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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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６　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
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
放日报》上发表。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
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
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整风运动的主要
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
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
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
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
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　１９４３　年以后，特别是从　１９４５　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
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
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年受辱于“二十八
个布尔什维克”，和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３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
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
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
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
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　２　节里，我提到过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
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
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
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
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
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90—301　页。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98—700　页。1943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
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
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　177　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
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　年第　7　期，第　2　—　4　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
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　345—346　页。关于　1945　年　4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6—337　页。关于从　1943　年　3
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　年第　2　期，第　77—78　页。
① 《致何凯丰》（1943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13　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
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
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　50　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
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
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
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
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
在农村　１５　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　４０　年代初，这一经验教
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
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
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
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
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
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
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
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
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
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
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
的……①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　１９４３　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
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
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　１９４３　年应由财经办事处
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
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
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
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
问题”。③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１９４９　年以后，
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
面意思是“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ｎｅ”，“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它有时被译为“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ｔｏ　ｕｎｉｆｙ”，也难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
业》，见《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3—264　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73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5、273　页。



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
最好把“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　４０　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
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
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
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
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
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
东起草的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
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
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
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
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
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
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
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
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
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
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
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
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
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而言，反映了对　４０　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
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
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
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


① 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 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
泽东集》第　8　卷，第　155—163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161　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02—903　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　1943
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9　页修正。



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
际的原因，在　１９４９　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
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
是毫不相干的。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　３　节已指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
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毛泽
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
１９４６　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
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２８　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
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
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
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
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
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
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
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
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
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
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
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
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
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
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
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①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茧命这一问
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
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
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
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
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１９４９　年　３　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
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
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由此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0—1481　页。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8　页。



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
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　１９４９　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
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　５０　年代初期作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
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　１９６２　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
年只有“照抄苏联”，②可他的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
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
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
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
“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
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
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　１９４９　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
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　３０　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
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
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
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
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
（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
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
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
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
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没有“两条腿
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
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
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
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　１５　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
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
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
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　１９４９　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　４０　年代初期提出的许
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
１９３７　年到　６０　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
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
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　３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
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　１９４９　年以前毛
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
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
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
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
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
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
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
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
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
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
是主宰者。
本章第　３　节已强调指出，在　１９３９　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
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
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
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
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
的事业。事实上他在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
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
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
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
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
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　３０　年代，在抗日战争的
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
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
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
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
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
然有某种相似。
在　４０　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
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
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
“封建”文化真地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地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
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
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　１９４９　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
民主独裁”的政府真地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
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　１９４９　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
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① 《致秦邦宪》（1944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书目提要①

１．导论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
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
的历史研究专著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第　１０、１１　和　１２　卷列出的书目外，
下列书目相当详细地叙述档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湾的档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１９００—１９７５　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按论
题列出中国作者论著目录　９０００　条以上，附作者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
国近代史论著目录，１９４９—１９７９》，按约　８０　个主题列出论文目录　１００００　条，
书籍目录　１２００　条以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述每年的出版物
及其他活动；《中国历史学年鉴，１９７９》在　１９８１　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
１９８１》概述　１９８０　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在　１９８２　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
鉴，１９８２》概述　１９８１　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到现在，我们已见到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１９８４》。中国史学会又出版《史学情报》季
刊，该刊在　１９８２　年开始用这种公开形式出版。这两种出版物所载的书目、史
学研究综述和论点选登最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
究》季刊上定期发表的近代史研究书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
国时代档案）合编的《历史档案》季刊在　１９８１　年创刊，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两个国家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和
论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文献丛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
刊篇目汇录》丛书从　１８５７　年期刊编起，最后将包罗迄　１９１８　年的　４９５　种期刊
约　１１０００　期的详细篇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８　卷——现在我们终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
图，甚为精细，标明县境和县治。上海史学者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
对研究　１８４０—１９１９　年中国近代史有用。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
著者　１９５０　年在南京大学的讲稿，介绍史料的主要种类，并由此而为读者了解
许多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便利。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详细
叙述清代政府结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两个半世纪都
市和行省主要职位的在职官员。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长期以来是日本学者喜欢研究的主题。重田德著《清代社会
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绅权和地主，而奥崎裕司著《中国乡绅地


① 我们感激密执安大学蒲地典子教授在书目提要中日文图书的书目方面的协助，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
恃？罗兹曼教授在苏联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见。



主之研究》详细地研究浙江一个地主家族。小岛晋治著《太平天国革命的历
史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