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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图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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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从利用比较优势到依靠自主创新的转变，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些非常简单的理念上，那就是大国发展之路。要实现科学技术的追赶与超越，只有积极推行自主创新的战略。中国要想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发达国家在政治及经济领域的压迫与剥削，实现“自救图强”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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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压力的由来（1）
2005年7月21日，中国新一轮汇率制度改革出台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升值周期，对美元的汇率逐年升值，且升值趋势不减，到2008年7月底，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过17％，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改革之初的：1调整到：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后，由于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一度混乱，风险偏好的转移造成美元曾一度成为全球货币市场的“避风港”，美元成了“避险货币”，从而令其贬值的态势发生扭转，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一直在～的区间内波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我们要探讨人民币到底要不要升值或怎么升的问题，一定要先深入了解货币汇率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以及货币汇率的变革可能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从长远的战略性的角度看待货币汇率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汇率改革过程中不发生大的偏差和错误，才能令国家利益最大化。
国家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相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比价关系，或是一个国家货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价格。这种价格又分为全球性价格，即完全可自由兑换价格；只在本国范围内作对比的价格，即不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价格。国家汇率有固定汇率，也有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就是本国货币与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固定不变，不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形式的好处是可以规避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不足是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难以及时调节对外经济活动，更难以及时调整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浮动汇率，就是本币对外币的比价关系不由官方制定，而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可随时灵活地调整的价格。这种形式的好处是可以及时随市场变动来真实反映本币对外币的交换关系，使之适应市场的需要；不足是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金融风险的影响，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较高。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浮动汇率制度从字面意义上讲是汇率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而变动，但实际上，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的市场汇率仍然掌握在该国中央银行手里。拿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为例，虽然美国是当今世界标榜最*、最自由、最市场经济的国家，但美元汇率仍受美联储主导。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全权掌握着美国银行券——美元的发行和管理工作，全世界流通或储备的美元全都是出自这个组织。
虽然从名义上讲，美元的发行应该是以美国国债作为基础的，但由于美元已经脱离了黄金的束缚，同样属于信用货币。而信用的弹性是极大的，也是无法量化的，因而美联储仍然拥有无限发行和回收美元的权力。美联储可以通过制定货币的基准利率、银行准备金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控制货币发行量及市场利率，从而实现间接控制美元汇率。研究2008年9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调控措施，我们可以发现，美元的市场流动性、市场利率以及汇率都是受到美联储控制的，流动性大幅增加，市场利率迅速下跌，然而货币汇率却出现反常的上升，这显然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基本交易规律，这其中隐藏的奥秘可不只是一个“避险”而已。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即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的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个理论有很大的适用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大都以此理论为参考，充分权衡利弊之后再做出最后的选择。。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升值”压力的由来（2）
但这个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只对一些经济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适用，对于像美国这样处于经济霸主地位的国家来说则不适用。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即使美国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仍然保障了美联储能够全力进行调控，它能够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同时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并且能够引导汇率按照有利于美国经济需要的方向调整，这样的事实明显背离了“不可能三角”理论。美国是不受任何理论支配的国家，美元的汇率完全受支配于美国政府，数以万亿计被他国政府储备的美元就像美国政府派往全球的驻兵，随时听候总部“调遣”，更重要的是，这种“兵源”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中国的人民币，现在还只是处于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还未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这种浮动的区间还不够大，但已经处于可浮动的阶段。前面已经分析，浮动汇率制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汇率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巨幅波动的影响，从而让货币当局失去维持汇率稳定的控制力。美元不受这种理论的制约，主要是因为美元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也就是说美元是衡量他国货币价值的一杆“秤”，我们只能用“秤”的标准去标的其他货币的价值，而不能根据其他货币来更改“秤”的度量衡。人民币作为一种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就是说仍没有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因此，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我们仍然拥有保证汇率稳定的控制力。
中国政府保证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力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实力决定的。首先，汇率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动作，稍有不慎就有引发大规模危机的危险，因此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审慎”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其二，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仍相差甚远，现阶段人民币还不足以对美元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外部市场的复杂多变也为人民币开放的道路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保证人民币汇率不发生大幅度波动是保证中国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因此，稳定人民币汇率是由中国经济大形势决定的，激进的汇率改革是行不通的。
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一直没有放开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也就是说依然实行资本管制。这样的管制直接将金融领域的危机挡在了国门之外，让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成为危机的牺牲品。虽然中国的资本管制已经抵御了两次危机的入侵，但经济形势的发展告诉我们，固守这样的策略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如果中国坚守资本管制的策略不松动，那么就会给美元继续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由于中国外向型的经济结构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外贸顺差，即更多的外汇储备，而这种储备资产必然是以美元资产为主。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放开资本管制，则必然要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的利益损失。
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任何信用货币都缺乏长期的退出机制，大量美元进入经济领域之后，短期可以靠各种对冲方法减少流动性，中期可以靠流往国外减少国内通胀的流动性（仅对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货币而言），但从长期来讲，如果实体经济不够强大，长期累积起来的流动性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贬值。美国通过债务经济不断消费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而各国得到的仅仅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储备。“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如果还是正确的话，美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元危机因此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大量储备美元及美元资产，一旦美元发生危机而大幅贬值，数以万亿的美元资产就会瞬间消失，而中国损失的财富则是中国居民多年积累的血汗钱。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当今世界大多数顺差国可以说都已经被美元“绑架”了，陷入了汇率升值的困境。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剧增。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与世界之间几乎全部的经济关系。然而，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似乎陷入了死胡同，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民币进退之间的抉择更加纠结。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出口则会陷入困难，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就会遭受打击，导致中国经济受到巨大损害，对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将致使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导致更大的升值压力，中国有可能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汇率被一波一波地逼上去，走上不幸的道路；人民币不升值，贸易顺差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使得汇率升值的压力更大，国际利益冲突也越大，同时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也越大，国内发生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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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货币之战
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以美元本位为特点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美国政府放任美元贬值的政策。靠战争起家的美国在二战之后一直没有再尝到当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感觉，虽然之后也发动了几次战争，但是最后发现得不偿失，不敢再贸然发动战争。不能发动战争，就要在其他方面想办法，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掠夺史，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资本的嗜血性。既然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择手段地赚取利润，那么作为资本代言人的政府做任何事情的目的也必然不会违背资本的本性。美国威逼利诱让中国开放资本市场，让人民币升值，其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即胁迫中国与美国站在一条船上，共同承担美国资产泡沫的风险。
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最适合美国把中国拉下水。要想把别人拉下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和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让中国也创造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而要达成这样的目的，逼迫人民币升值是最简单便捷的方法。
如果人民币持续大幅度升值，那么国际游资则会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的国际热钱必然要涌入到中国境内，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最后在房地产和股票等价格弹性比较高的市场形成泡沫，对中国经济形成实质性威胁。另外，由于资本管制，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当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也就是说大规模以美元为主的储备头寸必将贬值，在不断的贬值压力下，中国政府有动力将这些美元储备放出去投资，用投资收益来冲抵贬值损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来购买资源性资产要更符合其远期利益，购买资源不仅能够保障外汇储备的安全，还能够为未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提供保障。但这种行为显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如果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自己的储备资产大规模购买资源性资产，不但削弱了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世界经济的力量，还会让中国脱离美元的束缚，令其货币的阴谋前功尽弃。
真正符合美国利益的，是让中国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金融类资产。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拯救华尔街的速度以及效率就可以看出，布什政府对这场危机是早有预见的，而将极具投资银行管理经验的鲍尔森放在财长的位置，无疑是想将这些注定要成为“毒资产”的产品推销出去，而中国就是他们瞄上的第一个买家，也是最有实力的一个潜在买家。如果美国政客能够成功地把金融市场上的这些“毒资产”倾销到中国，那么华尔街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延缓发生危机的时间。如果这样，即便是发生了危机，那么最大的输家也是中国。这个道理很显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靠实业出口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而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资产只是虚无缥缈的“幻象”，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中国坚持购买美国金融类资产，那么无异于全体中国人为美国华尔街义务劳动，将自己创造的财富拱手让人。
如果从“货币战争”的角度看，人民币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从“战果”来看，基本上成功抵挡了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和金融危机的“进犯”，保存了完整的“有生力量”，并且在“战争”的环境中提高了自身的实战能力。但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认识到，这样无休止地防守下去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要想在21世纪实现强国的梦想，必须在货币领域实施“自卫反击”，必须要及时调整人民币“走出去”的策略，抓住机遇进行“战略反攻”，挣脱美元的束缚，打赢这场“货币战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以“霸权美元”为特点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但美国作为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肯定会极力维持这种格局，以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阻力是十分巨大的。中国要想在“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的增长点或发展潜力，必须突破美元封锁的局面，必须积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将人民币融入到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掌握世界经济的话语权。
在世界经济早已步入全球化的时代，人民币作为中国的法定货币代表着中国的利益，承担着中国经济崛起的重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人民币每向前迈出一步都事关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一招不慎就可能给全局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而法定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的一举一动都是货币博弈的反映，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并及时见招拆招，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货币战争”绝不是危言耸听，人民币在后危机时代需要变被动为主动，承担起中国经济自救图强的重任，而这种使命必然需要我们的货币当局能够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充分利用货币政策以及管理手段将人民币打造成一种世界性的货币，从而摆脱“霸权美元”的牵制和束缚，让中国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调控，将外部风险降到最低，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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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碳封锁”（1）
随着全世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人们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大气中快速增加的温室气体含量引发了温室效应，地球温度上升导致了全球环境的改变。这种人为造成的环境变化对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生物濒临灭绝。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也通过连锁反应增加了人类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事关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中国国家主席*2009年9月2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本次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都将经济重振计划的重点放在低碳、绿色经济上。
然而，各国对于低碳、绿色产业兴趣的增加，或曰产业策略上的转变，不仅仅反映了各国对于环境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蕴涵了更加深刻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肇始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元气大伤，而低碳、绿色经济不但是这些国家重新提振本国经济发展的新型引擎，同时也可当作遏制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发展的有力武器。
如今华尔街刚刚从阵痛中平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迫不及待地高举低碳、绿色大旗，利用、歪曲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企图掀起一场在环保的华丽外衣下隐藏的经济战争。下面将就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所遭遇的新型封锁——碳封锁——进行介绍，并试图在这场大国之间的残酷竞争中寻求突围的路径。
碳货币——世界新规则
碳货币一说缘起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与成熟，而碳交易市场的兴起则应归因于《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所规定的关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
为了改善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京都议定书》则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大会（1997年）上得以通过的，因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故有此称。
《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的排放任务做出了规定：至2010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比1990年减少，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减排义务。同时，为了促进、激励发达国家完成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因此，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各发达国家在履行减排义务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发展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 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
突破“碳封锁”（2）
在全球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而这样一张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油价商品——碳信用。
在碳交易市场中，发达国家通过发达国家间的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获得碳排放权，并在交易市场上对其进行买卖。由于发达国家对这个市场空前热情的参与，碳排放权也已成为颇具交易价值的金融资产，其金融属性日益凸显。在金融危机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潜力极为惊人，因此作为碳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国家货币则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我们称这种用来计价和结算碳信用的货币为“碳货币”。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看出，碳货币正在形成之中，并且碳货币的产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要遵循从计价货币到储备货币再到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工业革命后，蒸汽机时代到来，而蒸汽机的动力来源——煤炭，必然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大宗产品。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发端并蓬勃发展，是因为其丰富的煤炭储藏量，由此所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和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内燃机革命又掀起了“石油革命”，而美元则顺势取代英镑成为新的世界货币。
“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条简单而又明晰的货币地位演化之路。循此规律，在低碳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模式的未来，伴随着能源清洁技术的突进，新的能源崛起将超越以往单一能源主导的旧模式，而代之以一系列以低碳为特征的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协同崛起。新的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正是连接新能源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
我们有理由设想一下，在未来货币体系演变中，与碳交易的捆绑程度，将成为主权货币或者区域货币脱颖而出成为世界货币或关键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捆绑的起点仍是标价权，我们称之为“碳交易—关键货币”霸权。
突破“碳货币”封锁
在我国提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通过在金融危机后我国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签署的六笔总额为6 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项工程上的决心和效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口碑和实力都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人民币已经在国际贸易中担任起结算货币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打破现有货币格局的不稳定状态，使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为多元、合理、稳定的方向前进。然而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则是他们将要面对的、对于已有货币体系所形成的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
突破“碳封锁”（3）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于构建碳货币的热衷，多半的原因还是希望借助中国在碳货币上的劣势阻碍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欧盟、美国、日本都在为碳货币摩拳擦掌，对于碳交易市场已比较发达的这些国家来说，碳货币是夺取货币信用优势的绝佳机会。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在碳交易市场上是后到者，且因我国金融环境也并不成熟，因此要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目前碳交易市场已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垄断，为突破碳货币的封锁，在碳货币这一新战场上取得优势，中国应该在这一市场上奋起直追。
第一，中国应构建、完善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中国不应满足于“清洁发展机制”下最大供给方的身份，虽然基于项目的合作是碳交易的一部分，但在“清洁发展机制”下的碳交易中，中国企业进行碳交易的成交价格总是被压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很多（某些项目中，中国企业卖出的核证减排量的价格甚至只有国际市场的一半）；另一方面，从碳货币形成的路线来看，我国还是应该拓展标准化的碳交易领域，推进在碳交易中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进程。目前，先进入世场的发达国家正在暗中构建碳交易市场的规则，为避免落于人后，我国应加紧构建并完善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开发更多高端的碳金融衍生品，通过碳交易市场谋取碳市场定价权，使本国的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挂钩。2008年，我国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经成立，但由于相关法律的空白，这些交易所尚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
第二，应解决金融环境及制度建设滞后问题。碳交易市场的背后必然需要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持，因此中国同样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加快我国金融业改革和成熟的进程之上。在国际市场上，碳交易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早已成为各个国际金融机构投资的新业务。有报告称，碳交易正在成为对冲基金最重要的投资新领域，而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碳交易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领域，因此少有人去尝试。对此中国应鼓励金融企业积极参与到碳交易活动中，此外，政府相关机构也应针对碳交易市场这一新型市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个颇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使我国的碳交易由低端迈向高端。根据报道，中国将于2010年启动国内碳交易市场，为了保证国内的碳交易市场能够在健康、高效、公平、透明的金融环境中运行，政府必须加快建设与该功能相配套的管理体系以及产品交易细则，以期能够获得这场“碳拉力赛”的入场券。
突破“碳关税”封锁
如果说碳货币是发达国家利用本国在碳交易市场上的优势以阻碍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前进步伐的话，那么碳关税则是发达国家打着环保、减排的旗号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上的制裁，并希望借由西方社会舆论的压力，胁迫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
碳关税一说首先由美国提出，其核心是对于无减排压力的国家出口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由于《京都议定书》中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施减排压力，因此拥有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出口大国双重身份的中国必将成为“碳关税”的首选目标。
突破“碳封锁”（4）
如果从效果来看，发达国家的这种决定无疑是短视的。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多平台可以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责任分配问题进行友好的磋商和探讨，而征收“碳关税”对此非但毫无益处，反而是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向了对立面。如果欧美等发达国家真是为了敦促发展中国家落实减排措施，适应低碳、绿色经济的发展，推出“碳关税”不仅不能实现此目的，可能还会“逼良为娼”，导致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引起全球贸易大战。
可见，发达国家重提“碳关税”，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实现减排，而是想通过“绿色屠刀”执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本系列图书之《大国博弈》中，我们对此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在这着重分析中国的应对之策。
为突破碳关税的封锁，在这场以“绿色”为名的贸易大战中抢先占据制高点，突破“碳封锁”，中国应该积极部署应对之策，做好准备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战略上，中国应做到攻守兼备，收放自如，最大限度地掌握战场主动权，一步一步突破封锁，建设自己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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