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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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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35—240 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 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
究。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59…260 页。
中国的新心态，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
从 １９３６ 年秋开始，一种新的乐观情绪及国家统一感弥漫全国。转折点是
南京政权在同年 ６ 月至 ９ 月平定了两广反叛。两广是公然宣告反对南京统治
的最后两个省；随着两广的失败，中国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统一。而
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这时深深厌倦内讧—
—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人，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
家。
形成这种新的国家心态的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与当时
盛行的抗日情绪一致。而在此之前，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国太弱和四分五裂，
无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并且还利用所能调动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
察和检查官员，镇压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人。然而，两广反叛者的抗日姿态
迫使蒋介石在 ７ 月 １３ 日宣称，中国不会在领土上对日本再度让步，准备作出
“最大牺牲”，全面抗战。虽然蒋介石无疑安排好时机发表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众对反叛者的潜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实上来自蒋介石坚定了
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犯的决心。例如，１９３６ 年日本企图在绥远省建立附庸国，
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坚决抵抗，未让其得逞。同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中
国外交部长张群又毫不畏惧地拒绝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从而显示出国民党
在南京时期从未有过的对抗日本的姿态。无疑，蒋介石仍然希望推迟一般认
为不可避免的对日战争。然而，在民众间，也许还特别在他的军队内，强烈
的爱国情绪促使蒋介石采取从未有过的坚决抗日的姿态。
第三个促成中国新的国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国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冬季以来
的经济萧条困扰中解脱了出来。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由于白银为外国人收买而大
量外流——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币的信赖——南京政权放弃银本位，改为
管理通货。这一措施使南京政权得以增加钞票发行量以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两倍以上。其影响是助长了通货膨胀趋势，
从而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使农产品价格恢复到了 １９３１ 年的水平。农场信贷如今也
更容易获得并且利率下降。这样，虽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南京财政
专家没有预见到的，并且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一改革却启
动了整个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与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出现的，是几乎 ２０ 年以来最大
的丰收。由于丰收和高价双喜并临，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产品收获值高于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５ 年的平均值达 ４５％。随着农村的相对繁荣，农民开始购买 １９３１ 年以来从
不敢企望的工业品。这对城市经济也是一个新的刺激。
１９３６ 年秋的经济好转，连同国家统一的加强和政府的决心抗日，这些都
对国民精神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报道，“这时，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①同样，
中国一家持独立立场的大报《大公报》社论，也在同年 １２ 月说，“在最近几
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②
蒋介石是这种新国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这 １０ 年之初，蒋介石被
普遍视为缺乏教养、只追求个人权力的军人。如今他被誉为有远见的领袖，
① 《纽约时报》，1936 年 10 月 4 日，第 25 页。
② 《大公报》，1936 年 12 月 13，第 1 张第 2 版。
只要国家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与日本对抗。蒋介石第一次成
为一名颇孚众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领袖。
然而，南京政权在处于这种新的声望之巅的时候，却因蒋介石于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场虽为时短暂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蒋介石虽曾表示
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犯，但他所惧怕的仍然是共产党人。他确信只要再
进行一次战役，共产党人——在完成长征后驻在陕北，武装人员减到 ３ 万—
—可被最终消灭。但是，他派往去进行这一战役的西北剿匪部队拒不执行他
的进军命令。张学良统率的这支部队主要由东北当地人组成，对反共战役缺
乏热情。他们深信，真正的敌人不是他们敬重的真正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而
是侵占他们家乡的日本人。
蒋介石无法从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 １２ 月 ４ 日乘飞机前往西安，规劝张
学良发动进攻。然而，东北军坚定不移，认为他们应同共产党人一致抗日。
当恳求失败时，东北军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黎明前制伏了蒋介石的卫队，扣留了自
己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两星期。激进的东北军青年军官要求处死蒋介石，
但是，张学良较冷静的意见占上风，他并不谋求除掉蒋介石，而只求改变他
的政策。张学良已达到这一目的的说法从未得到正式承认，虽然现在已很清
楚，蒋介石确曾口头答应停止进攻共产党，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参与不断商议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意下，蒋介石获释，乘飞机返回
南京。①
西安事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插曲。公众的反应——表现在蒋
介石被扣时极为痛苦和关心，获释时则是无比的宽慰和高兴——证实了蒋介
石享有广泛的声望，同时也加强了他在政权内部日益增强的独裁权力。虽然
他声言未对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但是，已不再进一步进攻共产党人。
事实上南京与共产党之间导致统一战线形成的谈判不久开始进行。中国人似
乎是 １０ 年中的第一次为抵御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边。
① 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 142—148 页及各处。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
１０ 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
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１０ 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
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 １０ 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 １９３７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 １９１５ 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
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
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 １０ 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Ｔ．约翰逊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写道，“观察家……不
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
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
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
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
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
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
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
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
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
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 １０ 年之末，这个政权依
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
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
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迟至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
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
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 １９３５
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
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
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
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 １９３６
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
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
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 年 9 月 16 日，第 482 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44 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３。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１９３２ 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 ３０ 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 ３０ 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 １９３５ 年，中国约 ５４％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3 页。
② 同上。
① 1932 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第 111—112、126—127 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 年》，第 48—49、66—70 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 18—22 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 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 339 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298 页。
第 ４ 章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 １０ 年，即从 １９２７ 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 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 １９２７ 年秋到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１９３４ 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 １９３７ 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 １９２７ 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是瞿秋白，１９２８ 年夏到 １９３０ 年夏是李立
三，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到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是国际派（即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高峰时期的近 ６００００ 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 １００００ 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 １９２７ 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 １９２７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 １９２７ 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 ２８ 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至 ８ 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 １９２８ 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即本书上卷）第 10
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 8 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 11 章《1926 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
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
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
② 《红旗飘飘》，第 6 集，第 15 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 96 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
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 年》第 145—148 页和各处；夏济安：
《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 3—54 页；和本书第 9 章。
斯大林 １９２５ 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在汕头及 １２ 月在广
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
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
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
纷争。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 １５ 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１９２８ 年 ４ 月瞿辞去党的书记
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
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
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六大”的决议
和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８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
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
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
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
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４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
直到 １９２９ 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
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
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至 ７ 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
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
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
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
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
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
② 刊载在 1925 年 2 月 3 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
年》，第 269—27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0 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4 页。
① 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62 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
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
身的。
② 1929 年 2 月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
内实编），第 2 卷，第 25、 28 页；《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03—614 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
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
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
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
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
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
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
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
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
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
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
制。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
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
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
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
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
瞿秋白于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又创办了
《红旗》周刊，从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
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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