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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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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氏与赵姬之事，倒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更巧的是，劝导郑庄公的有个颍考叔，劝导嬴政的有个茅焦，历史有时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为了答谢茅焦，嬴政拜茅焦为太傅，封上卿爵位。
嬴政与母亲的过节，就这么解决了。《资治通鉴》说嬴政与赵姬从此之后“复为母子如初”。
应该说，经过这次变故，赵姬也无颜为一国之母后了。她爱得如痴如狂的“大阴人”嫪毐死了，老情人吕不韦被免职了，她今后也只好收敛起旺盛的情欲，在冷宫之中默默度过余生了。
自此之后，赵姬便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姬死了。如果推算一下的话，赵姬死时也不过五十岁左右。
赵姬死后，嬴政将她与秦庄襄王子楚葬在了一起。
就在赵姬去世的这一年，嬴政灭掉了赵国。
七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就在赵姬回到咸阳的同时，吕不韦却被勒令搬到洛阳居住。
赵姬刚被儿子原谅，还有些惊魂未定，这时自然不便于替吕不韦讲情。
对于吕不韦来说，他忙活了二十多年，结果却落得一个被免职的下场，自然心有不甘。不过，看到亲生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已经牢牢控制了秦国国柄，他倒也颇感欣慰。
其实，吕不韦在子楚身上搞风险投资，固然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没成想竟能偷天换日，使秦国实际上姓了吕，这一额外收获，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
为了让儿子早日乾纲独断，担负起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他组织门客撰写了《吕氏春秋》，苦口婆心地教儿子如何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他大权在握之时，从未产生取嬴政而代之的念头，而是一心一意辅佐儿子。令他料所不及的是，他竟在处理赵姬一事上栽了跟头。
好在嬴政念其有立主定国之大功，只是免其相职，让他到洛阳的封地做富家翁。这一处罚，并不算太重。
如果吕不韦从此杜门不出，尽量低调过普通百姓的生活，大概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也许，秦国人以及诸侯们都清楚，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嬴政处罚赵姬和吕不韦，只不过是做样子给秦国的老百姓看的。
哪有儿子真的想惩办自己父母的？
赵姬就是个例子。当初，嬴政将赵姬囚禁起来，因为不愿原谅母亲，竟一气杀了二十七个求情者。结果呢，还是将赵姬迎接回朝，母子又和好如初了。
于是，吕不韦的门客们以及诸侯们都认为，吕不韦被免职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嬴政便会亲自到洛阳迎接父亲回咸阳主持国政。
所以，吕不韦这棵大树虽然倒了，但树倒猢狲未散。他的门客们大多仍聚集在他的府第，等待他官复原职。毕竟，在主子暂时倒楣的时候向主子表忠心，是最容易赢得主子的好感的。
最可笑的是别的国家的国君们。他们也都想当然地认为嬴政不会为难自己的父亲，吕不韦不久即会重掌秦国权柄。因此，竟有好几个诸侯国派使者到洛阳慰问吕不韦，并给吕不韦封官晋爵，想趁此机会讨好吕不韦，以便在吕不韦官复原职之后，与秦国搞好关系。
然而，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们大错特错了。
他们派使者讨好吕不韦，反而成了吕不韦的催命符。
嬴政听说此事后，非常害怕。他既怕吕不韦真的被别的国家请去，将来成为秦国的对手，又怕吕不韦做不到三缄其口，将他与赵姬的秘辛公之于世。届时，嬴政继承秦国王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了。
此时的嬴政，早已不是那个刚到秦国之时的八岁的孩童了。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受尽欺侮、备受压抑的环境中度过的，少年时代又在宫廷中对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嗜权如命、残忍暴虐的性格。为了保住王位，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决定进一步处罚吕不韦——将吕不韦迁到偏辟荒凉的蜀地去。
如果吕不韦识相呢，最好自杀，这样一了百了。
他不愿亲自下命令处死吕不韦，而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吕不韦送了去。信是这样写的：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蜀。”
吕不韦接到嬴政的书信，方知儿子不会轻易放过他了。嬴政是要杀之灭口。
嬴政这封短信，只有二十九个字，却流露出必欲杀之而后快的意思。
“君何功于秦？”
“君何亲于秦？”
这冷冰冰的质问，如同重锤，狠狠地击在吕不韦的头上。
秦国上下，包括诸侯之间，谁不知道，吕不韦为了子楚能继承王位而毁家相助！
谁不知道，嬴政的母亲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小老婆！
谁不知道，若没有吕不韦，又哪来嬴政的今天！
可见嬴政这么说，是故意抹杀吕不韦对子楚和嬴政得到秦国王位的贡献。
吕不韦不由恨恨地说：“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与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亲孰与我？王何相负之甚也！”
然而，此时再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难道他面见嬴政、向嬴政讲明这一切，嬴政就能认他做父亲？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嬴政在信上故意这么写，明摆着是不想认他这个父亲。不仅不认，而且也不会仅仅将他流放到蜀地就会善罢干休。
他吕不韦一日不死，嬴政就一日不得安心。
明白了这些，吕不韦不禁叹道：“吾以贾人子阴谋人国，淫人之妻，杀人之君，灭人之祀，皇天岂容我哉！今日死矣！”
吕不韦此语，不见于正史，是《东周列国志》的作者替他说的。后人揣摩吕不韦当时的心态，倒也合情合理。
吕不韦此时，或许有所忏悔。
也许，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罪当一死；
也许，他觉得以六十多岁的高龄，长途跋涉到偏远荒凉的蜀地去，已是他难以承受的酷刑。恐怕还到不了蜀地，他这把老骨头就已经填了沟壑了……
司马迁写吕不韦收到嬴政书信后的思想活动，只用了六个字：“自度稍侵，恐诛。”
也就是说，吕不韦已经看出嬴政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迫他。
他断定，嬴政早晚会将他处死。
经国巨贾吕不韦（27）
他无法接受来自亲生儿子的羞辱，更无法接受亲生儿子挥来的屠刀。
他宁愿一死。
当天，吕不韦将鸩毒放进酒中，饮之而死。
可怜一代巨商，战国枭雄，竟落得如此下场！
八
吕不韦死了。
此时吕不韦的结发妻已经去世，葬于洛阳的北邙山下。除了嬴政外，他有没有别的子女，史无具载。
可以肯定的是，吕不韦死时十分凄凉，没有亲属为他送葬。
多亏跟随他的门客，偷偷地将他的尸体运到北邙山下，与他的妻子合葬于此。今洛阳市东约二十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有个大冢头村，这里有个吕母冢，据传即是吕不韦之墓。
嬴政听说吕不韦自杀了，有些不相信，非得见一见吕不韦的尸首不可。由于吕不韦的尸体已被门客们秘密埋葬，嬴政求尸不得，大怒。
这时，有些土生土长的秦国大臣趁机劝嬴政下令，在全秦国范围内驱逐吕不韦的门客，这就是著名的“逐客令”。
可笑的是，嬴政逐的，不仅仅是吕不韦的门客，别的国家跑到秦国的宦游之士也在被逐之列。
“逐客令”规定，他国之人，凡在秦国做官的，一律免职，限三日内驱逐出境；有胆敢收留者，一体治罪。
秦国的大臣们之所以为嬴政出了这个主意，为的是使秦国的贵族子弟有更多的出仕升官机会。
由于秦国在六国中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度，从春秋时期秦穆公之时起，秦国就善于招徕别的国家的人才为己所用，这使得秦国虽然偏在西戎，却日益强大。也正由于外来人才占据了朝中的许多枢纽职位，使得秦国的贵族颇感压抑，土著派与外来派的矛盾也日渐突出。
及见嬴政因吕不韦之事迁怒于吕氏门客，“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史记·李斯列传》）
“逐客令”一出，秦国顿时朝野大哗。有一个人，曾是吕不韦府中舍人，被秦王拜为客卿，此时也在被逐之列。此人即是李斯。
李斯是个颇有才能的人，他正雄心勃勃准备在秦国建功立业，忽闻秦王将下“逐客令”，自己因是楚国人，自然在被逐之列。眼见自己的多年奋斗成果将付之流水，不由横下一条心，给秦王写了一封义正辞严、气势磅礴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不仅改变了秦王的愚蠢决定，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篇不朽的名作。
《谏逐客书》全文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篇文章极富说服力。他先举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等五名外来人才致使秦国称霸西方、秦孝公重用韩国的韩非变法致使秦国富强、秦惠王重用魏国的张仪破坏六国合纵、秦昭王得到魏国的范雎确立对六国的远交近攻战略等事例，说明外来人才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外国的人才来帮助秦国，秦国就不是今天的秦国。
继而，李斯又列举了许多来自他国而深受秦王喜爱的声色宝物，说明“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这等做法不是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有为之君的“制诸侯之术”。
李斯在文章中还总结出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如果将各国来到秦国的卓越人才都赶跑了，这些人便会到别的国家去建功立业。这等于自毁长城，将秦国的栋梁之材资助给敌国，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敌人强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贤，这是老生常谈。而这四个字，切实做到却极不容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必须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对于商界来说，能否做到任人唯贤，更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盛衰的标尺。
李斯的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叹服。
嬴政从善如流，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此后，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谋士，官至丞相，为嬴政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使吕不韦的门客们免于被驱逐的厄运，也使秦王嬴政从此不再追究吕不韦自杀一案。
对于吕不韦之死，司马公在写完吕不韦的传记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最后，司马公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
“孔子之所谓‘闻’者”，指的是《论语》中的一句段话：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士才能称得上是“达”呢？
孔子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就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很有名气。
孔子说：这叫“闻”，不叫“达”。你所说的只是徒有虚名的人，并非通达之士。什么样的人才是通达之士？性格正直，为人好义，察人言语，观人脸色，常怀谦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达，在野亦通达，所以是通达之士。而所谓“闻”，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为表里不一，还自以为是通达之士。这类人善于结党营私，由于其党徒互相吹捧，所以他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都很有名气，算得上是“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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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28）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充其量算是个“闻人”，不是通达之士。
在《史记集解》中，马融一语道破司马公的含蓄评论：“此言佞人也。”
原来，司公迁认为，吕不韦只不过是个奸佞小人罢了，绝不是通达之士。
“闻人”，原来指的是“佞人”。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称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等人为“上海闻人”，这些“闻人”不学无术，还以为这是媒体对他们的誉词，欣欣然接受之而无惭色。
九
从一定意义上说，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
在专制体制下，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际，专制暴君必须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势安定之后，功臣“功高震主”，极易遭到专制暴君的敌视，双方互相猜忌，往往闹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贼。”这句总结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的古语，可谓经典！
翻开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一部伴君驭臣史。历史上固然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征等君臣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毕竟太少。而且，即使是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也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他们之间也有所猜忌。
笔者在“百人归宿大结局”之《奇正军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曾专门论及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在此不妨将拙作中的有关章节引述如下：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政治、军事前景顿时豁然开朗。对刘备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
但“如鱼得水”并不意味着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起码有两件事，刘备便没有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一是建安十五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一事。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刘备想乘机要求孙权将荆州让给他。诸葛亮认为此行极为危险，绝不能去。但刘备不听。果然，周瑜等人都劝孙权留住刘备，不可放虎归山，幸好孙权鉴于两家目前是盟友，没有答应，才使刘备得以脱身。
事后，刘备曾问庞统：我到东吴时，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吗？庞统答：实有其事。刘备叹息道：当时孔明也劝我不要去。看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羽被孙权所杀后，刘备急于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当时“群臣多谏”，刘备执意不听。据《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东征大败后逃至白帝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诸葛亮的叹息声中，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当时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是反对刘备东征孙吴的，否则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了。而且，与孙吴开战，是与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背道而驰的，诸葛亮决不会赞同刘备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任性之为。
第二，诸葛亮大概劝谏过刘备，但刘备没有听从。所以诸葛亮说，如果法正活着，一定会劝阻刘备，刘备可能会听法正的劝说。
第三，刘备虽然声称得到诸葛亮后“如鱼得水”，但关键时刻，诸葛亮说的话还不如法正的意见。由此可见，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如鱼得水”。
刘备临终时向诸葛亮托孤，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托孤，又说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后人认为，刘备临终之语，透出了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诸葛丞相急忙哭着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固然好，但终究比不上与关羽、张飞的关系。荆州地处魏、吴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占有荆州后，守卫荆州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诸葛亮，但刘备却令关羽留守荆州，个中玄机真是耐人寻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赵云）与飞（张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则先主岂不能将羽（关羽）哉？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孙刘之盟是诸葛亮订的，而且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诸葛亮与东吴关系比较好尽人皆知。刘备可能觉得如果诸葛亮留守荆州，以诸葛亮与东吴的关系，说不定会做出有损蜀汉的事来。所以，刘备宁愿用一个有勇无谋的拔扈将军关羽留守荆州，也不愿用诸葛亮。
刘备东征孙权时，尽起倾国之军，却没带诸葛亮，这也令人有所不解。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然历来被称为君臣关系的典范，但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美满和谐。
再者说，刘备创业未半便死了，如果他统一了天下，他与诸葛亮到底还能不能和谐相处，更是难说。
一般来说，君臣关系之难处，不在创业之时，而在守成之日。
由于专制暴君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所以，“功成不居”、“功成身退”成了功臣们得以善终的唯一出路。史上倒也有些成功的例子，如范蠡、孙武的飘然引退，张良、韩世忠的与世无争，萧何、郭子仪的谨小慎微……
而更多的情况是帮助汉高祖打下天下的淮阴侯韩信被杀前讲的那句话：“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有的甚至于敌国未破，而功臣先亡……
功臣命丧暴君、昏君、甚至“明君”之手的例子太多了，这此不妨随手拈来一批，如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李牧、韩信、晁错、周亚夫、灌夫、窦婴、李广、桑弘羊、赵广汉、韩延寿、杨恽、萧望之、杨震、邓骘、杨修、崔浩、尔朱荣、斛律光、高熲、贺若弼、长孙无忌、郭崇韬、岳飞、赵鼎、李善长、刘基、朱文正、傅友德、朱亮祖、蓝玉、解缙、于谦、夏言、曾铣、张经、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可谓不胜枚举！
有的功臣则在君王的猜忌下度日如年，不得不铤而走险，举兵反叛，结果被“王师”名正言顺地消灭，如彭越、英布；也有些权臣，生前虽然独掌大权，但死后遭到皇帝的清算，如霍光、张居正；也有的则干脆或明或暗地进行改朝换代，如王莽、曹操……
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废掉汉献帝改朝换代，但他说得很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虽然未灭掉殷纣王建立周王朝，但他已经为弟弟周武王灭殷奠定了基础。曹操说他要做周文王，即说他在世时不会废掉汉献帝，而是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自己的儿子。
说到曹操，笔者倒想多说几句。
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雄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
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与“黄袍加身”的“宋祖”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话，谁还说曹操是“汉贼”、“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所以，曹操在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曹操当然也不例外。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曹操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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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29）
建安十五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曹操当时的心愿。
考其投身行伍后的言行，与其志向是一致的。讨黄巾军时，曹操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平定黄巾后，曹操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进京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首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
而刘备呢？小时候与小朋友们在村头玩游戏，便说自己是皇帝，村头的大桑树是其“羽葆盖车”。他的两个儿子，一叫刘封，一叫刘禅。封禅是古时皇帝祭奠天地的礼仪，可见刘备一直想着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来评价他的话，刘备早就有“不臣之心”。
袁绍虽然才疏，但是志大，讨董卓之时即生异志，得到玉玺后爱不释手，丑态毕露，因此为曹操所看不起。袁绍之弟袁术更是称帝心切，早就在寿春称帝，结果不久便被曹操所灭。与曹操比起来，袁绍、袁术可谓“乱臣贼子”。
孙权如何？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不听招呼、公然与朝廷的军队展开赤壁大战，于汉献帝尚在位之时，他竟居心叵测地公然写信劝曹操称帝，压根就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
与袁绍、袁术、刘备、孙权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没有野心的，也是对汉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非夸张之言。不仅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汉献帝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之，汉献帝根本不会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说来，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实在是冤枉了他。
曹操做的最失策的一件事，便是将如同丧家狗一样的汉献帝接到许昌，想“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自迎汉献帝到许都后，真的可以号令诸侯了吗？
恰恰相反。曹操将汉献帝接到身边后，天下共知，曹操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皆骂曹操为“汉贼”，纷纷拥军自重，无人听从曹操的号令。
建安元年（196年），即曹操迎汉献帝的那一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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