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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策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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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不愿自行标明底价的情况下，经文稿审读委员会审读，对取得竞价资格并在竞价会上当场竞价的各类文稿为作者提供保底价：小说每千字100元，纪实文学每千字150元，散文、随笔、杂文每千字500元，电视文学脚本每集5000元…… 如果参与竞价的作品的作者接受这个保底价，那么，在竞价会上，当其作品竞价结果低于上述保底价时，不足部分由“太保”予以补足。 但是，“太保”也是企业，这个协议约定，还必须体现“太保”的商业意图，不然，决策者无法向公司总部和企业自身交代。于是，王星经过一番斟酌，为“太保”设置了这样一个商业机会点： 若接受保底价的作品竞价结果高出上述底价，那么高出部分则由太保和作者以5∶5的比例共享。 加上这个环节很重要，它使“太保”的参与更像是一个企业行为，而不是一个慈善行为或一次感情冲动的冒险，也使得“太保”作为一个企业在参与的游戏中获得一个公平的地位和相应的回报条款。 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知名的准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太保”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条款当一回事，不是他们不看重小利，而是这个小的利益与中国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说这个环节很重要，是它将“太保”的参与变得师出有名。 当组委会把这条消息迅速向社会发布以后，中国的文坛立刻炸开了锅。它确实是一个震撼性的策划和创意，它实际上是为文稿竞价活动买了保险，这一消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这个保底价现在看来并不惊人，现在公开的稿酬标准已经超过了这个底线，但是当时，却是比正在执行的稿酬标准整整高出一大截。 事实上，后来参加竞价会竞价的11部作品，只有魏明伦10万字的杂文集和白描20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接受了保底价，其余9位作家全都选择了自标价。道理很简单，如果接受保底价，市场风险是没有了，但一旦成交价格超过保底价，超过部分要与保险公司5∶5分成。结果，魏明伦和白描的作品全都超保底价成交，其他作品也都超自标价成交。深圳“太保”“空保”了一场。“太平洋保险保太平”的广告语也是那时王星想出来的。 谁说上海人不做免费的生意 郑晓星与“中国第一槌” 既然是竞价、拍卖，那么还应该有一个拍卖机构担纲主槌才行。 按说，依深圳市工商局发给的营业执照的界定，组委会这个临时机构自身就具备了主持竞价的资格，但王星不愿意这样做，他想使这个活动看起来更加专业和更具透明度。同时，寻找一个专业的拍卖机构，本身也是活动的一个炒作卖点，作为一个敏感的新闻记者，王星无时无刻都在琢磨这个过程中可以利用的任何资源和外部要素，以更大限度地为策划服务。 他找到了广东拍卖事务（深圳）公司的拍卖师郑晓星。 郑晓星，上海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批职业拍卖师，他有着一个让女性着迷的、风度翩翩的外表，为人精明强干，曾主槌多场颇具影响的拍卖会。王星约见郑晓星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让他主槌本次拍卖，并且是免费的。 拍卖行业的获利点是在拍卖成交之后向买卖双方同时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问题是，如果郑晓星的公司按惯例收取佣金的话，那么，王星操作的本次活动则明显地失去了一个商业机会，而这个机会正是本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赢利点。 明白人不需细谈，但王星必须让郑晓星明白这样两个玄机： 首先，由他来主槌的这场拍卖与他以往操作过的任何一次拍卖都不同，也可能这次拍卖的成交额比他以往主持的任何一次拍卖都低，但它所形成的影响和冲击波却可能是他以往历次主持的拍卖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是一场将引起国内外广泛瞩目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槌，谁来主槌这场拍卖，谁都将获得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无形资产；这点，郑晓星非常认同。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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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拍卖在中国还是一个不为外界熟悉的行业，尽管中国现在有为数众多的拍卖行、拍卖师，但是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无形资产，这个行业没有自己的形象代表，王星预见性地指出，谁主槌本次活动，谁将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槌”，不仅如此，他还将成为这个行业的形象代表。关于这点，郑晓星也表示认同。 精明的郑晓星当然可以窥见这个活动所蕴涵的玄机，他对这个活动迅速做了一个基本的评估，即使能拍卖1000万元，也是自己所主持的拍卖业务中最小的一次，更何况根本无法以1000万做评估。他如果过于看重这个数字和利益的话，这个可以建立自己巨大的无形资产的机会便可能溜走，他可以不在乎拍卖的佣金，但他无法拒绝活动可能带来的无形的效益。 谁说上海人不做免费的生意？ 王星打算找郑晓星的时候，有人便劝他，上海阿拉多精明，免费主槌，门也没有。王星坚信，即使一分钱没有，中国也没有一个拍卖师会拒绝这个机会和诱惑！ 关键的是，这个机会和诱惑不是明摆在那儿的，它是靠策划家挖掘出来的，事后，有人在推测，如果不是王星的一张嘴，恐怕没有人会免费的。因为很明显，王星操作这个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是在做生意？ 精明的上海阿拉被另一个精明的湖南人搞定了。 郑晓星同意免费为首次中国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主槌。 事情的发展没有出乎王星的预料，郑晓星以“中国第一槌”的姿态介入此次活动，一举成名，他使一个本来冷僻的拍卖师职业有了一个业界的形象代表；郑晓星也藉此成为新闻人物，在拍卖会的第二天，他的光辉形象便出现在国内外数不清的报刊和电视媒介上，行外的人士于是都知道了，中国有个叫郑晓星的拍卖师了不得。 郑晓星是这次活动带出的一个“副产品”。关于他的炒作，之后还要再述。 为参加竞价的作家申报免税 用实惠刺激作家 解决了拍卖这个环节之后，王星又将本次活动的免税问题拎了出来。 既然是商业活动，那就必须向税务机构按章纳税，因为这样一个引起国内外瞩目的活动，税务机关肯定是非常关注的。 王星要考虑的问题是，绝对不可以偷税漏税，但可不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为本次活动免税呢？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无疑又将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对有意参与文稿竞价活动的作家们将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税务机关为一个商业活动免税，是需要充分的理由的。首次中国优秀文稿竞价活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问题的关键不是你有没有一个能摆在桌面上的理由，而是你的思维触须能否伸展到这个层面，就是说，作为策划人，你能否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策划环节来处理。王星想到了这点，想到，很重要。 当时，文稿竞价的消息已经传播到海内外，并掀起了一个关注的热点，不仅国内及港台新闻媒介广泛报道，包括《纽约时报》、美国《世界日报》、英国BBC、日本朝日新闻、法新社等国外通讯机构和媒介也在高度关注着这个活动的进展，中央电视台称“此次活动将是1993年中国文化领域里的一件大事”，北京新闻界一些资深记者更称“文稿竞价活动将使深圳继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再度成为海内外传媒密切关注的焦点”。有了这些新闻背景，王星认为，深圳税务机关为本次活动免税便具有了很强的社会依据。在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组委会”的名义向深圳市税务局递交的请示报告中，王星在全面阐释了本次活动的意义后，向税务机关作了如下申请： 一、此次活动是一次全国性的以社会效益为主的非盈利性的探索试验，组委会有大量的组织、宣传、准备工作和接待任务，费用开支较大。为利于做好这次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请求为本次活动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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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了便于调动作家们参加这次活动的积极性，鼓励并刺激作家们拿出“精品”参加竞价，从而启动我国精神产品市场的发育，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故请求税务局为参加这次竞价活动并成交的作品，一次性免征作家的个人所得税和个人调节税。 这两个请求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让税务局的领导无法拒绝。当时深圳市税务局局长邵明钧在这份报告递交的当日，便签署了同意免税的意见。 次日，这个消息便发向国内外，它在作家们、尤其是参加本次活动的作家群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其中，北京的一位作家打来电话，说自己并无作品参加本次活动，但他觉得组委会确实是在为作家们进入市场、作品进入市场创造良好的氛围，工作做得很细，超出了作家们的预想。 为活动搭建法律平台 傅志伟会成为第二个郑晓星吗？ 还有一个环节不可疏忽，那就是必须为活动聘请一个法律顾问，由于活动牵涉面太广，可能光是一个顾问还不够，还必须是一个法律顾问团。 据王星的设计，从一开始，法律顾问就必须介入，为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把关，确保活动在法制的轨道上展开。王星非常清楚，文稿竞价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人物、事件甚多，策划者和组织者难免百密一疏，再者，这是一个媒介高度关注的活动，每一个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法律顾问必须为活动展开的每一个步骤出谋划策和寻找法律依据。 好家伙，一个法律顾问团为一次文化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在国内还不多见。王星的意思是，必须建立一个法律顾问团，而且，要找就找深圳最好的法律专家，关键的是，还要免费的法律服务。王星想起了深圳的青年律师傅志伟。 当时，深圳罗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志伟律师在深圳的名气如日中天，事业蒸蒸日上，一副春风得意马蹄疾之状，不要说免费的顾问业务，就是给钱的业务忙都忙不过来。他会做第二个郑晓星吗？有人怀疑。 王星认为，律师是靠名气吃饭的，没有名气的律师是没有人愿意找的，所以我们要找名律师为本次活动保驾。律师的名气的建立一是靠长期艰苦的业务积累，二是靠某些个重大活动出名的。对一个注重名节的律师来说，没有人会放弃文稿竞价活动的。如果组委会有钱，把50万或者500万现金往桌上一拍，那什么样的律师都可以请得到。关键是没钱，又要请好律师，这就需要策划者动一番脑筋了，或者说要靠策划来解决问题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目前策划行业和企业都困惑的一个问题。不少企业是在业务和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才去找策划人的，企业当然希望策划人在这个时候帮企业一把，用策划人的智慧救企业于水火。然而，一般的策划人是“见钱眼开”，因为很简单，所谓的策划，有时就是一个点子或者想法，彼此说开，行内人便茅塞顿开，企业若无偿利用，策划人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所以长此以往，不少策划人在不断的吃亏经历中，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没钱，免谈。 另一方面，企业正是在困顿的时候才借用外脑的，它在有些时候可能根本无法满足策划人的费用要求，企业会说，如果我有大把的钱，还找你策划人干什么，它所能承诺的是，如果采纳了策划人的方案，企业有了利润，完全可满足策划人的费用要求，或者加倍偿还。而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信用严重却失的市场，不要说口头允诺加倍返还，就是签一个白纸黑字的协议，到时候出尔反尔，有钱不付，策划人也没什么办法。所以，这个市场时常形成这样的矛盾。 这里，无论是策划人还是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其实都很正常。这种情形的出现，不单纯是企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策划人的原因，它可能是文化与传承的问题。 对策划人来说，如果每个问题都直奔钱的主题，那很多问题便无法展开。比如王星此时遇到的问题，请拍卖师要钱，文稿竞价保险要钱，现在，要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更需要钱，如果这些都要白花花的银子，可能这次活动根本就无法展开。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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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王星事事都拿钱铺路，那他起码就不算一个策划高手，策划高手是在成就自己的事业时，善于利用别人的资源，而且要让被利用者高高兴兴，在一个案子的实施过程中，各取所需。说学术一点，就是善于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凡是接触过王星的人，都会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他极其善于挖掘事件背后的题材，在别人忽略的地方，他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能在一个看似庸常的题材里，提炼出闪光点，然后他便抓住这个闪光点大做文章。另外一点就是，他极富演讲天分，对一件事情的阐述，哪怕只是面对一个人，他也会以充满激情的口吻来表述，如果你只听他演讲，不看现场的话，你肯定会认为他在面对台下的多少听众做报告。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特点吧。 粗大嗓门的傅律师，同样是一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辩才。他一听王星提起文稿竞价一事，还没等王星发挥，他便开起了讲坛。王星一边听，一边揣摩着这个律师，他发现，这个律师同样也是一个感性的人，而且，他对这个活动的理解正好与王星的初衷吻合。看着王星沉稳的表情，傅律师当时肯定以为是一单大生意上门来了，因为深圳青年杂志社也是一个有钱的单位；他的眼光放射出攫取的光彩。 当傅律师的演讲告一段落，王星以和傅律师高八度的声音迥异的深沉、低缓的声调也开始了自己的演讲。王星的开场白已经向无数人演绎过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感情，不仅富有感染力，也绝对富有逻辑性，一向以逻辑严谨、丝丝入扣的傅律师渐渐进入了王星的演讲的情境。 王星说，可以这样认为，首次文稿竞价将是一个挽救中国文化的工程，为中国的文人造个海，让文人在自己的海里畅游，将可以使我们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得以延续，可以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为我们可怜的文化人保留一点应有的尊严。所以，我们认为，为这次活动提供法律保障，非傅律师莫属。 没问题！傅律师说。 不仅是你一个人，我们需要一个律师顾问团。 没问题！又是一个没问题。 “我们对知识产权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并积累了相当的实战经验。”律师对这个活动胸有成竹。 王星说，如果您和您的同事承接这个工程，我想，你们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青史留名。 傅律师并不否认。他对这个充满挑战的案子满怀激情。 “名不名的事，无所谓。”律师说。 但他的潜台词是：名固然重要，但利也不能不谈。 啊？王星故作惊讶地说，这个时代，像傅律师这样的淡泊名利的高人已经是稀有动物了，我代表中国首次优秀文稿竞价组委会向你们表示敬意。 先给傅律师戴一顶辉煌的高帽子。紧接着王星说，我们认定本次活动的首席法律顾问非您莫属，只是我们想请您免费…… 傅律师断然没有想到文质彬彬的王星在双方交流热情澎湃的当儿突然提出这样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问题，大律师应承也不是，当场拒绝也不是。 但是，双方刚才的交流已不是生意的问题了，而早已上升到民族大义的事情了，除了钱的问题，这个时候，傅律师已经没有其他理由拒绝王星的要求了。 …… …… 聘请法律顾问团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由傅律师领衔，联合所里的王合成律师等，为文稿竞价活动配置了一个高效坚挺的法律顾问团。这个顾问团在之后的时间里为文稿竞价活动做了大量的坚苦卓绝的工作。 保险落实了，拍卖师敲定了，免税批文拿到了，法律顾问团建立起来了，到这会为止，文稿竞价的舞台才算搭建成型。 王星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 接下来，还有更艰难的事情要面对。 第二节：用全新概念整合市场资源——为文人组装一个市场 策划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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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寻找买主 TAKE SHOW，表演的意思，也叫做秀。策划家，有时就要做秀，或者换一种说法，策划本身就是在做秀，但这种做秀不是在做假，像当今有些书画拍卖会，你都分不清台下举牌的买主中到底有多少是“托儿”。 策划人，在策动文稿竞价这样的活动时，他的身份更像导演，他设计并组合了一个戏剧情景，并引导买卖双方进入剧情，进入角色，从而推动剧情的发展。 首先，卖方的角色开始进入剧情。 第一个正式报名者是北京作者彭子强，他在新闻发布不久便来信报名，其竞价的作品是30万字的纪实文学《相卦算命奇道黑幕——古今中外著名算命故事129》。 第一个亲自来组委会送稿的人是深圳的一名“龙之传人”。他亲自送来了已故的两代人合作的《文人读史札记》手稿6本。该手稿通篇采用颇具一定书法价值的蝇头小楷书写而成。 随之而来的是石家庄的一名中学教师，他专程赴深圳亲手交来自己熬更守夜“爬”出来的书稿，武汉戏剧院的4位剧作家因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便委托一名叫张姗姗的女士送来了他们的剧本作品。 这之后，组委会进入繁忙的阶段，电话铃声不断，来电来函报名竞价的各行各业人士已近800人。在这些参与者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仅十几岁。 专业作家响应者众，丛维熙、###才、叶永烈、权延赤、贾鲁生、刘心武、莫言、张贤亮、张抗抗、张弦、池莉、方芳、白描、马原、顾工、顾城、赵玫、杨利民、刘晓庆等文化名人均有意参加竞价。丛维熙的纪实文学《背纤行》、叶永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江青传》、楚良的长篇小说《床》、顾工的纪实文学《年轻时我热爱》、顾城的《英儿》、张弦根据周梅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乱世风尘》、白描的《遗落荒原的种子》、马原的20集电视史诗片《中国当代文学之梦》等影响较大。 第一个报名竞价的海外作者是香港的阿视，他寄来了散文集《秦川人》。组委会还收到了由中央电视台转交而来的28名台湾同胞联名写来的咨询函，以及法国巴黎留学生的信息反馈：将积极提出关于“以法国留学生为主，向欧美学生会动员，协助大使馆教育处集中审稿发往国内的建议”。 …… …… 这样看，卖主角色进入了剧情，文稿市场的竞价和交易市场的一半即卖方市场被成功地发动起来了。 要知道，当初，王星所以南北奔走，会见作家，所担心的就是活动宣布后没有作家来参与怎么办，没有一批在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的参与，这个活动的含金量将大打折扣，没有新闻效应，没有眼球效应和关注热点，这个活动一开始便会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结果是上了也不是，不上也不是。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谁是买主？谁来买这些文稿？ 不要以为新闻发动了，文人响应了，就真的会有人来买文稿，更不能拉出一副姜太公钓鱼的姿态，把书稿像摆衣服那样罗列出来，双手抱着膀子，冷眼看世界，爱买不买。 想当初，深圳股市的创造者廖熙文在深圳承销股票，手下的工作人员经常被人当作拉广告和搞直销者往外赶。而现在，深圳机会大把、投资渠道多多，谁会注意文稿呀？王星要做的下一步工作是：如何让深圳人认识到，购买文稿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文化，亦可获得相应的回报。 随着活动的推进，王星也成了新闻人物，除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焦点访谈”以及新闻联播报道了他和他策划的文稿竞价外，各地传媒记者更是对他穷追不舍，广信酒店的组委会办公室他是轻易不敢去了。有些人对他说：“王星，你要发达了，这么多稿子卖掉，你只要抽一成水，那钞票也会把你压死。看起来，想不发达也难喽，赶快买台点钞机等着点钱吧。” 王星说：“真是这样，还轮得上我来替大家卖文稿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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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其实不知道，文稿在当代中国，绝不是紧俏商品，它也绝无如此大的魅力，否则的话，整天围着王星的绝不是那些卖主，而是买主喽。“喂，王星，照顾一下，给个面子，怎么你也得给我留一部吧。” 这情形可能吗？又不是原始股票。 简单地说吧，文稿的买方市场还没形成，这里指的是商业意义上的文稿市场，人们连买文稿怎么个约定法、买卖双方的权益、甚至连签个协议都不甚了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 正因为如此，新闻炒得越热，组委会副主任李骏越是担心。他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对王星说：“到时要卖不掉怎么办？” 的确有这个风险。就在深圳首次文稿竞价结束后，1997年3月17日《深圳特区报》发了一篇题为《良好意愿，尴尬收场》的文章，说的是不久前北京在举办的“首届影视剧本精品拍卖会”成交率不足1％，总成交额不到7万元的消息。这个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在操作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就犯迷糊了，他们肯定以为推出一批影视剧本精品，那导演、制片人和企业家还不挤破头哭着喊着来买。 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王星也沉浸在热火朝天的新闻冲击波中和良好的自我感觉里等待数钱的话，结果绝不会比上面所说的拍卖会好到哪里去。 当时，王星首先明晰了在卖方市场已经发动的背景下自己应该接下来做的事：第一，弄清谁是这次文稿竞价最可能的竞买者。第二，必须在竞价开槌前与竞买方明确交易意向，包括竞投作品和竞买最高限价。 6月份以后，王星在组委会办公室已无法正常办公了。成群的作者和记者涌入酒店，涌入16楼的办公室和走廊。没办法，王星只好又在靠近银湖中心的金碧苑找了一套别墅，供审读委员会成员审读稿件。 审读委员会实际上是个确定作品竞价资格的机构。 工作人员从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发现并确认符合竞价要求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要求要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同时还必须符合政治标准，否则的话，是要出乱子的。 最初，组委会聘请了冯牧和陈荒煤两位老人作审读委会员主任。这其实是一个名誉职位，由于二老不胜繁忙，又居于北京，无法审读，后来便由李骏兼任审读委员会主任，在这个机构工作的还有一些著名的评论家，如雷达、白烨、历剑、马也等。 所有经审读委员会认定的作品，交由组委会确定之后，便将该作品的内容简介、作者背景、自标价等相关信息输入电脑，以方便买家咨询和阅稿。 有些买主便是通过这种方式认定的，如购买张抗抗的《恐惧的平衡》和黄蓓佳《世纪恋情》的龙华物业公司的向群和购买魏明伦《巴山鬼话》的、本次竞价活动的惟一一位个人竞买者曹东林等，便是通过电话咨询、预约、看稿、洽谈的程序确定的。 然而，这是一种仍然被动的介入市场的方式，经由这种方式，仍然不能达到王星的期望值。 他开始分析文稿可能的买主的成分构成，他们是：一，国内外出版机构及报刊社；二，企业；三，个人。 对国内出版机构的公关工作，按例行的方式进行，即在有目的发出上千份活动商请函的同时，并及时通报推出的作品内容，但由于体制所限，这块市场的活力有限，即使有的出版社想购买一些好书稿，但他们所出的价钱仍不可能高出现行稿费标准太多。 个人买方，是一块易动易变的因素，王星很清楚不能对此抱有厚望，所以，工作的目标自然便瞄准了深圳地区的企业和企业家，他要集中精力策动这块有活力的市场，这也是文稿竞价的地点选择深圳的原因之一。 深圳是个商业意识较发达的地区，浸润于发达的商业氛围，人们的观念也较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文稿竞价活动之中，有传媒便说，像这样的活动，也只有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展开，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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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引导企业来购买文稿，其由头却需要精心设计，这是一个讲究包装的时代。这包括包装自己、包装市场，并替投资者首先设计投资文稿的理由，要让企业家们心悦诚服地投资文化，还要让他们觉得值得。 李远钦的示范效应 花八万八令天下皆知 事实上，在活动尚未启动之前，王星已开始策动买方市场。操作这种类型的活动，指望黑马的涌现，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如果以为新闻发布了，全国尽知了，买文稿的人会手持钞票排起长龙，也显然是极端幼稚的，即如传媒狂炒一时的刘晓庆自传选题和霍达的《秦皇父子》的成交，背后仍有大量文章要做。 王星明确的第一位买家是李远钦。 李远钦，时任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是广东紫金人，有着一副文质彬彬的外表，乍一看，你会以为他是个学者，很难把他与一位勇于开拓和创新的企业家联在一起，在深圳机场候机楼的建设和经营上，他成功地借鉴了香港物业管理的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企业的身份介入并成功实施了对候机楼的管理，创造了斐然业绩，在写作报告文学《为深圳插上翅膀》时，王星采访过他，当时，王星便为他的才智与胆识所深深折服，另外，王星个人与他亦较容易沟通，所以，在活动筹划初期，他首先便向李远钦谈了自己的设想。 李远钦绝对是一个对文化很敏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新思维较为敏感的人，他听完王星的想法之后，马上联想到1986年深圳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但他也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个拍卖活动的差异。 “经济活动的超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超前有所不同，我担心的是在运作过程中把握这个度不是很容易。” “这个活动无疑要北京文化部门和深圳政府有关机构的认可。”王星知道他的担忧，因为文化就是政治，而政治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东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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