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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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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高三分院（1）
廿三日那天从黎明到下午三点钟（这时间是当时向旁人探问才知道的，我身上没有表），为时不能算久，但是在我却好像过了好久的时候，因为带着一对“半瞎”的眼睛，拖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鞋，下身穿着一条没有裤带常常下落的里裤，踯躅兜转了无数次的楼梯、天井、走廊；走廊、天井、楼梯！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又由囚室里被提了出来，和章先生、史女士同被几个巡捕和法院的法警押到高三分院去。将押出门的时候， 史女士先走，我和章先生随在后面，有个法国人用手铐把我的右手臂和章先生的左手臂套在一起，把锁锁上，所以我们两个人不得不并排走。套手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我突然被套上手铐的刹那间，在脑际所闪过的奇特的感觉，和第一次打手印时一样，觉得这是使我不胜愤怒的侮辱，但想我所以受到这样的侮辱是因为我努力参加救国运动，我应该把这愤怒转变为继续奋斗的力量。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昂首挺起胸膛大踏步走——虽则脚上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大踏步是格外费力的。捕房离法院很近，不过离开几家的路。我们出了捕房的大门，走过一段马路就到了法院。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前后拥着巡捕和法警，还有外国侦探，路人都停住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到法院后，和史女士同到待审室里面去。往待审室上楼梯的时候，已有亲友数十人在旁拥聚着等候我们。我们进了待审室后，我和章先生的手铐被开了锁，脱了下来。待审室外面还有一个房间连着，那里有几个法警是被派来监视我们的，但是他们都已知道我们是为着主张团结救国而犯罪的，对于我们表示着很恳切的同情，说：“你们的意思，做中国人的谁不赞成！”法警室的外面便是走进法庭的走廊，门是常常关着，偶然开一下，便有亲友们在外面伸着头遥望着，可是我们还不能见面谈话。他们送进来一包水果和饼干，我们三个人这时都觉得饿了，便吃了一些。在这待审室里，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随便谈话，各人彼此告诉了前一夜被捕的经过。他们两位都是在深夜三点钟左右被捕的。我们三个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都被捕到法捕房来。等一会儿，由外面传进的消息，说前一夜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沈、章、王、沙四先生于当日上午十点钟经高二分院开审后，于当天十二点钟即由各人的律师保了出来。我们听了，都觉得快慰。正谈论间，法警室的门又偶然开了一下，章先生瞥见沈先生在门外笑着举手向我们招呼，章先生即对我们笑着欢呼：“沈先生来了！沈先生来了！”我赶紧转眼看时，门又关了，我虽看不见沈先生，但是想到沈先生自己午后才被保出，就不顾劳瘁地跑来看我们，是很可感的。
我们三个人等到四点多钟才开庭。张志让和唐豪两律师代表章先生、史女士辩护，孙祖基律师代表我辩护。先由待审室里提史女士去问，其次提章先生，最后提到我。出席的除一个审判长、两个推事、一个检察官和一个书记官外，还有一个代表法捕房的律师（中国人）。公安局方面也有一个律师代表出席。我在庭上坦白承认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因为我深信参加救国运动既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此外审判长对于我的问话，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我和共产党有无关系；二是我有没有参加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关于第一点，他们所根据的，是我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共同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名叫《团结御侮的最低条件和要求》，和毛泽东批评这个小册子的公开发布的印刷品。这小册子里所主张的是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按，这里用不着多说；我们公开发表了主张，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批评。检察官当庭就认为这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关于第二点，我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在日本纱厂里过牛马生活、罢工后饥寒交迫的中国同胞！就是和我们毫无个人关系的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的文字，一点没有犯罪的证据，所以不允许公安局移提（即引渡）。结果我们三个人都“责付”律师保出，再交铺保；规定史女士一家铺保，我和章先生各人须有两家铺保。于是我们便于当夜八点钟左右由律师保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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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高三分院（2）
后来有一位青年好友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有一段描写当时的情景：
自从先生的不幸案件发生后，我仅看过你一面。那就是在这事件发生后的当天晚上。当那特区法庭准予保释的消息传出时，鹄立门外静候审判消息的我们，原来每一个脸上呈现着忧虑与焦急的样子，顿时变成了欣慰的神情。你就在那数十亲友的庆幸欢笑的声中，走出法庭。我被兴奋的情绪激动着，几乎要流下热泪来。谁预料到第二天你又再度被押呢？
“再度被押”的情形，下面再谈，且说我出法庭后，就被一部分朋友拥进汽车，直驱觉林去吃晚饭。我这时还带着“半瞎”的眼睛，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领带也没有，大家都说我的面孔瘦了好多，面色也憔悴得很， 我想这时的形态也许很像上海人所谓“瘪三”了！沈钧儒先生也赶了来，跑进来一见着就两手紧握着我的两臂摇摆，几乎要把我揽抱起来，笑眯眯地好像惊呼似地叫着我的名字，并对我的面孔仔细打量着。他的那样热诚和挚爱的音容，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我看着他的那样满面焕发着的光彩，活泼泼的举动，自己竟不免觉得惭愧起来，因为我自己失眠了一夜，劳顿了一天，这时实在感到疲乏，虽则精神上是怪兴奋的。
这夜我回家好好地洗个澡，很舒适地睡了一夜。
37再被羁押（1）
廿三日夜里在觉林的时候，在座中的朋友已经有人听到消息，说高二分院于当天下午五六点钟又已签出拘票拘传沈先生等四人。大家觉得他们既已“责付”律师保出，尽可随传随到，何必再出拘票呢？所以还在半信半疑中。廿四早七点钟，我起身后就先打一个电话到沈先生的家里，探问他的安全，得到的回答是沈先生昨夜刚安睡了一小时，在深夜一点钟的时候，又被捕房捕去了！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通知，说王、沙两先生也于同夜再被拘捕，李先生因睡在朋友家里，所以未即捕去。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极力劝我避开家里。我就打电话征求我的律师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既由他保出，对他当然要负责，不能随便走开的，不过既由律师负责保出，尽可随传随到，现竟随意拘捕，很可诧异，我想暂行避到朋友家里去，但是地址要让他知道，以便他随时通知，我即随时可以出来。他赞成我的意思，于是我便匆匆洗脸、整衣、用早餐，叫了一辆汽车，到一个好友家里去暂避。我一到了那一个好友的家里，就接到我妻的电话，说前夜来过的那个大块头（公安局的侦探）又在我们的弄口东张西望了！午饭后我的二妹来看我，因为她听见我咳嗽，特送一小瓶药片给我。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我的律师有电话来通知，说法院已定下午四点钟开庭，叫我三点钟到他的事务所里一同去，我答应他照办。
我们按时到高三分院报到，但因章先生和史女士未到案，延展到当夜十二点钟才开庭。在开庭前，我被押在法院的法警室，律师和家属都不得进来谈话，我一直在那里等到当夜十二点钟。不过我在法警室里却也不算寂寞，我对几十个法警弟兄们大开其话匣，说明国难的严重和我们的全国团结御侮的主张，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点头称是，待我格外好起来了，倒茶的倒茶，让座的让座！后来我发现其中有几位还是我的读者，我们更成了莫逆之交了。
当夜十二点钟开庭，章先生到了，史女士还是未到。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律师再请求交保，不许。于是我和章先生被几个法警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里去羁押。审判长在押单上批明“予以优待”。
这监狱离法院也很近，所以我们也是步行。走进了一个大铁门，便是监狱所在地了。被带进了一个办公室，向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由他填写在簿子上。他问了姓名、年岁、籍贯后，就问犯的什么罪，我脱口而出地答道：“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危害民国”！使我于哭笑不得中感到幽默的是他那样熟练的神情。
这个手续完毕之后，经过搜查，再向里走，经过第二道门的时候，又经过一次问话。那里有个职员好像对我们演说似的“训”了一大套话，大意说在里面不可以吸香烟，不可以有聚会式的谈话，违犯了是要上镣铐的。他立在一个高高的柜台里说，我和章先生立在柜台外呆呆地听着。随后章先生的香烟盒和钱袋等零物交出代存，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交出，我带着的那副眼镜也还得架在原处（这是回家时另换一副的）。我们还在那里再打一番手印。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手印也打得很熟练了，好像在银行支票上盖个图章一样，伸出手来就是！
这大概就是“予以优待”吧。他们没有把我们放进盗犯们的监狱，却关到幼年监狱里面去。这幼年监狱一进门便是一个小教室，教室的旁边有四个铁格子门关住的小囚室。我们两个人被带到第一个囚室的外面，望望里面约有六七尺宽，十几尺深。排着一个两层的小铁床，一张小木椅（骨牌凳）。近小铁床一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马桶。下层的铁床已有一个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请他搬到上层。我和章先生进了后，家里的被窝已交来，打算睡觉。余下的铁床只有一层，我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让不能决，我从衣袋里挖出一个小银角掷在掌上，用另一掌掩着，说明角子的阳面朝上我睡床，阴面朝上他睡床，结果轮着我睡床，他睡地板。我们睡的问题解决了，随进来的几个看守瞥见我的那个银角子，认为也要交出代存的，我只得随手把这个硕果仅存的银角子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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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再被羁押（2）
那一夜，我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睡在那个小囚室里面。
38同情和厚意（1）
我不是说过吗？我和章先生在那个深夜里被带到一个小囚室的前面，从铁格子门望进去，就看见里面的小铁床的下层已睡着一个囚犯。他姓周，是一个###，是一个很可敬爱的青年！他当夜听见章先生无意中在谈话里叫了我的名字，引起他的注意，知道是我，表示十分的愉快；他原来也是我的一个读者，我们在精神上已是好友，所以一说穿了，便感到很深的友谊。当我铺床预备睡的时候，他看我们两人里面有一个要睡地板，再三要把他的那一层床让给我们，他自己情愿睡地板，经我们再三婉谢，他才勉强照旧睡下去。第二天清早，隔壁的囚室里就递过来一封长信，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写给章先生的。他只听说章先生来了，不知道我也来了，所以信里只急急问起我被捕的情形。他当夜为着这件事，一夜没有睡着，局促着写了这封长信，充满着热烈和挚爱的情绪。他的纯洁、诚恳、坦白、激昂，深深地震动了我们的心弦。后来我们见面了，都感到非常的快慰。他当面谈了还觉不够，也许因为话语还未能尽量倾诉他的衷情吧，又局促地俯在床旁写了一封长信交给我，在信里很诚恳地安慰我，乃至听见我还有咳嗽的声音（这是那几天偶然有的），都使他感到不安，再三叮咛，叫我要为国珍重身体。我很惭愧，觉得实在够不上他的那样厚望。还有一位同监的十九岁青年，大家都叫他做“八十四号”，因为他的囚衣的前后写着“84”两个大字。他是由乡村里来的一个穷孩子，到上海一个烟纸店里做过打杂。因为这家店关闭了，他便失业，为着饥饿所迫，做了一次小偷，被捕进来。他的写的能力很差，但是也自动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几十个字交给我，虽然像通不通似的，但是对于抗日救国的热烈和对于我们被捕的义愤，也已跃然纸上。
后来听到这几位青年好友的报告，才知道监狱里许多囚犯都知道有我们这样两个人来了，都一致表示愤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盗犯，也在一封信里表示对于国难的关心和对于我们的深切的同情。他虽然用着很粗率的语句叙述他的意见，但是他那一颗火热般的心是谁看了都要感动的！听说全监九百余人为着援助绥远前线抗敌战士，决定全体绝食一天。
就在这监狱里的职员方面，也有许多表同情于救国运动，对于我们两人的被捕，表示深厚的同情。因为他们有职务上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了，我只有在这里附笔表示对于他们厚意的深深的感谢。
同监的青年朋友们待我两人的殷勤是很可感的。我们的琐屑的事情，他们都争着代做。例如早晨倒洗脸水，扫地拖地板，饭后洗碗碟等等。监里犯人是各有一个号码的，铁格子门的外面便插有各人号码的硬纸片，职员招呼各犯时只叫各人的号码，不叫各人的名字。我的号码似乎是三百多号，章先生的号码二百多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我们的号码虽记在铁门上的硬纸片上，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同监的几位青年朋友不但自己一定要叫我们做先生，同时也一定要看守们叫我们做先生，不许叫号码。他们的那种天真的热诚，看着十分可感而又十分有趣！
我们的小小囚室，每日上午七点钟，由看守把铁格子门开锁，让我们到接连着的小教室里去坐坐走走。那小教室里排有学校里用的木椅桌七八排，我们白天就在那里谈话看书。午饭后，别的囚室的铁门还要关上一小时，各囚犯都要“归号”，我们两人因受优待，可以例外。不过到下午四点半，各囚室的铁门一律都要关上锁好，一律都要“归号”，我们也不能例外，因为白天有个看守监视着，下午四点半后锁上了铁门，一夜到天亮，只每隔几小时有个职员来巡视一次，并没有看守监视着。因此我们到了下午四点半，也只得同样地被关在那个小小的囚室里，局促在那个铁格子门的后面。那个小小的囚室，除放着一架两层的小铁床外，余下来的区域也只有比放一个小铁床的地位差不多，所以我们两人要在这里散散步，便要碰来碰去。碰了几碰，我只得采用折中的办法，章先生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张骨牌凳上；他停走的时候，我就跑来跑去。晚上只在外面那个小教室里有电灯，小囚室里是没有灯的。我们跑得厌了，就拿些书挨在铁格子旁边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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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同情和厚意（2）
我们到的第二天，原在我们的囚室里的周君自动地搬到隔壁一间里去，所以原来的这一间囚室便只有我和章先生两个人同住了。在这个监狱里（指幼年犯监狱，非全部），除了几个幼年犯外，还有两个原来是监里的“主任”，犯了罪一同关在这里面。到了晚上倒也不寂寞。附近的两个囚室里的几个青年朋友睡在床上大开其“辩论会”，你一句，我一句，对于抗日救国问题也讨论得很激烈。在这些讨论里，你可以听到青年们的坦白的天真的意见。同时你可以听到住在稍远的那个囚室里的两个犯了罪的“主任”大念其佛经，发出喃喃不绝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声浪来。
两层的小铁床上面铺的是木板。床架不是铁杆做的，只是较厚的铁片做的，在上层睡的人转个身的时候，全部的床架都有摇摆的姿态。章先生的身体比我高大，我怕他梦中转身，“牵动全局”，也许要把铁床翻倒，所以让他睡在下层，我睡在上层。我夜里在床上转身的时候，仍要很谨慎地慢慢地转，免得床身震得过响，以致惊动他的好梦。
我和章先生从来没有同住过，想不到一同住就住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囚室里；但是我们想到全狱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的同情和厚意，却给予我们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和安慰的情绪。
39地方法院
我们在上海特区第二监狱里关了两天。到廿六日那一天下午，我们在四点半后照例“归号”，铁格子门锁上了，我们两人照常在那小囚室里拥挤着。七点钟左右，忽有一个看守进来说“接见”。所谓“接见”，是监狱里允许囚犯接见家属亲友。我们两人虽觉得那样晚的时候，怎样还有“接见”，但是既经说有，我们便匆匆随他出去。到了外面，才知道是要到法院去开庭的。离开监狱的时候，还照例在簿子上打个大拇指的手印。
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后，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以外的法院）来“移提”。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廿三日和廿四日两次在高三分院开庭时，公安局都是要把我们“移提”的，捕房律师因为没有犯罪的证据，两次拒绝“移提”。据说根据上海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的协定，除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或特区法院“移提”犯人外，像公安局一类的机关要做这件事，必须拿得出证据才行。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设法转个弯儿，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来“移提”，结果当然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其实我们所要求的是无罪当庭开释，至于“移提”不“移提”，并不在意；现在一定要“移提”，“移提”就是了。“移提”的理由据说是“妨碍秩序嫌疑”！
我们在高三分院法庭的时候，地方法院已派了好几个法警等着，一出法庭，便被他们拥上汽车，往城里驶去。我和章先生各乘一辆汽车，左右各有两个法警押着。我们这几天好像被猫衔着的老鼠东奔西窜似的，原已不足为奇，我们所觉得不无抱憾的，是没有机会和同狱的那几个青年好友握别罢了。
到了地方法院之后，我和章先生被几个法警押进待审室。待审室有三四个大房间，用木板隔开的。我和章先生是隔离着的，各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房里四周用木板搭成长凳，门上有个四方形的洞穴，外面的人可从这个方洞向内望。里面很陈旧龌龊，我一踏进门口，就觉得尿气熏鼻，臭不可当。我于诧异间仔细向四周望望，原来房里摆着一个大马桶，其大无比，好像寻常人家用的大米桶。等一会儿，有个青年法警跑到方洞口张张望望。我看他很和善的样子，便和他谈了几句话，知道他们弟兄们都是很窘苦的，每月九块钱，一切在内，个人还不够用，养家更不得了。又等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在方洞口张望，轻声问我是不是某先生，我说是，略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读者，在法院里任职员，正在吃晚饭，听说我来了，连饭都不吃，特跑来安慰我。他的办公时间原已完了，因为我来，一定要等我审完，好好招呼我进了看守所才肯回去。我说他一天辛苦，要回家休息，不必等我。他不肯，直等到一切布置妥当后才肯离开。
约等了半小时模样，传审了，审得很简单，照例由检察官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等等之后，问起参加救国会的事，问起救国会的宗旨，问起有没有参加煽动日本纱厂工潮。审后再押回待审室坐了一些时候，便押往看守所羁押。
总算优待，原来八个人住的一间囚室，经他们撤清打扫之后，由我和章先生两人同住。房里有一张大木桌可以放些零物。电灯一盏高高地装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面的方洞里，夜里在房里是看不出什么的，我们到九点钟就安排睡觉，怕有臭虫来光顾，特把木榻搬得离墙远远的。最使我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小房间里，也排有待审室里同样大的一个大马桶！第二早起身后，照例打手印，我们这时已打得更熟练了，打出的印子似乎已有了相当的进步！打完了手印，还要一同到天井里去照一张相片。这张相片照得怪有趣！我和章先生各人坐在一只骨牌凳上，列在一排照的；每人坐着，腹前还放着一块石板（好像小学生做算学用的，黑色，上面可用粉笔写字），我的那块石板上面写着雪白的几个大字是“第三千几十号某某（区区的名字）妨碍秩序嫌疑”，章先生的那块石板上面写的相同，不过号码和姓名改一改就是了。我们昂然同坐着照了一张这样的相片。事后我对章先生说，最好能讨得一张取来放大，将来可以高高地悬在客厅里面，让许多朋友“瞻仰瞻仰”，倒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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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押在公安局
在上海地方法院的看守所里只关了一天一夜，廿七日下午六点钟左右，又像老鼠被猫衔在嘴里奔窜着，由地方法院转解到公安局里去。我们先由看守所里被提出来，重新光顾待审室一次，不过这时我和章先生两个人同被押进一间待审室里去等候着。这时的法警对我们比初来的那天客气得多，大概他们都知道了我们是为着参加救国运动才到这里来的。等一会儿，我们先后被传审，检察官虽换了一个，但是问答内容还是上次那同样的一套。不过这次那位审问我们的检察官却充满着同情和歉意，拿出公安局的公文给我们看，里面说要移提我们去和沈先生等四位“对质”。检察官宣布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说，走出法庭后，就有公安局派来的人员迎上来押着出去。法院里有几个职员赶出来和我们握手送别，我们又觉到爱国的同胞们随处给予我们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无意中和章先生说出了这一句话，在旁边同走的那位公安局的科员插着说：“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动。”我说：“这倒不是我们几个个人的人格问题，却是有许多同胞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的流露！”
我们随着一群公安局的侦探、警察和科员，拥出了法院的门口，分乘汽车直驶公安局而去。
这时沈先生等四位已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我们一进公安局，就被引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我们在患难中相见畅谈，当然是格外快慰的，彼此诉说了一番经过的情形，又说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话语。我看看他们所住的房间还算清洁，是在二层楼上，前面有个露台，露台的前面是大天井，立在露台上可以看着公安局的大门；房的后面靠壁处并列排着四个小铁床，便是他们四位的床铺；这一列铁床的前面有个屏风遮着，屏风的外面放着一张圆桌、几张椅子，便是我们吃饭和相聚谈话的地方。我踏进房里一会儿之后，觉得奇特的是总有一个不相识的人立着或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已直觉地知道这一定是用来监视我们的；后来知道他确是侦察队的侦探，奉命来监视的。房前的露台上还有四五个“武装同志”（警察）在那里监视着。房的右边有个客厅，来访问的人可以在那里坐坐，由客厅通到外面的那个门是常常锁好的。我们要大小便的时候，便有一个“武装同志”跟着我们经过这个门，在厕所门前守着，直等到陪着我们回到原处。
我和章先生两人的卧室是在这个大房间的左边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已在几天前就替我们备好了两架小铁床。自从我们两人来了之后，又加派了一个侦探来监视。纵然是做侦探，也还是中国人。我们所干的是救国运动，我们所谈的也只是关于抗日救国的事情；我们不但用不着避他们，而且当着他们大谈我们对于救国的主张，大讨论我们对于救国的意见；侦探们听了不但不觉得我们是什么大逆不道，而且深切地表着同情！他们和我们相聚了几天，竟变成我们的同情者，甚至觉得每日来监视我们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和职务。不但侦探们如此，就是那些“武装同志”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但是他们对于职务还是不得不奉行故事的。他们不但整日里要陪着我们，而且整夜都要陪着我们，虽然他们是三四小时轮班一次的。在白天，只有侦探在我们的房里，到了夜里，大概因为露台上寒冷，所以连“武装同志”都跑到房里来坐到天亮。这倒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躺在床上睡的时候，也有一个“文装同志”（侦探）和几个“武装同志”整夜睁着眼睛，一直“侍卫”到天亮！
我们到了三四天之后，有一个夜里，局里的第三科科长请我们在客厅里个别谈了一次话，留下了笔录。他很客气地问了我们一番话。问和答的内容都和在法院里那一套差不多，不过特别问起我们和“火花读书会”有没有关系。这个名称我事前根本就没有听见过，关系更说不上了。公安局局长几于每天都来很客气地招呼一下。头几天准许接见，访问者非常的多，那个客厅常告客满，天天好像举行什么盛会似的。后来当局有些怕了，除家属外，禁止接见其他的亲友。看报也不自由，每天由他们送来一种他们认为无关重要的报，有的时候一种也没有。我们每天的时间却过得很快。上午七点半起身后，同在客厅里早操。有的打太极拳，有的柔软体操，各干各的。早餐后最重要的事是催报看，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可以接见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见客。后来只许接见家属，除开六人“讨论会”或“谈话会”外，有的下围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书，便很快地过了一天。我们每天所最关心的消息是绥远抗战的情形怎么样了，其次便是关于我们自己何时释放出来的消息；有时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送往莫干山去，有时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送往杭州去，最后几天听到的消息是要把我们送往苏州高等法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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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高等法院
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刚才吃完午饭，公安局第三科科长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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