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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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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他们成
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③
按照这种精神，１９４０ 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
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 １／３ 共产党， １／３ 非
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 １／３“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毛所解释的那样：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
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
开明绅士。……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①
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
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
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
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１９４１ 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
党员规定的 １／３ 的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
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
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
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
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
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
①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16—121 页。
② 毛泽东：《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 页。
③ 引自中央统战部 1940 年 11 月 2 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269 页。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36 页。
选择。
那时把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
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
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
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
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
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
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
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
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
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
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
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
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
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
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
庄连结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
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
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
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
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
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
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
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
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
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
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
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
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
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
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
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
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
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
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 １９３９ 年采用的，１９４１ 年让位给统
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
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
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做为
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
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
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
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１９４１
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 １９４１ 年达到高峰，此后
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表 ２７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晋绥
根据地还没有建立
未计算
未计算
未计算
２４．６
１７．４
１９．６１
１９．３５
２１．０
北岳
６．２７
７．１２
９．７１
１４．９８
１３．６２
１０．０７
８．９
未计算
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
负担》，《经济研究》１９５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８—１０９ 页。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
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
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
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
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得不尽
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①
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
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
税。
表 ２８ 晋察冀 ３５ 个村的阶级组成
地主
家庭％ １９３７ 年 土地％
２．４２ １６．４３
家庭％ １９４３ 年 土地％
１．９１ １０．１７
富农
中农
４．５０
３５．４２
２１．９３
４１．６９
７．８８
４４．３１
１９．５６
４９．１４
贫农和雇工 ４７．５３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 251 页。
１９．１０
４０．９５
２０．１２
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１９２１—１９５９ 年》，第 ６４ 页。
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 １６９—２２８ 页各处，据以计算晋
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
地位，但迟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
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 ３７．５％的规定”。
①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 １９４１ 年仅有 ９０００
佃户受益。到 １９４３ 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 ４３０００ 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
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②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
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
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
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①
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
构性的变化。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全部税
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
的税收制度。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
而不是更大。
表 ２９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
担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１４７８０００
１５５２０００
２１９１０００
２３６００００
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虽然缺乏定量的资料，但在晋
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 １９４０ 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 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才好转（见表 ２９）。②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
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
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
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
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①
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
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
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
① 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 年》，第 51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234 页。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 52 页以下。
② 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 108—109 页上的数据导出。
1941 年和 1942 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① 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338 页以下。
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
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
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
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他们的目标
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
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
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
上的变革。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
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
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
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
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
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
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
选举。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
争。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
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选举运动于 １９３９ 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
边区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 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晋冀鲁豫
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
１９４２ 年才进行。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
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决不
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
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 １３ 个县中，１９４１
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 ３４％到 ７５％之间。迟至 １９４４ 年，江苏一个
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 ６０—８０％，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
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
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
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
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证
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
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
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①
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
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
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
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
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
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
① 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50—153 页。
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
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
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
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
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
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
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 １９４２ 和 １９４３ 年推行
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
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
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
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
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
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
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
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
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
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
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
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
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
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
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
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
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
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
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
批评会。然而在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
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
存。到 １９４０ 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
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
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
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
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
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532 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
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
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
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②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
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５ 月）和中途岛战役（７ 日）清楚
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８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
本发动进攻。
１９４２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
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 １９４３ 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
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
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
延长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
事进攻做准备。①自 １９４１ 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
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
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
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
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 ６ 月陷落，衡阳于 ８ 月陷落。
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
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
的文官于 １２ 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
实上，日军先头部队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
伤亡 ３０００００ 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
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 ４０ 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
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
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
了，当时正遇上了 １９４４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
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
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
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１９４４ 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 １９４４ 年下半
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
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
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
—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机会。到 １９３８ 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
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
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
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
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
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
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当一号
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73—82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
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②随着
１９４１ 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
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
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
—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
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
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
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
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
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
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
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
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
供了新的机会。
表 ３０ 在华日军和伪军，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日军
伪军
华北
２２００００
（不以地理区域划分）
（１）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投敌的
华中
２６００００
华南
８００００
约 ４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６００００
（２）敌伪强拉壮丁，收编土匪、流氓编成的 约 ３０００００
（３）伪民团和警察
小计
总计
约 ２０００００
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０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５ 卷，第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 页。这是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113—117 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68—184 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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