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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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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技术,能满足哪些用户需求呢?能创造什么改变世界的内容呢?我们想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深信,“Build it,and they will e.(做出来,顾客自然会来。) ”就像苹果的 Macintosh 、QuickTime 一样,发明时并不知道应用,但是做出
  来后,用户需求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Macintosh、Quick—Tim。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程师做任何产品都必须知道他在鳃决用户的什么问题。“世界不需要没有用的创新。”这么简单的道理,我竟然没能吃透。事实证明,这套Cosm0 产品线,没有用户需求来支撑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我们迷失了方向。SGI 在硬件方面也开始犯错误。我加入的时候,公司因为现金流充裕而考虑购买一个新的公司,在苹果和Cray 之间,SGl 选择了后者。这却是一个灾难的开始。Crav 公司是一个超级计算机公司,也是一个遵循封闭技术的硬件公司,到后来,又被 SGl不得已廉价卖出了。
  当时,我还负责公司的互动电视项目。早在我来到SGl 之前,所有的科技公司就都开始把宝押在了“互动电视”上,就连比尔·盖茨的第一本书《未来之路》中,也提到了“互动电视”。90 年代初期,SGl 与时代华纳合作开展“互动电视”业务。时代华纳说服了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政府进行“互动电视”业务的试点。在奥兰多,每一个家庭都被装上了一个类似“机顶盒”的盒子,进行电影和电视点播。但是,一方面,“机顶盒”的成本太高,SGl 要为此支付太多的成本;另一方面,当时能被点播的内容又少得可怜。时代华纳后来决定撤掉这个项目。我进入SGl 时,公司给我的任务就是在不得罪时代华纳和奥兰多市政府的情况下,把这个项目取消,然后,从机顶盒技术里提炼出一些“实用”的技术,再作为公司的一个产品推出来。
  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为SGl 善后,和奥兰多政府斡旋,一方面,还不能抛弃互动电视的技术,要“变废为宝”。最后,我终于和团队一起提炼出了media。erver.也就是视频服务器的技术,这个产品后来竟然做到了几千万美元的销售额!黯淡的日子——把部门卖掉
  1998 年春天,SGl 已不再是我加入时那个欣欣向荣的公司了。多项业务踯躅不前,资金链也越来越紧张。那一年,SGl 公司换了来自惠普的新总裁瑞克‘贝鲁佐(Rick Belluzzo)。在惠普,他提出赔钱卖打印机,但依靠墨水赚钱的理念,帮助惠普打下了一片江山,显然,这类定价游戏是他的专长,因为他是会计师出身。对他来说,一切都得拿财务数字说话。瑞克发现投入两年的多媒体技术一直没有盈利,立刻决定砍掉我们部门。我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不敢相信,对部门100多个员工来说,那将是一次很大的动荡。于是,我对瑞克说:“如果你不愿意继续做这个项目,我想,我可以把它卖给其他的公司。”瑞克眼珠转了转,用他那会计师特有的语调说,
  “好啊,你觉得可以卖多少钱?”“差不多l 500 万美元吧!”我想了想说。“那你这两年花了多少钱啊?”“2 000 万美元。”“那好吧,虽然还是赔钱,但总不至于血本无归。我给你4 个月的时间,把它卖掉吧,不仅卖技术,还要把工程师一起卖掉。”
  我别无选择。就这样,l998年的春天,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黯淡的春天,我开始为出售SGl 的多媒体互动部门四处奔走。
  我不断在纽约、芝加哥、日本等地穿梭往返。当时我想了两条出路,一个是让部门被买下来,一个是吸引投资,单独成立一家公司。但我很快发现后者几乎没有可能,人们更愿意把资金投给一个有前景的初创型公司,我们有l00 多号人,没有收入,也只有寄希望于被其他公司整体收购了。
  刚开始,索尼对我们这个部门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因为它之前一直在3D 动画方面进行着探索,1 500 万美元他们也愿意出。这让我感觉到十分安慰,因为这不仅是合理的价钱,而且对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有了一个好的归宿。然而就在合同最终签订之前,索尼却放弃了。
  此时,我承诺的4个月期限就只剩下l个月了。
  除了索尼,还有一家名叫Platinum Software 的公司对“宇宙”感兴趣,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被索尼拒绝了又回去找他们的,于是开出了超低的价钱——500 万美元。我无路可走。为了不让SGI 砍掉我们部门,为了不让我的员工失业,虽然我的内心十分痛苦,但还是签下了这个合同。
  但更不幸的是,Platinum Software 一边在买
  “宇宙”,一边又把自己卖给了著名华人王嘉廉创办的CA(puter Associates,冠群),CA 对3D 技术并没有兴趣,并购之后,他们只留下10名“宇宙”的员工,剩下的90 多名,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裁员的厄运。去微软,回中国
  SGl 公司的经历,让我再一次感到,果和 SGl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硬件环境下,市场的趋势。我渴望变化,但是怎么变,在一个硬件公司里做软件的
  “艰难”。苹单打独斗地做软件,我知道这并不是未来我没有明确的方向。
  1998年春天,是我最心力交瘁的日子。一方面要安抚员工的情绪,虽然公司前途未卜,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失去斗志;一方面,我要四处奔走寻找买家;再有,我也要想着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一天,我接到了英特尔公司的电话。对方说,
  “我们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机构,你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呢?”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多大的规模?”对方回答,“几十人的研究团队吧。”我想了一下说,
  “如果规模大一些,说不定我会有兴趣。”
  对方竟然说,“那太好了,我去向老板汇报一下,我不知道你自己居然有这个意向,这可是到中国去啊。”
  回到中国,这其实一直都是我内心的一个梦想,我知道,那也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的希望。但是,这毕竟是英特尔——又一家硬件公司,这不禁让我忧虑,在以硬件为主导的企业,软件工程师的思维又如何能被真正理解。另一方面,英特尔公司看似
  一个长者,里面的管理者也大多是年长的人,自己在充满年轻人的活力的公司待久了,能不能适应那里的文化呢?
  在我犹豫的时候,英特尔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条件——亚太区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和中国研究院院长,一再催我下决定,并暗示还有其他的候选人。但我还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一方面,我还在反复斟酌自己是否真正适合这个职位,另一方面,我承诺了 SGl,一定要把部门的事情处理好。我不能抛下100 多名员工,自己先跑去另一家公司上任。
  就在我为卖部门而焦灼时,另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工作机会降临了。
  这和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期间的一位博士后有关,他曾经是我的“学生”——黄学东。我在卡内基·梅隆当副教授期间,他从英国转来做我的博士后。
  我们曾经一起在语音识别领域作过研究,自然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后来,我们分别走出校园,在不同的公司任职。他一直留在语音领域,而我已经在两个公司经历了多媒体、3D 和互联网。当我为出售SGl 多媒体部门四处奔走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微软。难得去西雅图一趟,我也看望了老朋友们,其中就有黄学东。
  当我拿着“宇宙”商业计划走进微软公司副总裁的办公室,我再一次得到了“N0”的回答。但是,另一场谈话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
  黄学东和我在雷德蒙(Redmond,微软总部所在地)吃晚饭,我坦诚地告诉他·我就要结束我的SGl生涯,下一步可能到英特尔中国公司去工作。
  他听说我要去中国,非常惊讶。“既然你为了英特尔能够回到中国,那如果比尔(盖茨)有类似的想法,你愿不愿意来微软工作呢?”“你们有没有时间计划呢?在中国有多大的打算?”我问。“我们现在的计划可能太小,不适合你。但是,这些你应该跟比尔和奈森(微软首席技术官)谈谈。”“唉!”我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觉得你们微软人真的很强势,这两次我代表SGl 来和你们谈合作就能感觉到。我可能无法适应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工作。”“哦,你们外面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微软。何况,这个工作是在研究院里面,研究院是你的老师里克·雷斯特管理的,有独特的文化,你会喜欢研究院的。”
  看着黄学东恳切的神情,我沉吟了一下说:“好吧,那你帮我约里克和奈森吧。”
  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让我再次思量起自己的未来。回到硅谷,我在思考当中度过了接下来的一个月。在我的心目中,微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但和所有硅谷人对微软的感受一样,又恨又爱。它几乎垄断了市场的软件产品,影响着全人类的电脑使用习惯,另一方面,它身上也纠缠着一大堆的财富和一大堆的官司。作为行业的“巨无霸”,它却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充满活力和幻想,喜怒无常。
  手里棘手的工作不能停下,我继续为SGl 的部门寻找买家。那段时间,讨价还价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微软里克·雷斯特的电话,他原来也是卡内基·梅隆的教授,当时他知道我是个好学生,还知道我在语音识别领域的出色成绩,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过了l0年,他还清晰地记着我。“微软研究院就是用卡内基·梅隆的模式打造的,你来这里没错。”里克说。里克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人,是第二代黎巴嫩人,在美国农村长大,他的言谈举止总是让人如沐春风。当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如果不是他的推荐,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卡内基·梅隆。“开复,如果你能来微软就太好了。如果你来,我们可以把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得更大、更优秀。”里克说。“多大?多优秀?”我单刀直入地问。“你想要多大?多优秀?”里克兴奋地说。“可以和剑桥那边一样大吗?微软对外公布的剑桥研究院的投资为6 年8 000 万美元,中国的研究院也可以得到这么多投资吗?”
  “可以和剑桥研究院一样!你先雇100个人,看看做得如何,如果好,以后再加。”出乎意料的是,他想都不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1998年3 月,当我两度去微软面试之后,我见到了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他告诉我,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乐园,和残酷的市场竞争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说,“你仔细体会一下这里,有时候你会感觉仿佛置身于卡内基。梅隆。”“开复,你在苹果和SGl 做的那些创新技术,总是让我们惊讶。尽管我们也在模仿,但你有没有发现,虽然每次都是你先做,但你的公司总是在你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耐心地放弃了?而微软却是一如既往地投资,等到这些产品成熟起来,有朝一
  日成为业界的标准。我和比尔更有耐心,能够等这些技术慢慢地孵出来。你看,你是想你创意的技术被继续腰斩,还是要改变世界?”“当然是要改变世界。”“那就没话说了,你开出条件,快点过来。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家有一个超级计算机,你知道我是如何冷却它的么?”奈森竟然开始了他的天马行空的闲聊。
  我承认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思维如此跳跃的人,不过当时他用他轻松的语气拨弄着我压抑的梦想,让我对加入微软蠢蠢欲动。
  奈森对微软的描述确实让我动心了。回想苹果的“小精灵”、SGl 的“多媒体之梦”的遭遇,也更让我对一家纯粹的软件公司充满了向往。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我可以到中国工作,将招聘中国的人才,帮助中国的学生,带领一批中国的研发人员进行最先进的技术探索,在最前沿的科技中畅游。不管怎么说,回中国工作,这不但是父亲的梦想和希望,也确实是令我激动的梦想。
  后来,我在微软雷德蒙总部里第一次见到了比尔·盖茨。比尔那时候40 出头,虽然掌管着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帝国,但他依然是一幅典型的技术人员打扮,Polo 衬衫,头发凌乱,两只眼镜片上泛着油光。他的态度非常亲和,说话的语调是轻轻的,办公室里全部是橡木家具,有一种朴实和古老的感觉。交谈中,他问了问有关中国的情况,问我还有哪些顾虑和希望。我感觉到他对这个新兴的市场充满了兴趣和希望。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个Level l5 的职位(比微软副总裁低一个级别),任职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我心怀感激与希望,准备处理完SGl 的事情,就飞往北京。有意思的是,我加入微软不久,奈森就离开了公司。他云游四方,学习烹调,最后拿到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开创了高智发明(IntellectualVentures)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就是到处购买专利,然后从专利中获利。微软后来投资了这家公司,因此该公司也常帮微软去收购专利(因为微软如果出面购买,往往价位就会很高),现在,高智发明已经成为全球拥有最多非原创专利的公司。心理治疗
  1998 年夏,我如约卖掉了SGl 的多媒体部门。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不知道如何告诉员工这个消息。
  一天下午,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我终于决定召开多媒体部门的全体员工会,准备宣布整个部门的未来。我走到麦克风前,对大家慢慢地说,“今天,我召开员工大会的目的,是宣布一个对大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决定。”
  台下的员工安静极了。我压抑住一阵阵痛苦,接着说:“相信大家在很早以前就有所察觉,我们多媒体部门的业绩一直不好。在四个月以前,我就在新CE0 瑞克·贝鲁佐的要求下,将整个部门出售。经过四个月的奔走,Platinum Software 决定花500万美元购买我们的部门。但是人员的去留,以后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台下一片小小的悸动,早已经听到风声的员工仿佛舒了一口气,很多人其实心里知道,如果找不到买家,整个部门就会面临解体,员工也会面临立即被裁的命运。我看到一些知情员工的表情反而从
  紧张变成了平静,但是另一些员工的表情依,然非常凝重。
  我定了定神,继续往下说,“在出售公司以后,我觉得已经不适合在出售后的公司里继续担任管理工作。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决定将新的工作定在大洋彼岸,在中国,微软公司将在那里开设微软中国研究院。我已经接受了微软的职位。”
  台下依然一片寂静之声。大家在平静中接受了公司出售的事实,也结束了长达几个月的不安等待。
  一直到今天,我那段时间的痛苦其实也鲜有人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我始终认为是我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掌握好时机,致使部门丧失更好的发展机会,让一些员工失业。想到他们的家庭,想到他们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和支柱,我认为是自己一手造成了他们失业的悲剧。那个时候,我每天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我像是换了一个人,天天沉默寡言,有时还会不住地流泪。
  妻子先铃终于忍不住了,她对我说,“我觉得你得了抑郁症,你要去看心理医生,你不能这样一蹶不振!”
  回台湾休假时,一直当心理医生的五姐李开敏帮我找到了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医生,于是,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辅导。第一天,那个医生对我说,“你现在需要情感的宣泄。这样吧,你把我当成那些员工里的一个,你想对员工说什么,就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
  我躺在躺椅上,闭上眼睛,尝试着对我的员工说话,但是,我刚说一句“对不起啊!”就痛哭了起来。医生没有说话,而是任凭我哭泣。情绪稍稍平复以后,我才开始把压抑在心中的话缓缓说了出来。
  通过这种宣泄式的治疗,我最终从负面的情绪里逐渐走了出来。
  回顾在SGl 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自己还是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管理经验。1.产品的成功.不光取决于技术,而且取决于市场,尤其是渠道建立得是否正确。2.在我的部门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财务官,他会提前把每一个季度的P&L(profit&loss)做出来,这是一种可以提前预测风险、预知利润的方法。我从中学会了控制财务风险,学会了精打细算地使用公司的预算。3.我开始接触销售,而销售团队的酬劳一定要和业绩挂钩,我学会了设计鼓励销售人员的薪酬制度,也学会了如何激励销售人员。4.作为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既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是技术人员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发展趋势,预测它的未来。而弊端就是,技术人员喜欢追求真理,而忽视整体运营,注重智商,而忽略管理中需要的情商。而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情商比智商要重要得多。在SGl 工作期间,我同样也充当了公司和中国之间的桥梁。1997年,SGl 为我在中国举办了第二代互联网巡回演讲,我再一次感觉到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我看到了中国学生已经和l990年时大不一样,他们开始接触互联网,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也正是1997年看到北京繁华的街景,让我对回到中国更有信心。
  当我决定放弃英特尔的邀请,回到中国为微软创立中国研究院后,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有一天,我回到加州的家里,先铃告诉我,“有一个叫斯蒂夫的人给你打电话。;‘不认识。”我茫然地说。“噢,他好像一直问你为什么去微软?为什么去中国?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我们聊了有大概15分钟吧。”“是哪一个斯蒂夫啊?”我还是一头雾水。先铃想了一会说,“想起来啦,叫斯蒂夫·乔布斯。”
  哈,原来是苹果的乔布斯!这位苹果的创始人,被赶出董事会后,一气之下卖掉了他所有的苹果股票,创立了NeXT,又收购了导演卢卡斯创办的一个极不成功的动画制作室,并把它重构成Pixar 公司,这可是今天全世界最好的动画工作室,后来被迪斯尼公司以74 亿美元的高价收购!l997 年,由于苹果日益下滑的业绩,苹果的董事会最终还是把他请了回来。
  因此,给我打电话的正是苹果的CE0、人称“传奇小子”的乔布斯。我接通了和他的电话。“你为什么不回苹果工作呢?”乔布斯在电话那头问我。“斯蒂夫,我离开苹果已经两年了,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我说。“听着,这无关紧要啊。我知道你,你以前的员工都觉得你是个好老板,他们对我说,应该把你搞回来!去微软之前,你来这里看看好不好?”乔布斯说。“对不起,斯蒂夫,我已经接受了微软的职务了。”“听起来,你决心已定?”“是的。”
  虽然我没有答应他的邀请,但是乔布斯对我的认可,还是让我非常感谢。当时感觉到他和过去传说中傲慢的形象很不同,他表现出来的爱才、成熟,让我相信苹果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可以说,乔布斯的电话,是我去微软工作之前的最后一个诱惑了。
  在这之后,为什么去微软?为什么回中国?无数的记者无数遍地对我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想,这和我“让世界因我不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世界上几亿的用户在使用微软的产品,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它有着无法掩盖的辉煌,也使得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有了非比寻常的飞跃。可以说,这是一家改变人类历史的公司,加入这样的公司,参与到改变历史、改写技术的进程中,我感到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
  回到中国,帮助中国的学生走向成功,也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也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而那时,面临抉择的还有我的家庭。拥有一栋
  自己的房子,是很多人对“美国梦”的最佳诠释。回想刚结婚时租的那间简陋的房子,夫妻俩还经常上蹿下跳忙着赶老鼠。到后来,我成了教授,在匹兹堡买了房子,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简单地装修后,这个家让我们倍感温暖。去苹果公司工作后,我们也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搬到了加州。
  我以为我不会离开加州,就算换工作也就只是在硅谷的不同公司。但要回中国的话,我们辛辛苦苦打造的“终身居所”也得卖掉了。
  这是一栋很大的平房,坐落在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当时价钱很便宜,却穷尽了我们的全部积蓄。原来的房主在这块地上堆满了旧车,还养了鸡,所以一直卖不出去。我们把上面的小旧房推掉,重新盖起一栋500 平米的新房。我和先铃都偷着乐了很久,因为这是一块罕见的7 000 多平方米的平坦土地,从山脚伸向山坡上。
  当时我和先铃为了装修这座房子,不得不住在旁边由陈旧的马棚改成的临时房里。我每天乐此不疲地设计着我们的新居。房子的地板,是用 1 000块大理石铺成的,我希望让所有的纹路衔接在一起,工人都觉得这种要求过于苛刻,不可能办到。于是,我和先铃每天自己趴在地上研究纹路的排列,终于将整个客厅的大理石排好,看上去整面地板浑然天成。而我和先铃也经常累得躺在地板上快要无法动弹。再后来,我们的装修预算不够了,我自己开着车从建材市场挑选最便宜的建材拉回来,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终于搬进了大房子,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照料院子里的各种植物,尤其喜欢各种颜色的玫瑰花,但它们总被土拨鼠啃掉。我们展开了与土拨鼠的“游击战”,甚至采取了把开水倒进洞里的办法,但这场游击战还是以我们的失败告终。
  自从1995年新房建成后,这里就是我们一起逃避喧嚣的港湾。因此,一想到要离开这里,我心里就会隐隐作痛。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和先铃谈,对于她义无反顾地陪同我回国,支持我的事业发展,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而那时候大女儿德宁已经7 岁了,小女儿德亭也已经3 岁。她们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舒适和宽松的环境。德宁在学校里有很多亲密的朋友,小女儿更是活泼可爱,喜欢搞怪,受到所有邻居和我同事们的喜爱。想到要带她们去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她们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我心里也真的在打鼓。
  然而这一切,与我回到中国开创新天地的梦想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我坚信,回到中国,是“追随我心”的选择。虽然相比之下,可以预见的困难非常之多,其结果也是未知的,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意义非凡。因此,无论成败,我想这至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探索之旅。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院。
  第七章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采、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株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有些企业,布臵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丌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研究院是盖茨的宝贝。”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
  1991 年,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受邀组建微软研究院时,这家公司还不是后来为全世界熟知的“雷德蒙猛兽”,里克的一名好友说他甚至不相信微软5 年后仍将存在。两人还打了一个25 美分的赌。
  当然,微软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事实证明,尽管研究院声明,它所作的研究不为时问所限,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却是微软回报率最高的。
  比尔·盖茨的长期左右手之一,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诞生并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能够对这些新科技作出反应,并能在长期取胜,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我们获得了减震、参与竞争、应对市场各种事件的能力。”研究院成了微软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梦工厂”。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脑,有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也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回到中国,我能否复制一个“雷德蒙的奇迹”呢?
  1998年夏,我开始着手准备回中国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说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开创新天地,可是,什么人会愿意跟我去中国呢?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好几次,听说我要在中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国随便拉几个人,只不过是微软的小玩具。”他们说。一些好心人劝我打消回国的念头。“别回去了!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们,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如同堂吉诃德,满怀理想,却注定要失败。可越是这样,创造奇迹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开始不停地往微软总部跑,打听哪些人有回国的意愿。在雷德蒙研究院,40 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占了10%,在硅谷,这个比例会更高,大概有20%。那段时间,我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我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院,那里将成为与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一样伟大的研究院,是一个适宜进行脑力激荡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带领一些来自中国的博士,开创一项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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