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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谁在不高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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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品牌的最著名的推广语是：“他将成为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让国人骄傲的名字。”够了，这一句就足够让爱国愤青们心潮澎湃了。时至今日，爱国者已经成功了。在愤青无处不在的中国，爱国者不成功都难。在中国，连三鹿这样的民族品牌都屹立了那么多年，爱国愤青连劣质或者有毒国货都可以无条件支持，更不用说质量上还过得去的爱国者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愤青是一个大市场（4）
台湾的“统一”品牌。“统一”创立之时并非瞄准大陆的愤青，它创立于1967年，那时大陆还没有改革开放。“统一”商标翅膀三条斜线与延续向左上扬的身躯，代表“三好一公道”的品牌精神：质量好、信用好、服务好、价格公道。“统一”本身并不是指大陆两岸的统一。但是品牌的创办者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们进入大陆市场，这两个字意味着多大的商业价值。1990年代初统一企业进入大陆市场开始，大肆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画面上出现“统一”两个特大字，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不明就里、不加深究的愤青们都误以为这是一家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台湾企业，立刻产生莫名好感，统一企业的食品王国在大陆迅速开辟疆土，时至今日，统一企业已经主要寄生于大陆市场了，它的产品主要就靠大陆市场销售，例如统一冰红茶自1995年6月在大陆上市，至2003年即已成红茶品类领先品牌，统一的方便面、绿茶等等也在大陆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事实上，愤青这个大市场已经被奸猾的商人们广泛开拓，不但有国内的商人，也有海外的商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好莱坞打造李小龙的例子。其实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国外商人利用愤青来赚钱。“*”时期，那些企图把商品卖到中国的商人都掌握着如下诀窍：
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希望这次来中国能有机会实现这一夙愿。这样既通报了你已经抵达，同时又表示了你政治上的友好态度，会使对方一开始就对你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此点如果你实在感到别扭，也可不办），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在你拿文件时也可“无意地”亮一下你公文包中所装的那本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你这样做也许会感到这是在进行表演，但不要忘记这是目前在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反差，始终要记住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利益是不变的，手法是可以变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引自卢秋田：《差异：一位中国大使眼中的东西方思维》，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这就是利用中国人当时已有的领袖崇拜意识形态。那个时代可以说举国都是愤青，全都是爱国爱领袖的愤青，外商只有满足了愤青的意识形态*，才能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对这套意识形态稍有不敬，后果就很严重。
商人们不仅从行业和产品的角度开拓愤青市场，他们还时常借助愤青来打倒对手，比如前面提到的新浪网被人编造流言的例子。现实中远不止新浪这一例。例如，韩国与日本企业为了争夺中国市场，就必须利用中国愤青的意识形态，互相倾轧，韩国倘若成功刺激了中国人的抗日情绪，抵制日货了，韩国货就是最佳替代品。所以中国互联网上发帖抗日的，也许并非全是中国人；同理，日本如果成功地让中国人抵制韩国货了，就会更多地买日本货，这些年铺天盖地的旨在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关于韩国人盗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假新闻，应该不是偶然，更不可能是毫无目的的无聊网民的恶搞。近年日本某电视台做的一个调查发现，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已经变成了韩国，日本屈居第二，这让他们感到相当“遗憾”。
愤青是个大市场，海内外的不良商人们请再接再厉，推陈出新，再创辉煌。
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1）
叶楚华：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
明星娱乐经济是一种现代精神经济，它的存在是基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数量庞大的愤青群体无疑是很有“精神追求”的一类群体，市场化的今天，明星娱乐产业也越来越瞄准愤青需求，迎合愤青、利用愤青进行炒作和宣传。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的明星娱乐产业部分地是寄生于中国愤青之上的，准确地说，乃是寄生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或者说爱国愤青）身上。娱乐界的奸商们通过不断地推出富含民族荣誉效用的明星和影视歌等娱乐产品，尽情搜刮愤青们的钱财。
由于爱国愤青的广泛存在，“民族荣誉”也会被奸商制造成商品来出售。不信吗？君不见民族荣誉天天在市场上出售，且价钱不菲。你看神舟载人飞船一升天，商家纷纷想方设法与神舟搭上关系，从而使商品笼罩上一层民族荣誉，使商品具备了民族荣誉效用，消费者在购买之时，可曾想到自己也在为这民族荣誉埋单？天上神五神六，地下人五人六，民族荣誉可以被各行各业所应用，当然也包括明星娱乐行业，明星娱乐经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工具的大肆运用。
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这一问题。明星娱乐经济基于爱国愤青的经营，第一个层面是对娱乐明星的打造。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把某些明星打造成专业化的爱国明星，例如张明敏、李小龙、早期的李连杰都是此类；另一类则是明星本身不是专门的爱国明星，但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让明星具备一定的“爱国效用”，例如让明星偶尔推出几首“爱国歌曲”。
专门化的“爱国明星”的特征就是其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与爱国有关。比如张明敏从唱爱国歌曲《中国心》开始，其推出的专辑几乎全是此类歌曲。经验事实证明，专门化的爱国歌星一般不能长红，张明敏被人所知的歌曲大概就那一首。但是专门化的影视“爱国明星”却一般能维持较长的走红时期，比如李小龙可以说一直红到了现在，早年拍摄《陈真》系列的甄子丹也一直红到了现在。这种差别或许是因为影视剧的感染力大大超过歌曲，并且新推出的爱国影视剧也不会让观众腻味。歌曲则不同，当张明敏推出第二首爱国歌曲的时候，听众可能就厌烦了，歌曲的边际效用递减要大于视觉产品。
非专门化的“爱国明星”则往往在国家发生大事的时候推出若干爱国作品。当国家发生大灾难时，明星可以扮演爱国角色，推出爱国歌曲。比如汶川大地震时，香港的刘德华和成龙就分别牵头创作了《承诺》，明星们还大搞赈灾演出，无可否认这些明星都可能是出于真心，并且他们的行动的确对灾区和灾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也是明星背后的经纪公司的一种经营策略。这些行动，可以大大增加明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爱国的光环也吸引了广大愤青的注意。相反，那些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稍有欠缺者，就会遭到愤青们的无情攻击。比如导演冯小刚就是因为只捐了十万元，愤青嫌太少，就在网络上旷日持久地进行声讨。在国家特大喜庆的日子，明星们也会打打爱国牌。比如，香港回归时刘德华推出了《中国人》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红遍全球华人圈的爱国歌曲；又比如奥运之时，两岸三地的明星们创作了无数相关歌曲，其中《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参与录音的歌手多达一百名。明星们要借奥运抓住愤青们的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2）
明星娱乐经济瞄准爱国愤青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推出“爱国娱乐产品”。分为歌曲、电影和电视剧。
先来看歌曲。许多能激发民族荣誉感的歌曲都红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于，一首歌曲就让演唱者红得发紫，成为大牌歌星。张明敏一首《中国心》，感动无数国人，其本人也因此成名；一首《龙的传人》使得侯德健成为台湾四大音乐人之一（其他三个为李寿全、梁弘志、罗大佑）；一首《中国人》使得处于低潮的刘德华再次掀起狂澜，高枫也是凭借一首《大中国》成名的，解小东也搞了个《中国娃》，还是红遍了整个中国。
不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搞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也是会失灵的。例如谢霆锋近年搞出一首《黄种人》，知道的人没几个。谢霆锋这一着是臭棋，如果等到奥运会的时候推出这首歌可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一点，他应该好好向刘德华这个老江湖讨教讨教。《中国人》据说早已写好，刘德华及其公司就是沉得住气，到最合适的时候推出，老谋深算啊！香港回归那年，刘德华还翻唱了一首老歌《东方之珠》，这歌不仅让香港同胞听起来心潮澎湃，就是大陆的人们听起来也是感到一种莫名的自豪啊——东方之珠啊，回到我大中国的怀抱了！民族荣誉效用以流行歌曲为载体进行出售，得到的收益何止是天文数字。明星本人也因为演唱这种歌曲而笼罩上了一种民族精神的光环，明星的品牌联想大大丰富，品牌价值大大提高。
再来看影视剧作。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也包括到美国发展的香港艺人们的作品）曾经无比成功地利用了华人的民族荣誉感而获得巨大票房收入，捧红了无数明星。从李小龙说起。你们看，李小龙总是单枪匹马与洋鬼子恶斗，每回都是打得洋人落花流水，观众从中得到了什么满足？民族荣誉感、民族自尊心也。精神分析影视美学理论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观众不经意间与片中角色产生共鸣，获得虚幻满足。近代以来洋人欺负中国人，现在我们便从电影中来泄愤。无独有偶，李连杰也是靠类似的电影红火起来的，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无非就是讲一个广东人如何杀死洋人的事情，我们观众为之欢呼，大呼过瘾，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满足？民族荣誉也。从经济角度看，这是商家以电影为载体出售民族荣誉，满足大众民族感情而已。在许多香港电影中，即便主题不是跟洋人有关系的，导演们也喜欢搞几个洋人配角来让中国人演的角色暴打一顿，这就是出于制造民族荣誉效用的考虑。
香港的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之类，以无数的画面来展现中国人怎么暴打日本人，描述日本人侮辱中国人之后如何得到更大的报复，这些电视剧吸引了无数眼球，人们看得入迷，如痴如醉，满足了什么？无非是民族感情。电视剧也是经常利用民族荣誉效用来吸引观众、扩大经济效益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留心观察现在各个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肯定能从中找出不少例子来。
奸商们利用爱国愤青经营明星娱乐产业的第三个层面，就是通过炒作明星“爱国”或者“卖国”事件来达到迅速扩大明星关注度的目的。明星卖国事件，最有名的当属赵薇被愤青泼粪事件。赵薇身着日本军旗装为《时装》杂志拍摄2001年第9期封面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引发全国愤青群起攻击，赵薇关注度扶摇直上。2001年12月28日，赵薇应邀参加湖南经济电视台举办的6周年台庆《情深深新年演唱会》，在台上被一位男愤青泼粪。据说，从此“愤青”有了别名，叫做“粪青”。但是，可能由于这次炒作没有掌握好度，虽然事件在短期内效果明显，但后来对赵薇的事业反而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明星卖国的话题，炒作得好完全有百利无一害。台湾明星就经常利用这个来炒作，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某台湾明星又散布了卖国言论，或者侮辱大陆人的言论，比如2007杨丞琳在某次节目中说“抗战才八年啊”，立刻被大陆广大愤青痛恨得咬牙切齿，还在网上发起了抵制杨丞琳的运动，可是结果呢？只是让杨丞琳越来越红而已，许多不知道她的人反而因为愤青的宣传而知道了，我看今天杨丞琳仍然红得发紫，愤青们功不可没。
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3）
要说娱乐界奸商炒作明星爱国事件，那就更多了。一个娱乐圈的无名小卒黄子华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对日本人说了句“回去之后别忘了告诉日本人，钓鱼岛是中国的”，广受愤青们的追捧。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奸商们看到网络愤青为数众多，也开始利用网络来炒作明星爱国事件。在网络上炒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匿名发帖，对头脑简单的愤青更具迷惑性和蛊惑性，许多虚构的情节也可以在网上成功炒作。这类网络炒作范例当属刘德华日本事件，从2006年开始，网络上广泛流传这样的一个帖子：
6月5日，刘德华一行来到日本，举办了小型歌友会。歌友会一开始，歌迷欢呼。但是刘德华拒绝用日语向大家问好，接着又拒绝了主办方安排的日语歌曲，并把所有曲目都改为普通话，原定的粤语歌曲也全部取消。刘德华用普通话一字一句说道：“本来我是不想来日本的，但是因为合约在身，不得不来日本。但是你不要以为是一纸合约把我牵住的，如果我不来，没人可以把我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样对我的歌迷不公平，因为歌迷是无辜的。我不想做的事，谁也无法逼我做，而且，你逼我，我也不会做。”刘德华接着说，“引用一句话，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我想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是音乐家是有国界的。”他对着主办方说，“以后介绍我时，不要说我是香港歌手，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当着几百名日本歌迷的面，演唱了一首《中国人》。
这个帖子几乎贴遍了所有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中文论坛、贴吧，包括通过QQ持续不断地传播，并且在许多知名论坛都被推广到了首页，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实力雄厚的组织在网络上进行推广，能达到如此效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一条假新闻，爱国愤青们却如获至宝，把刘德华当成了第一爱国明星来追捧，殊不知，刘德华演唱过十多首日本名曲，早在1996年刘德华在日本举办演唱会时更是在现场演唱了日语名曲《再一次拥抱》。
明星爱不爱国由不得他们自己，要听幕后奸商的安排，为了迎合或者激怒愤青，该爱国时就爱国，该做“汉奸”时就做“汉奸”，一切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明星娱乐业，是当之无愧的爱国愤青身上的寄生虫。
成龙不懂“愤青经济学”而吃大亏叶楚华
成龙不懂“愤青
经济学”而吃大亏
据台湾TVBS报道，2009年4月18日，身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香港影星成龙首度亮相海南博鳌论坛，成龙本来不想多谈，但一拿起麦克风，面对外国媒体提问文化自由，有感而发：“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成龙的言论自然是掀起了轩然大波，笔者亦在博客上调侃成龙不懂哲学犯“政治错误”。因为我问过读哲学的朋友了，“自由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成龙大哥作为哲学的门外汉，一谈哲学，自然要犯错误，并且会犯政治错误。我们还好，至少学过一点哲学史，还是可以谈点儿。
话说回来，成龙只是一件明星商品，犯政治错误并无大碍，关键还是犯了经济错误，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成龙不懂“意识形态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所导致的。
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4）
据媒体披露，成龙“自由论”惹恼港台民众，新片《新宿事件》票房惨跌。香港方面，在言论见报后，从一天收258万港元票房下滑到11万港元。台湾方面的票房也应声急剧下滑，在当地上映不到20天的新片，顿时从一天231万台币下滑到一天只有24万台币。《新宿事件》在台上映第一周，台北的一天票房有231万台币，第二周也有一天111万台币的票房成绩，不料，“太自由所以乱”的言论出街后，马上就成了“老牛拉车”。
成龙的“自由论”之所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原理，电影产业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经济的一部分。所谓“意识形态经济”，是指利用各国人民的固有意识形态进行的经济操作，让这些人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埋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这种经济是一种免费利用已有的意识形态（企业不用自己去建立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历史形成的）获取高利润。比如中华网推出的那款抗日游戏，愤青们很受用，他们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埋单。我在本书的《愤青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中已经提到，早在“*”时期，国外商人就学会了利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推销商品，他们掌握着诸多和当时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交道的诀窍，诸如下飞机就佩戴好毛主席像章、夸赞中国的样板戏以及装模作样学习红宝书等等。
成龙的言论与港台地区的老百姓意识形态严重抵触，并且是每一个普通的港台居民都不可能接受他的观点，甚至于，没有哪一个正常的港台居民会听了他的言论而不愤怒的。在港台居民看来，成龙的言论简直是无知无耻到了极点。这就是成龙新片票房大跌的原因。其实，早在2004年成龙就因为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个“天大的笑话”，结果被台湾拒绝入境四年。并且让当年的电影《新警察故事》票房只有台币907万，和前一年新台币3888万票房的《燕尾服》，以及突破新台币1000万票房的《免死金牌》相比都差远了，显然说错话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成龙为自己的无知——对意识形态经济学的无知，付出了沉重代价。
另一方面，成龙的失误还在于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愤青也是一个大市场，愤青具有共同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合格的商人，就要迎合、把握愤青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经营、炒作，让愤青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埋单。这就是“愤青经济学”。成龙显然不懂得这门学问，他这次不但说了与港台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自由论，还接着发表了伤害爱国愤青的激烈言论，他说大陆电视机会爆炸，应该买日本电视机。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爱国愤青最看不得你说日本的好话，成龙不但说了日本的好话，而且还旗帜鲜明与愤青们唱反调，提倡日货，抵制国货。这与愤青们力挺蒙牛牛奶，抵制家乐福的思想和行动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激怒了大陆的广大爱国愤青，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神经。愤青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网络上已经有一大批民族主义“愤青”开始大肆批判成龙，还发起罢看成龙电影、罢买其代言的产品的运动以表达对成龙的抗议，发泄心中不满。
这次成龙的新片《新宿事件》，在大陆地区没有通过审核，没有在大陆上映也就不知道愤青们抵制的强度与广度，我们拭目以待成龙的下一部作品以及近期他在北京即将召开的演唱会的情况吧。已经有爱国愤青在网上发起抵制这次演唱会了。
成龙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经济上一错再错，为什么错了还会错，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还是劝成龙学习一下我们的“意识形态经济学”，针对大陆市场，还要认真辅修一下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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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仇富”，别谈“阴谋”（1）
周筱赟：少点“仇富”，别谈“阴谋”
我有幸见过茅于轼多次，最近的一次，是茅老在广州发表“茅于轼看经济政策”的讲演。知识分子、媒体人士都非常尊敬茅老，但茅老却是愤青最喜欢痛骂的人之一。对咒骂茅老的那些言词，其不堪程度，我实在不忍心想象茅老看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后来听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告诉我，除了收发电子邮件，茅老一般不上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网上那些骂他的话。眼不见为净，这对于80岁的老人来说，反而是好事。
真正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茅老之所以成为愤青最痛恨的人之一，是因为他此前提出很多观点，比如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应该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因为降低学费，其实是让富人搭了便车，提高学费后，大学可以给穷人子弟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等，他最近说廉租房不能有厕所，否则这个好处就被富人占去了。
仇富是愤青的典型特征之一，他们一听茅老要“为富人说话”，还没看后面那句“为穷人办事”，就开骂了。《中国不高兴》一书里，专门有一节，大谈仇富“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第127页），还大批厉以宁，说“厉以宁那些人经济懂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真一窍不通”。
愤青往往就是这样的非此即彼式的简单思维，不去思考其中的逻辑关系。一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激励更多的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财富，一成富人就要被仇视，那社会还如何进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学者变得极端虚伪，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这些人往往能获得愤青的力捧，比如*。
其实茅老才是真是关注弱势群体。他在山西农村地区开办小额贷款，帮助大量农民脱贫；他在北京开办保姆学校，帮助农村保姆找工作，还遇到官司，被索赔48万，面对有人建议申请保姆学校破产而逃避赔偿，他说不行，学校关了这些孩子都没地方去，他最终选择了由他们几个学校的创办人凑钱来承担赔偿。
茅老生于1929年，已80高龄，但精神很好，整个讲演过程长达三个多小时，除了后面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主办方搬了椅子外，其他时间，他都是站着讲。茅老谈吐仍然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保持着儒雅的风度。即使面对当场质疑，也是如此。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茅老说他一直反对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就是有些地方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房，但要申请，符合一些条件才能买到。茅老说，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因为一套经适房可以比市场价便宜几十万，即使送5万的红包，也还是合算的。这样的便宜谁都想占，富人也不例外。经适房不是谁都可以买，需要申请审批，其中必然滋生*，而且是巨大的*。
愤青们对这样的言论，当然听起来很刺耳，说这是歧视穷人啊！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你去经适房小区看看，竟然建180平米的也叫经济适用房，住的人都是穷人吗？都是有钱有势的把好房子用最便宜价格买下了。我记得杭州最大的一个经适房小区，多年前央视“焦点访谈”去拍摄过，从高处往下拍，小区里全部停满了高档轿车。这就说明了一切了。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是大学教师，自己又开了外语培训公司，就住在那个小区里，房款早付清了。
少点“仇富”，别谈“阴谋”（2）
茅老提倡的是政府兴建廉租房，只能租，不能买，条件不能太好，可以和大学生宿舍差不多，卫生间公用，但必须有独立的厨房。现场有听众提问，说他作为未婚男青年，没有房子，结婚怎么办。茅老说没有房子不会影响你美满的婚姻，刚毕业要努力工作，到40岁左右可以买房。他说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买房子。
针对目前的房价，茅老说，房子贵是因为买房的人太多，如果买房的人少了自然就便宜了。正是因为（原来）大家都买得起房，才把房价抬起来了。是买房者把房价抬起来了，而不是开发商把房价抬起来的。我想，这个观点肯定会让无数愤青不爽，可是，需求决定供给，这不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吗？
茅老详细分析说，中国近年的GDP上升非常快，但不是平均的，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财富增加更快。少数富人钱特别多，他们觉得投资股票基金都不可靠，就用于买房，导致房价上涨。他说金融危机之后，导致房价上涨的这三个条件，第一个GDP下降了，第二个贫富没变，第三，由于农村金融开放等，富人的资金有了其他投资渠道。茅于轼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房价不会再上涨。
世上哪有那么多“阴谋”？
此前，茅老曾提出保护耕地18亿亩红线的政策导致房价大幅度上升，这次讲演中，茅于轼再次对18亿亩红线提出质疑——“为什么不是19亿亩，不是17亿亩，偏偏是18亿亩？我要对方拿出数据，对方就拿不出来。”茅老表示，其实是有关部门不肯放弃审批权，“你要批地就得来求我”。茅老称，中国实际上根本不缺农业用地，而是缺城市建设用地。一亩土地用于农业，一年产出最多2000块，而用于城市建设，就是20万。
茅老认为，只要有市场就能解决粮食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粮食都是依赖进口的。“三年灾荒期间，（官方统计数据）饿死3500万人，那就是没有市场（导致的），有的人饿死时口袋里是有钱的。我当时的左邻右舍都饿死过人，我去吃过剩饭。那时吃饱肚子比面子重要。而抗战期间，就几乎没饿死人。那时有市场。”
现场有听众当场提出质疑，认为茅于轼鼓吹市场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市场化就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一看这人好像是大学生模样，实在难以想象现在的大学生竟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茅老说，他是非常反对阴谋论的，市场交易的目的是双方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活动是为了搞垮你，那经济学就不存在了。现在的跨国公司，分不清谁是老板，双方在交易中都得到好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大家搞阴谋就是阶级斗争了，那全世界都在搞阶级斗争了。有些政治家可能有这样的动力，但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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