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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图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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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鲶鱼效应”（1）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他们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它们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运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一回到码头就死了，即使有些活的也是奄奄一息。然而，有一位渔民的沙丁鱼却总是活的，而且很生猛，所以他赚的钱总比其他渔民多。该渔民严守成功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才发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原来当鲶鱼被装进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己分子后，就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如此以来沙丁鱼就会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也被称作“非同类刺激”。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唐代世人卢纶写的《塞下曲》，说的是飞将军李广一次在夜里外出，猛然间发现前方草丛里卧着一只老虎。李广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引弓射虎。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被射死的老虎时，才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巨石。原来是将军晚上看走眼了。再看那支箭，箭镞竟然深深地插进了石头里。李广暗暗称奇，随即弯弓复射，却再也没有把箭射进石头里。
从上面的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恐惧往往能够激发动物或人的“超能力”，生命力和战斗力也只有在求生的本能驱动下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市场是由人的逐利活动组成的，生存与淘汰是市场参与个体永恒的话题，因此市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受人类心理学定律的影响，而“鲶鱼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因此同样可以在经济领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市场经济之所以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是因为竞争是市场的基本环境，而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逼迫市场参与者必须使出看家本领，而效率的竞争是残酷的，资源配置最终会在竞争中得到最大化。相反，在没有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将失去求生的本能，市场将如一潭死水，而这则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
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的市场正是这样一种情况。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已经在1992年*南巡讲话后的“*十四大”上得到了确立，但中国的市场活力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激发，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企业粗放型生产造成效率的损失，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外，在国家宏观调控方法尚不成熟的时候，国内经济波动较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又经历了一轮长的通缩周期。宏观环境的不稳定也让国内企业渐渐得了“调控恐惧症”。
中国企业效率不高与当时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有很大关系，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阻隔了来自国外的竞争，在缺少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安于现状、闭门造车，不愿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管理松散、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远低于国际标准，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当属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由于长期接受政策上的特殊照顾，国有企业养尊处优，缺少变革的动力和激情，长此以往，他们大都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竞争力，更不用说能独当一面的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已经显得狼狈不堪，大都依靠政策照顾和垄断利润勉强支撑，面对加入WTO之后即将涌进国门的“八国联军”更是惶恐不安，大呼“狼来了”，以至于“中国崩溃论”的言论开始出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WTO与“鲶鱼效应”（2）
但事实并不像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并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崩溃，相反，中国的市场潜力得到了彻底的激发，积聚已久的能量在入世后喷薄而出，经济的火热程度神似当年的“南泥湾”，但这一次不是在西北，而是在东南。“狼”确确实实来了，但国内企业并没有表现得像待宰的羔羊，而是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利用一切资源和优势，积极展开技术升级和管理引进，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引导下合理地利用外资，努力改变自身之前效率低下、管理松散的缺陷，培育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证明，外资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以管理和利用的一种外力。竞争者的出现犹如在中国的“鱼槽”中引入“鲶鱼”，中国企业为求生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不仅激活了市场，更激活了企业。如今，海尔、联想、华为等品牌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不仅走出了国门，更实现了国际化的大跳跃。
与此同时，政府前期进行的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和中央部委的改革已接近尾声，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尽管后来有学者对这次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存有异议，但从近几年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来看，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和裁撤各工业领域主管部委的做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一方面一举打破了在中国积弊已久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强行将企业推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激活了市场潜力；另一方面，精简了经济管理部门，减少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即减少了经济运行成本，为后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国企改革让之前中国国企“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赢利”的时代成为历史。如今，国有企业的赢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规模较小的国企绝大多数都已经过改制民营化，规模较大的经过合并或重组，赢利能力很强。
从2002年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中国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自入世之后，农业、钢铁、汽车、家电、IT等若干之前落后的产业都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更是发展迅猛，产品销往全球，立即形成了一股“中国制造”的浪潮。中国，开始被人称为“世界工厂”。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即创造性破坏”理论，其从影响力来说可以说是研究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鼻祖。创造性破坏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当经济周期循环到谷底的时候，也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经济的不景气是促使企业进行改革创新的最直接动力。创新通常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并且风险系数很高，在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企业单靠自身的求变意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发起持续有效的创新行动。尽管某些企业家凭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领导力能够带领企业不断实现技术或管理的创新，但毕竟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仍是少数，不能将之推广至整个经济社会。
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成功引进了能激活中国市场活力的“鲶鱼”，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发挥了比较优势。虽然说出口贸易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是中国经济起飞的翅膀，是带领中国各产业振兴图强的龙头。虽然中国没有声称贸易立国，但飙升的外汇储备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人发现，倚靠出口增长为主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也同样具有不可持续性。
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中国模式”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政界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和转轨路线。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十几亿人口每天都要吃饭，每年上千万人口需要就业，这对一个发展“末班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辩证地看，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充实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逐步迈进老龄化的阶段，中国独有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是天然的发展优势，快速增长的中青年劳动人口压低了工资成本，由此带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也就是说拥有人口学理论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高，庞大的人口规模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使中国拥有经济“内循环”的一切条件。还有，高素质劳动人口和高消费人口的迅猛增长，为中国充分享用“人口红利”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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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与比较优势（1）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纵使期间经历过一些因政策或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波动，但就其表现的整体趋势而言，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既然是奇迹，自然值得去研究、去解释：究竟是什么力量给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趋势能否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继续延续下去？这一切都关乎中国这个发展大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命运，就让我们一起去认真梳理一下事实的真相。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增长是受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以及人口增长等诸多要素影响的因变量，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存在着多种解释。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有其特有的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因此得出的结论既有共性，也有一定的相异之处。
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在特定的改革时期，考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应该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进行制度层面上的分析，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出各发展要素之间的关系，令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从发展经济学与人口学的角度来研究这段经济历史，而不是简单地从宏观经济模型中推导验证各要素与经济增长的显著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制度层面上的巨大变迁，释放了中国积蓄多年的增长潜力，市场化改革让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对外开放引进的竞争模式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向全球化迈进的步伐，让中国成功利用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二是“人口红利”效应在中国显现。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了资本报酬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大发展，从而带动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改革固然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经济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在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比计划更有效率，而打破姓“资”或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实现“中国奇迹”的基础。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并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体制改革要想发挥应有的效用，还应该以极其强大的“硬实力”来做为支撑；要想实现“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需要十分强大的内在增长潜力为后盾，而这种增长潜力表现在中国即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的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关于“人口红利”的内涵，人口学家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效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据蔡昉测算，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25％。
国际人口学界普遍认同的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死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比例中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14～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小，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也称为“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与比较优势（2）
“人口红利”的形成需要从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和创新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解释：首先，“婴儿潮”（即人口出生高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进入劳动年龄后，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并且价格低廉，为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该类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其次，当“婴儿潮”人口达到收入和消费高峰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也明显增加，强劲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再次，“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得社会负担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从而推动经济较快增长；最后，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适度的就业压力使新生代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空前活跃，如电脑和互联网即是二战后美国“婴儿潮”在进入适龄劳动供给阶段后所导致的重大技术进步的产物。
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经济崛起阶段长期执行的“投资＋出口”的发展模式正是“人口红利”在发挥效能。中国出口产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得益于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正是大规模人口增长和结构变迁引起的；而经济学中储蓄投资恒等的关系，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持续稳定的高储蓄率正是中国长期保持高投资的物质基础，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相对减速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例如，日本于1970年中后期进入老年型社会后，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逐渐滑向低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除三年自然灾害外），如1962—1971年期间中国持续10年超过3％的出生率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婴儿潮”。建国之后前20多年的“高生育期”导致中国人口猛增近4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降，70年代末之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幅度越来越低，我国逐步迈进了低生育率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正好与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有效地结合，推动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导致80年代以后劳动力非常充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加上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张，吸引了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企业转移到中国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门大开，国外资本和技术像挡不住的洪流一般涌进中国市场。发达国家由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其他国家，而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上中国政府提供给外资极其诱人的优惠政策，中国成了外资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首选地。
就这样，中国企业成功地抓住了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时机，利用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转到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地区的机遇，培育和发展了自身的制造业。找到了在全球分工中明确的位置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三大世界级制造基地。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利用了“人口红利”，是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越是深化，市场竞争越是激烈，中国收获的“人口红利”越多，也就是更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的提升。企业家始终关注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并且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且灵活地反映要素对价格的变动，只有这样，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才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调整资源分配。
从林毅夫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制度性基础，而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性动力，是把“中国制造”成功推向全球的“主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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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换技术”的悲哀（1）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时一直奉行的一个原则。但事实证明，奉行这个原则的结果是：中国让出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核心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换来的不是核心技术，而是资本、设备和生产线，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的，这其中夹杂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以及贸易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必须在本土直接面对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是不会将代表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的，而更倾向于用较为低级的技术来换取市场，以此实现自己的扩张意图。
残酷的现实告诉中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从来都是有代价的。那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边创造着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一边又蚕食着中国的市场和自主创新的平台，而后者就像病毒一样在前者掩护下在中国的经济肌体内潜伏与蔓延。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病毒发作，对中国企业来说注定将是一场灾难。
据调查，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著名跨国公司按照合同都认真地转让了技术，而且转让的这些技术也大多是较为先进的技术，但并不是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即使是这些所谓的“先进技术”，与跨国企业合作的中资企业也不能实现消化、吸收并创新，而只能依附于这些技术一味地搞市场扩张，到头来，中国巨大的市场“蛋糕”被国外企业如“狼进羊群”般瓜分，而技术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更是认为，“以市场换技术”纯属“自欺欺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他认为，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就很难再抢回来；第二，让了市场也不见得会得到技术，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是核心技术；第三，给外资让出了市场会废掉自己的技术；第四，让出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2006年“两会”期间，一份题为《加强自主支柱创业自主创新，防范经济殖民化》的提案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事实依据。提案指出：我国三大支柱产业80％的产业主权已被外方所控制或主导。2005年我国信息产业（制造业）总产值的77％、增加值的79％为外方（三资企业）所主导，汽车工业（轿车工业）90％的产品为外方所主导。这对我国的经济、科技、人才、国防、政治等国家重大安全，都将造成严重威胁。
该提案还罗列了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以及摧毁中国自主创新平台等六大“罪状”，跨国公司所到之处，当地的自主创新就会变得很困难。他们主要通过如下手段实现技术垄断：
第一是市场策略。一旦本国产品面世，跨国公司马上就会将价格压得很低，使本国产品不得不赔本销售，高昂的研发成本无法增加回报，研发团队士气涣散，队伍瓦解。
第二是人才战略。跨国公司以高于中国数倍或数十倍的薪水将中国企业的研发团队中的核心人物挖走，或将之纳入自己的研发团队，或束之高阁，让中国长期的技术投资归零。
第三是技术战略。如果中国真的研发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国家跨国巨头就会联手来对付中方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压力，或者以他们掌握的国际技术标准霸权加以*。
“市场换技术”的悲哀（2）
第四是政治战略。跨国公司对各国政府的经济决策部门都有强大的影响力；相反，中国的自主创新企业却往往缺乏如此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部门利益的考虑，常常使一项自主创新技术只能得到本部门的保证，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
第五是舆论战略。当对跨国公司的崇拜情结四处弥漫时，跨国公司的产品等于在中国有了一个巨大的、免费的、口口相传的广告，使其产品可以在中国得以高价畅销。
第六是政策战略。当中国到处招商引资，以引进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作为地方政府的业绩时，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各地方政府的竞争，享受超国民待遇，极大地降低土地、人力以及资本的使用成本。
除了应用上述战术之外，外资企业还通过直接并购控制关键技术，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近年来，在我国实施并购的大都为著名跨国公司，国际石化巨头埃克森美孚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国际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国际水务巨头法国威立雅公司和通用水务集团，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商美国AB公司，花旗和汇丰等国际知名银行，欧莱雅和雅芳等知名化妆品生产商，沃尔玛、家乐福和麦德龙等零售业巨头，都先后在我国实施了并购活动。
外资并购的模式也在随着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创新。以往的外资并购不外乎是采取协议收购、向外资定向增发B股、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与中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而后收购上市公司核心资产四种模式，而近年来，资产收购市场更多的是通过拍卖方式竞买上市公司股权、通过要约收购H股等方式取得企业控制权。另外，随着我国政策的逐步放宽，国外跨国公司还可能采取从资产管理公司接受股权、从债权人手中接受债券然后转化为股权、以融资方式参与管理者收购等方式并购我国企业，并进一步获得控股权。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外资并购已经不再单纯地出于财务投资的目的，而是更多地想获得企业发展的控制权，而并购的目标也大多定位于某产业的龙头企业，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其自身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而实现这一目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摧毁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使其失去核心竞争力。
据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显示，外资企业并购我国企业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摧毁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一是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关键技术。例如，锦西化机在被西门子并购时，西门子轻易拿走了该厂的透平机械核心技术；舍弗勒公司迫使西北轴承退出合资公司，将合资公司变成其独资公司后，还留下了西北轴承长期的产品设计图纸、NXZ品牌、铁道部颁发的生产资质等。（也就是说，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在并购中不断地流失。）二是限制被并购企业的研发活动。我国企业被外资控股并购后，外商大都取消原有企业的研发机构，减少研发费用，限制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有资料表明，我国“三资企业”的平均研发费用仅占销售收入的，其中合资企业为，外资企业为。
无论是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核心技术，还是限制其研发活动，都可能使我国的国内企业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外资则可以利用其技术优势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将中国企业牢牢地固定在其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下端，既没有知识产权，也没有核心技术，最终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属品。
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从政策层面也制定了诸多限制与封锁技术的障碍。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一直实施严格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9年，这60多年来，虽有调整，但本质未变，一些涉及军事科技或者较为敏感的技术都被设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它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安全防范上的考虑一直超过其对经济利益的考虑。
近些年，美国国会多个委员会就中国试图获取美国的敏感科技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商务部也于2006年7月曾提出加强对华出口管制，涉及的商品从飞机部件、机床到医用化学品，从微处理器到音乐设备，不一而足，并在美国政府原来的出口限制清单上增加了新的项目，其中包括强力雷达、高效能计算机和可以用于反坦克武器升级的贫铀等。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提前感觉到了“市场换技术”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摆脱发达国家设定的“技术陷阱”已是迫在眉睫。认清跨国企业对中国技术转移的真正目的是我们制定下一步应对政策的首要前提。
在现阶段，完全摒弃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时宜的，但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还是可取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才能摆脱依靠技术转移的困境，笔者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主创新。推进自主创新，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实现自主性发展的历史性选择，是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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