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
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
它实在是　２０　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②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
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
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
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
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
富人。①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　５０　年后
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
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②义和团同白莲教有
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


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　年》第　14—15　页提到　1950　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2　期（1981　年　4　月），第　159—161，
167—168　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288—293　页。关于太平天国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见孔斐力：《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中
国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1977　年　7　月），第　350—366　页；和
鲁道夫？瓦格纳：《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3　章。
① 寇尔：《民众对太平军：包立生的东安义军》，第　7—21　页。
② 这种说法依据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文史哲》1981　年第　1　期， 第　22—31　页。



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与山东西部的天主教社区抗衡。义和团的地方团
体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在山东省相对繁荣的西南部，地主势力强，
租佃率高，义和团开始是名流领导的防御土匪抢劫的地方自卫团体。在比较
贫困的西北部，土地产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资，租佃率也相对较低。
在这里，由普通村民领导的义和神拳实行平等主义的仪式，通过这样的仪式，
任何神灵附体的人都可被奉为神。山东巡抚支持拳民组织起来保卫村寨，却
没有认识到西北部的义和拳根本不同。就是这些不受势弱的名流约束的神拳
成员，无所顾忌地扩张到直隶东部，有转而反对官吏的危险，但是他们最为
敌视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国人。
一旦运动开始扩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灾难性地变得与朝政有了牵连。朝
廷的保守派试图利用义和团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同时摆脱外国人对国家的干
扰，如此高层的支持，使运动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这种运动政府通常都会
设法加以镇压。它立即激起了外国干预。运动的不同阶段因而涉及各种社会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现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远政府和对庚子赔
款附加税的愤恨，和这一事件开始时可预见的任何结果相去甚远。
这两次叛乱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
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
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

工人运动及其农村纽带

在　２０　世纪，工业化开始产生明显的城市无产阶级。不过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现象，离开其农民出身也不甚远。工匠和劳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们常常是特定农村地区的移居者，暂时住在城市。他们的帮伙组织、秘密
帮会、同乡会、行会，同农村社会组织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在高度商
业化的珠江三角洲，１９　世纪的行会可以横跨城镇作坊和乡村家庭生产者的统
一体，并与地方宗族和教派组织互相影响。①
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 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 1875—1925　年》（1982　年
11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 文），第　1　—　4　页。
① 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
国城市》，第　374　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 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　78　页。



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②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
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
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３０　年代经济萧条时
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
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
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
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
１９２９　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
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①
此外，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
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
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
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长期形成的招工和训练的方法，在这些过渡性的
境况中可能变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与劳
动有关的迁移模式；但是上海帮会的控制，使纱厂女工面临被诱拐和被强奸
的厄运，并且降低她们的生活条件，因为工头为她们的工棚付钱，控制着工
棚。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制度为厂主提供不熟练但非常便宜、无需付工
资的徒工，以供厂主轮换工人；徒工三年学徒期满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②
尽管客观情况如此不利，在　２０　年代，工人们还是开始在拥有大量工厂工
人的城市里组织起来。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老式行会已有高度发展，它们
为动员工人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新建的组织却仿效西方工会的模式。起开
辟作用的是较有技能、有魄力的壮年男工，如机械工人和海员，而组织的推
动力则主要来自新知识分子。
在广州地区，工会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代替了行会和同业公会。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期，形成了第一个组织工会的浪
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劳工的经济扩张时期，工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正确认识。
这些年的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自发要求。１９２３　年初，京汉
铁路工人受到血腥镇压，其后工潮中断两年，这与经济衰退期和全国性的劳


② 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　年》（斯坦福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2　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 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
代中国》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　10），第　387—420　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
工： 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 10　月），第　421—454 页。
③ 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 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
1911—1937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2 年），第　44—50　页有论述。
① 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　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 年　10　月　22　日电车风潮
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137—180　页。
② 陈明 ：《劳工与帝国》，第　140—141、150　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 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关
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工运动政治上的退却同时发生。先前罢工所得再度为通货膨胀所消蚀，这是
造成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第二次罢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这些年里工人运动
与政治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洋货便
是例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助长了激进主义，广州新的国民党政府又鼓
动建立群众组织。到　１９２７　年，香港有　２００　个工会，广州有　３００　个工会，在整
个珠江三角洲估计有　７０　至　７５　万工会会员。
然而，劳工运动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鼓动者，特
别是共产党员，同工会的一般会员关系有限，后者仍主要关心改善自身的经
济状况。工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
段，而左翼知识分子则以推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作为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随
着工会参与政治，它们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会在广州的政治
作用，以参与共产党　１９２７　年末不成功的暴动而告终。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许
残存的工会提出有限的经济要求，但工会已不再参加较大规模的运动。①
劳工运动的细节和时间的选择因地而异，但是，在另外两个活动中心上
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①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为自身的
困难所困扰，以致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　２０　年代，即使包括现代工厂
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务工作的人，无产阶级可能也不过几百万人。他们集
中在拥有相当数量现代工业或矿业的几个地方：上海、广州、湖南、湖北、
山东东部、天津周围的河北东北部以及南满等处。当经济状况有利于工业发
展时，城市工人的这些集中点就发展，如从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末开始到　２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直到　１９２７　年止，华中和华南的政治状况
允许工会组织存在，在某些地方还支持工会组织。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
在工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就被推向与更强大的敌人对抗。他们几乎没有
时间来发展和组织自己。某些国民党官员和资本家认识到工人的生活状况需
要改进，但是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和战争，对城市工人阶级无
论什么样的扩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更不必说有助于劳工运动了。


















① 陈明 ：《劳工与帝国》，第　163—166、208—228　页和各处；林达？谢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
人运动，1920—1923　年》，第　109—112　页。
① 关于上海，见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　年》。关于湖南劳工动 态的稍微对立的看法，
见小安格斯？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142—206、241—250　页，和谢弗：《毛泽东与工
人》。谢诺著作（第　407—412 页）认为劳工运动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关于这方面更多的
书 目，见陈明 ：《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　年》。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政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许可以比作细胞与细胞核。中国从
政治上有创造性的时代——如秦和西汉以及隋和初唐——继承了一个以经过
时间检验的结构、常规和思想为基础的非常强大的政府。它实行联合政治和
分散管理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力量之所在，并非无足轻重，而外部世界对此
才开始研究。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种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
环说，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
的时期；二、按照政府权力向社会缓慢而不平衡地扩张的说法，政府谋求把
行政机构扩展到村级；三、按照革命过程的说法，通过革命过程，旧的政治
神话和社会结构被摧毁，新的阶级被引入政治，新政权在一个根本不同的观
念形态和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①所有这些观点都提供了深入的见识。有政权
衰亡、政权空白期和重新统一。历届政府确曾试图扩大其权力，集中控制，
改组金融和行政。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这　１５０　年的历史可以更适当
地详细解释为：脱出从旧政权控制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
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这是一个不平衡
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
同更年轻、更小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变革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随
着政府开始在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渗透和参与的相互关联的现象，以及国
家建设和动员民众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形成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两者
都发展缓慢。在中国，如同　１９　世纪在别处一样，现代火器，蒸汽机车和轮船、
电报通信开始使用，但是清政府应用这些东西以渗透到社会，直至乡村和家
庭，却迟缓不前。推广识字、办报纸和邮政同样缓慢，抑制了民众对政治的
参与。关于无所作为和只能逐渐地、勉强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的资料，无疑
反映了晚清政体所固有的力量。尽管在　１８００　至　１９４９　年间出现了变化，杰出
人物统治论和权力主义的基本特点依然顽强地存在。

清代权力机构的失去平衡

满族统治的清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在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
初叶规划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为异族统治很好地树立了种种范例，以致
反满情绪主要表现在对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诚上，而不是表现在汉民族的民族
主义上。基本上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把上层阶级的利益与君主国家连



①19世纪王朝衰亡的循环理论，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腐败和混乱立论， 或以伴随地方军队兴起而
来的权力分散立论，见于梅谷：《19　世纪中国的地方 主义》（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鸿章和淮军》一
书和序言），和萧公权：《农 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　501—518　页。以传统的分裂和近代的再
统 一立论而对　20　世纪中国政治所作的解释，见于詹姆斯？谢里登：《分裂的中 国：中国史的民国时代，
1912—1949　年》第　1　章。在易劳逸提出了从政治文 化理论引出的类似的框架，见《夭折的革命：国民党
统治下的中国，1927—　1937　年》，第　vii—xiv、283—313　页（又见本书第　3　章）。19　世纪名流侵犯地 方
政府权力和　20　世纪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级的关系密切的理论，见孔 斐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
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和本书第　7　章。



结在一起，构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间的桥梁，有助于维系正统的意识形态。①
其他几种基本安排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
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会地位
和利益。②第二，政府接着采用的田赋及其他政策，促使华北大庄园解体和抑
制了南方地主的势力。这两种政策意外的结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
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政府愿意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也愿
意支持一个一般能照顾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时期逐渐形成的贫富之间的
紧张关系得以缓和。①第三，初期的满族统治者保持低税，供养的官僚比较少，
所需经费不多，并且未深入到县以下。这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策，为具有
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所支持，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这项政策符合他
们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机构规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驿
站系统的弥补，官僚的报告由集中到皇帝的个人情报收集网加以补充。②
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绕过了、而不是直接面对越来越发展的行政不深入的
问题。１８　世纪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认真的尝试，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
供适当的经费，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得不缓慢推行。③到　１８　世纪末，人
口现状使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陷入大混乱。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扩
张，超过了官府监督民众或提供必需服务的能力。仓廪制度的崩溃是一个征
兆。在这些情况下，官府不能总是不变，正式文官的数量相当稳定，大约为
２　万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职，但是为人数多得多的低级的胥吏、听差和有
公务的私人仆役与较高级的私人秘书所补充。胥　吏的数量因县的大小而异。①
政府为控制这类次官府人员和秘书的数量和活动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
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级职能人员去执行必要的公务。在整个　１９　世纪，捐
纳增加了虚拥功名者的队伍。在　１９　世纪后期，由于增加了专办外交、商务、
工业或军事的官吏，由于经常雇用办理官方事务的委员，由于增加了新的专
务公署，文职官僚进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实行新政
而急遽提高。
特别在　１９　世纪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赋附加税来调整财政，并且


① 见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 民》；孔斐力和苏珊？曼？琼
斯在《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xiv　页上的《导论》，论述了“中央政府官僚（国
家）和地方政制（社 会）的关系”。
② 希拉里？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载史景迁和小约翰？E。 威尔斯编：《从明到清：
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　242—243、 256　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
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 题》第　4　卷第　4　期（1980　年　12　月），第　19—27　页；第　4　卷第　5　期（1981
年　6 月），第　13—23　页。
① 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　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2　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 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
平衡。见格罗夫和周 锡瑞书中（第　404—412　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②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　23—28、44—48　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
与主子》，第　6　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 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　年》。
③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　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 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79　年）第　90—132、348—46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　110　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　39、 59—60　页。



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
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　１７５３　年和　１９０８　年之间约增加了
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②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
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　１９
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
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
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
大其职能。１９００　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
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　１９
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败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
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腐败，已经牢牢
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
不能肃清腐败。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败并没有严
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
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　１８　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
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
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①在　１９　世纪初，由
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腐败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
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　１９　世纪大部分期间，
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
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　１９　世纪的严
重危机。即使如此，１９　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
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
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
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１９　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
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
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运动很自然地起源于传统名流阶层的融合和分裂。
到　１９　世纪初，日益扩大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动的
增长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专制政府却阻挠政治表现或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任
何相应发展。这一形势在整个　１９　世纪期间加剧起来，因为社会的团体在进一
步扩展，而下层的官府职能人员也在增加。对权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没有仿效
欧洲模式。在这个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可与欧洲封建贵族相比
的军事上强大的群体，也没有如欧洲市民那样的处于边缘、但在经济上却是
最重要的阶级，能够要求政府作出让步。满族朝廷一直对国内军事挑战的危


②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　80、131　页。
① 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0　年），
第　296—308　页。



险非常敏感。尽管旧军事势力衰落，但它尚能维持对新的区域／地方军队的指
挥将帅的控制，这些军队是为镇压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建立的。最初挑战的
出现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对抗，相反，是由于身处边缘位置的人发挥主动精
神和表达意见，这些人接受现制度，但担负了更主动的对付时常发生的危机
的职责。在政局内外的人们之间，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
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他们
迫切要求权力再分配，即向外从政府到社会领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结构内部
的权力再分配。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中，这种逐渐成熟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并向当时的当局发动了正面攻击。
士绅管理公用事业的兴起，是因为官僚统治机构没有能力在水利、公共
秩序与公共福利等方面，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
行政部门的责任，但里甲制度崩溃之后，必须制订一种新制度。①由衙役管理，
充满了因腐败和经费不足这两方面而产生的问题。士绅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
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现存一些　１７　世纪上海和宁波等地区士绅参与公共工程
管理的相互无联系的资料。在　１８　世纪下半期，地方士绅看来更频繁地参与了
公共事业管理；而到　１９　世纪初，人们开始发现有关绅董、董事的专门资料。
②“绅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视地方的需要和当地名流的活
动能力和财富而定。但是，到　１９　世纪中期，看来这已是普遍的现象。商人和
士绅一样，也管理公共机构。像汉口等城市的行会把向会员提供的服务扩大
到整个社区。①
自治管理在　１９　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
于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
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
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