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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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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于脑后。陈布雷返校，时即唤理发匠剪去辫子。宁波籍的六七个中学生均剪辫，恐家里人责问，不敢告家人，都嘱理发匠制一假辫子以备用。青年求学时代的陈布雷思想上是激进的，反对封建帝制的。
革命军在给百姓剪辫子
陈布雷一封爱国信
陈布雷以学生一封爱国之信公布于《天铎报》
陈布雷以在新闻界撰写评论闻名于世，就其私衷一直热爱新闻事业——办报，始终念念不忘办报，作—个自由的文人论政，当然跟随蒋介石后，他的思想是不自由的。
陈布雷11岁（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900年）时接触西方科学。读数学、代数、几何，教本是“作新社”刊行之“万国历史”、“世界地理”、“万国史纲目”、“十九世纪史”、“外交史”、“瀛寰全志”、“近世文明史”等书，始知世界与中国国势之大概。陈布雷大哥屺怀在上海与友人经营出版事业，又曾赴日本考察农业，富有新思想，每次还乡，纵谈时事，并带回新书刊。陈布雷说：“当自大哥处得阅《时事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
甲午对日战争，中国战败，朝野震动。爱国忧时的知识分子，群起力谋改革政治。康、梁“维新论”与孙中山“革命论”，引起国人，尤其启发青年革命思想。其时，北方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外患内忧，交相激荡。政论性报刊，其影响实大，促醒全国，共图救亡。陈布雷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刊物及各种新出译本恋爱或侦探小说，或历史故事。陈布雷国学根底既深厚，又吸收知识与读政论性报刊文字，造成他笔力健、行文畅的新闻记者之优越而必备的条件。陈布雷17岁时，插班入浙江高等学堂肄业。国文老师沈士远先生，后来为北方大学名教授之一，与学生最接近，学生也极敬仰，陈布雷常去其宿舍请求指导。“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惟有时以□□字样代之而已。”（《陈布雷回忆录》）。他与诸同学，已接受并信仰孙中山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其时政论性报刊文章，流畅有力，说理彻底，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陈布雷的作文，已有评论的基础。杭州近上海，风气开通。杭高师资一流，学生程度很高，注重学生自治，其教育方针为“重感情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于一种和易之空气中，亦自然孚洽，鲜有自暴自弃或嚣张乖戾、越出常规者”（《陈布雷回忆录》），而考试甚勤，故读书风气极浓。但因为管理松，学生有“逃班”的现象，对自己不感兴趣或认为不难补习的学科，就自动逃课。他“平均每日有一小时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为乐。所读以文学、史地方面之笔记小册为多，泛滥涉猎，无计划、无系统。”（《陈布雷回忆录》）他喜读自己爱读之书，只要是有益的书报，对学识的增进有益他都读，广泛涉猎，学识大增。
浙高史地、博物，均由日籍教师教授，不用课本，而用表示讲解。各班级均由学生自编讲义，举二三人担任讲义编辑、缮印、装订工作。陈布雷尝被推编辑生理学讲义之后半部。这种“教学做”合一的教授法，极合新式教育原理。听、记、写、编四者为新闻记者所必备者。先生讲、学生记、编成书，再刻钢版、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编采、发排、付印。
1908年陈布雷19岁，浙高预科卒业，夏入正科。春4月，杭州公私立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于梅东高桥运动场，到者3000人。他在会场任会场新闻编辑，以油印分送观众。图画教师包蝶仙先生指导之。此为他练习新闻工作之始，从编印油印讲义到编印油印新闻纸了。此为编采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陈布雷很感兴趣。
清末，铁路收归国有，全国护路风潮起。1907年（民元前五年）秋，陈布雷参加“浙路拒款会”，为学生代表。当时汪大燮任职邮传部，主张“铁道国有”，将以沪杭甬铁路借英款建筑。浙省人民，大为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自士绅、学界、商界，均组织团体，宣传请愿。杭州省城各校，派代表参加，陈布雷为浙高代表之一，时常参加开会或集队请愿全国护路运动，其始为爱国运动，后则为辛亥革命的助力，证明满清政府之无能与民意之不可侮，亦证明逆民者之必亡。陈布雷首次参加救国行动，为“浙路拒款”问题，特致书杨度，并寄一份于上海《天铎报》洪佛矢（洪也是陈布雷慈溪同乡）求正。洪佛矢将来信在《天铎报》刊出，并复函称许，勉以课暇常作文字投寄，给陈布雷以莫大鼓励，使其倾向新闻事业之心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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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天铎报》响应武昌起义（1）
走进《天铎报》响应武昌起义，《谈鄂》十篇
《天铎报》出版于1909年（民前二年，宣统二年），为浙绅汤寿潜等出资创办，由陈布雷堂兄陈屺怀任社长。汤、陈学养有素，主持正论，不阿权势，在沪报界，颇著声誉。广罗人才，版面具有特色。戴季陶于民元前二年二月间，以不见容于苏州护院藩司某，愤而至沪，任职于《上海日报》。未几，《天铎报》征求各省新闻编辑员，月薪30元。戴季陶往应征，由社长陈屺怀出题面试，限一小时交卷。戴获应选后，夙夜兢业，乃至愿以生命贡献于报社，以是不数旬，一跃而为总编辑。所著社论，用“天仇”笔名，以犀利词锋，写激越评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名满海内，为革命党的一枝健笔。《天铎报》声誉日隆。洪佛矢、胡飘瓦（名良箴、字群晦）随陈屺怀主《天铎报》。洪佛矢将陈布雷致杨度信刊出，使一青年之公论公诸社会，反映民间知识青年的心声，也可见《天铎报》的前进。是年春初，陈布雷道经上海赴杭入学，寄寓《天铎报》数日，对记者生活，颇为钦羡。
1911年（民国纪元前一年，清宣统三年）春，陈布雷又过沪赴杭入学，寓《天铎报》社旬日。总编辑戴季陶因与钮有恒女士结婚请假，嘱代编报，每日撰短评二则，间办代撰社论。馆中同仁，皆与陈布雷友好。马志千、徐筱泉、林联青诸人，暇时常偕陈布雷出游。徐筏泉谓陈布雷所撰短评，喜用《水浒传》等小说中语，称之为小说迷。《水浒传》等小说，文字简洁有劲。短评原应单刀直入，句短透纸。用小说中语写短评，更能吸引读者。冗长的评论，拖泥带水，读者沉闷；噜唆的短评，软弱无力，教人气闷。他的短评，喜用小说中语，实显出其善作短评。徐筱泉的批评，乃是鼓励。
是年夏，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正科，以曾请假扣分，名列第四。陈屺怀曾说训恩此次考试，不作第二人想。如不请假，不扣分数，必为榜首。毕业典礼后，陈布雷还乡小住旬日，应《天铎报》之聘，赴沪任报社撰述，月薪40元。《天铎报》以前社长陈布雷大哥陈屺怀先生之关系，又以陈布雷一度代理编撰工作，且中英文均优，故延主笔政。秋初到沪，入《天铎报》。
陈布雷的毕业文凭《天铎报》内部情形，相当复杂。《天铎报》开办时：汤蛰仙（寿潜，民元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为董事长，陈屺怀任社长。汤寿潜长厚疏脱，不甚问社中事，而其左右干部，有所谓旅沪学会派者，阴思攫报社为己有；龁甚至。大哥拮据支持，甚以为苦。后以经济枯竭，社中亏欠甚多，让渡于粤人陈芷兰。陈芷兰，汉冶萍公司副经理，其背景为一部分粤人，与盛宣怀家有相当关系。陈屺怀既卸职，社中更聘粤人李怀霜为总编辑，然社事虽已让渡，而前后局交接未完，故胡飘瓦等建议使陈布雷入社为编辑，藉便前后局之接洽。陈布雷知为临时职务，然颇乐于尝试，遂请命于父，允就其聘。此为陈布雷正式为新闻记者之始，年方22岁。
陈布雷二十二岁时留影陈布雷在《天铎报》生活，怡然自得，兴趣极浓。每日撰短评二则，每十日撰社论三篇。以在馆不能住宿，赁居于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旅社主人俞鸿奎，与《天铎报》前局同人有交谊，对陈布雷颇为优待，以前楼临街一室仅月取12元为住宿兼膳费，有时且招往其账房共饭。《天铎报》之旧同事沈筱汀与他同室而居约一月。沈去后，陈布雷一人独居。青年初涉社会，对一切都感觉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处常备白玫瑰酒一瓶，每日以小银币二角购酱牛肉，以待宾客，虽收入甚微，且常常欠发，亦怡然自得。每日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夜9时入馆撰文，12时归，过望平街口之陈一鹗纸店前，必购果物少许，携至寓所食之。他性情和蔼，待人以诚。报社环境，虽不单纯，然他与人无争。光明磊落的态度，正是新闻记者应有之风度，不计名利，自得其乐，不感困扰。
走进《天铎报》响应武昌起义（2）
“布雷”之名，为陈在《天铎报》撰文时所用笔名，嗣后他本名“训恩”，及号“彦及”，反鲜为人知。又一笔名“畏垒”，知者不及“布雷”多，而“布雷”笔名，则名闻天下，人皆以“布雷先生”或“布公”尊称之，《天铎报》虽然夭折，但先后主笔政的“天仇”与“布雷”两人之笔，使该报生色，而发光芒。在新闻史上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天仇”与“布雷”有名，也有地位。他自记署名“布雷”之由来，谓在“《天铎报》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知者，八指头陀赠诗有‘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句。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飘萍所取），因面包英文为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
陈布雷居沪时，以新闻事业请教先辈宋教仁。时于右任主办《民立报》。宋教仁自东京归国抵沪策划革命，于右任延其主笔政，以作掩护。宋教仁长陈8岁，于右任长陈布雷9岁。某日，陈布雷往《民立报》社拜访宋教仁于编辑部。宋教仁询学历毕，问何以来报界作事？答以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大学为有益。宋教仁闻而奇之，回首向隔座同事吕天民说：“你听到了吗？这位青年朋友要以报馆为学校，岂非海上奇闻”？自是过从甚密。宋教仁以报纸为启迪民智，宣传革命；办报的人，向社会传播见闻，刊布新知识，反映誉论；报馆是社会的学校，记者以学问服务报社，怎能把报馆当学校。陈布雷则以在报馆比上大学有益，是把报馆为学校，专心于报业。教书教学相长，与在报社做学相长，并无不同。如记者入报社后，不努力吸收新知识，自己落伍，报纸也不会精进。
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且多著作。其《间岛问题》一书，政府据以争胜日本的无理侵占阴谋。《民立报》为当时上海各报中惟一刊登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的日报，出自宋教仁手笔。陈布雷说：“予不自量度，每值国际政治有变动时，必争先为文论列之。次日，《民立报》亦必有一文，相互印证以为乐。”
陈布雷在《天铎报》时，与报界、文化界人多有往还。《神州日报》胡寄尘与陈布雷年岁相若，好为词章笔记，时相过从。陈布雷常与南社诸人如柳亚子、高剑文、陈陶遗诸人游。戴季陶曾劝陈布雷赴东北佐蓝天蔚戎幕，以不愿离报社，且请命父亲亦不许，故却之。
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的宋教仁
武昌起义，《天铎报》编辑方针，倾向革命。但总编辑李怀霜很谨慎，不敢称“义军”。而他报多称“逆军”。《天铎报》既同情革命，义不附和，免失立场，不称“逆军”，乃用“革军”字样，刊新闻与撰评论。陈布雷负责评论，遂连日有撰长文，作《谈鄂》十篇，按日连载。“鄂”湖北也。不曰革命，而响应革命。题目奇而不刺激，但其影响很大，显然是在谈革命。正面宣传，有时不及侧面有效。
上海、杭州相继独立后，宁波军政府于9月16日成立，民军统领卢志学率联合兵团进驻道署，布告安民。陈布雷虑乡间不靖，请假回乡，移家人于鄞县（宁波）城内。大哥屺怀已任职军政府，留他佐文书。陈布雷以投效者众，自己志不在此，谢绝而回沪，凌晨到《天铎报》社，排字工人三五人迎于门次，说：“陈先生何以迟迟不来？我们盼望眼穿了。现今发行及4000份。如再努力，必超过《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更不足道了。”民气旺，报社生气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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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天铎报》（1）
为孙中山大总统译“告友邦人士书”首刊《天铎报》
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告友邦人士书”。王宠惠初稿使用英文，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自南京携沪发表，为《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对王宠惠先生说：“我们报馆有一位陈君，能够翻译。”王宠惠先生初不信，回到报社，命陈布雷试译一段，不失原意，遂嘱将全文译出，加以校正后交《天铎报》首先发表。翌日，《民立报》始知。该报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为《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民立报》自创刊日起，即由于右任亲主笔政。民元，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举章士钊自代。民二，章士钊辞职，由徐血儿（天复）继任。民二，袁世凯贿买凶手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北站。徐血儿大为悲愤，大呼讨贼。呕心沥血，为文讨袁，举国同情，为之激愤。陈布雷回忆：“徐血儿讨贼文中，有如下之名句：‘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不久，徐血儿便以心力交瘁，呕血而死，于右任曾在‘民立七哀诗’中，哭之以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徐血儿为《民立报》而殉职，死在病榻，也可以说是新闻记者死于战场。”
陈布雷所译孙中山《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全文如下：
溯自满洲入主，据无上之威权，施非理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新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国民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唯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以平和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事，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胜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出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谓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以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记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兴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粗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
不特此也，满清政府欲使多数汉人，永远屈伏于其专制之下，而彼得以拥有财富，封殖蕃育于其间；遂不恤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峻之障防，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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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天铎报》（2）
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不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复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以此为政事之大任，几何其不误国哉！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革，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清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颁诏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于本国光荣视同秦越，未尝有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是以历年种种之挠败，不足激其羞耻之心，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而彼殆无动于中焉。
吾人今欲湔除前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抑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清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大最高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王宠惠先生为孙中山赏识的党员，精通法律，中、英文俱佳。孙中山于民国纪元前八年4月，在美国纽约以英文撰发《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为王宠惠先生翻译，文极流利。今见年方22岁，杭州高等学堂正科毕业，初入报界的青年记者陈布雷有此译笔，自很满意。
陈布雷后终被排挤而去。谓在《天铎报》任事五月，酬薄事多，只为兴趣关系，毫不计较；而年少锋芒显露，不自敛抑，渐为李怀霜所忌。李怀霜是时功名心热，奔走于黄克强处甚勤，必深晚一时后始到社，酒食徵逐，所志日荒，陈布雷不喜其所为。一日，李突邀陈至其室，言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陈答应。又数日乃遣人示意，谓论说一栏宜以庄乘黄为主撰，陈君但撰短评可也。陈布雷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装，辞职归里。半年之报馆生活，暂告结束，离开了《天铎报》。
他将还乡离沪时，戴季陶与周浩方创办《民权报》。姚雨平、叶楚伦办《太平洋报》。邓家彦、邵元冲、宁调元创《民国新闻》，均有约他相助之意。陈陶遗与其友人雷季兴正接盘《申报》，亦约他入馆任撰译。陈自思民国成立，此后报纸，宜鼓吹建设，非可长以摧陷廓清之偏锋论调炫众而导乱，故仅允陈陶遗为担任西报翻译。另一原因，是家乡长辈，认为十里洋场繁华世界的上海，不适宜于青年独居，劝陈依仁和陈的舅父，勿再让陈布雷留沪作记者。陈依仁坚信自己长子能慎独，勿涉于邪。时适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士绅，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知陈布雷不作记者，遂聘请任课，陈布雷应聘。至于《申报》译述记者应聘与否，经请示父陈依仁，得到同意，始去函陈陶遗。此是兼职，按期将译稿寄《申报》；《申报》以外国报刊五六种寄赠，作为报酬。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23岁，开始在宁波效实中学教书。初任教职，他亦颇有兴味；但兴趣仍在新闻事业，故阅览英、法文书报最勤。课余每三日必译稿一篇，寄登上海《申报》，署名“曰彦”，至暑假后始停寄。自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陈布雷家居、教书兼治家产。9年间，父故妻亡，家事烦忙，生活至为黯淡。民九上半年，陈布雷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到报社写短评一二则，“随感录”六七百字，日日如此。他的老师兼姊丈冯君木先生，最喜读其所写“随感录”，谓“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他自己说：“实溢情之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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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商报》撰评论
1920年6月，他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任《韦氏大字典》编译。工作余事，喜阅哲学及时事之书籍，亦常与人通信论学。妻亡哀伤之后，改换环境，心情渐舒，生活安定。民国八年，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开幕，国人无不关心时局。我拒签对德和约，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五四运动”。国人求“新闻渴”之饱饮外，“求知欲”更切。上海有宁波同乡赵家艺与应季审发起创办《商报》。出资者广东汤节之。资本不多，却能罗致人才，于民国九年冬开始筹备，民国十年元旦创刊。编辑部阵容：总编辑：陈屺怀；编辑主任：陈布雷；电讯编辑：潘公展；本埠新闻主编：前为沈仲华，后为朱宗良。编辑有邓逸虎、陈铁生等。两陈兄弟为民初《天铎报》主将，“布雷”已闻名。入《商报》后以“畏垒”笔名撰刊评论，光芒四射，震动报坛。其文见报，人皆争诵。潘公展用最新、最经济编法，有条不紊的分列要闻与电讯，有系统的处理新闻，版面醒人耳目。而本埠新闻增多，尤为沪市读者所喜阅。《商报》辟“商业金融”栏，由潘更生、冯柳堂主编，内容较《时事新报》之“工商之友”充实，除刊价目表外，每日有关于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专稿。上至国际金融，汇兑贸易，下至商品买卖，货物价格，无不详载。此外《商报》驻外特派员王新命、龙德柏，均为一时之选。惟一缺点为副刊“商余”落伍。编辑者为原编小型报的张丹斧。在小型报上，其文字能叫座，但在《商报》版面上，殊不配陈布雷大江东去式的评论，或娓娓动听的短篇。后虽改由王钝根、陈小菊（即陈建雷）等主编，但“商余”作风不变，不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或许是汤节之的“生意眼”，以为《商报》读者商界人多，商人忙做生意，无得闲看如小型报的消闲副刊，能增加报份。但与新闻言论版殊不调和。因此，《商报》的读者商界少，反而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多。《商报》有人才，有特色，故颇招同业之嫉视，多方百计，加以阻碍。上海《新闻报》于《商报》出版后，曾派人全部收购，沉之黄浦江。后为汤节之侦知，遂制搪磁《商报》招牌数十，竖于各香烟摊上，各摊每日送报若干份，听其销售，于是《商报》之名大噪，销路打开。
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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