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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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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
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
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
阶段开始于 ９０ 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
强活动。１９０２ 年以后，绅董管理的职能已以协会、商会和事业局的形式而正
式化了，这些会、局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诏令设立。②
１９ 世纪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乱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平衡。士
绅往往被描绘为官吏（特别是知县）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中间人，与双方分享
某些利益，有时联合一方，有时联合另一方，有时在两方之间斡旋。③新的从
①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 457 页。
② 伊懋可：《集镇与水道》，第 462—463、472 页；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42 页。
① 关于镇压风潮的一个事例，见威廉？T。罗：《晚清？城市的造反及其敌人： 1883 年汉口密谋》，《远东
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4 集（1979 年），第 71—111 页。 更概括的著作：威廉？T。罗：《汉口：一个中国城
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 年》。
②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见孔斐力：《太平军叛乱》。关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见玛 丽？兰金：《中国名流的
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浙江省，1865—1911 年》。关 于在长江中游的类似过程，见罗：《汉口》。
③ 埃德温？O。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第 311—313 页。关于 强调士绅破坏性的和谋私
的行为的地方官绅关系的资料，见萧公权：《农业中 国》。士绅的地方政治…社会作用的构成因素的概要，
载魏菲德：《中华帝国的衰亡》。关于中国学者对地方控制和自治问题的见解，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
的地方自治》，载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 257—298 页。
事管理的名流没有放弃 １９ 世纪的这一作用，但是，在知县变得不太得力的时
候，他们会日益取代地方政府之中的官僚。①虽然名流只是在 １９０９ 年选举出
的谘议局成立时，才被给予地方政府中的正式规定的任务，但是，由名流社
会合意挑选出的绅董，实际上在前 ５０ 年已成为一些地方行政机关的一个重要
部分。
这个现象已被看作既与地方军事化有关，也与权力的分散和权力的地方
化有关。然而，只要清朝存在，就不可能表现为简单的趋势。有些地区在叛
乱之后继续实行军事化，枪支分散在民团和土匪相对抗的乡村。但有些官吏
在努力解散民团和控制乡绅取得警察或军事权力方面是坚决而成功的。与此
同时，地方名流的权力又在与学术、商业和社区的利益有关的非军事事务方
面，有了新的可观的增长。
这个趋势最有力地出现在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以长江下游最为突
出。在那个区域，农村的动荡不安不只是引起名流向城市迁移，也激起了管
理活动，目的不仅在于地方治安管理，也在于缓解某些酿成麻烦的根由。这
既不完全是乡村的活动，也不完全是城市的活动，因为富裕的、受过教育的
“乡村”名流在城市有商业利益，并与高级官僚有联系。他们设想，民间倡
办的事为上层采纳，或许能改变国家政策，并把他们带到家乡之外的公共服
务中去。这种演变有若干特点。
第一，与官吏阶层抗衡。名流阶层深信自己的自治管理优于官办活动。
他们的主要怨恨指向低层官吏。大多数较高层的官吏赞成有利于公共组织和
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但是，当有魄力、有维新思想的官吏与同样有魄力、
积极从事公共活动的绅董——他们确信自己是地方各种需要的最佳裁判者—
—接触时，争论就有可能爆发。像丁日昌这样的巡抚，他力图限制地方名流
阶层，并加强知县实力作为行政维新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府之外倡办
的事存有戒心。例如，当商人反对厘金税，或地主士绅力图取代衙门胥吏和
差役管理田赋征收时，同官吏的紧张关系就可能加剧。①
第二，爱国主义。许多绅董把他们的活动力看作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
是对时代需要的反应，涉及到更广阔的问题。那些经历叛乱而感到震惊的、
所受教育（常常还有他们的前途）是以公共职责为目标的人士，完全能够按
照民族的框架考虑他们的活动。这一普遍化的倾向，在 １９ 世纪末期又因对外
国威胁的爱国的反应而得以加强。
第三，社会凝聚力。绅董属于非正式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士－
商和官－绅社会网络。在长江下游，分崩离析的旧学术界的残存学者，如丁丙，
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务；官员们致仕后致力于家乡的各种问题；富商管理地方
的事业机构，并为它们设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业机构，在城市等级的各个
层次——下至集镇——建立起来，但常与高级官吏有联系。总之，地方管理
① 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 251—259 页，第 7 章；罗伯特？韦 斯：《太平军造反前夕
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17 页。
① 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 2、6 章。关 于丁日昌，见乔纳森？奥
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 江苏，1867—1870 年》，第 143—144 页。奥科提到
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 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 詹
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
控制》，第 244—245 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 录》第 3 卷，第 6—11 页；《桐乡县志》，第 6 章。
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②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
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
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
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
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 ７０ 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
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
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
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
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帐
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
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
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
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
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
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
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
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①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
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 １９００ 年，除
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 １９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
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 １８ 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
因朝政腐败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１９ 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
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
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
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 １９ 世纪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 ３０ 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
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
袖人物。①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
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
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 １７ 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
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②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
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
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
① 见《申报》， 1878 年 6 月 8 日，第 4 版；1878 年 7 月 20 日，第 1 版； 1878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
1879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1879 年 8 月 10 日，第 3 版； 1879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 2 章。
②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477— 490 页；及刘广京和
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02—211 页。
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
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
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
新观念结合起来。①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
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
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
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
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
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
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②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
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
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
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
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
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
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
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
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
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
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
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
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
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
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
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
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
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
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
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
能把他们除去的。１８９８ 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
①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 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议》，《亚洲研
究杂志》第 51 卷第 3 期（1982 年 5 月），第 463—477 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 19
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 24 卷第 4 期（1965 年 8 月），第 609—611 页。
②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
年》，各处，第 394—398 页；柯文：《传统与现代 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
《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 （1859—1914 年）和胡礼垣（1847 年—1916 年）》，《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2 期 （1981 年 4 月），第 191—225 页。
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果
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
①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
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朝廷益发疏远。起初，不清楚逮捕牵连多广——名
流广泛从事维新活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许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进一步
的对立，是由任用满人取代各省汉族高级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
廷支持义和团，支持处决反对义和团的官吏，１９００ 年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引起
的灾难性的国际后果，疏远了范围更广泛的名流人士，他们对助长社会动乱
的危险非常敏感，并厌恶再次挑起外国入侵的政府。
在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京城官吏怀着幻灭的心情纷纷辞职还乡，京
外的学者坚信他们不能为清政府服务。排满在整个 １９ 世纪原是潜伏的、躲躲
闪闪的态度，如今与反对专制压迫结合起来成了公开的政治态度。也许第一
次公开发表的对满族统治的攻击是 １９００ 年夏在《申报》上出现的。①有些人
认为，政府一旦在 １９０１ 年后开始了新政的进程，只要它能维持控制更久一
些，它就能成功。这样的论点低估了这样大的国家的变革问题，但却正确地
表明了清政府官办维新运动的活力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进展。这种论
点的缺点，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隔
阂。
参与和控制，而不是维新，继续处于清朝最后 １０ 年冲突的核心地位。北
京政府把维新与集权和延续官僚控制的目的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反
对。②一位最坚定地主张维新的总督张之洞，在由谁控制铁路发展的问题上和
名流人士意见相左，尽管两者共有强国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信念。只要领导
的名流被赋予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就可能参加政府，或与政府合作；
但当官吏再三设法限制外界的积极活动时，他们就拒绝给予支持。
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对派是由与官僚政府的基本冲突形成的。③反对派是从
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
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些群体并不是作为利益集团而发挥作
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过强，名流阶级内部的差别太不显著，社会－政治观念
对于急剧地采取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的政策来说，是过于强调整体性
了。不同的名流阶层——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的成员继续由家族、地域
或其他纽带互相联系在一起。反对派的成员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
是民族主义的，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提供范
围更大的社会参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卖，易于不信任他们。
１９ 世纪最后 １０ 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如 １９０５ 年的抵制美国货、省办铁路风潮
和立宪运动，都广泛地表现并动员了反对集团的联合，还牢固地把民族主义
的感情同他们争取代议制政府的要求联系在一起。①同盟会和康有为领导的立
① 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 章；汤志钧：《戊戌变法 史论丛》。这种解释采
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 470—472 页。
① 《义和团》第 4 卷，第 171—172 页。
② 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7 章。
③ 关于辛亥革命，见 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9 章。
① 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 宪团体》。又见张朋园：
《省谘议局：1909—1914 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2 期（1983 年 6 月），
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
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
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
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
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
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
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
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 １９ 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
１９１１ 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
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
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 １０ 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
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
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
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
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
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１９１１ 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
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
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
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 １９１１ 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
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
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
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
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
第 273—299 页。对清代 最后 10 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 瑞：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3 章）和芬彻关于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
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 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
《中国的民 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 年—1914 年》）。关于在国家、 省、县级扩大
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 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
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 治》，第 10—11 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
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
《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308 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
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 59—74 页有详细论
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
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 257—298 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
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4 集（1979—1980），第 1—18 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 261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
的中国城市》，第 138—141 页。
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
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
蒂固，２０ 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
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
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
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
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
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
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
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
到 １９４９ 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
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
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
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
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 ４０００ 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
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１９１３ 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 １９１６ 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 1 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 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6 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 1—37
页，特别是第 15—25 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 1 卷，《西周》。
①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 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第 37 卷第 2 期
（1978 年 2 月），第 293—313 页；见第 301 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
《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
敌人》，第 216—219 页。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 2 章，关于 1912 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试”（第 30 页）。
③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 章。
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
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 １９ 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１９ 世纪中期，总督个
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
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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