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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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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
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
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１９０２ 到 １９１２ 年间以 １６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
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
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
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１９６６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６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
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
变为计划出 １５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
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１０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 １３ 卷的中译本。为保持
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
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
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
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
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
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
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 ２ 章）；南
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 １、第 ３、第 ７、第 １４ 章
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 １ 章 刘敬坤
第 ２ 章 高士华
第 ３ 章 李宝鸿
第 ４ 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 ５ 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 ６ 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 ７ 章 丁于廉
第 ８ 章 高士华、董卉
第 ９ 章 范磊
第 １０ 章 周祖羲
第 １１ 章 曾景忠
第 １２ 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 １３ 章 马晓光
第 １４ 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 １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
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
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
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 １０ 卷到第
１３ 卷的 ２８ 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 １８００ 年
到 １９４９ 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
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
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
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
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
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
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
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
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
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
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
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
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
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
来。例如，第 １２ 卷第 １ 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
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
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 １０、１１
和 １２ 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
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
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
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
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
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
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
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 ２０ 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
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
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 １９ 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
（白莲教，１７９６—１８０４ 年；太平天国，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捻军，１８５３—１８６８
年；回民，１８５５—１８７３ 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１８３９—１８４２ 年；英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
意见。
法，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法国，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年；日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１９００ 年
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 ２０ 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
度的 １９１１ 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的国民革命，１９４９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
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
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
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
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
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
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 ５０００ 万人（现在为 １ 亿人）甚至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 １０ 亿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
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与 １７９７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 2 版，第 126 页。
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
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
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
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
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
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
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
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
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
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
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
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
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
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 １８０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
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
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
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
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
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
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
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
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
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 １８４０ 年，这可能过分强调
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 １８００ 年作为 １８ 世纪
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 １９ 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
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
第一个时期，以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 ６０ 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
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
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１８ 世
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
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
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
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
１８５３ 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①
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 １８ 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
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
所激发的叛乱。１８１３ 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①，使朝臣和京城的
官吏为之震惊。②到 ５０ 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
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③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
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
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１９ 世
①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
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43 卷第 1 期（1983 年 6 月），第 291—332 页。
①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②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
③ 见 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特别是第 3 章。
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
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
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
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
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 １７５０ 年有 ２—２．５
亿人，而在 １８５０ 年为 ４．１—４．３ 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
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
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１９ 世纪中期，
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
队，在 １９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
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
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
２０ 世纪的头 １０ 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 １９ 世纪中期的
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 １８９０ 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
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 ２０ 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
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
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
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
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
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
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
质疑。①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
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
区。然而，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
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
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
集团。
清朝的最后 １０ 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
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
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07—214 页。
① 见 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35—602 页。
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
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
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
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
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
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
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
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
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
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
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
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
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
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
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
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目标与激进主义的性质都有改变。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上流人士
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乱。政治激进主义从支持反对清朝政治结
构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主题开始。社会激进主义也起而反对儒家权力主义的
家庭束缚。这一倾向终于发展到个人主义，要求进一步解放青年和妇女，热
中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接着，在“五四”运动期间，激进主义被用
阶级的说法，重新解释为推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要求。
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对“封建主
义”的阶级斗争——激进分子力图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而保守分子则力
图使之分离。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通过把军事和政党组织与反帝的爱国精神结合
起来，又和在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下被动员起来的工农结合起来，革命扩大了
范围。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北伐，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高潮。１９２７ 年中国共产
党及其同盟者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决裂，揭示了两者目标上的矛盾；
这个矛盾曾因两者共有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而暂时掩盖起来。仅仅控
制大约两个省份的南京政府当局对下述问题悬而未决，即由新的官僚体制的
现代化国家完成变革，还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权的基础上，继续动员更广
泛的政治参与去完成变革。①
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有三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在
１９３１ 年，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打击。英国和日本放弃金本位，迫使中国的
银本位货币惊人贬值，而美国政府的收购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生丝及其
他出口货物的国外市场价格暴跌，日货的倾销使中国摇摇欲坠的棉纺织业受
到打击。农产品价格在商业化的中心地区，比普通商品价格下跌得更快，跌
到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损害了农民，也损害了地主。①资本缺
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业，政府税收遇到各种问题。１９３１ 年长江流域的
严重洪水，１９３４ 年同样引起灾难的旱灾使国民党处境更加困难。尽管在 １９３６
年有些复苏的迹象，但经济的改善又为日本的进犯所阻止。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城市中层阶级的生活，而且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陷于
大混乱。农业地区趋于经济自给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占领沈阳，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
河北，并于 １９３７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占领的是沿海最发达地区，而不
是全中国；这种状况完全改变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条件。问题变成了哪个
党能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比较重要而现代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最充分地动员民
众，建立军事力量。战争使这种竞争从官僚政治的现代化转向社会革命。
第三，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１ 年初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府，而经长征逃到陕西
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权。尽管存在政策摇摆不定和党内
权力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共建立了以农业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
争时期，农民在许多根据地参加了革命过程，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秩序，改组
政府，使政府进一步参与社会。这种革命最后于 １９４９ 年从农村中脱颖而出。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2 章，《运输》。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中国经济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情况如何，一直是个主要的讨论焦点。
这类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当时的经济既反映了诸多原因造成的种种短期的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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