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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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　29　页。
①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22—26　页。因为得不到　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
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　１９４０　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　９２４４１０２０　元。②然而
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
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的低点　９１　所开始上升，超过了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在　１９４０
年达到　１１３　所。１９４５　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　１４５　所，同年注册学生
增加到　７３６６９　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
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
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　１１　月　１　日开课。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
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
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
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
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　３００　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
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
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
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　１９４０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　１９４０　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仓
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
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②蒋梦麟、梅贻琦和张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
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
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
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
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
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
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
别在　１９４０　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国民政府提供了　１００　万美元
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　１９４５　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


② 《战时中华志》，第　189　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　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　39275386　元，不及
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7　页。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
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2　页。
① 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 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　25—39　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
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
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
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
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
的大米。②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６０００　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
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
其他必需品了。１９４１　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
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
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
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
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
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
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
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
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
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１９４０　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
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
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
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
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
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
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
研究。１９４１　年　９　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
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
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


①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73　页。
② 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
多》，第　109　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
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 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　年）》，第　30　页。
① 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
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7、198　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
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
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
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
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
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
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１１　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
于　１１　月　２５　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
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
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１２　月　１　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
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
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
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
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被害，而闻
一多于　７　月　１５　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
害。②１０　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
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
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
速。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
８００　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　７０％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
就完成了大约　３０％，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
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
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１９４６　年重新命名
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
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１９４４　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　１８０　亿元（１９３７　年为　３０００　万元），
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　１９３７　年期间的　１８０　万元。４０　年代末期学生人数
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②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
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
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44—50　页。又见本书第　13　章。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 《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页。
② 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
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
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
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
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
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
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①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
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
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
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
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
崩溃的边缘……”②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
１０　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自由的或
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
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
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人员、现状和　1947　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
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实验，
1942—1949　年》是一部官方的　40　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
之一。
①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68　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创刊号的扉页
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 《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4　页。



第　９　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

３０　年代文学，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　２０　年，即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
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年）和共
产党阶段（自　１９４９　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
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
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
学创作的爆发力到　２０　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　３０　年代初文学
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
从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这　１０　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３０　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３０　年代的
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
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
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
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
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　２０　年代早期的浪漫
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　３０　年代早期，一种
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①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
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
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
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
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
联系起来。１９２３　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
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
意识的武器。②在　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５　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
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　１９２３　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
级斗争”这样的名词。１９２５　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
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



① 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　11　章。
② 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
36—49　页。



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
郭自称是在　１９２４　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
义的。１９２６　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
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
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
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
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
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
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
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
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
先锋”。①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
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
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
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
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
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
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
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
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
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
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
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①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
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　１９２７　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
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
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
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
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
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　１９２８　到　１９３０　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
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
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
在　１９２７　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
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②他来
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14—216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22—22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13　页。



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
朦”，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朦的”，他像上了年纪的
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
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
还因此给他贴上“Ｄｏｎ　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
本质的论点。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１）一切文学都以阶
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２）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
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３）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４）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
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去写。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
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①
中共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这些信条尽
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
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据文坛的老一代作家
挤出去。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
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
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
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这些革命作家
并未大胆抨击　１９２７　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
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
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鲁迅首
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　１９２８　年辩论
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
的作品也不是文学。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
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
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鲁迅不无讥讽地
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
说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
啡馆里寻……①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
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
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
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


① 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　61—62　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
年》，第　86—94　页。
① 《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70—71　页。



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
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
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
描写要深刻得多哩！”②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
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　１９２８　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
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
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
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
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
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
该先把题材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