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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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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概念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阶级利益而处置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政治是由政府推动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公共活动；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政治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频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历史上的政治一开始就是表现为人们攫取、维系、分配、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在现代则表现为牵动特定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巨大社会力量及其运作过程。政治现象将长期存在，只有当“少数人管理模式” 真正转化为“全社会自治模式”，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才会转化成一般社会现象而最后趋于消亡。 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应当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人模式”，更应当超越西方当代的所谓“精英模式”，顺应民心所向，向着“多数人模式”乃至“志愿者模式”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与其“联合体”的自治。当然，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全人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共同穿越。在现阶段，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的核心，执政党仍将长期成为天下政治的主角。因此，应当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文明加以进一步“细分”： 治政，是执政党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完成“国家意志的执行”，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2）
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 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 如果说执政党组建政府的基本点在于搞好物质生产，那么，可以说执政党自身务须抓好在其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形象地说，行政的任务是国家资本和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治政的任务是“公民志愿”或说民心向背的汇聚扩大。 本书作为“大国政治”和政治文明新解的理论拓荒，既尝试“建设性”，亦注重“历史感”——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向未来中看。因此，下文我们主要是从中国概念、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化出发，对“政治”和“治政”的区别及其意义加以研究。 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的著名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中曾经讲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⑥ 虽历80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因为中国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远又连贯的罕有之大国！所以，由远及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管是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还是对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给我们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绝佳素材，也给我们的政治文明创新准备了最好的比较教案。 （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 首先，我们试从字面上解析“治政”与“政治”的不同： 1。从“政治”到“治政”，体现出主体视角的变化； 与“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即“以人治政”，强调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纷争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数人用其“政”去“治”多数人的代名词。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数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够顺应民心，扩大参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愿之“政”，最终达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管理。 2。从“政治”到“治政”，意味着操作程序的变化；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通常认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历史体制差别在于：中国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讲究程序“法制”。而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于是以“先王之政”为治国之纲，“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造成因循守旧，受制于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法律的文本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变，客观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发挥甚至贪赃枉法的人治惯性，缺乏西方条分缕析、权责明确的现代法律系统。治政，则强调了对“政”的分析、掌握与科学控制，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前提。 3。从“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时效的变化。 中国之所以“两千年不变”，与各种制度文本的封闭僵死必不可分，也与统治者不能与时俱进直接相关。近代“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则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治理”，而不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转。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马克思也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⑦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残余而来，是要从词根上、意识上对那些造成近现代落后局面的政治积弊进行校正。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证扬弃、继承创新的第一步。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3）
接下来，我们再从内涵中分析“治政”与“政治”的差异： 1。“政治”是宽泛概念，“治政”是精确概念； 政治是权力行为和权力关系的总和，是个泛化概念或说“元概念”。当我们需要对政治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需要补加各种限定性、说明性、修饰性字词，比如说政治家、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等。而治政则是精确概念，专指在大的政治范畴中的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总和。 2。“政治”是模糊概念，“治政”是对象概念；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作为对这一现象的指称，“政治”一词并未有什么明确的对象性，比如说执政党搞的是政治，在野党搞的也是政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亦是政治。而治政则有明确的对象性，仅对执政党而言。 3。“政治”是集合概念，“治政”是专门概念。 政治可谓无所不包，提起政治一词很难让人有一个专门的、明晰的概念意识。由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政党政治是公认的主角，因此，对于政党政治的专门研究也备受重视。治政将政党政治中的专门领域——执政党政治——明确和固定下来，既便于说明问题，也利于纵深研究。 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发明、发现都与新概念、新名词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背后往往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深化、进步或创新。通过在传统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加以“反弹琵琶”式处理，进而提出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治政”概念，有利于我们将政治文明的研究细化、深化和专业化，是为第二步。 最后，结合中西方关于政治文明诸多经验和共识的实证分析，可以把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总结为“核心问题”，或者确称为“核心归位问题”——思想归位、行动归位、规则归位。繁言之，就是要全面研究： ——执政党应当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居于什么位置？ ——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之所以提出治政概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笼而统之地称为“政治工作”或是“搞政治”，也正是出于对“核心归位问题”的对策性研究： 1。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 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2。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 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而产生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3。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显。 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精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带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谋党建不能等同于抓经济，抓思想当然有别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返回目录＇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4）
（三）科学治政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因此，治政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什么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也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夸奇谈，而是指向鲜明的学术性探讨，是定位准确的实践化反思，是对于执政党核心位置、核心作用的对象性、专门化表述。在当前以“全新观念（发展观、政绩观）、全面发展（全面小康、伟大复兴），全局稳定（长期性、可持续）”为总要求、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我们知道：如果只以统计数字为中心，或者反行其道、不抓经济，没有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如果将全面发展寄望于经济发展的“自然反应”和“必然后果”，没有充分的公民素质基础和社会规则基础；如果将全面稳定等同于没有核心、放任自流，没有坚强的治政核心和民心基石，那么，未来之路就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基于此，认真总结执政党的治政经验和历史教训，全面掌握古今中外执政者的治政方略和成功方法，深入探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历史自秦以降，出现“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后，在历史和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代表也就是治政核心之前，出现过两种广义上的“核心”： 1。以“等级权力”为政治文明尺度的封建地主统治核心，他们的治国以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告终； 2。以“财富权力”为政治文明尺度的财阀军阀统治核心，他们的治国是形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四大家族”和众多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大一统”的国家实际上处于“貌合神离”之中； 应当说，晚清政权作为封建统治的集大成，虽然经历过“康乾盛世”，但是，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反而闭关锁国，终究丧权辱国，“核心”之失何其大哉！ 蒋家王朝作为“中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有美利坚的殷实后援，但是，不能顺应民心所向，反而结党营私，终究民不聊生，“核心”之为何其谬也！ 毋庸置疑，以普天下受苦受难的普罗大众的“志愿者”形象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成为坚强的战斗核心，在改革年代成为坚定的发展核心，可以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甚至一度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治政之失，如何看待不同阶段的治政之得，如此等等，如能理清脉络，读懂历史，对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将起到“定位仪”、“定盘星”和“定心丸”的重要作用。 不容懈怠，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经济全面“起飞”之际，“大国”地位凸现之时。斯时斯刻，方向正确，行动明确，规则准确——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要求，也是治政创新的基本内容，更是治政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注释】 ①转引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27页，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 ②《竞争的极限》，第5、6页，里斯本小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③《竞争的极限》，第11页，里斯本小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9页，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⑤关于政治的定义及理解，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编版“政治”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⑥《不朽的声音—世界经典演讲》，第27—28页，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危机是指：由于发生了某种（事实上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由（如战争或内乱），国家采取措施中止某些现行工作。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危机与过去大不相同。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危机就是对“执政主体的束缚”。而危机的解除，则是对主体束缚的解除。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多是突发的、单一的、显性的，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却是持续的、多元的、隐性的。前者可以通过紧急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即这种危机可以当做一件事情来处理。这在国家建立之初、政党成立之初，经常会遇到。但随着国家运行趋于制度化，执政党的地位逐渐巩固，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危机会越来越少，而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大大增加了。这是由执政惯性引起的。本章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要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危机加以分析，有些构成了明显的后果，有些还是隐性的病痛。我们希望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及有效途径。 我们认为，现代化条件下的执政党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偏向、断层、他换、自朽。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危机之一：偏向（1）
危机之一：偏向——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 政党的偏向是指政党在一个时期内，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路线而导致整个事业背离政党的基本宗旨和当时的基本国情，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本质上讲，偏向是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偏向往往产生于党的高层，对党的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因而其危机也最严重。 我党历史上曾有两次严重的偏向，一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是“文化大革命”。 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对我党历史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史早有公论。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研究的是这种偏向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能够避免还是不可避免的？ （一）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从历史上看，偏向发端于1931年5月中共中央对苏区党组织建设作出的《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但是，决不能代替或取消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决议案》还规定：“红军中的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党对于红军的领导，除经过政治委员与红军中党的组织外，上级的指挥系统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远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红军，应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指导。”《决议案》还指出：“在党员的成分上，坚决地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停留地将他们洗涮出去。”①应当说，决议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若从政党建设角度，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份决议却是此后发生“偏向”的祸根。 首先，这是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这已经不是1931年2月王明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底斗争》的个人行为了。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变为组织行为，其力量便立刻有了质的变化。从全社会而言，个人在组织面前是毫无力量的；对于组织内部而言，个人对于组织仍然是毫无力量的。虽然当时由于刚刚清除了立三路线的问题，全党思想正处于一种徘徊的境地，急需一种明确的指导。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面目出现，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支持，正适应了这一需要。但当时党内缺乏对一种新思想的评价机制，一种思想在没有任何论证的前提下贸然变成党的决议，这不仅仅给整个党的工作带来一种冒险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给纠正这种错误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红军最后经过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并付出几十万红军的生命之后，才得以有机会对这个由组织上形成的决议进行反思和纠正，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 （二）斩断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 其次，这个决议斩断了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政党的基本力量来自对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力量来自当时的工农大众，当时红军的全称也是工农红军。但对于王明这种来自大城市的“纸上谈兵的布尔什维克”，不仅仅瞧不起当时已经形成武装割据形势的工农武装，同时也不尊重如毛泽东等来自农###动的党内领导人。王明所谓单纯照搬苏联模式，在思想上表现为主观教条主义，在组织上则完全割裂了党同农民的平等联系，这完全是犯了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同样的错误——单纯依靠党员自身的力量来革命。这实际上是一种“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但对于组织上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党对于他来说，不是达于解放中国的工具，而是证明他自己正确的工具。这在他后来的一系列工作中都明确显示了出来。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其中夸大了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和其他地区红军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所引起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情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甚至称“目前中国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这一切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正式形成。当时中央号召红军全面夺取大城市，一省至数省先取得胜利，在白区全面开展斗争。结果，不仅红军在攻打大城市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将白区党组织全部丢光，连中央也不得不于1933年2月进入中央苏区。党还是回到了其力量的源泉——工农中间——才得以继续保存下来。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危机之一：偏向（2）
（三）权力尺度代替影响力尺度 第三，这个决议使权力尺度代替了影响力尺度。我们在前文已经剖析过权力尺度产生的根源，这是等级制度下的产物。党组织在当时作为几乎是惟一的现代化组织，如果不能采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原则与尺度，那也不过是皇权社会的继续罢了。虽然我党当时看到了问题所在，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就曾明确指出“党内民主主义：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但党的政策还没有能普遍传达到下级党部，引起群众的讨论。”〖HT5”〗②但是，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对此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换言之，党内民主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都缺乏落实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一个大问题。质言之，关键环节是选择尺度出了问题。一个能够有效地改造自身的组织，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让那些领导者能够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上显现出来，而不是只存在于组织的高层。反过来，这一条也是衡量一个党组织是否达于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即究竟采取权力原则还是影响力原则。采取影响力原则的政党组织，将使能干的人不断涌现出来，并承担起各种任务，整个组织迅速成长。而采取权力原则的政党组织则必然形成组织高层的斗争，而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则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当王明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任何党员甚至当时已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毫无还手之力。若不是后来革命形势一落万丈，红军伤亡惨重，王明等束手无策，这种局面还很不易挽回。 综上所述，对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偏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了组织本身。缺乏对领导思想的评价体系、割断组织与群众的联系、用权力原则代替影响力原则，是当时出现问题的组织根源。这也是政党建立之初、制度化未形成之时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建党初期对这些环节有所预防，我党肯定少走很多弯路，王明的偏向问题还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后果，我党历史已有公论。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也是偏向问题。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段论述切中要害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偏向的组织根源。除了我们在分析“王明左倾路线”偏向时的三个因素也不同程度起了作用之外，“文化大革命”又多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如《决议》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明确地说，在政党制度化阶段仍继续机械教条地采取在政党初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手段，是“文化大革命”偏向的关键。〖HTSS〗因为这种方式只能导致政党退回到形成初期的“宗派状态”，（见本书第一章第二部分），这种状态下，某个中心人物的崇拜、小圈子的形成都是很普遍的，这也就不难解释毛泽东为何被制造成神，林彪、江青又为什么分别组织了小集团、小宗派。综上所述，“偏向”对于执政党的危害是最为巨大的。而政党治政的制度化建设才 ＇返回目录＇
一、危机之一：偏向（3）
是避免“偏向”的惟一途径。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危机之二：断层（1）
危机之二：断层——组织结构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 断层是指组织内部人员（尤其是领导成员）从一个层面向另一个层面过渡时，或政党权力由上一代领导向下一代领导交接时，由于治政结构问题而导致权力不能顺利交接，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断层问题从现象上看只是个人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有其深厚的组织原因，是组织行为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 从政党组织的一般规律而言，断层问题出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从空间上看，表现为组织内部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是组织的最高接班人的权力传承问题。 （一）从空间上看，是组织内部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 我们先从空间上看，党内任何一个层面的领导者都会碰到升任或调任另一个党组织的工作。比如一个优秀的基层乡党委书记，如果要想做出一些成就，至少要具备如下三个特征：一个好班长（领导本人），一个好班子（好的搭档），一套好办法。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开展何种工作，取得何种成绩，都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这位乡党委书记由于工作出色，而担任上一级组织领导——县委书记，那么，同样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具体的组织问题：要么，这个县委有一个好班子（好的搭档），一套好办法，只等他这个好班长去——这种情况并不总能遇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得把他的好班子和好做法一起带到县委去——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所碰到的大部分情况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好班子和创造一套好办法。如果那个县组织建设比较好，工作情况不是十分困难，人际关系不是十分复杂，那么这种工作还是可能通过一定的努力来完成的。但如果那个县组织建设不太好，工作情况又比较困难，人际关系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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