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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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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这次到杭州旧地重游，记得很详细，道出了给蒋介石当上幕僚长契机。自谓“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
1927年2月初，阴历除夕夜，陈布雷与潘公展联袂到了南昌。
南昌这个地方，陈布雷从未到过。大约是1919年3月，陈布雷为视察祖上在江西办的事业，曾经到过修水，回程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换乘南浔路火车到九江；原来想一游南昌，因同去的族中老人思归，卒未能成行。这一次到了南昌，第一个印象是满街都是横幅标语，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等等，就是不提张静江一个字。张静江这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又是国民政府主席，按说职位要比蒋介石高。陈布雷想：大概蒋总司令确实劳苦功高，现在是北伐时期，军事高于政治吧！他想先去见一见张静江。
张静江这个人，陈布雷是熟悉的。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兄弟众多，排行第二，人称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也有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之一。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设有盐公堂和盐厂，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也有通运分公司，成为最早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静江幼年虽由家里延师攻读诗书，但一无成就。20岁左右，由其父做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嫌张无功名，示意张父为子捐官。张父遂以10万两银为儿子捐了一个“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张跛足，人称“张跷子”，传说是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亲率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致残。也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行走，由于生活放浪，治疗不慎，伤及坐骨神经，遂成瘫痪。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张当时是想乘机到法国花花世界去见识见识。在赴欧的轮船中碰见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见张较年轻，官职不高，想说服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相告，并且宣传革命，告以推翻清廷之主张。张静江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专权的腐败情形，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有可能成功，觉得此时同孙联络，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且询问：“先生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中山说将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之用。张静江即表示“愿以白银三万两相助”。当即亲笔写一信给在美国纽约的通运公司经理姚淑兰（张的妻舅），凭信一次照付。张静江还密告孙中山：“钦差大臣孙宝琦也在这一条轮船上，务请注意，谨慎行事。”孙中山认为张忠诚可靠。后来孙中山就委托张负责筹划和掌握同盟会基金，给予财政部长名义。反袁失败后，张避居日本、法国。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粤，张回到上海。1920年张静江动用国民党基金和虞洽卿等在上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都在交易所做经纪人。陈布雷在上海办《商报》，与张静江有了接触。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通过中共介绍，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见，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那时张静江态度极为冷淡，并多次在人们面前以讥讽口吻肆意诬蔑说：“孙先生要联俄联共，我没有意见，但共产如其可以公妻，这我倒极为赞成。”1924年，孙中山在粤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张被中山先生提名为中委并列入主席团，张竟不出席，经中山先生反复工作，张仍当选为改组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危时，张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西山会议派”反对三大政策，张持观望态度，留在上海。不久，蒋介石在南方掌握了实权，将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召去。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张静江办的交易所里做过经纪，又与张是拜把兄弟。粤系将领许崇智是老大，张静江是老二，蒋介石是老三，戴季陶是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是张的力荐，后来蒋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也经张在孙中山面前做过工作。张静江自恃“党国###”，蒋介石也正想要张做一块挡箭牌，张于是当上了中政会的主席。中政会是国民党的决策机构，国民政府一切军政设施、组织、人事更动和任免，均须提经中政会通过决定。1926年7月开始北伐，张代理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在北伐誓师典礼的照片上，陈布雷看到过张坐在正中藤椅上，蒋介石身穿戎装和妻子陈洁如一起站在张的后面。北伐开始，张是坐了藤椅由四个人抬着跟着蒋介石北上的。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打倒列强和军阀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北伐义师得到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向披靡，乘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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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见蒋（3）
张静江还是躺在藤椅上，虽然盖着一条毛毯，但仍旧可以看出他骨瘦如柴，全身只有70市斤重，简直像一个孩子。陈布雷和潘公展向张致了问候。当陈布雷说起“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时，张静江挥了一挥手说：“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跷脚张。嘿嘿，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
陈布雷呆了一呆，便问：“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我……”
“老三到牯岭去了，明日当归。”张静江倚老卖老，说：“布雷呀，你要好好给老三当当参谋喽！老三这个人呀，当年在上海向我领津贴和活动费，我是知道的，确实需要有一个秀才参赞和帮忙。”
第二天，陈布雷和潘公展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很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陈布雷又说：“请示蒋先生当前局势及现阶段革命方略。”
蒋介石看了潘公展一眼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天津……”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约陈布雷谈话，这一次蒋介石说：“希陈、潘两君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陈布雷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愿指教之。”
蒋介石一一解答。陈布雷边听边记，最后说：“容我等考虑一下。”
蒋介石笑笑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又过了两天，陈布雷和潘公展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陈果夫说：“陈、潘两同志可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潘公展在南昌住了十多天后先回上海，陈布雷被蒋介石挽留未走。蒋介石嘱陈布雷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参赞机务。
1926年6月5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陈布雷遂搬进了西花厅。他的前室是张群所住，张群当时是总参议；对门是黄郛所住。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躺在藤椅上说：“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道：“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告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交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
“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陈布雷自述经过为：
“阴历岁除抵南昌，阅三日往谒静江先生。翌日，蒋公自牯岭归，偕公展往见，谈约一小时，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陈。又二日，蒋公再约谈，坚劝余及公展入党，余等以党的政策与主义之未尽明了处，提出请教，蒋公一一解答之。余等请假以考虑时间。蒋公谓：‘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二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蒋公及陈果夫君为介绍人，公展亦同时加入焉。公展居赣旬余先归。余以蒋公意暂留，并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前室张总参议岳军所居，而对门则黄膺白先生之室也。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即蒋公口授要旨，而余为之起草也。在南昌所见，党政要人为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及晤谈。蒋公询余此后志愿？余以仍回沪作记者对，蒋公韪之。三月，自南昌动身赴汉口，住旬日即起程回沪，则上海已为北伐军所克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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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陈布雷回乡小住（1）
陈布雷辞别蒋介石，西游汉口。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办《天铎报》，一听到武昌起义，就挥笔写了《谈鄂》10篇，可是武汉却没有到过。这次他在汉口住了10天，待回到上海时，上海已为北伐军克复，孙传芳逃走了，傅筱庵也逃走了。《时事新报》与《商报》得知陈布雷回沪，都来请他当主笔。但陈布雷深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又相当复杂，便都辞谢了。4月，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请他到浙省府去担任秘书长，陈布雷去了，住在西湖小莲庄。可是陈布雷对公务事不感兴趣。这时，蒋介石叫陈布雷到南京中央党部去担任书记长。5月下旬，陈布雷辞浙省府秘书长职到了南京。陈布雷对新职仍旧感到十分苦恼：首先是对党务不熟悉，对自己“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第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这一时期，他常常“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忽忽不乐”。
南昌分别后，蒋介石与陈布雷第一次见面。陈布雷说：“蒋先生辛苦了！听说总司令这一路，由南昌、九江直下安庆，3月24日克复南京，底定长江中下游。”
蒋介石说：“3月26日，我去过上海，是到宋子文部长住宅去的，”实际上蒋介石是去会见宋美龄，但是他并未对陈布雷直说，“来去匆匆，3月27日，南京各界在秀山公园广场庆祝北伐胜利，我还去讲了话。”蒋介石说到这里，叹了口气说：“布雷先生，现在局面反而比誓师北伐时难啦！虽然实行了清党，但###隐患犹在；党内派系分歧，冯玉祥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叫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⑻粕强嵋椤�6月19日，冯又与我及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开了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合作，反苏、###。但是局面还是乱糟糟的，统一不起来。”
孙科陈布雷双目瞪得很大，心中一片糊涂，对于这种派系人事纠纷，他感到头痛，又无什么办法。
作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当然要参加中央党部会议。1927年8月初的一次中央党部会议，使陈布雷真是又伤心又苦恼。在这次会议之前，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指挥徐州战役失利，孙传芳取得张宗昌的支持，卷土重来。李宗仁、白崇禧，甚至何应钦，都对蒋介石不满。
蒋介石先发言，检讨徐州战役失利，主要是黔军王天培不听指挥，贻误戎机，致遭失败，言下不胜悻悻。
蒋介石发言完，孙科先开炮说：“蒋先生是不是出国休息一下？”小诸葛白崇禧也发言说：“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接着李宗仁、古应芬、邹鲁等人都附议同意。何应钦默然不语。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北伐尚未完成，正在准备继续进行，需要团结一致，蒋介石不能离开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陈布雷听到这里心里宽了许多。但举行表决时，主张蒋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蒋介石脸色铁青，陈布雷的心又疾跳起来。
会后，蒋介石回到丁家花园住宅，在房里踱来踱去，陈布雷低声说：“蒋先生如下野，我也想辞职回乡。”
“布雷先生，”蒋介石这时很动感情地说：“你对党国确实忠心耿耿。”说到这里，他吩咐警卫团长王世和说：“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来。”一边又自言自语：“我要问问敬之，为何沉默不发一言，他究竟持何态度？”
何应钦不一会赶到了。蒋介石亲切地问：“敬之，你对白健生（白崇禧）的提议以为如何？”
何说：“既然党中央决定，多数同意中央这个决定，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总司令还是出国一阵子吧。”言毕告辞。
蒋介石深为失望，盛怒之下，命王世和叫警卫师长姚琮来见，一边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和我一起走吧！看他们这班人怎样搞？唉！###在南昌暴动，南下潮汕；孙传芳、张作霖在北方，虎视眈眈。看他们怎么办？”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陈布雷回乡小住（2）
姚琮来到，蒋介石叫姚琮集合全师，跟他回浙江。姚说：“总司令，我的师已经分散，集合不起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湖蒋怒不可遏，大骂道：“你，混蛋！滚蛋！”骂走了姚琮，又对王世和说：“你赶快集合全团跟我走！”王外出集合队伍，但其中一个营不肯走。
8月13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南京上了火车，陈布雷也上了车。车站上冷冷落落，也没有送行的人，同昔日“热烈欢迎”的情景相比，真是凄凉得很。“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实在太使人心寒。”陈布雷坐在车中默默地望着渐渐远去的紫金山想着。
火车不是专车，而是挂在2点30分开的京沪特别快车上，到达真如车站，已是7点多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还有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已在车站恭候。火车一停，马上上车与蒋相见。陈布雷对这些人也是熟悉的。约过了半小时，火车就改挂车头直开杭州，约11点，到了杭州城站。前来迎接的有浙江省府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竺鸣涛，他们陪蒋到了湖滨澄庐，陈布雷也被邀同住。蒋介石说：“难得有空，布雷先生，你也与我一起游西湖吧！”
这时，蒋介石的哥哥蒋锡侯在杭州任浙海关监督，也来陪同蒋介石游西湖，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了。这些地方，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都去过，但这次与蒋介石一起游玩，又是别一番滋味。从三潭印月到蒋庄时，陈布雷介绍说：“这原是廉南湖、吴芝瑛夫妇别墅，别名小万柳堂，后转售于南京人蒋氏，故号称蒋庄。”
蒋锡侯诙谐地说：“到了自己的别墅啦！”大家都笑了，便坐下吃茶。陈布雷总感到蒋介石这个大哥大粗俗。中午在“楼外楼”吃饭，蒋介石因为牙齿不好，喜欢吃软一点的东西，西湖醋鱼顶适合他的口味了。他们谈些风景古迹，看来颇为悠闲，但是陈布雷心中若有所失，也有如释重负之感。
陈布雷这一次只给蒋介石写了一个辞职宣言，述其###之经过，及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共之三点愿望，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愿引退让贤，以促成团结，云云。这个宣言是过上海时交报社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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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乡忆旧惟正统（1）
蒋介石到溪口去了，而陈布雷则从慈溪下车到官桥老家小住。
官桥属慈溪二六市，是一个山口小镇。一片平原，8月间正是割稻时节。陈布雷自幼在此长大，对故乡的一草一木自然深有感情。但故乡留给他的最深的思念则是三个亲人的丧亡，都是在官桥老家，而且都由陈布雷亲手成殓。
第一次是他16岁的时候，与三弟同在慈溪县中读书。4月6日，家里的老佣人来慈湖学校叫陈布雷兄弟俩，说：“母病甚重，望速归。”陈布雷与其三弟徒步而归，过皇桥，天色昏暗，下起瓢泼大雨，把兄弟俩淋得落汤鸡似的，陈布雷心知不祥，冒雨急走，到了官桥村庄，碰到族人问：“母亲病情如何？”答：“不起矣！”陈布雷兄弟俩当即大哭起来。到家时，其母已移灵于堂前。他母亲生五男六女，气血太亏，刚生下五弟训恕不到两小时就死了，年仅39岁。陈布雷伏地大哭，想到三天前辞别母亲去慈城时，母亲还对他说过：“好好读书，冷热当心。”哪料到这竟是慈母的最后一次叮嘱啊！
陈布雷特地到离村不远的王家桥北之东山麓他父母的墓地去祭扫一番。他站在父母墓前，他父亲去世前后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是1914年6月19日患伤寒不治而死的，还只有49岁。陈布雷记得，1913年旧历除夕，陈依仁召集陈布雷兄弟姐妹说：“算命先生说余年40，汝母将谢世，又说余48岁不吉利，过了这一关则可活到60多岁。汝母去世为39，其言真灵。故余近年常恐一旦弃汝等而去。今已除夕，当无患矣。”陈布雷等听了也有些高兴，庆幸父亲熬过难关了。不想1914年6月5日起，其父略有寒热，那年天气酷热，不宜于调养，又一直没有请医生诊治，一直到初十以后，才请慈城保黎医院吴莲艇医生每天诊治，断为伤寒。至17日起病加重，这一天夜里，陈布雷梦中似乎有人以草绳缚他身子，大呼而醒，不敢复睡。及19日夜9时，陈依仁气促痰塞，陈布雷伏在床前，陈依仁握着陈布雷的手，瞠目直视，发音模糊，两只眼眶中，泪迹莹然，陈布雷不禁哭出声来。陈依仁握着陈布雷的手，再三屈曲陈布雷的拇指及食指。陈布雷不解其意，最后高声问道：“父亲，是否家事及宗族之事？儿必放下其他一切事业努力承当。”陈依仁微微颔首死去。
陈依仁殁时，陈布雷的妻子杨宏农正住慈城保黎医院做产，听到噩耗，即抱着弥月的孩子返家奔丧。
陈布雷父亲死后，弟妹众多，又均年幼，一个大家庭的担子全落在他的肩上。陈布雷少年时一直在外读书，居家日少，即使假日回家，其父亲也叫他独处书房读书，不问家务，因此柴米油盐，簿籍会计，他根本不知道。而现在要管这一大摊子家务，他只好辞去教职，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珠算，整理各种账册，还请了一个助手帮忙。陈依仁死后，陈布雷的后母叫杨宏农当家，杨宏农年轻胆怯，不敢接受，后来陈布雷的外舅说：“长房长媳理该当家。”始涕泣受命。那一年，陈布雷夫妇俩骤承家务，繁忙异常，忧伤抑郁，笔墨书籍几乎一概摒绝。
陈布雷在家乡住了几天，忽然听到余姚那边有人来说：王世和带了两营侍卫队从杭州步行到达百官后，在百官乘上火车到宁波来保卫蒋总司令，谁知车过余姚，有两个连下了车，到余姚城内把银行劫掠一空，拖枪拉上四明山当“山大王”去了。
“唉！”陈布雷喟然长叹。他想，这样你争我夺，算什么国民革命！但是当他想到蒋介石知遇之恩时，又不禁心中热血沸腾。这时，他的妻子王允默温言劝他：“我看你这几天心情甚为不好。听说阳觉殿刚修过，风景十分秀丽，何不到彼处一游，酷暑苦热，山上风凉，权当避暑如何？”
陈布雷是知道这个地方的。它坐落在离二六市不远的大霖山上，北依三湖，即三北平原的杜湖、白洋湖、上林湖；面对姚江，自然环境险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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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乡忆旧惟正统（2）
大霖山脉由西北向东南，海拔四百多米，为慈西和三北平原的一条分水岭，隔姚江与四明山对峙。那里岭脉逶迤，山岚萦绕，万壑风雷，拍天松涛。陈布雷与王允默是坐着轿子去的，但到了山上则是步行的。他俩登上绝顶，鸟瞰景色，只见峰峦叠嶂，磊头涌起，千岩竞奇，龙腾虎跃。他向南远眺，姚江宛若一条银白绸带，自西向东飘然而去；朝北观望，惟见三北平原浩浩无垠，伸向杭州湾海天深处。
“这阳觉殿，亦称阳觉寺，也叫羊角殿。”陈布雷对王允默介绍说：“像你们镇海的阿育王寺和灵峰寺一样，它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明万历时改建。据说昔有名士袁充曾隐居于此，故有‘清隐庵’之称。”
“那么为何称羊角殿呢？”王允默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她问。
“因庵前有田似羊角，俗称羊角殿庵。确实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啊！自蒋先生下野，我回家小住，真如释重负，如能来这里读书，清静悠闲，摆脱俗务，那多好啊！”
王允默看到陈布雷兴致很好，也凑趣道：“那么你何不来此栖息读书？”
“唉！”陈布雷轻轻叹了一口气，“身不由己啊！蒋先生一旦出山，他一定要找我……何况这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山势险恶，历来乃盗贼出没之所。”陈布雷想到王世和两个连队拖枪上山之事了。
不错，这羊角殿——阳觉殿，历来为农民造反聚义之处。明代隆庆年间，三北阮来成等好汉，联合民众聚义于此；他们结寨练兵，反暴安良，抗拒官府。康熙四十六年，嵊县人张廿一、张廿二兄弟为首，湖州施文远为军师，聚众百余于羊角殿。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当时任宁波知府，他向康熙奏折中陈述：“闻浙江四明山有贼……聚宁波慈溪羊角殿地方……”
陈布雷和王允默游玩了羊角殿。因为这里刚经过较大维修，殿宇画檐飞栋，金碧生辉，正殿全部是橙黄色筒形琉璃瓦，那“大霖禅寺”的匾额更是金光闪闪。陈布雷夫妇走遍了一寺二殿三院六堂：大霖禅寺、天王殿、罗汉殿、葛仙院、韦驮院、观音院、佛堂、斋堂、灶堂、库房、客堂、禅房，都一色新修，整洁清静。
陈布雷不觉吟道：
万壑松涛万竹烟，摩崖直欲挹青天。
步穿险蹬云双履，笑破浓萝绿一肩。
僧住人踪不到寺，谷攀鸟道偶寻禅。
数声清磐冈峦回，澹却维扬鹤背钱。
“你很高兴，今天竟作起诗来了。”王允默说。
“不是我写的，这是明袁宏道所作，他在江苏吴县任县令时，欲写《徐文长传》，为考察徐渭生平，专访过浙东，曾登上阳觉寺，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一首诗。”陈布雷说。他们尽兴回到了官桥家里，这时张群派人来找陈布雷，问：“布雷先生能否跟蒋先生同行赴日本？”
陈布雷的雅兴顿时一扫而光，讷讷地说：“请回复岳军先生，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
只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
1927年10月，陈布雷又到了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这时，蒋介石出国去了。蒋介石赴日本，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去追宋三小姐的倩影。他已经与宋美龄相识四五年了，彼此心心相印，惟宋老太太不同意，因为蒋介石有元配夫人毛氏。蒋蒋宋结婚照介石这次下野回家与毛氏名义上离了婚。这些事，陈布雷是知道的，但他认为一个伟人，这种生活琐事是免不了的。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后，与宋美龄办了婚事，1928年1月，回到南京，又上了台，准备继续北伐。蒋介石当然没有忘记把陈布雷也约到了南京。
陈布雷开始住在南京铁汤池蒋公馆，过了十来天，搬到总部西花厅，蒋介石特地向他介绍说：“此为昔日曾文正公所居之处也。”陈布雷肃然起敬，他对曾国藩也是崇拜的。蒋介石有意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让陈立夫转询。陈布雷婉言辞谢。
陈立夫回报蒋介石：“蒋先生，陈布雷一介书生，公务繁剧，怕不能胜任，就不必勉强他担任这种要职吧！”
蒋介石后来索性自己问陈布雷：“愿担任何种职务，你自己选择吧！”
“我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则非所胜。”
蒋介石笑笑说：“怎么可以屈你做我的私人秘书呢？”他想了一想说：“布雷先生，你是否愿意任《中央日报》主笔？”
“蒋先生，听说《中央日报》已有彭学沛主持编辑，成绩甚佳，我怎可取代。我还是回沪上，《时事新报》曾约过我。”
“嗯，布雷先生，这样也好。你有什么困难，以后尽管来找我。”蒋介石似乎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我将出发到徐州去，有什么事可以电告我。”
陈布雷遂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他又兼办“戊辰通讯社”，安插《商报》旧人。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
陈布雷在《时事新报》主持笔政，但是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复如在《商报》时敏锐。他说：“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故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布雷撰写了《暴日膺惩》一文，揭露日本军阀阻挠我国民革命军，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但是陈布雷又想：“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于是转移论锋，提出“统一第一”的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要求“国民忍辱负重，彻底图强”。陈布雷的言论已逐渐和他的为人一样，带上了稳健温和的色彩。读者不复以辛亥革命时的“布雷”和“五卅”运动时的“畏垒”看他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蒋介石的代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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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祭告孙总理（1）
1928年5月中旬，独立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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