连他们的“小弟弟”都算不上。
　　因此，我们不可能靠论文取胜，也不可能靠人数取胜，我们一定要有特色。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反复商量，得出结论：我们要做一个更“有用的”研究院，做一个更像“兵团”的研究院。“最重要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失败的苹果语音识别、SGl　三维浏览器都还历历在目。不能为了酷，为了前无古人，为了发表论文而作研究，一定要定位在有用的研究上。
　　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曾经说：“微软研究院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可能在　10　年后才能有结果，有些有可能100年才出结果。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可能一无所有。如果我们的项目都成功了，那我们反而失败了，因为我们冒的风险不够。”他这句话就是微软的美国和英国研究院定位的基础。
　　我们要做的不一样。虽然微软中国研究院也是要做基础研究，但是我认为，基础研究的目的依然不是单纯地写出一些论文或专利，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上亿人享受到你的成果。这才是研究院人员的最大成就感。我们要做更实际，更有近期产品潜力，更能被用户理解、被产品部门接受的研究。我们的
　　目标不放在10年，而放在3～5　年。
　　实际上，我们和微软美国研究院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应该清楚，如果做成功了，这有什么应用，对用户有什么好处？我们评价项目的时候，不仅仅评价“这有多新？”也要评价“这有没有用？能否给用户带来巨大的价值？”
　　所谓兵团，就是针对大部分研究院的问题所使用的一种带领队伍的方法。在微软的美国和英国研究院里，我们发现，尽管每个人都非常出名，但是整个研究院都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研究员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尽管每个研究员都被充分放权，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大师，应该拥有自己的研究
　　方向。所以，有些组里有各种不同的研究，每个成员的看法都不一样，项目之问的重复、冲突都不小，谁都不愿意听谁的。另外，没有人愿意做枯燥的技术转移工作，往往写完论文后技术就搁下来了。
　　我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要放弃各自为政，要兵团作战。这个兵团有六个将军，他们参考大家的意见然后拟定“有用的项目”。一旦拟定，大家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文化，每个团队的副研究员都很
　　“服”他们的司令，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一个独特的机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中国，所以他们不惧辛苦，也愿意下一番苦功夫。
　　现在回想起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前两年，大家确实是在用一种拼的精神去对待工作。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带领一批聪明、拼命的年轻人，形成一个研究兵团，他们创造了奇迹，结出了硕果。卷起袖子做老师
　　是不是做了院长，就可以不做项目了？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不行。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人手不够。
　　当时，研究院确立的研究方向之一是“音字技术组”，也就是教电脑听话、讲话。这个恰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但是我早就脱离了这个领域，而且已经多年没有写程序。但在研究院，我是唯一懂这方面技术的人，我只有勉为其难地卷起袖子，和我招到的几位副研究员一起工作。
　　邸烁和陈正是清华的高材生，尽管不是学语音的，但是l999年他们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选择了语音识别小组。每天，我拿着语音的教科书，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教他们。读完基础的课本后，他们开始练习在这个新的领域编程，然后，我再把我的论文拿出来，一章一章地讲给他们听。这两个年轻人都聪明过人，可以阅读世界水平的学术论文。另外，他们可以利用微软的“资源共享”制度，从美国研究院语音负责人那里拿来全套的语音软件。有了这些技术和源代码，这就像攀登100层的高楼，两人一开始就站在了50　层。他们俩进步神速，两年后，都成了项目负责人，如今在不同的公司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他们俩之后，我们组又来了个年轻人——高剑峰。高虽然也是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但是他的专业是机械设计，方向是“工业造型”。因此，他经历过一段颇为迷茫的时期。
　　那一年，我去上海交大招聘，正好遇到了高剑峰，就问他在研究些什么？他兴致勃勃地说了他的研究。我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说，“这个东西在美国早过时了，你还研究什么，还不如到微软来换个有用的题目呢。”没想到，他真的来了，闯过了应聘的重重关卡，加入了语音识别小组。
　　不过，他马上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邸烁和陈正不断取得突破，而他连门道都没摸清楚，有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他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家已经解决了。
　　看到高剑峰非常苦恼，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不是混进来的啊？”他抬头看我，表情很窘迫。我笑了笑，对他说，“你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有潜力的，如果有不懂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去请教一下组里的同事，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也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高剑峰点了点头，就去找邸烁和陈正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点都不吝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了高剑锋，一些问题经他们点拨，就轻松化解了。
　　在不断的学习中，高剑峰的信心被慢慢地树立了起来。他觉得，作研究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遇到了高手，被人家甩得很远，不能着急，不能乱了方寸，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他后来总是告诉新来的研究员不要在意中途的快慢，最后胜出的人，才是真正的胜者。
　　高剑峰就这么跟了几年，先学着跑，再自己跑，渐渐地不再感觉累。到了第四年，他已经是“项目带头人”，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个“领跑者”了。现在，他已经转到微软美国，在那里做资深研究员。
　　语音识别不是仅仅把每个字分别识别出来，而是像人一样，要运用到语言的知识。中文有一个特
　　殊的问题，就是分词。一个笑话就是“杭州市长春药店”，人们看到这个店名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知道是“杭州市／长春／药店”。但是仅仅向前推一个字，电脑很可能会识别成为“杭州／市长／春药店”。
　　如何做到正确的识别呢？我告诉陈正：“国内的语音识别往往是先分词，然后识别。这是彻底的错误，因为第一次分词总可能出错，一定要同时分词和识别，经过所有的排列与组合，挑选出最好的结合。”
　　然后，我发现我们的语言模型语料远远不够。语言模型的功能是经过大量的统计，来判断在下一个位置最可能出现哪些字，比如说，看到“尊敬的李”时，我们可能预测下面会是“先生”、“老师”、
　　“女士”等词，各有不同的概率。我对他说，“在中国做语音搜索统计，只联系到前面的一个词，但是中文的语言特点是歧义特别多。仅仅依靠向前推一个词，电脑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少要向前推两个词。”我们请黄昌宁教授去开始一个语料采购的计划，训练出这样推两个词的语言模型。
　　另外，中文和英文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中文有四声的识别。这方面团队很快地做了一个四声识别器，和整体的识别系统结合起来。就像分词一样，一定不能先把四声识别出来，而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再作出总体最优的选择。
　　在他们三人以及后来加入的几位副研究员的努力下，很快，一个中文语音识别系统就做出来了。
　　此后，陈正和我发现这个系统不但可以做语音识别，也可以做拼音转换。我们尝试了一下，果然转换率比当时任何系统都要高很多。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可以用统计模型做出一种奇妙的功效——
　　自动纠正人为造成的拼写错误，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入：“zunjingdelixansheng”，这个系统可以发现你少打了一个“i”，而自动转换成“尊敬的李先生”。后来，这个项目，由陈正做内核的技术，王坚做用户界面，成为了一个高质量的输入法。
　　在短短的一年内，这个五人团队就做出了多项傲人的成果：中文的四声识别、最精确的输入法、中文的听写机，还有多用途的统计语言模型。这些
　　项目都符合了我们“有用”的目标，也用我们的“兵团”模式迅速获得了成果。
　　与此同时，研究院里其他小组，都在为有用的梦想而全力打拼。向比尔汇报
　　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尔那里去汇报的。盖茨的时间富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年6　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　世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2　月给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10　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
　　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　5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果。而且，在MPEG…4　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　QuickTime　VR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年10　月18　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了。
　　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黑色的Polo　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　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l0　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喧，目光平静而严肃。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
　　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
　　“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lo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用户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说：“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
　　我立即对他说：“比尔，我们有三个组做出了多媒体技术，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然后，我顺势介绍了我们做出的技术。盖茨非常满意，他甚至一一问了每个专家的专长，并且非常开心地做了笔记。后来，他在很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我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一批世界最厉害的多媒体科学家，他们都在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期间，雷斯特曾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小时内结束会议，比尔说：“不，我还想听听，我还有45　分钟。”汇报结束时，比尔情不自禁地说：“太出色了！完美无瑕！”走出会议室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整天和绝顶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你一定很愉快吧？”
　　尽管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以及在总部工作的　5年里，我向比尔汇报的次数无法计算，但我相信，那一次是最难忘的。
　　第二天，为了庆祝“向比尔汇报”的成功，我们狂欢了一下。我们乘坐白色的游艇在华盛顿湖上驰骋，到了湖心，我们放慢速度，从流飘荡。
　　这时，我拿出了我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个装着14　支古巴雪茄的精致木盒，每一支旁边都放着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奇特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大家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用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开始吞云吐雾；；最火的研究院，最伤感的别离
　　比尔的肯定，让研究员们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了信心，后来的岁月里，我们的科研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两年之内，研究院在国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