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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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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几个原则
现在有些朋友想起办刊物，往往联想到《生活》周刊。其实《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该重复。但是抽象的原则，也许还有可以提出来谈谈的价值，也许可以供给有意办刊物的朋友们一些参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试以《生活》周刊做个例。它的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制也极力 “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时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时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子，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我们每看到一种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样样模仿着别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内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
再其次，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我在这里所谈的，是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过于专门性的刊物。过于专门性的刊物，只要顾到它那特殊部门的读者的需要就行了；关于推进大众文化的刊物，便须顾到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最后我觉得“独脚戏”可以应付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办刊物，即是开始的时候，也必须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经常的协助。“基本”和“经常”，在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认为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经常”的协助，便不该贸贸然创办一个新的杂志。当然，倘若一个作家有着极丰富的材料，虽同时替几个杂志做文章，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虚耗读者的精力和时间的流弊，那么他尽管“大量生产”，我们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还有初办刊物的人，往往着急于销路的不易推广。当然，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是刊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方面也应加以相当的注意。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着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功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副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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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社会的信用（1）
《生活》周刊突飞猛进之后，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获得国内外数十万读者好友的热烈的赞助和深挚的友谊，于是所受环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参加蔡孑民、宋庆龄诸先生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以后，便不得不暂离我所爱的职务而作欧洲之游。在这时候的情形，以及后来在各国的状况，读者诸君可在《萍踪寄语》初集、二集和三集里面看到大概。我于前年九月初由美回国，刚好环游了地球一周，关于在美几个月考察所得，都记在《萍踪忆语》里面，在这里不想多说了。回国后主办《大众生活》，反映全国救亡的高潮，现在有《大众集》留下了这高潮的影像。随后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这在本书《在香港的经历》一文里可见一斑。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十几年来在舆论界困知勉行的我，时刻感念的是许多指导我的师友，许多赞助我的同人，无量数的同情我的读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认为报答这样的深情厚惠于万一的途径，是要把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信用，完全用在为大众谋福利的方面去。我深刻地知道，社会上所给我的信用，绝对不是我个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以及无量数的读者好友，直接间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不只是我的信用，也是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共有的。我应该尽善地运用这种信用，这不只是对我自己应负的责任，也是对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对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应负的责任。
我这信用绝对不为着我个人自己的私的目的而用，也不被任何个人或任何党派为着私的目的所利用，我这信用只许为大众而用。在现阶段，我所常常考虑的是：怎样把我所有的能力和信用运用于抗敌救亡的工作？
我生平没有私仇，但是因为现实的社会既有光明和黑暗两方面，你要立于光明方面，黑暗方面往往要中伤你。中伤的最容易的办法，是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要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最常见的方法是在金钱方面造你的谣言。
我主持任何机关，经手任何公款，对于账目都特别谨慎；无论如何，必须请会计师查账，得到证书。这固然是服务于公共机关者应有的职责，是很寻常的事情，本来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这里所以还顺便提起的，因为要谈到社会上有些中伤的造谣阴谋，也许可供处世者避免陷害的参考。
也许诸君里面有许多人还记得，在马占山将军为抗敌救国血战嫩江的时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论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外，并承国内外读者的跃踊输将，争先恐后地把捐款交给本刊汇齐汇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账的算账，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从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这次捐款数量达十二万元，我们不但有细账，有收据，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后来因人数太多，纸张所贴不资，特在《征信录》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并且由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查账，认为无误，给予证明书公布。这在经手公款的人，手续上可说是应有尽有的了。但是后来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谣言，说我出国视察的费用是从捐款里括下来的！我前年回国后，听到这个消息，特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请律师（陈霆锐律师）再为登报宣布。但是仍有人以故作怀疑的口吻，抹煞这铁一般的事实！这样不顾事实的行为，显然是存心要毁坏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但是终于因为我有铁据足以证明这是毁谤诬蔑，他们徒然“心劳日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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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社会的信用（2）
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诬蔑是不足畏的。
32立场和主张（1）
黑暗势力的陷害方法，除在经济方面尽其造谣的能事外，还有一个最简便的策略，那便是随便替你戴上帽子！这不是夏天的草帽，也不是冬季的呢帽，却是一顶可以陷你入罪的什么派什么党的帽子！其实戴帽子也不一定是丢脸的事情，有害尽苍生的党，有确能为大众谋幸福的党；前者的帽子是怪可耻的，后者的帽子却是很光荣的。但是这不过就一般说，讲到我个人的实际情形，一向并未曾想到这个帽子问题；再直截了当地说一句，我向来并未加入任何党派，我现在还是这样。我说这句话，并不含有褒贬任何党派的意味，只是说出一件关于我个人的事实。但是同时却不是说我没有立场，也不是说我没有主张。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我心目中没有任何党派，这并不是轻视任何党派，只是何党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须所行的政策在事实上果能不违背中国大众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拥护；否则我都反对。我自己向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因为我这样看法：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了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
我虽有明确的立场和主张：但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看法，所以向来未曾加入任何党派。现在呢？现在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万分急迫的时候，除少数汉奸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挣扎着避免沦入亡国奴的惨劫。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提倡民族统一阵线来抢救我们的国家，要全国团结御侮，一致对外，我更无须加入任何党派，只须尽我的全力促进民族统一阵线的实现，因为这是抗敌救亡的惟一有效的途径。民族统一阵线或称联合阵线，或称民族阵线，名词上的差异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彻底了解这阵线的意义和它对于抗敌救亡的关系。所谓民族统一阵线是：全国人民，无论什么阶级，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党派，无论有什么信仰的人们，都须在抗敌救亡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在这个民族阵线之下，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都须集中于抗敌救亡。为保障民族阵线的最后胜利，凡是可以增加全国力量的种种方面，都须千方百计地联合起来；凡是可以减少或分散全国力量的种种方面，都须千方百计地消灭或抑制下去。无论任何个体和个人，任何集体和集团，纵然在已往有过什么深仇宿怨，到了国家民族危亡之祸迫在眉睫的时候，都应该把这深仇宿怨抛弃不顾，联合彼此的力量来抢救这个垂危濒亡的国家民族。
这不是空论；这是中国在当前危迫时期内的大众在主观方面的急迫要求，也是侵略国的严重压迫和残酷进攻在客观方面所造成的需要。这是现阶段中国前途的大势所趋，我们只须本着这个认识，以国民的立场，各就各的力量，从种种方面促其实现，前途是有绝对胜利的把握的。如有逆着这个大势而自掘坟墓的，必然要自趋灭亡，绝对不能阻碍这个大势的推进。我们所要努力的是在积极方面促进这个伟大运动的实现。
再就具体一些说，民族统一阵线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武力虽非抗敌救亡的惟一工具，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外患如此急迫，中国人如以仅有的武力消耗于内战，即是减少对外的力量，即是间接增强侵略国加速沦亡中国的力量。为增强整个中国抗敌救亡的实力计，停止一切内战是有绝对的必要。第二个条件是要解放民众救国运动。军力必须和民力配合起来，才有动员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可能。所以关于民众救国的组织和救国言论的自由，必须有切实的开放和保障。
关于民族统一阵线的研究，我在所著的《坦白集》里已有较详的讨论，在这里只提出尤其重要的话，来说一下。这是我就大众的立场，根据大众的利益，断然认为是当前抗敌救亡的最重要的主张。只须能尽我的微薄的力量，推进或促成这个主张的实现，任何个人的艰险，是在所不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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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立场和主张（2）
当然，我们对于国事的主张是要根据当前的现实，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只是专就抗敌救亡的现阶段的中国说。
33深夜被捕
我对于国事的立场和主张，已很扼要地谈过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有许多热心救国的朋友们也都有这同样的主张；这不仅是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的主张，我深信这主张也是中国大众的公意的反映。于是我们便以国民的地位，积极推动政府和全国各方面实行这个救亡的国策。我们自问很坦白，很恳挚，除了救国的赤诚外，毫无其他作用，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和六位朋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诸先生——竟于去年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在上海被捕！
在被捕的前两三天，就有朋友传来消息，说将有捕我的事实发生，叫我要特别戒备。我以胸怀坦白，不以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这时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六点钟我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我于十一点钟才离会，到家睡觉的时候已在当夜十二点钟了。我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所以到了一点钟模样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睡到两点半的时候，忽被后门的凶猛的打门声和我妻的惊呼声所惊醒。我在床铺上从睡梦中惊得跳起来，急问什么事。她还来不及回答，后门打得更凶猛，嘈杂的声音大叫其赶快开门。我这时记起前两三天朋友的警告，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的妻还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把无稽的谣言——我事前认为无稽的谣言——告诉她，免她心里不安。她还跑到后窗口问什么人。下面不肯说，只是大打其门，狂喊开门。她怕是强盗，主张不开。我说这是巡捕房来的，只得开。我一面说，一面赶紧加上一件外衣，从楼上奔下去开门。门开后有五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好手枪，作准备开放的姿势。他一进来就向随来的翻译问我是什么人，我告以姓名后，翻译就告诉他。他表示惊异的样子，再问一句：“他是x x x吗？”翻译再问我一句，我说不错，翻译再告诉他。他听后才把手枪放下，语气和态度都较前和缓得多了。我想他想像中的我也许是个穷凶极恶的强盗相，所以那样紧张；后来觉得不像，便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叫翻译对我说，要我立刻随他们到巡捕房里去。当时天气很冷，我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睡衣，外面罩上一件宽大的外衣，寒气袭人，已觉微颤，这样随着他们就走，有些忍受不住，因为翻译辗转麻烦，便问那位法国人懂不懂英语，他说懂。我就用英语对他说：“我决不会逃，请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请你上楼看我穿好一同去。”他答应了，几个人一同上了楼。他们里面有两个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位法国人和翻译；还有两个是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上楼后我问那个法国人有什么凭证没有，他拿出一张巡捕房的职员证给我看。我一面穿衣，一面同那法国人和翻译谈话。谈话之后，他们的态度更和善了，表示这只是照公安局的嘱咐办理，在他们却是觉得很抱歉的。那法国人再三叫我多穿上几件衣服。公安局来的那两位仁兄在我小书房里东翻西看，做他们的搜查工作。我那书房虽小，堆满了不少的书报，他们手忙脚乱地拿了一些信件、印刷品和我由美国带回的几十本小册子。这两位仁兄里面有一位面团团的大块头，样子倒很和善，对我表示歉意，说这是公事，没有办法，并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在弄口亲眼看见你从外面回家，在弄口走下黄包车后，很快地走进来。我想你还不过睡了两小时吧！”原来那天夜里，他早就在我住宅弄口探察，看我回家之后，才通知巡捕房派人同来拘捕的。我问他是不是只拘捕我一个人，他说有好几个。我想一定有好几个参加救国运动的朋友们同时遭难了。我心里尤其悬念着沈钧儒先生，因为沈先生六十三岁了，我怕他经不住这种苦头。我除穿上平常的西装外，里面加穿了羊毛绒的里衣裤，外面罩上一件大衣，和四位不速之客走出后门。临走时我安慰了我的妻几句话，并轻声叫她于我走后赶紧用电话告知几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后，公安局的人另外去了，巡捕房的两个人用着备好的汽车，陪着我乘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去。到时已在深夜的三点钟了。我刚下车，由他们押着走上巡捕房门口的石阶的时候，望见已有几个人押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离我有十几步路，我才知道史律师也被捕了。
34到捕房（1）
我于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被押解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在捕房门口下了汽车以后，那个法国人和翻译在我左右拥着走上石阶。这时那翻译不但在旁拥着我，而且用一只手挟着我的手臂。我向来没有做过犯人，这是破题儿第一遭，心里想这明明是怕我逃走的样子，突然发生着奇异的感觉。刚走上石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挟持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妇女旅行装，上身穿的好像男子西装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是好像水手穿的广大裤脚管的裤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我看她的态度很从容，偶然回过脸来，脸上还现着微笑。我们相距约有十步左右。我本想走快几步凑上去问她沈钧儒先生是不是也已被捕，因为我心里时刻担忧着他老先生的安全。可是在我左右挟着我的人看见前面有史女士在走，反而停住我不许走，等了一下，史女士已走远了，才许我再举步继续向前走去。我心里又想，这大概是因为犯人需要彼此隔离的。
我被拥至二层楼上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到后即由那个法国人问话，并由那个同来的翻译在旁担任译述。他先问我的姓名、年岁和职业，加入了什么政治团体。我承认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但是从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他问救国会的宗旨，我说是主张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并问他：“假使你们法国也被别国侵略，你立于国民的地位，要不要起来主张抵抗这侵略？”他点头微笑。谈到这里，他很客气地说，捕房捕我，不过是应中国公安局的要求。我说我要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说中国公安局告我是共产党！我说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一边问，一边就笔录下来。大概问了半点钟。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问，翻译坐在办公桌旁边译，我就坐在办公桌的前面，刚和他相对。问后那个法国人走了，那个翻译对我说：“对不住，今天夜里要请你住住监狱，明天上午八点钟才送法院。”我默然。他接着说：“不过你们是上等人，我们可以把你送到上等人的监狱里去，不致和那些龌龊的苦力混在一起。”我仍然没有什么话说，只有随他到楼下去。
他带我到楼下的另一间办公室，也许是巡长室吧，里面有个柜台，柜台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法国人（也许是巡长），还有个穿便服的法国人跑出跑进。离柜台略远处有个栏杆，这栏杆里面大概是预备犯人立的地方。他们就叫我立在这栏杆里面。房门口有安南巡捕守着。我在那里大概立了一小时左右，有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押着史律师进来。他们叫她站在柜台和栏杆之间，我们仍不许谈话，只能远远地点头微笑而已。再等一会儿，有一个安南巡捕和一个好像“茶房”模样的中国人进来。这中国人问我犯什么罪，我说犯“救国罪”，他也莫名其妙，土头土脑地走了。这个安南巡捕就开始向我身上搜查，用两只手在我衣服上摸了一遍，又伸进各个衣袋里检查了一下，然后取出我的装钱的小皮夹子，取下我西装领上的扣子，取下我的领带，取去我的吊袜带，取下我的手表，取下我皮鞋上的带，取下我吊裤子用的吊带（吊西装裤子用的），取去我缚在里裤上的带，取去我不能一刻离的眼镜！他们对我说这是必须经过的手续，我当然没有话说，只得听任他大取而特取！不过最后取到我的近视眼上的眼镜，却使我感到太不方便了，我就提出抗议，要把眼镜留住，他们不肯。这时史律师远望着我那副样子，她竟临时做起我的“辩护律师”了，对监视她的那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说，某先生 （指我）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必这样搜查，眼镜也应该让他留用，并叫他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柜台里的那个巡长听。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我的眼镜当然是照脱下来了，这时只有对着我的临时“辩护律师”苦笑。我的近视虽不算怎样厉害，但是没有了眼镜，看较远的东西便有些模糊，举起步来便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暂时做做“仙”罢了！其实我的这位临时“辩护律师”自己也吃了苦头，后来我们同到高三分院的待审室里，据她说，她那夜身上的裤带也被取去！她还说着笑话，说幸而她穿的是西装裤，否则不免有伤风化了！
34到捕房（2）
这种手续大概是预防犯人要暗寻短见吧。但是我们都要留着这有用之身为救国努力，谁愿寻短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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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铁格子后面
我的眼镜脱去了之后，史律师先被带出，我再等了好些时候，大概在当夜五点钟左右，我也被带了出来，往监狱方面走去。我举起脚来走的时候，皮鞋总在脚跟升降着，好像什么升降机似的，怪累赘，才又恍然觉到皮鞋上已没有了皮鞋带。这倒也是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因为自从知道穿皮鞋以来，从来没有不用皮鞋带的。这样一来，皮鞋倒像了拖鞋，所不同的是拖鞋轻便而皮鞋式的拖鞋却怪沉重。下面拖着一双皮鞋式的拖鞋，上面的两只眼睛又缺少了一副眼镜，拖步出了房门，好像走进了“迷园”，四周都成了蒙眬糊涂的世界。往监狱去是要走下楼梯的，更是在糊涂中瞎摸着。幸而挟持我手臂而行的那位中国巡捕倒还殷勤，转弯或下梯的时候，总是小心打着招呼帮我的忙。将到监狱门口的时候，不但重遇着史律师，并且看见章乃器先生也来了，看看他的身上，西装领上的扣子也没有了，皮鞋上的带子也没有了，他身上也罩着一件呢大衣，脚上也拖着一双皮鞋式的拖鞋！我们遇见时都不许谈话，只能点头微笑打个静默的招呼而已。我们会齐了再向前走。走到监狱里的时候，押解我们的人正和守监的人接洽，我乘隙偷问章先生：“沈先生怎样？”他回答说：“大概也被捕了！”我听了默然微叹，那样冷的深夜，我实在替他老先生担心。我一面心里这样想着，一面囚室的门已开了，便被关了进去，铁格子门下了锁。
我们三个人分住在三个囚室。我进了囚室之后，虽然已觉得疲乏，却睁开我的好像半瞎了的眼睛，四面仔细瞭望一下，看见这个囚室倒不算小，约有十来尺阔，###尺深，一大半的地位都被一个大床铺占去了，床是用木板搭成的，好像小戏台似的，显然是预备六七个人睡的，虽则这次只是我一个人在里面。囚室里有了这样大的一个床铺，余下来的只是一条狭长的走路的地位。在房的一角，地上有个圆钵头，那大概是预备小便用的。除有一个铁格子的门，墙的高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铁格窗。天花板的中央有着一盏电灯，射出暗淡的光线。床上有一条蓝布的被窝。我就把这被窝铺在床沿，把被窝的一头卷着一部分当枕头用，便和衣躺在那被窝上面。那段床沿离铁格子门很近，躺在床上看得见门外的暗淡灯光中有安南巡捕来往梭巡着。在孤寂冷静中刚刚睡着，不一会见有人来开铁格子门，把我叫醒，我一跳而起，莫名其妙，巡捕叫我跟着他走，我只得搓搓睡眼跟着走。走出了囚室的铁门，看见章先生和史律师也一同出去，经过了一个天井，转了两个弯儿，到了另一个监狱，形式和前一个差不多，不过在两排囚室中间的那个甬道里装有火炉。那个便装的法国人说着简单的英语，说这里可以比较温暖些。我猜想这也许是出于他们的好意，叫我们迁住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我经这样一迁移，躺在床上却一夜睡不着。自问心境坦白，并没有什么忧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睡不着。后来直到小窗上透进鱼肚白，才蒙眬地睡了几分钟，忽然又醒了，醒后虽仍躺在床上，从此就睡不着。等一会儿，有个安南巡捕送进两片面包，一个铅碗盛着的热茶。我看那铅碗的里边似乎积满了茶垢，没有喝的勇气；那两片面包倒是新鲜的，我便咬了两口，但因为并不想吃，所以就放在床边。
身上没有了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不过觉得天亮了好久，八点钟何以还不肯来！（因为听说八点钟送法院。）后来他们又把我这个“半瞎子”送到政治部的办公室里，再经一次和前一夜大同小异的问话。等待问的时候，章先生也在那里，我们想说一两句话，立刻被翻译阻止，只得默然相对。问话的时候，各人是被隔离开的。后来我被带着转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楼梯，天井和走廊，到一个地方去打手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手印，最初一念是不胜愤怒，但转念亡国奴的惨状更甚于现在的遭遇，为着参加救国而打手印，算什么！手印打后，又被带着转了不少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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