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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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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196年），即曹操迎汉献帝的那一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又让献帝封袁绍为太尉、邺侯。谁知袁绍对此并不领情，骂道：“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竟拒而不受。曹操只好将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与袁绍。
次年，董卓的部将张绣便率部袭击曹操，袁绍的弟弟袁术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
第三年，盘据荆州的“名士”刘表公开支持张绣，与曹操开战；吕布也与曹操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初步奠定了东吴的基业。
第四年，刘备叛曹操，归袁绍。袁绍因战胜公孙瓒，实力大增，遂亲率大军进攻许都。
第五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大战，曹操获胜。此役后，曹操又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东征西杀，才大体平定北方。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想趁热打铁统一全国，但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乘机占领西川和荆州，三国鼎立之局遂告形成。
有意思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四年间，无论是张绣、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公孙瓒、高干，还是刘备、孙策、孙权，没有一个诸侯肯听从曹操的号令。由此可见，曹操空有挟天子之名，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袁绍进攻曹操时，曾令陈琳代写了一篇###曹操的檄文，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头疼病竟减轻了许多。
可见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得到了诸侯的强烈抵制。曹操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还背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而且，不仅当时的人都这么骂他，后世近两千年间，曹操也一直是以“奸贼”或者说是“奸雄”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的。
曹操想拿汉献帝号令天下，怎奈诸侯不听；想将汉献帝抛弃，则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招牌毁于一旦，从而招来万世骂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成为天下公敌……
所以，汉献帝成了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根鸡肋。
曹丞相骑虎难下，此中难言之隐真是不可告人。
据有关资料，林彪曾读过一本名为《曹操》的书，在读到曹操当宰相后，自己觉得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时，旁批道：“不要轻易骑上去。”
然而，曹操还是骑上了老虎，结果落得个千古奸雄的骂名。林彪也骑了上去，最终被摔了个粉身碎骨……
相对于曹操来说，刘备和孙权要幸运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码在名义上是经过了汉献帝的正式册封。而刘备平定西蜀之后，没经汉献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称“汉中王”，怎么就没有人说刘备是“僭越”呢？后来，刘备和孙权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谁说过他们是“国贼”、“奸雄”、“叛逆”？甚至从未想过要匡扶汉室的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人，也没有被加上“汉贼”的恶名。
有句俗语：“瞒之智正瞒之愚。”曹丞相耍的这点小聪明，让他一生“骑虎难下”，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史家及后人皆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深谋远虑之举，不亦惑乎？
有人可能要举袁绍不迎汉献帝而败、曹操迎汉献帝而胜的例子来说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其实，曹操之胜，袁绍之败，与迎不迎汉献帝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曹操所分析的那样：“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如果说曹操战胜袁绍是因为曹操挟持着汉献帝、拥有政治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曹操与孙、刘赤壁大战之时，不也有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吗？刘备、孙权并不买那个有名无实的汉献帝的账，该打就打，结果让使赤壁之战成为曹操一生中最为惨重的败绩。也正因为此次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
曹操挟持汉献帝达24年之久，废之易如反掌，曹操却始终不敢。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只好将代汉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儿子曹丕。
十
吕不韦也骑上了老虎。只是当他发现之时，也已经骑虎难下了。
其实，自从吕不韦得意洋洋地收获其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当初吕不韦提出要帮助子楚时，子楚的许诺是“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而当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顺利继承秦国的王位之后，子楚虽然封吕不韦为丞相、文信侯，但并没有将秦国一半的土地封给吕不韦，只是给了吕不韦河南洛阳十万户的封地。
恐怕此时，子楚与吕不韦的蜜月期也该结束了。
子楚一即位便封赏吕不韦，其实是在兑现自己的诺言。然而，他的诺言是无法兑现的。在秦国还不是他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可以慷别人之慨，许下分秦国一半给吕不韦的诺言。而一旦秦国真的成了他的天下，他真的能兑现这样的诺言、将秦国一分为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虽然在吕不韦看来，这样的收益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但已成为秦王的子楚，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大言懊悔不已。君无戏言啊！
经国巨贾吕不韦（30）
子楚此时，说不定对吕不韦已经产生了猜忌之心：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吕不韦会不会心生怨望？
俗话说：“功高不赏。”当做臣子的功高震主、使君王赏无可赏之时，那个做臣子的就很危险了。
这时，君王最为渴望的，便是功臣突然死掉。这样，就不需要封赏功臣了，从而了却君王的一桩心事。
再说，吕不韦和赵姬还有一桩惊天秘辛瞒着子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子楚会永远蒙在鼓里。
幸好子楚与吕不韦的矛盾尚未暴露，子楚便短命而死了。
按说，吕不韦的亲生儿子即位后，他应该会得以保全的。
岂不知，嬴政的即位，反而使吕不韦的命运变得更为凶险。
如果嬴政不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作为罕见的独裁暴君的嬴政，自然不会容许一个立有大功的前朝###手握重权。嬴政需要的是乾纲独断，而不是一个“仲父”在自己面前指指点点。吕不韦如果明智，最好是像应侯范睢那样称病退休。如若不然，吕不韦极有可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甚至被处死。
如果嬴政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嬴政继承秦国君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嬴政极有可能会被秦国的宗室子弟赶下王位。即便不会这样，也会蒙上一个非法即位、偷天换日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最好的结局是被永远幽禁。如果嬴政想办得利索点，就会杀之灭口。
如果嬴政是个性格温和、生性孝顺的人，或许吕不韦还能避免厄运。可惜，嬴政偏偏是个残暴成性的人。
即使是对他的生身母亲、将他辛辛苦苦养育到8岁的赵姬，嬴政也曾毫不留情地予以囚禁，并且将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装到布袋里活活打死，又何况从小没有给嬴政一点父爱的吕不韦呢！
嬴政逼死吕不韦之后不久，一个魏国大梁的著名军事家来到了秦国，后人叫他尉缭。相传著名兵书《尉缭子》就是他的著作。
尉缭与李斯、韩非等人一样，来到秦国，本来是想借助秦国之强以图建功立业的。但尉缭与嬴政晤谈之后，却决定离开秦国。
为什么呢？
这倒并非嬴政不重视尉缭这个人才。事实上，嬴政会见尉缭时相当客气，“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即说嬴政会见尉缭时，是以平等的身份与之会谈的。
而且，尉缭的谈话也颇对嬴政的心思。尉缭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意思是，对于强大的秦国来说，诸侯就像是秦国的郡县。但是，如果诸侯们联合起来，对秦国就很不利了。晋国的智伯、吴王夫差、齐愍王就是因为对手们联合起来才被消灭的。希望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舍得送财物给六国的权臣们，以打乱他们的计划。不过破费三十万金，就可以将诸侯们一一收拾掉。
尉缭出了个对六国实行离间之计的主意，嬴政非常满意。以后在灭掉六国的战争中，嬴政就曾多次使用离间计。
如在灭赵国时，为了除掉赵国的名将李牧，秦将王翦先贿赂赵国的权臣郭开，将郭开收买住之后，再扬言李牧私下与秦国讲和，欲与秦国共同灭赵，秦国答应事成之后封李牧为代王。郭开遂将此事禀报赵王迁，赵王迁信以为真，乃遣使持兵符召李牧回朝问罪，并拜正在李牧军中的赵葱为将，以代李牧之职。李牧得知是郭开陷害，自忖回朝后凶多吉少，乃欲奔逃至魏，结果被赵葱派兵捕获斩首。赵王迁自毁长城后，王翦立即率秦军大举进攻，一举击溃赵军，包围赵都邯郸。赵王迁一筹莫展，只好投降，赵国遂亡。
据说赵国亡后，郭开因助秦灭赵有功，被嬴政封为上卿。赵迁这才如梦初醒，叹道：“使李牧在此，秦人岂得食吾邯郸之粟耶？”然而悔之晚矣。好在此时秦王为了鼓励别的国家向赵王的投降行动学习，饶了赵迁一命，将他迁到房陵的石室中软禁起来。赵迁在这里作了一首字字血泪的《山水之讴》：
房山为宫兮，泪水为浆；
不为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
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于汉江；
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
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
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
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
当然，此诗只不过是小说家言，未必真的就是赵迁所作。
秦王对于尉缭献的离间六国君臣之计是非常赞赏的，对尉缭也很赏识，准备重用尉缭。谁知尉缭却对秦王嬴政很失望，以至于想立即离开秦国。
尉缭大概会相面。嬴政给尉缭的印象很不好。
在与嬴政会谈后，尉缭回到住所，对人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尉缭之言，可能是有史可稽的唯一对秦始皇长相的细致描述。所谓“蜂准”，据《史记正义》的解释，就是高鼻梁；“长目”，即长长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长长的眼睛——单就嬴政的鼻子和眼睛来看，嬴政应该算是个美男子了。
嬴政五官中，尉缭只描述了眼睛和鼻子，然后说嬴政长着“挚鸟膺”。“挚鸟”指鹰鹫之类的鸟，“膺”即胸，所谓“挚鸟膺”，即说嬴政的胸像鹰的胸。鸟禽类的胸都是凸起的。用今天的话说，嬴政长着一副“鸡胸脯”。
接下来，尉缭形容嬴政说话的声音是很恐怖的：“豺声。”即说嬴政说话的声音像豺狼嚎叫。
由嬴政的长相和发声，尉缭进一步分析出嬴政的性格是“少恩而虎狼心”。“少恩”，即刻薄寡恩、忘恩负义。尉缭认为，嬴政的性格是虎狼之性，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这种人，在不得志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得平易近人，甚至可能甘心屈居人下；而一旦得志，“亦轻食人”，即随便杀人，就如虎狼食人那样视为理所当然。
与这样的人共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尉缭说：“我现在只是个老百姓，他会见我时却肯平等地对待我，还时时表现得很谦逊；而一旦他统一天下的志向实现后，他会把天下之人都视作他的俘虏和奴隶。对这种虎狼之人，不可与之长期相处。”
于是，尉缭便想离开秦国。嬴政得知尉缭想走，极力劝阻，封尉缭为秦国尉，希望尉缭留在秦国帮助他统一天下。
尉缭此时走已走不成，逃也逃不掉，只好留了下来。
不过，尉缭虽然留在了秦国，却从此不知所终。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便结束了对尉缭的叙述：“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也就是说，尉缭计策虽然被采纳，但尉缭其人并没有被嬴政重用，嬴政重用的是李斯。
也许，由于尉缭深知嬴政的为人，所以才韬光养晦，以图苟全性命。
可惜吕不韦没有像尉缭那样由表及里地看透嬴政的为人，还一直做着辅佐儿子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殊不知，敌国尚存，他自己便先被消灭了。
十一
如果当初吕不韦不思经国安心经商的话，以其聪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手段，他完全可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完全可以像战国末期的卓氏、孔氏以及被秦始皇封赏过的乌氏倮和被秦始皇表彰过的巴寡妇清那样，过着奢华富裕的生活，更不至于落得个饮鸩而死的可悲下场。
由吕不韦的悲剧，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风险投资实现赢利之后成功地“退出”。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有句话：“不是因为冒风险而赚钱，而是成功规避了风险而赚钱。风险投资界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剩者为王’。”
剩者为王，就是说，经过商场上大浪淘沙般的淘汰，剩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尤其是在股市，经过政策的反反复复、企业的盛盛衰衰、股价的涨涨跌跌、人气的高高低低……低迷过后，百战之余，剩下的股民，他们抛除股本之后还有“剩”，乃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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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31）
有句话说得好：谁能笑到最后，谁会笑得最好！
在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硅谷，流传着这样一个投资法则：在所有的风险投资项目中，必然有50％完全失败、40％刚刚打平，只有10％盈利。
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回报虽然巨大，但风险也大。在风险投资成功之后，应该见好就收，全身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的时候，是风险投资者把握不好“退出”的最佳时机；有的时候，是身陷泥淖不能自拔，想退退不出。
把握好风险投资的“度”，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在专制时代，商人们若想通过经商得以暴富，都喜欢走条捷径：勾结官府、亦官亦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他像吕不韦那样，在政界人物王有龄身上进行风险投资，后来凭借王有龄的支持和协助，开始发迹。他结识了左宗棠之后，便走上了亦官亦商的不归路。
商战无情，###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胡雪岩身为商人，却官居正二品，被时人视为左宗棠的亲信。
左宗棠与李鸿章互不服气，暗中斗法，胡雪岩便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
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盛宣怀，本是李鸿章的亲信，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干将。他与胡雪岩一样，都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过贡献的人，可惜的是，盛宣怀的后台老板是李鸿章，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官场上的对手，于是，盛宣怀与胡雪岩也成了商场上的对手。最终，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胡雪岩自从靠上了左宗棠，在商场、官场、洋场之上呼风唤雨，成为巨富，也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一直对左宗棠不怎么服气的李鸿章自然也将胡雪岩视作眼中钉。
而盛宣怀，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所以一直对胡雪岩耿耿于怀。1878年，盛宣怀在湖北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胡雪岩又参了他一本，致使盛宣怀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在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绝。
左宗棠之所以拒绝盛宣怀，是听了胡雪岩的建议，想自己搞起来。胡雪岩曾力劝左宗棠建设电报线，他说：“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左宗棠命胡雪岩操办此事。胡雪岩从未搞过电报局，于是，他派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出了几套密码。
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准备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闻讯，立即与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就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胡雪岩也不示弱，他派人与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代表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
不想盛宣怀做事极为老辣，他让大北公司将一批劣质器材卖给了胡雪岩。结果，工程刚开始，就因器材质量问题而停工了。盛宣怀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之事告诉李鸿章，李鸿章立即上疏弹劾胡雪岩，说胡雪办差不力，请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不久，朝廷便下令将长江电线交由盛宣怀负责架设。由此事，导致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更大，胡雪岩和盛宣怀成了死对头。
丁离《击败胡雪岩》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细致描述了盛宣怀击败胡雪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被召入军机，指挥对法作战。左宗棠一走，李鸿章和盛宣怀便准备趁此机会除掉给左宗棠财力支持的胡雪岩。
为了支持左宗棠到新疆平叛，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上一年，胡雪岩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而此时，胡雪岩往年为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所筹集军饷的还款到期，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由于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便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
外国银行突然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他的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救急。不料盛宣怀通过他掌握的电报局，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一清二楚。他在胡雪岩从阜康银行提出银子之后，随即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即将倒闭。
此消息传播开来，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到阜康银行提取存款。盛宣怀在上海坐镇，挤兑先在上海开始。胡雪岩赶到上海，一边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协饷，一边发电报将此事告诉左宗棠。去找邵友濂的人吃了闭门羹，而盛宣怀则令人将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扣下了。
情急之下，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想渡过难关。不想仍是杯水车薪，到阜康银行挤兑的人越来越多。胡雪岩明白，是盛宣怀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知道此次来者不善，顿时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挤兑风一发而不可收拾，胡雪岩在杭州的泰来钱庄首先倒闭。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银行终于被挤兑得关门大吉。
朝中大臣此时也纷纷上疏指责胡雪岩，朝廷乃令左宗棠严厉查办胡雪岩亏欠公款一案。事已至此，左宗棠也徒唤奈何，只得给各省发出公文，将胡雪岩在各省的商铺一一查没。
重重打击之下，胡雪岩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
他娶的十二房姨太太也养不起了，只好将她们遣散。
不久，胡雪岩即在贫病忧愤中死去了。一代巨贾，最终输了个干干净净。
在专制时代，胡雪岩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官商勾结的道路。其成于官商勾结，败于官商勾结。像他那样的商人，与吕不韦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只不过是官僚政治的依附品，是专制政治产下的怪胎。
十二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甄士隐自从丢了女儿、家业破败之后，正感到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一个怪怪的跛足道人。跛足道人向甄士隐唱了一首《好了歌》，文辞虽浅，寓意却深，了了数语，写尽世态人情。歌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历经磨难的甄士隐听后大彻大悟，当即吟诗一首，为《好了歌》作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
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
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
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这几句真是沉痛至极！吕不韦当初若能听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不知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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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32）
吕不韦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有可能读到。当胡雪岩贫病交加奄奄待毙之时，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商人来说无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个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写的“终朝只恨聚无多”，结果必然是“及到多时眼闭了”。
“及到多时眼闭了”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很多时候，“终朝只恨聚无多”的结果往往是像吕不韦那样，因嫌财富少，致使锁枷杠。“及到多时命没了”。
吕不韦富而求贵，由商而官，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叹！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一笔生意，他的富有创意的计划、传奇般的作为，倒也使他暂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吗？
不仅专制政治不好玩，专制政治之下的经济文化各种活动也不好玩。专制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以万物为刍狗”。除了最高统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动辄得咎，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规范、制约当权者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一个人都可能“转眼乞丐人皆谤”，都可能“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视群臣如草芥，想杀就杀，动辄屠杀上万人。以至于大臣上朝前，必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与家人弹冠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赵翼在《廿二史札记》）
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经商，也难保不会飞来横祸。
明初周庄富商沈万三可谓“良民”。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沈万三赶紧出来献媚表忠心，慷慨出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城墙，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应该算是“爱国商人”了。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沈万三拿出自己的财富拍朱元璋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脸上。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裕，眼红了，心想：你算什么东西！难道你比皇家还富？嘴上却说：“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若不是马皇后替沈万三讲情，沈万三就死定了。最后，朱皇帝看在皇后讲情的份上，下令将沈万三流放到了云南。
沈万三“拥军”的结果，是被流放到当时还非常偏僻荒凉的云南地区，最终死在那里。
在专制时代，商品经济是注定发达不起来的。其实不仅商品经济发达不起来，科技、文化各种事业也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举国听命于一人，以一人之是为是，以一人之非为非，社会必然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全国之人必须忠于皇帝，各地之人则必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级一级地管束下来，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铁筒般的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容许有异议分子，不容许有言论自由，不容许有法治精神，不容许有社会监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便代表了国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人民”。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命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野蛮剥夺。就如沈万三那样，即便做出热烈拥护新政权的姿态，也难免飞来横祸。
有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这只是侧重于经济基础方面的划分。细想一下，如果侧重于上层建筑，人类社会还可以分为蒙昧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在专制社会，不仅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人的创造力愈强，被盘剥得便愈重、被掠夺的便愈多，被压抑得便愈烈。专制社会扼杀人的创造力，这是专制国家注定不能富强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专制社会里，商人经商，大多要与官僚勾结。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凭借权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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