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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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
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
③但是，到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
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　２５７　名学生和　１１
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１７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
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
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
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
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
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
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
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
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
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
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　１９３６　年　４２０００
名学生增长到　１９４４　年的　７９０００　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
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
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
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


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2—43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　149　页；巴巴拉？W。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第　184　页。
② 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
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③ 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1　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
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　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
部分。陈达估计另有　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
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　5000　万。见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4、25　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　79　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
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
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
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
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 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
第　9—12　页及各处。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的恶化：军事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
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
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
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
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
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１９４５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
态。
国民党人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
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
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
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１０％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
因而，他们在加紧对国民党区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空中战
争。１９３９　年春，他们夺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铁路。
１１　月，他们以一支两栖部队在广东西部的北海登陆，并挺进　１００　英里攻取广
西省会南宁。这是对国民党人的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因为它切断了通向河内
的新铁路线，而中国人当时正通过这条铁路线取得足占他们极为需要的进口
物资的　１／３。其后，１９４０　年　９　月，日本人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
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此后，国民党人依靠新开辟的勉强可以通行的
滇缅路、香港（日本人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占领）的空运和通往俄国的漫长的队
商卡车路，从外部世界取得供给（见图）。
日本人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的和居民的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
比，他们的目的更重在使民众在精神上垮掉。实际上在国民党区的所有城市，
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袭。然而，重庆遭受空袭最为严重。１９３９
—１９４１　年轰炸了　２６８　次，城市大部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仅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大轰炸的头两天，就有　４４００　人死于非命。①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确实，重庆民
众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轰炸持续期间一直是坚定的，只是到　１９４１　年晚些时候
轰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锁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为国民党人在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已经使从日本占领区运来多数货物的交易合法化，后来又对这种交易积极
促进。日本人无法停止这种贸易。他们不可能在中国占领区与未占领区间二


③ 因国际时差，中国记载珍珠港事件，日期为　12　月　8　日——译者。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2—203　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296—297　页；卡尔逊：《中
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　7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73—574　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152　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587—588　页。



千多英里边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监视。许多日本人也在这
种贸易中主动勾结。因此，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国输入品中，相当大而又无法
确定的一部分是通过这种所谓走私交易进来的。②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日本内阁的一场重大争论也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日
本领导人发觉，除非他们获得东南亚的丰富自然资源，在中国取胜将依然无
望，而且他们确信西方列强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战争，他们商定把帝国扩张的
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场以外去。他们希望——虽然不是确信——通过外交途
径，他们能够在南方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对华战争
的特征，也导致了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进攻珍珠港。③
在中国方面，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已经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要打一场消
耗战。蒋介石宣称，日本人在中国辽阔的地域推进，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
备摊得太开了。“我们的敌人打的时间越长，它陷入的困难也就越多；我们
打得越久，我们就更坚强，更有决心。”①像日本人一样，蒋也希望避免决战，
因为他预料西方盟国最终会被拖入反对日本的斗争。开始，他只期待盟国的
物质援助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这个消息在重庆受到
兴高采烈的欢迎）后，他期待英国，特别期待拥有巨大技术资源的美国，会
承担打败日本的主要责任。到　１９４３　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Ｅ．高思评论
说：“中国人使自己相信，他们太疲惫，过于精疲力竭；装备也太差，不能
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无需再如此努力的时候；而且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
有的抗日的东西，坐下来歇口气，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
经济问题。”②
把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日本人那里引开的主要政治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
人不断增长的磨擦。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新四军事变③（见第　１２　章）后，统一战线实
际上已不复存在。有影响的国民党领袖们——最著名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
党务工作者陈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发动一场根绝赤祸的运动。蒋介石顶
住了这些压力，主要是因为他害怕盟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如果它
公开卷入内战的话。然而，自　１９３９　年年中起，他就调动他的许多最精锐的部
队——不同的时候在　１５　万至　５０　万人之间——去封锁共产党人在西北的根据
地。④
虽然国民党人与日本人双方从　１９３８　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场消耗战，但这
并不意味着战斗已全面减少。日本人偶尔也发动一场攻势以达到有限目标。
例如，１９４０　年　６　月，他们攫取了重要的长江口岸宜昌，以阻断华中粮仓各省
与重庆之间的货物流通，以及取得一个更靠近国民党地区的空军基地。１９４２
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军轰炸东京后，日本人以　１０　万军队攻入浙江和江


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　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　148—149　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53　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300　页；藤
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
的日美关系》，第　191　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　108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　年，中国》，第　142　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30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
第　205　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71—72　页。



西，捣毁可能在将来用以对其本土岛屿进行轰炸的空军基地。他们也定期向
国民党战线发起进攻，相比之下，他们较少占领新的土地，而较多蹂躏农村，
掠夺或毁坏新近的收获，阻止国民党人积聚具有潜在危险的精选的部队，或
者在实战中训练新兵。①在所谓相持的这几年内遭受的伤亡——特别是早期—
—是重大的。中国人承认死亡人数　１９４０　年为　３４　万，１９４１　年为　１４．５　万，１９４２
年为　８．８　万，１９４３　年为　４．３　万。②但是从　１９３９　年到　１９４４　年初，战线并无重
大变动。敌对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变化甚微。
在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人数在　３５０　万以上。③但是，它不是一支统一
的国家军队，而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程度不同，训练、装备和作战能力各异的
军队联合体。这个参差不齐的集合体的中心是“中央军”。１９４１　年，在全部
国民党军队三百多个师的总数之中，中央军约有　３０　个师近　５０　万人。在战争
进行过程中，蒋扩充了这支武装，以至到战争结束时，中央军约有　６５　万人。
在　１９３７　年，中央军的军官是中央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他们
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３０　年代时常由德国教官传授。政治灌输在他们的训
练中显得很重要；军官们高度效忠于蒋介石。①
然而，大多数国民党武装是军阀部队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节
制的名声显赫的人物指挥。因此，他们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淡薄的。他们妒
忌和害怕蒋介石的日益增长的权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抵制中央政
府对他的省内权力的侵犯，并为批评重庆政府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避难所。
华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像
一位拥有自主权的总督那样统治着他的故乡山西。他阻止中央军进入他的战
区，并保有自己的政党（民主革命同志会②）以对抗国民党。确实，从　１９４１
年起，阎甚至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关系。其他具有省籍渊源的将军们，
如李宗仁（广西）、薛岳（广东）、于学忠（满洲）和傅作义（绥远），均
已失去他们特殊的地方性根据地，但仍对那些宁愿效忠他们，而不愿效忠蒋
介石的军队保持着指挥权。③
那些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战争爆发而起了变
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军阀的权力已经衰微。蒋的权力日益增长，最关
紧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实并且比较熟练的军队。但蒋的最好的军
队，包括他那由德国教官训练的精锐师大部在上海溃灭，造成了国民党军队


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　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
档案　893。00/14662，1941　年　1　月　29　日，第　7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3—204　页；白修德与
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62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
年》，第　40—82　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　3211419　人，包括死亡　1329958　人，《中华志，1950　年》，第　182　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　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27　页记载，军队从　1940　年的　250　万人增加到　1941　年近　450　万人。《中华志，1937—1943
年》提出了一个　600　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5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2—113　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　329—355
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　83—131　页。



内部的军事天平向非中央军的指挥官们倾斜。蒋的政治权威相应减弱。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国民党干部，用新近训练的
军官和现代装备重建中央武装力量等手段，竭力矫正他本人与地区指挥官之
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衡。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军们的猜疑和敌意。他们
抱怨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把他们的师送去与日本人进行毁灭性的战斗，而蒋
却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队。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
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
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①
简言之，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
力。当然，如蒋的支持者们所申辩的那样，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轻易容忍
它的军事指挥官们起着破坏作用的独立态度。不过，蒋所采用的增强其中央
政府权力的手段，本来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说，各省军阀们的不
满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越来越激烈。在　１９４４　年，主要的地方军阀结成了一个联
盟，实际上阴谋推翻蒋的政府。②当时许多非中央军的指挥官干脆叛逃到日本
人那边。这些叛逃的将军　１９４１　年有　１２　个，１９４２　年有　１５　个，１９４３　年是高峰
的一年，有　４２　人叛逃。５０　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
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③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
加剧了。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Ｃ．魏德迈将军，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后把国
民党的军官们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①
这也是非中央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特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获得荣誉和地位，
并不是由于他们军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的机敏和及时转
输忠诚。不过，即使是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的高级军官们，也非常缺乏军事
领导所需要的素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　２０　年代黄埔军校前四期的毕业生，
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
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　３０
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
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③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
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
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
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
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
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④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4　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　100　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
第　284—292　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33　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
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55—58、81—89、145—152　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　29　卷第　4　期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年
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　３０００　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　２０００　名参谋接
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
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
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
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　１９３７　年的
８０％降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２０％。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
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
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　１８—４５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
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
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
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
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
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
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
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
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
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
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
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　１００　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
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
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
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1970　年　8　月），第　844—847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
第　184—185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167　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49　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　348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369—370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　33—37　页；林沃
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0，1943　年　8　月　14　日，附件第　2　页；兰登致国
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22/1144，1944　年　7　月　1　日，
第　2　—　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7　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　11　卷第　2　期（1967
年　8　月），第　90　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　1867283　名新兵。（国
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　1978　年　7　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　293　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
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
文件估计，至少有　1400　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　140　万（见
蒋梦麟：《新潮》，第　91　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
的力量？》），《民主评论》第　1　卷第　7　期（1949　年　9　月　16　日），第　6　—　7　页。蒋梦麟：《新潮》，第　90—91
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　3　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36　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　年　4　月—10　月），第　113　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
缺。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
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
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
每个士兵发给每天　２４　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
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
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
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一位美国专家　１９４４　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　１２００　名士兵，他发现　５７％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
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
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
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
柳病也很普遍。②
１９４５　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
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
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
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
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
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
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
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
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
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　２０００　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