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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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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是我并不自馁，因为我打定了“走曲线”的求学办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经济方面的应付，无论怎样极力“节流”，总不能一文不花；换句话说，总不能一点“开源”都没有。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做主的了！在南洋附属小学就做同学的老友郁锡范先生，那时已入职业界做事；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到他那里去五块十块钱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时候再还。他的经济力并不怎样充分，但是隔几时暂借五块十块钱还觉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着丝毫的难堪或不痛快的情绪，否则我虽穷得没有办法，也是不肯随便向人开口的。在我苦学的时候，郁先生实在可算是我的“鲍叔”。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的学费不够，他手边也刚巧在周转不灵，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饰都典当了来助我。但是他对于我的信任心虽始终不变，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万不得已时也绝对不向他开口借钱；第一次的借款未还，绝对不随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则他固然也没有许多款可借；二则如果过于麻烦，任何热心的朋友也难免于要皱眉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就个人的能力说，确是经验之谈。因为救急是偶然的，临时的；救穷却是长时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挚的友谊和热诚的赞助，已是很难得的了，但是经常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办法。我于是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有远水不及救近火之苦，最后还是靠私家教课的职务。这职务的得到，并不是靠什么职业介绍所，或自己登报自荐，却是和我在南洋时一样，承蒙同学的信任，刚巧碰到他们正在替亲戚物色这样的教师。我每日下午下课后就要往外奔，教两小时后再奔回学校。这在经济上当然有着相当的救济，可是在时间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么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干去。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常在夜里“开夜车”。
后来我的三弟进南洋中学，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还要设法拿几块钱给他零用，我经济上又加上了一点负担。幸而约翰的图书馆要雇用一个夜里的助理员，每夜一小时，每月薪金九块钱。我作毛遂自荐，居然被校长核准了。这样才勉强挨过难关。
毕云程先生乘着汽车赶来借给我一笔学费，也在这个时期里，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经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谈起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深挚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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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苦学时代的教书生涯
我在做苦学生的时代，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是做家庭教师。除在宜兴蜀山镇几个月所教的几个小学生外，其余的补习的学生都是预备投考中学高级的。好些课程由一个人包办，内容却也颇为复杂。幸而我那时可算是一个“杂牌”学生：修改几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学的时候研究过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学，靠着自己平日对这方面也颇注意，南洋和约翰对于英文都有着相当的注重，尤其是约翰；教算学，不外几何和代数，那也是在南洋时所熟练过的。诸君也许要感觉到算学既是我的对头，怎好为人之师，未免误人子弟。其实还不至此，因为我在南洋附属中学时，对于算学的成绩还不坏，虽则我很不喜欢它。至少教几何和代数，我还能胜任愉快。现在想来，有许多事真是在矛盾中进展着。我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时候，虽自觉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尽我的心力干去，考试的成绩仍然很好，仍有许多同学误把我看做“高材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胜任他们所物色的家庭教师。到约翰后，同学里面所以很热心拉我到他们亲戚家里去做家庭教师，也因为听说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们看来，一般的约翰生教起国文和算学来总不及我这个由南洋来的“高材生”！我慨然担任家庭教师的职务，为的是要救穷，但是替子弟延请教师的人家所要求的条件却不是“穷”，仅靠“穷”来寻觅职业，是断然无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时间的虚耗，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无意中不无得到一些好处；还是靠我在读工科的时候仍要认真，不肯随随便便拆烂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师，实在是为着救穷，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师，却是因为我的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时候，一点不愿存着“患得患失”的念头，对于学生的功课异常严格，所毅然保持的态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这样；你不愿我这样教，尽管另请高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一位“四太爷”，掌握着全家的威权，全家上下对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来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们的“书房”门口，我正在考问我所教的那个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老虎”来了，急欲起来立正致敬，我不许他中断，说我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阻挠的。事后那全家上下都以为“老虎”必将大发雷霆，开除这个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结果他也不敢动我分毫。我所以敢于强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已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心理当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学费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师来做主要的来源，而同时又要这样做硬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这样的性格，遇着当前的实际环境，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感觉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硬汉教师”，不但未曾有一次被东家驱逐出来，而且凡是东家的亲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家结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细分析我的“硬”的性质，觉得我并不是瞎“硬”，不是要争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做无理的干涉或破坏。（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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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初出茅庐（1）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约翰的。向例在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都一律要穿西装，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这一天，当然可以出钱特制很讲究的西装和礼服，在我这穷学生，却又是一个问题了。学士礼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这倒有法可想。关于西装，因为常有西装裁缝到寄宿舍里来兜生意，尤其是在将行毕业礼的前几天。我便和其中一个商量，要暂时赊账，等两三个月以后才付钱。他答应了，我这个问题才解决。
到了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的家属，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来凑热闹。他们当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乐的。各同学先在操场上列成双人队，由校长和各教授引导着，鱼贯缓步进大礼堂，各家属和来宾们很拥挤地围着大鼓其掌。我此时夹在队伍中，的确引起了异样的情感——与其说是胜利的感觉，不如说是伤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娇妻，也没有什么爱人，来分受我在这刹那间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这种种零零碎碎的毫无系统的念头，像电闪似的在脑际掠过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间“生踢门陀”（Sentimental）起来了，眼眶里涌上了热泪——莫名其妙的热泪。但在前后左右都充满着喜容和笑声，独有一个人掉泪，似乎是怪难为情的，所以立刻装做笑容，把那涌上来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大学教育算是告了一个结束。虽然在求学的工具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但是学校却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了学校，当然要注意到职业界这方面来。
同级的各同学在将毕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将来职业就已开始打算。（其中虽有极少数已决定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我本来是要想入新闻界的，但是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我说“就业”而不说“求业”，因为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毕云程先生就对我说，穆藕初先生要请一位英文秘书，问我就不就。当时穆先生正在办厚生纱厂，不久正出了五万元资送五个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这件慨捐巨款乐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对他颇有着好感，便答应了下来。
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少，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地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虽有这样的烦闷，但是因为一方面还没有较适宜的机会，一方面又急于要归还所借的学费，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这样的烦闷的环境中，如果说还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认识了一位好友余天栋先生。他是东南大学商科毕业的一个英俊焕发至诚感人的有为青年，这时他在担任纱布交易所的会计科科长，在该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会的会场上遇着，经穆先生介绍后，他那样的和蔼殷勤豪爽的态度，和待我的恳挚亲切，就已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好友。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他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爱而知心的人，就喜欢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遇着则已，一遇着了，总是一谈几小时。他为人整洁、敦厚、聪明、正直，而又很富于幽默。在星期日，我们常在一起，每每一谈就谈了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雨中穿着雨衣，在四川路一带走着，上面虽有倾盆大雨淋着，我们还是谈笑自若，边走边谈，愈谈愈有味。
14初出茅庐（2）
我那时因为急于归还学费，每次领薪水的时候，留下自用的钱总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几角钱，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赚得比我多，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自动地一定要把五块钱的钞票塞在我的衣袋里，强要借给我用。
我离开纱布交易所之后，他还在那里做他的会计科科长。一时失却了我，使他感到懊丧万状。后来我们虽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还是畅谈几小时。当我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纱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时在做标金生意，想多弄得几个钱带出去。他知道我婚费还有问题，慨然代出二百元凑在他一起做一次标金生意，不料运道不好，完全蚀光。他又慨然说，我的费用来源不易，一定不要我还这二百元，所蚀的由他负责付出。虽经我再三婉却，他还是不许。他对于朋友的慷慨义侠，往往如此。
他还未赴美，忽于一个夏天患时疫，上午还是活泼泼的，下午就死在时疫医院里。我知道了好像听到晴天霹雳，泪如泉涌，急奔到尸前大哭一场，已不能和他再谈一句话了。失却了这样的一个好友，实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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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星期的练习（1）
初出茅庐的第一炮似乎就放得不响！
当然，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么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拆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这时纱布交易所里有一个高级职员自恃他是所里的某要人的亲戚，对一般同事常表现他的盛气凌人的侮慢的音容。各人对他虽积恨在心，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和我同办公室的那位长着两撇八字须的中文秘书，常受他的闲气。有一天他也来向我尝试尝试，用很不客气的口吻“命令”我写一封英文信，我也立刻板起面孔，严肃着嗓子，回敬他一个打击： “你不要那样神气活现！我不是你个人的英文秘书！我不写！”他还想争辩，我再敬他一个打击：“你不配和我多说，有理尽可径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报告！”他才怒气冲冲地跑开。他一出了我的办公室，那位中文秘书就乐得起跳，急急地宣传了出去，各同事都为之欢腾，那位充满着正义感的好友余天栋，立刻跑进来欣欣然和我大握其手，大道其贺！
我老等着那个自恃有靠山的职员“借刀杀人”，来打破我的饭碗，但是等了好几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才知道他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固然不敢再来惹我，就是对于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稍为小心了。但是他虽然不能打破我的饭碗，我自己却很想打破这个饭碗！我是靠自食其力的人，要打破这个旧饭碗，不得不先找新饭碗，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怎样找个新饭碗。
我很想进新闻界，所以我的注意又先转到这方面来。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因为他是约翰同学，便借着这个关系去找他。我表示要进新闻界服务的意思，托他替我留意相当的机会。他很诚恳，据说对我在学校时的成绩也很知道，先拿一件近两万字的英文文件叫我翻译。我很卖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时间内译好送去，他看后表示满意，送我二十块钱稿费，同时叫我再等机会。
不久张先生又来叫我去。他说在申报馆里暂时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帮忙，叫我帮帮他的忙，不过说明只是以私人的资格去帮他的忙，还不算是正式职员。我答应了，每天在下午六点后，离开了交易所的办公室，便匆匆跑到他那里去。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依我所记得，那些信件的内容大概都是关于广告方面说服外国公司兜生意的，或是因为买报纸和外国纸张公司办交涉的。他把答复的大意告诉我，由我就在打字机上翻成英文。他对于英文的写作虽不很高明，但是对于英文写作的辨别力却很强。他办事那样认真的态度，实在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表示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滴滴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转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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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星期的练习（2）
这样干了三个星期，把堆积的英文信件清理之后，才告一段落。当时我得到多少金钱的酬报，现在已不记得，但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虽则我以为办理信件的时候，尤其是叫人打英文信件的时候，转念头最好仔仔细细地总转一下，不要零零碎碎地转。
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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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饭碗问题
“练习生”虽做了三星期，“新饭碗”问题还是未能解决。
整个的“新饭碗”一时虽未找到，零碎的小事却接踵而来。有一位比我前一级毕业的约翰同学在上海青年会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有一级的英文教员被学生驱走，尤其是因为在那一级里有三四个“吵客”，弄得那位英文教员不得不知难而退。这位约翰同学不知从哪里听到我的教授法可以镇压“###”，赶快来和我商量，要我去暂行代庖；为我的便利起见，他特把功课的时间分排在午饭后的一小时，不致妨碍到我在交易所的办公时间。其实我这时只做过家庭教师，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并没有过实际的经验。但是因为他的要求非常迫切，我也还有时间凑凑，便答应他试试看，并说明是尝试性质，如果上了一两课，学生略有不服的表示，我就不来。他答应了这个条件，我才接受他的要求。
我这次试验的结论，觉得学校之所以有###，除有特殊的复杂情形之外，教师自己的不行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不能完全怪学生。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替自己瞎吹，表示自己是怎样“行”的好教师：我在上面已老实承认过，我此时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还是毫无经验的。可是我去代替那位被驱逐的教师，却也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很认真地把自己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使学生们对于所提出的疑问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就对学生加以考问，被问的人愈多愈好，使全课堂都有着紧张的空气；问的时候，要随手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人答案的成绩，用符号记录下来，这样使学生们知道你是在深切注意各人的平日成绩，不是可以含糊过去的；尤其是对于著名做“吵客”的几位学生，要每课都要问到，这倒不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却是使他们的精神才力转到研究学问方面去，不过问的时候却要在考问各人的当中随意问到他们，不可使他们误会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同时在课堂里要睁开眼睛时刻注意望到全课堂的各角落，使各人都知道你的注意力是在顾到全课堂的秩序，“吵客”们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瞎吵了。在这样注意力笼罩下的课堂，偶有一二“吵客”捣乱，如向同学掷纸丸之类的恶作剧，教师只需立刻对他注目，甚至把功课暂行搁置几秒钟对他注目，全课堂的同学都会移转视线对他望望，竟可使他面红耳赤，感到不安，没有人更愿效尤了。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教师自己对于功课能够力求胜任愉快，其余的问题都比较易于解决了。
以前那位英文教员每课一句句用中文讲给学生听，学生不必自己预备，不必用功夫找字典，对他还是不满意；我渐渐使学生自己预备功课，找字典，上课用英语考问，学生不但不讨厌，不反对，反而表示欢迎，在学期末了，反而向教务主任要求叫我连任下去。（虽到后来我因离开交易所，另就他业，时间上难于兼顾，没有回报他们的好意。）以我当时那样没有经验的英文教师，和驱逐教员的学生们周旋，还有这样意外的结果，可见制造###的责任不得不归功于教员自己的“饭桶”！
每星期三四小时的功课，这不能成为整个的“新饭碗”，所以我还不能不设法解决我的“新饭碗”问题。
新闻界方面一时既没有相当的机会给我尝试，我在中学校里教英文又有相当的好印象，于是觉得倘若教育界方面能有相当的机会做做看，也颇想再试试“走曲线”的就业策略。主意打定之后，便向这条路线进攻。我想起教育界前辈黄任之先生。我知道他是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那时候还是蔡孑民先生当教员，后来的南洋公学在那时还只有一个雏形，我要和他认先后同学，当然是远得很。我和黄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南洋附属小学做小学生。记得那时他刚由美国考察回来，有一晚南洋学会请他到上院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演讲，小学的最高两级由沈叔逵先生领导着去参加听讲，我也夹在这人群中听他演讲游美的感想。当然，那时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此后一直到我想要掉饭碗的时候，和他未曾再见过面，交情当然更说不上，可是我仍旧大着胆写一封信去试试看。事有凑巧，那时黄先生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有相当可取的编辑人才，我的“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
17编译的教训
我写给黄先生的信去了之后，他便约我去谈了一次，并向我取去了几本 《约翰声》。这是约翰出版的月刊，我在约翰就学时候的中英文的作品，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部分。后来他曾经向穆先生和当时在申报馆营业部服务的一个约翰同学调查我的为人。他们的回答是对我有了好评。不久黄先生便根据他的考察研究，决定请我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担任编辑股主任。黄先生请我去是煞费苦心的。以当时职教社的经济力量，只能请我担任半天的职务，因为只能出六十元的月薪，我的学费债务还未理清，这是不够我的需要的。他答应还有半天，另想办法。这时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里面有个科学名词审查会，由沈信卿先生和俞凤宾医师主持其事，需要一个人编辑已审查过的各科名词。黄先生便介绍我替该会做半天的工作，由此略得补助。所以我上半天替职教社编译职业教育丛书，下半天替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幸而办公的地方都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会所里面，所以还算便利。
编辑各科名词，听起来似乎颇为堂皇，其实却只是一种非常机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词草案是已经用铅字印好，订成小册子，用横排的方式，依次列着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译名，不过先后的次序还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谓编译的工作，不过先把这册子里的名词裁成字条，分成顺序，一条一条地贴入一本空白的纸簿上，以备排印。这工作显然是很机械呆板的，只是要多费些时间罢了。我一时没有别的较有意义的事做，也只好接受下来，幸而还有半天的编辑丛书职务，比较还可以调剂调剂。就是这种机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来，却也认真地干。例如字母的前后不要弄错，各条的名词裁下之后，贴时不要有所遗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间断。
我辞去交易所的职务，并不是为着编辑名词的事，却是为着另外半天的编辑丛书的事情较有意义。当时我在职教社所主持的事有两种：一种是职教社所出版的月刊，名叫《教育与职业》，还有一种便是编辑职业教育丛书。此外每半年编写一册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英文小册子，寄往各国教育机关作宣传之用。为着要编译职业教育丛书，我替职教社定购了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参考书几十种。我记得第一本编译的书是《职业智能测验》，以贾伯门博士（）著的Trade Test做主要的根据。编译专书，这在我是破题儿第一遭，但是就得到一个很大教训。我这时只译过一本杜威著的《民治与教育》，对于编译书还没有过什么经验。我只依据着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似的把它翻成中文，用足劲儿译成了三万多字，给黄先生看看。在我自问是很卖力的了，可是黄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译文，跑到我的桌旁，对我所编译的文字做诚恳而严格的批评。他所指出的要点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写成的东西在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著，合于英美人胃口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间好像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老实说一句，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尤其是因为很努力地编译了三万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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