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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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
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
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
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
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
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　169—191　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40—141　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　年》，第　34　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　172—173　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　183—184　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43—　44　页。这种趋势在　1929
年　11　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　年》，第　55—56　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
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　1930　年　7　月　23　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案》（见《红色文献》 第　354　页）是在　4　月至　5　月起草而在　6　月通过的。



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在地区上极度分散，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要实现
统一与其说是组织上的工作，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
是一个大理论家。随着莫斯科先发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决裂，后来又发生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决裂，李必须或者逐渐形成自己的路线，或者像共产国际
那样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谁的指导，他必须说服他的追随者。当说服工
作遭到失败时，未被说服的人离开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离开党。但是向
忠发、李维汉、贺昌、邓中夏和其他几个人支持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足以有效地控制党中央。①
尽管王明苛刻地抨击李立三的组织路线，②但是共产国际撤换李并不是基
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在战略上的错误（参见下面的注释）。在短时间的
混乱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许可，中央转到“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王明是他
们的领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
来反对“实干”派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坚持反对李立三，他们发现自己的
力量基础由于蒋介石的迫害而损失严重。③在农村，共产国际的权威被用来反
对苏维埃领导人，自六大以来，他们控制的幅员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长。
在所有严酷的党内斗争中，引起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何孟雄和罗章龙领导
的“实干”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当这些争
论爆发时，何孟雄与李立三原有的争论已经解决。两次争论之间仅有的联系
似乎是党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谁来重建党。从查阅现存的文件——大多倾向于
反对“实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点是何孟雄、罗章龙和他们的
支持者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其代表性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顾问帕维
尔？米夫建议召开的四中全会更为广泛。紧急会议建议从基层重建党，而六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实际上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召开——只有狭窄的
代表性，他们则宁愿从上层来重建党。根据“实干”派的判断，后一条道路
对党以及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①还有一些个人的因素，例
如争夺领导地位，不信任缺少经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也肯定进入争论；
然而它们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当这些争端汇集到一起时，结果是何孟雄
和罗章龙两人过高地估计了工会反对派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估计错误导致他
们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完全失败。何孟雄和另外　２２　人，包括五位年
轻的左翼作家，显然被出卖给警方，接着在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被枪杀。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可能曾企图实现党组织的
“布尔什维克化”——一方面要求绝对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另



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0、100、108、140—141　和　143—144 页；郭华伦：
《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4　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　1929—1930　年几乎完
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68—71　页。
③ 《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册，第　16　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　2　页。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 　
年　1　月　25　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　95　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　年　1　月　20　日），载于《党的改造》第　3　期　（1931　年　2　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18—221　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的权力关系》，第　135　页。



一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②由于他们是一批雄辩者，③有理由假定他们宁
愿通过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采用家长式的命令主义或他们似乎不喜欢的
惩罚制度。然而事实上紧接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与中共特工人员之间的秘密
斗争在　１９３１　年加剧、而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灾难性的挫折时，委员会会
议能否召开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实行是很令人怀疑的。①
然而，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比李立三更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　１５　个左右的农
村苏维埃。四中全会后不久，曾管辖苏维埃的“前敌委员会”由政治局直接
领导的苏区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辖六个苏区。这六个苏维埃中至少有四个各
设分局——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边界处的中央苏区（１９２８　年底毛泽东和朱德
从井冈山转移到此），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②另外两个苏区
可能曾由一个特别委员会领导。③新机构可能削弱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日益增
长的权力；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可能利用这个机构来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苏
区的残余影响，以陈昌浩、沈泽民和张国焘接替许继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
西苏区夏曦取代了邓中夏。④
当“白区”活动几乎无法开展时，党中央逐步转移到中央苏区，党员也
随之迁徙。中央的转移于　１９３３　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联络人员，他们
不久被国民党警察逮捕。这次转移不仅加剧了论点和权力之争，而且引进了
许多城市党员在开阔的农村从事日常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与秘密的城市工
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现在与广大农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旧的生活、
工作和写作的方式都必须经历适当的调整。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但他
们与按回避原则必须是外地人的旧王朝官员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想有意识地
养成官僚主义。但他们也不同于苏区的老干部，这些新来的人既没有参加过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没有学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话。
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并不消除对农民的蔑视，也不防止官僚主义的
滋长。①

群众路线

各地的游击战士，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都曾依靠他们为之而战的群众
的支持。但是通过宣传和行动以赢得群众支持的实践，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
的“群众路线”。诚然，自中共六大以来，党中央和苏维埃领导人都优先考
虑动员群众。事实上，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提出，党在苏区应把自己扩大为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　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第　78　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111
页。
③ 1939　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
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50—259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51　页；《社会新闻》，第　　6　卷第　19—20　期（1934
年　2　月　27　日），第　26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183—184　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3　页。
④ 《红旗》，第　29　期（1932　年　1　月　25　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35 和　367—368　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64　页。



一个群众组织，②而毛泽东在　１９２７　年《湖南报告》中评论道：“嘴里天天说
‘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③当　１９２７　年中共第一次转移
到农村遇着中国农村的人民时，动员群众就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这时党员
必须明确：谁是农民？他们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如何？如果失去红军保护因而
面临反动派的报复，他们惊恐到什么程度？通过组织和技巧，或者通过政策
和宣传，如何更有效地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旦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观点也开始
转变。他们现在在党内已不再形成铁板一块的集团，并且他们也没有全部迁
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众路线的全部
内涵。虽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苏区竭尽全力动员群众以巩
固根据地，①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动员群众。它对
用反对“坏人”代替专门反对地主、富农、商人的那种措词含糊的军队口号
的批评，它对富农分坏田的坚决主张，以及它对忽视反帝工作的不满，全都
说明了这一点。中央以为，只需激励阶级特性和阶级斗争，苏维埃就能唤起
广大的被压迫群众。这些批评和建议反映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党代会的决议里，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
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②在这些早期的指示中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运
动可能是一种动员群众的方式，没有提到关心人民和爱护人民，也没有允许
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党的工作。
甚至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路线鼎盛时期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以
及在　１９３４　年的决战前，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提出：“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
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
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只有坚决地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
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
国的斗争。”③只是在当年初次遭受严重的军事挫折后，甚至在当权的　２８　个
布尔什维克的言行中也出现了分歧和动摇。例如一般被认为是长征前　２８　人中
最接近毛泽东的张闻天一方面说：


我们都要采取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因为在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
捉几个人或杀几个人，或没收征发一些地主和富农的东西，而是一个怎样在执行我们的明确的
阶级路线中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团结与组织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的
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 《红色文献》，第　19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12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65　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　2　卷，第　306
页。
③ 《斗争》，第　47　期（1930　年　2　月　16　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　年　6　月　28　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
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
时间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
成一条政策路线，但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
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
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
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
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
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　１９３２　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
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
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
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
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
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　１９３３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
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
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
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
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
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
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
任务。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
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④１９３４　年红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
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 同上书，1934　年　5　月　25　日。
③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④ 1931　年　9　月　1　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02—304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⑥ 同上书，第　3　卷，第　168　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　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38　页；《红色中 华》，1934　年　7　月　26　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　154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183　和　253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30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100　页；《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　13—15　页；　《红旗飘飘》，第　11　集，
第　166、171　和　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
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
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
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
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
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
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
重解放妇女。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
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
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
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
题。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
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
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３０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
敏指挥的　１２０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
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
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


①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74　页；第　7　集，第　79—108　页；第　9　集，第　176—　178　页；第　11　集，第　151、
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　1933　年　10　月　15　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　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　5　章　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462　页和第　6　集，第　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
第　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　94—95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510—522　页。
④ 根据　1991　年　7　月　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
第　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
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
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
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
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
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
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
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
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
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
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
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认为　１９２７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
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
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
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
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
理性上的诚实。②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
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
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龚楚是
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
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１１　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
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
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１９７１　年在香
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
第　21　期（1965　年　1　—　3　月），第　46—59　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第　7　—　8　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
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　9　卷第　8　期（1934　年　12　月 11　日），第　296—300　页；和托马斯？C。郭：《陈
独秀（1879—1942　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8　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　30　期，第　18—19　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
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　189、192　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　75—76　页。李
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　2—10、445　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
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
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
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
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
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
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
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
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
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
１０　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　１９３５　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
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对他斗争（即“对
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
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
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
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
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