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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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　２０００　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
约为　１７００　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　１５０　人就有一名医生。
另有　２８０００　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65、243　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
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　年　9　月　14　日函，附件第　2　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
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559，1943　年　11
月　5　日，函内附件第　4　—　5　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36—138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　3　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
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2，1943　年　12　月　4　日，第　1　—　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45　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　年》，第　60　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　5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
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
史实，1941—1945　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9—140　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
题》，第　44　页。



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
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
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
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
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１９３８　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
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
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
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
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
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
较好的部队，１９４２　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　１．１
万人中有　６　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
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
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　１９４３
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　１　万人的师每月　６００　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
论：在　８００　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
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　236　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　137　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　年》第　65　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
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　3　页，附件第　5　页。



外国军事援助

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朋友们的援助——或者缺乏这种援助——
对国民党人抗日斗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从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对外国的
援助和调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确实同情中国抗击彻头彻尾的侵
略行径，但它们的同情转化为物质援助毕竟太慢。相反，倒是苏维埃俄国成
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尽管莫斯科与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了
１０　年，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
卢沟桥事变之前，俄国人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就已经变得温和了。他们曾经鼓
励第二次统一战线。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劝告安全释放蒋介石。而且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没有等到缔结一项正式的援助协议——他们就开始发送物资给国
民党人。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　１０００　架飞机，２０００　名“志
愿”飞行员，５００　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
额为　２．５　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３％）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
到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　１９４１
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
中国共产党人的。按照中国驻俄国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
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①
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战争第一
年，法国提供了一笔　５００　万美元的小额贷款，以建筑一条从印度支那边境到
广西南宁的铁路。美国用全部买进价值为　１．５７　亿美元的中国白银的方法来支
持中国的法币储备，从而支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但是，直到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战事爆发将近一年半之后，美国和英国才分别同意总数为　２５００　万
美元和　５０　万英镑（合　２００　万美元）两笔为数不大的对华贷款。而且，美国和
英国害怕疏远日本，特别禁止中国人使用这些借款购买武器和其他战争物
资。从　１９４０　年开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长。美国允诺的贷款　１９４０　年为　４５００
万美元，１９４１　年前期为　１　亿美元。１９４１　年后期，美国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条
款，开始也向中国发送军械和其他物资。美国志愿队，一支在陈纳德指挥下
以“飞虎队”著称的空军小分队，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在缅甸投入战斗。在战斗四
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争的关注明显增长。但是，当时成为盟友
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烦恼。关系紧张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从未提供
中国人认为应向他们提供的大量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１９４２　年前期，日本人
切断滇缅公路后，通往中国的主要补给线是从印度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麓
起伏的丘陵，到达云南昆明的危险的航程。关系紧张的部分原因，则是美国
飞机不足，越过这条有名的“驼峰”的补给物资与重庆所表示的需要相比，
仅仅是杯水车薪。尽管有运输上的困难，假如西方盟国的政策不是先打败德、
意，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中国本来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
在　１９４１　年和　１９４２　年，美国仅仅分配给中国租借援助总额的大约　１．５％，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只有　０．５％——尽管这个数字在　１９４５　年上升到　４％。①国民党人对


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　年》，第　18－21、18、26、54、125—130　页。
① 同上书，第　207　页及各处。
① 表明飞越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补给总数的一些数字（单位：吨）：　资料来源：刘馥：《现代中国军事



“欧洲第一”的政策愤愤不平。
１９４２　年后，困扰中美关系的许多抱怨和误解，是围绕约瑟夫？Ｗ．史迪威
将军这个人物出现的。珍珠港事件时，被视为美国军队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
挥官史迪威将军，起先被遴选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战指挥官。但是，由于他
对中国的出色了解和参谋长乔治？Ｃ．马歇尔对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担任后来
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所说的“在整个战争时期指派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
难的工作”。②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
区美军总司令后，他特别受到指示，要“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援
助的效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③作为在中国的美国战区司令官，不
可避免地在中国人对华盛顿的优先政策的不满面前，史迪威首当其冲。他与
蒋介石首次闹翻，是在缅甸的盟军败绩问题上。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
且都不喜欢对方。在史迪威的许多品质之中，他对缺点直言不讳，不善外交，
不能容忍装腔作势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喜欢辛辣地讽刺。蒋介石正好相
反，尚虚荣，不直截了当，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异。史迪威很快
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
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史迪威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为“花生米”，
而在　１９４４　年中期，他私下反复这样思索，“中国顽症的治疗在于除掉蒋介
石”。他问：“为什么暴死这次就不能在适当的地方降临呢？”①蒋介石知道
史迪威对他的态度和轻蔑看法，反过来也厌恶这个美国人。至少早在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他就试图把史迪威调离中国。但史迪威有马歇尔将军的信任，他保
持其职务直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与他们的个人不和搅在一起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史
迪威只关心增进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开始训
练飞越驼峰到达印度的中国军队，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应从根本上加以改编。
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
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
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②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
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　３０　个师，最
后达到　１００　个师的精锐部队。他还建议，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发动一场攻势
来收复缅甸，因为只要日本控制那个国家，中国的外国补给物资就只有依赖
飞越驼峰流入的有限货物。史迪威认为，只有靠开辟一条经缅甸的陆路，才
能输入充足的物资来装备中国军队，以大举进攻在中国的日本人。
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
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
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
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对蒋是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
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比如，他装备最好的军队是忠


史》，第　157　页；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命的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第
42、67、203　页。关于租借法案，见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50、399、402　页。
②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　23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74　页。
① 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编，第　115、124、213、320、321、322　页。
②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282　页。



诚于他的人所指挥的，纵令他们往往在军事上是不够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极
力主张的那样去办，军官们都得任人唯才，那末军权将落到他的潜在政敌们
的手里。举一个恰当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军，很想委派他担任
国民党军队中具有实权的职务。史迪威所忽视的，而在蒋的思想中最先悚然
出现的，是白崇禧是一个有着长期反叛中央政府历史的前广西省军阀。同样
在　１９４３　年，史迪威建议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联合发动一场对日本
人的战役。然而要劝导共产党人参加这样一场进攻，势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
资供应他们，蒋当然不能接受重新装备或以其他方式加强他所憎恶的人的方
案。
史迪威名义上的部下陈纳德将军，与蒋介石的意趣比较投合。珍珠港事
件后，陈纳德重被征调进美国军队，而他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航空特遣
队（后来的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
他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声称，他以　１０５　架战斗机、３０　架中型的和　１２　架重型的轰
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　６　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①
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对蒋介石是有魅力的，因为它将使中国成为主战场——
从而使国民政府有资格要求更大份额的物资援助——而无需大量耗费自己的
资源。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军队改革和积极参加地面战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华盛顿有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作后盾的史迪威，强
烈反对陈纳德计划。他争辩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性缺点是一旦空袭有效，日
本人将攻击和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鉴于中国军队当前处于无能状态，那些
空军基地十分脆弱。但罗斯福却站在陈纳德和蒋介石的一边，于是陈纳德的
空中攻势开始了。到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
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损失。此外，日本当局担心美国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
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袭击，摧毁其军事工业。于是，史迪威最担心的坏
事不久成为事实。因为日本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自　１９３８　年
以来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最大和破坏性最强的一次战役。它切断了国民党人的
防线，甚至形成对昆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的威胁。
这一军事威胁，恰好与经济萧条和正在增长的政治不满同时出现。
一号作战战役的成功，使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境。为寻求解决这场危机，
罗斯福于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
全部军队”。①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
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往后一靠坐了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
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
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②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由史
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
握中滑落。这种情况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挠地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
司令。



① 陈纳德：《战士风格》，第　214　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443—446　页；塔奇曼：《史迪威 与美国在华经验》，第
492—493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　333　页。



１９４４　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
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
的地步。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
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
务，日本人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
卫他们的后方。到　５　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
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
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　６　月　１８　日失陷。
１０　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
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
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
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
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
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
——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
阵地”。①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
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
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②
但是，１２　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
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
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
——已经完成。到　　１９４４　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
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　５０　万士兵死伤；中
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　１／４　的工厂；政府税收
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①
尽管到　１９４４　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
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
作战，计有　２２　次会战，　１１１７　次重要战斗，３８９３１　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
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
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
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
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②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
次在长沙（一次在　１９３９　年，两次在　１９４１　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１９４３


①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290、328　页。
②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293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 机消失》，第　166　页。
① 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据报道，有　11　万人被杀，
16　万人受伤，30　万幢房屋被毁坏，8　万头耕牛被杀 死。《新民报》，1946　年　3　月　20　日。
② 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　3　卷第　3　期（1972 年　9　月　20　日），第
26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279、284　页。



年　１１—１２　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
９０％的伤亡。１９４３　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
大约　７—８　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人。③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
值。例如，他们宣称　１９４４　年　６—８　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
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
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
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
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　８４％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
队，而只有　１６％对付国民党人。①史迪威在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
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盲现领导下的国民
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②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
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
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
保持一支大约　１００　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
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　１９４２　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
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
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
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　１９４５　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１９４５　年　４—６
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
时，这些师中有　８　个已经完成了　１３　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　２２　个师已经开
始。但是余下的　３００　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
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
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
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
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
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
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
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
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
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　31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一 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　1　页。
① 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11　月），第　111—115　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321—322　页；爱泼斯
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　312　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　66　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　157、177、316—319　页。



通货膨胀灾难

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
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
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
济和社会普遍虚弱。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
约　４０％。从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４４　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长率
又急剧上升。①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
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
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
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
度支那和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　３３％，而它的岁入下
降了　６３％。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
品税约占　８０％。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
失。政府战时支出的约　７５％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　１０　表）。
表　１０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
（总额和价值以　１００　万元为单位）
期末
政府银行纸币发行总额 平均价格指数 按战前纸币折合的发行值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５５
２３０５
４２８７
７８６７
１５１３３
３４３６０
７５３７９
１８９４６１
５５６９０７
１０３１９３２
１．０４
１．７６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７７
６６．２
２２８
７５５
２６４７
２４９１
１３９０
１３１０
１３２５
１０８５
７６５
５２０
３３０
２５０
２１０
４１５



＊此为每年　１２　月份的数字，１９３７　年和　１９４５　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３０４　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
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
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
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


① 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　年，49％；1939　年，83％；1940　年，124％；1941 年，173％，1942　年，
235％，1943　年，245％；1944　年，231％；1945　年　1—　8　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
的 通货膨胀，1937—1949　年》。



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　６．８　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
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
缺。
日本人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　７２％；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
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