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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幻象-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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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是全世界所共有的，无论东西方，这也直接与影视媒体的强势发展有关。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电视不普及，那时的广告作用极小，一个品牌的社会认知需要口耳相传，历经多年才能树立。后来电视普及了，看电视成了大多数家庭每天不可缺少的内容。许多牌子的商品就通过这个渠道，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迅速说服消费者。企业设计宣传攻势往往铺天盖地，又请一些名人出现在电视上现身说法，消费者想不被说服都难。
好奇心人人有之。决定购买之前，许多消费者并不知道商品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他们或许只是想尝试一下，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理。好奇心导致的是随意性消费，是对健康和舒适并非必不可少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购买。衡量这种消费没有既定标准，每个国家和地区各不相同，各个时代也不同。一般地讲，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时，随意的消费就会普遍起来，个人或家庭就可能在适当的还是昂贵的衣食住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选择，收入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有做这些选择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储蓄率还比较高的美国，消费者中就有1/3的人花钱是随意的。
不过好奇心导致的消费并不太夸张，也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的好奇心有限，而且这种心理导致的消费常常出于商品特殊性的吸引，而不是出于对其奢侈性的追求。也就是说，由于好奇而购买的并非都是昂贵的产品。
表现自我的消费方式则是最夸张的，就是说人们在买某些商品时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特殊用途，而只想借此炫耀，以表示自己与众不同，或者表现自己有比别人更高的品位，奢侈品的消费几乎都是这样，比如香水。作为消费者，我们知道的仅仅是香水的品牌。其实，生产香水的公司，甚至名牌香水公司，都只做香水配制，并不做香精原料。幕后英雄是那些香料公司，他们大部分不为人知。西方香水生产者从印度、埃及、土耳其购买晚香玉、玫瑰花和茉莉花等天然香精，法国香精公司也从中国购买大量八角油、茴香油等原料。动辄几百上千一小瓶的高档香水说不定原料大部分来自价格低廉的印度以及中国。它们本来的成本并不高，其价格是被人为抬高的。
消费者通过香水表现自己，或者他们用同一种高档香水以表示自己属于某种阶层，或者他们用不同的香水表示自己不同于普通人。所以，一种香水产品的出现并不是人们需要它，而是它说服了人们，它是不折不扣的供给创造需求的产品，人类的嗅觉在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嗅觉指两方面，一方面是人自然的嗅觉，能嗅出香型；另一方面是商业的揣度，能嗅出市场。人本来不需要香水，香水的普及使人都没有自己的味道了。女人没有女人味，男人没有男人味，闻到的都是商业气息。在低档商店里，可以闻到周围妇女散发的劣质香水味，参加名流的晚宴，弥漫的则是高档香水的气味，这个世界由此可能以味取人了。
许多国家都曾经考虑过抑制这种夸张性的消费，特别税就是一种选择。只是，奢侈品与生活必需品之间有许多中间产品，其范围不好界定，对其单独征收的消费税就更难确定。政府不可能在惩罚了奢侈品消费者的同时，不惩罚普通老百姓。特别税征收的结局很可能在抑制了有钱人消费的同时，也抑制了一般人的消费。
而且，一部分奢侈品是泊来品，它们在进口时已经被征收了高额的关税，政府的收益在此已经有了体现，遏制消费的目的也体现了。如果另征消费税的话，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内消费受到抑制，消费者转而到国外去消费，结果是中央政府的税收不足，反而使资金流出境外，让外国人受益。另一种是黑市的出现。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黑社会盛行，就是因为他们控制了黑市，而这个黑市正是政府抑制消费的措施造成的。禁烟时黑市的香烟市场走俏，禁酒时黑市的酒市场走俏。黑社会借此在短时间内轻易攫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法国人没有单独的奢侈品消费税，他们只是从企业利润的税收优惠角度来调节市场。但是他们为巨富者单列了一个巨富税，资产规模超过一定限额者就要在个人所得税之上另外单交一笔巨富税。法国是从收入角度而不是从消费角度来进行再分配的。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通过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法案，实施不久遭到社会上的强烈反对，没有几年就推行不下去了。令人意味深长的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不是富人，而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因为税收的提高，使他们的产品销售遇到问题，企业面临破产，工人们当然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富人们无所谓，他们可以转而到国外去消费，或者消费其他没有单独征税的物品。
在亚洲，许多人购买奢侈品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财富的象征。有些人在买高档时装时，特别在意其牌子的位置，如果牌子藏得很深，让别人看不见，就不愿意出钱，其用意是说穿了一件名牌衣服别人得知道，否则钱就白花了。
实际上，那些夸张性的消费者，常常不是一点一滴积累财富的人，许多是暴发户。钱来得容易，花得就不心痛，而且他们常常有时不我待的感觉，好像钱不突击花出去就花不出去了，就好像政府机构每年的预算没花完，一到年底大家都突击花钱一样，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公正地讲，高档奢侈品首先是品质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去消费它，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你是在享受生活；高档奢侈品也是身份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去消费它，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你是在炫耀生活。前者是用给自己，后者是用给别人。前者是懂了它才去消费，越消费越懂；后者则是消费后才懂，也可能消费后仍然不懂。人类其实都同时具有享受生活和炫耀自己的两种欲望。只是，如果购买奢侈品只是为了把钱花出去给人看，恐怕连卖家都会觉得悲哀。
与生俱来的美国式消费
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与生俱来的，源于他们的移民传统。在美洲大陆开发的历史上，英国移民将这种消费方式自古老欧洲带到了新大陆。1620年，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载着最早的一批英国清教徒横渡大西洋，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北美离波士顿不远的普利茅斯。而这批一贫如洗的移民是按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的船票。如果从那时算起，消费信贷诞生在美国已经快400年了，远久于美国独立的历史本身。
消费信贷是使消费者能立即购买商品和劳务，然后再付款的一种安排。它既包括分期付款信贷，也包括非分期付款信贷，例如一次付款偿还的放款以及医院和公共事业所提供的信贷。消费信贷实质上是短期债务，不包括住宅抵押等长期贷款。1970年时美国消费信贷约相当于个人纳税后收入的19％，美国人那时约有2/3的小汽车和一半左右的电视机、家具、洗衣机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7
为此，地方政府加强了它的消费信贷，各州还成立了消费信贷公司，这是一种专门从事小额放款的金融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公司的放款金额只限于几百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鼓励消费的。如果政府征税，意味着扩大政府的开支；如果减税，则是促进居民消费。前者把社会的资源向国家倾斜，为国家开源；后者则把财富留给人民，让大家花钱。总之美国的财政政策大部分时间里是促进花钱型的，只是国家花还是百姓花的区别。美国人似乎认为，钱就像海绵中的水一样，可以不断地挤出来。
借贷消费在今日美国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开车为例，行车得先有道路，而车行驶在路上则需要燃料，于是在美国形成了这样的消费链条：地方政府发行长期的债券，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向全美国的消费者借钱，以便修建公路。消费者再向自己未来借钱，从汽车经销商那里申请中期贷款，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买车。然后他再用手中的信用卡以短期借贷的方式在加油站里购油。
在这个链条中，长期、中期和短期的消费均是借贷方式。政府和消费者都是向未来借钱，将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所以美国看上去公路四通八达，汽车销售业一派繁荣。美国人石油消费之多，甚至使世界石油价格从进入21世纪后就开始不断上涨，每桶原油价格频频创造历史新高，世界经济也由此被拉动了。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未来的基础上，而未来充满变数。
房地产业是美国经济的另一个支撑，也是21世纪初期美国经济的唯一亮点。房地产业在股市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始终能保持多年的繁荣颇为不易，也为美国经济的未来埋下重大隐患。因为在美国购买房产，很少有全款购房的，几乎所有人都申请贷款。只要有工资收入，都能够获得住房抵押贷款。
美国人看重的是先住房子后还钱的消费方式，这证实了詹姆士·摩根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定的颠覆。而下面这个近乎寓言似的故事，则向人们揭示了美国人负债生活的理念。
玛丽与爱诺都60岁了。有一天，她们在公园里散步时相遇。玛丽骄傲地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刚刚攒够买房的钱，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我终于住上了自己的房子！”爱诺却非常自豪地说：“我30岁就买下了我现在的住房，向银行贷了30年的款，可是我昨天终于还清了银行的钱！”
这个故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消费理念。玛丽是传统型的消费者，爱诺则是现代型的消费者。美国励志作家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勇于冒风险、敢于创业，像詹姆士·摩根分析的那样，先算好自己的消费，再决定怎么挣回来。
住房抵押贷款是美国人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人为此负债终生。
银行重视这样的贷款，因为它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比起股市，房地产的波动性小，上下浮动的周期又长，不像股市那样，会给投资者带来突如其来的冲击。银行贷款时，主要审核申请人未来的赚钱能力，而不是他当时已有的资产。银行看重的是贷款人的工作水平和收入性质。从这点来说，一个家财万贯的退休者不如一个刚走向工作岗位的实习医生，因为医生的未来收入是增长的，而退休者能保持住稳定的收入就不错了。
一位美国基金经理和我讲过，因为他在美国一家著名的金融机构工作多年，掌管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到银行申请房地产贷款时，自然受到了优待。别人需要20％的首付，他却被劝说只付5％就可以了。就是说，银行主动建议为他提供95％的房款，等于房子基本是银行替他买的，和租给他住一样，还划到他的名下，而且他可以选择任何类型的房子，银行肯为他承担房地产交易的风险。如果他丢掉工作还不起钱，那么银行则可以替他处理房子。
其实他本人根本不想只付5％。既然敢买房子，他就已经准备出超过20％的房款。房屋贷款的利息远高于他钱存到银行的存款利息，接受银行建议的话，他将背负95％的贷款利息，这加大了他的购房成本。当时签订的又都是浮动利率的贷款，如果利率上浮，他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成本就会陡增，上浮的利率越高，压力越大。
其实银行就是希望在贷款利率上获利。一个高收入的客户是潜在利润的增长点，为此，银行不惜冒房地产贬值的风险，加大贷款额度。他们甚至在住房贷款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装修的贷款，还可能在住房抵押后提供净值再贷款，让消费者从里到外都向未来透支。
房地产市场也是波动性的市场。虽然没有股市波动那样强烈和那样频繁，但房地产市场也有大起大落的时候。即便是香港那样的弹丸之地，土地和金子一样贵，房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曾经下跌了70％。
在西方世界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在哪个时代都有。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在德国就有过1马克一栋房子的价格。当然不是说房子几乎一文不值，而是说那栋房子破旧得太厉害，修复起来代价太大，所以不好定价；政府又不愿意随便出手，就象征性地售出，当然对房子的买主附加了许多其他条件。
美国联邦政府在21世纪也这么干过，在新纪元开始的时候，就以1美元的价格把空屋和查封的房子卖给能把这些房地产进行改造并使之派上用途的地方社区，以便让后者再把房子租给中低收入的家庭。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承包了全美各地760万套房子的抵押贷款，一旦房主付不出贷款，管理局先会设法给予协助，如果一切办法都行不通，就查封房子，赶走倒霉的房主，他们曾经在半年中卖掉39 000套房屋。
在100年前，美国已经是个消费社会，但那时表现自我消费方式的都是富人，穷人没有那个经济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人们的消费开始超前，表现自我的人开始普及，普通人也开始随意地消费，他们攀比的是自己的邻居和朋友。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的消费还远没有现在那样夸张。那个时候，个人在银行都有活期和定期的存款，这些存款占他们家庭资产的相当部分，其中大部分是定期存款，就是说，人们储蓄的欲望还是很强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每一年，美国的国际贸易一直都是顺差。这意味着美国人卖给其他国家的货物大于其他国家卖给美国人的货物，所以有贸易的剩余，也就是说那时的美国人没有像现在这样，卖出去的比买进来的少，从而造成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
现在美国人选择的攀比对象不再是邻居和朋友，而是比他们富裕很多的人，他们可能花掉一个月的收入仅仅是为了到高级餐馆吃一顿。穿名牌服装也是为了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品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人人均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他们的消费额却在不断上升。更可怕的是，消费者的期望值上升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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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家信用和企业破产
在许多人的眼里，美国企业治理是高度透明并置于市场监督之下的，所以美国企业都是守信用、重承诺且按时付款的。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事实。 但是，个人欠钱不还的习惯势必影响到企业，破产免责的规定过于宽松也会导致法律的滥用。如果说美国人个人破产对其国际贸易伙伴似乎没有多大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企业破产及其波及美国经济而产生的问题都会使世界为之振荡。对于和美国贸易过于紧密的国家来说，忽视美国信用错觉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企业破产和诈骗
有观点认为，正是由于有个人破产，才有企业破产，企业破产不过是个人破产的放大和延伸，这是有道理的。至少在美国所有破产案件中，个人破产案例占了绝大部分，曾经一度高达95％，从表面上看企业破产被个人破产的案件淹没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只占5％，美国企业破产的影响却是世界性的，与之贸易的各国伙伴和全球的重要投资人都可能受到牵连。中国人已经开始有深切的感受了。
按美国法律规定，在申请破产保护时，美国企业必须向法院提交一份债权人的名单。因此从受理破产的法院的公开信息中，就可以看出玄机。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律师披露，其事务所专业律师在阅读美国西海岸破产法院的每日简报时，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企业出现在债权人的名单上。在这些待审理的案子里，有的美国进口商借口中国产品质量上的问题推迟付款，有的在交易的初期准时付款，获得中国出口企业一定信任后便开始拖欠货款，并找各种理由直到积累成一定金额后申请破产或者溜之大吉。
国内媒体披露过，中国家电巨头长虹公司被其长期的进口商美国阿佩克斯公司骗取亿美元货款也是一个例子。中国出口换回的外汇是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支付和薄利多销策略完成的，亿美元的贸易损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做过贸易的人明白那得靠多少次的出###易才能积累起来。
如果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大，所以被骗的机遇也大的话，那么中国对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的贸易额也相当大，却从来没有听说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被骗取这么大额的货款的。为什么征信机构在全世界被人称道、信用法律比任何国家都健全的美国却有这么大的贸易陷阱呢？反过来讲，以中国不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几乎空白的企业信用制度，哪家国内企业又能骗取美国人这么大金额呢？
贸易诈骗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的研究，2每年外贸诈骗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至少有数十亿美元。随着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遭受诈骗的损失也越来越多。其中来自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骗局次数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骗局额度大，美国公司连骗局都是“大手笔”。
2005年江苏的多家纺织品企业被同一家美国公司诈骗金额将近千万美元，美国骗子自称是沃尔玛超市的长期供应商，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单独包一层房间以显示实力，每天花费10万元以上，以便使受骗企业对其实力深信不疑。但是他们一旦得手，得到中国企业从万里之外海运过来的货物后，就杳无音信了。
诈骗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但是需要足够的证据，而且在异国起诉花费的成本相当大。越富裕的国家律师费越高，越富裕的国家打官司的成本越大。在美国，90％以上的类似案件未进入审判程序就达成和解了，因为对外国出口商来说，花巨额律师费与美国已申请破产的企业打一场蚀本的官司是不值得的。
美国《破产法》规定破产申请人偿还所欠债务时，首先偿还被抵押过的债务，抵押债权人有优先受偿权。被用于抵押的财产只有在偿还了抵押债权人的债务之后，才能被用来偿还未经抵押的债务。美国法律又规定，如果被抵押的动产或不动产不足以偿还抵押债权人的债务，其不足以偿还的部分，就被认为是未经抵押的债权。这部分债权就得和一般债权人一样按比例偿还。在所有未经抵押的债权中，欠政府的款项、工资等又优先于其他未经抵押债权的偿还顺位。
外国出口商的贸易货款基本上都是没有抵押物的，所以一旦美国进口企业申请破产保护，那钱就基本收不回来了。即使后者还有可以赔偿的货物或财产，也轮不到外国出口商。
假如出口商气愤之余，威胁美国公司，如果几天内不付款就将其造假的事情捅出去的话，反而会被美国诈骗公司反咬一口，被指控犯讹诈罪。
骗子公司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所以它们有恃无恐。
对于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企业说来，要分辨美国的进口商是否是骗子公司很难，对美国法院来说这也同样不容易。因为那些一开始就成心欺诈的公司会精心制造骗局，把自己伪造成债务过多无法付款，不得已而为之。法院因此很难定诈骗罪，只能让它们以破产的名义逍遥法外。
至于另一些正经的进口商，经营不好导致债务危机要求破产的话，法院则认为这是它们的权利，法律允许它们这样做。许多美国企业，包括世界著名的美国航空公司，都申请过破产保护以便摆脱掉压在身上的巨额债务，之后又继续经营下去。但是那些供货的债权人就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美国，任何企业，无论批发商还是零售商都可以申请破产、接受检查、提交一些毫无成功希望而言的重组计划，然后就等着被宣布成为破产人并且获得法院判决的债务解除。这一系列程序对某些美国人和企业来说太常见、太微不足道了，他们甚至把这一程序当成是一条解除他们法定偿债义务的捷径。破产是那么的频繁，以至于美国联邦政府不允许各个州制定与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相冲突的任何有关法律，而将企业破产的管辖权划归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控制。在企业申请破产这一领域内，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被称之为工商管理经典的《信用管理手册》的作者赛西尔·邦德在其著作中写道：“在美国，有人滥用破产程序，他们把破产作为企业经营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可能并不会写进他们的经营计划，但它是那些人思想中的关键要素，那些人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企业，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期内尽可能多地从供货商那里获得最大数量的货物或者贷款，以低于其他地区企业的价格出售产品而只支付货款的一部分，却向供货商继续要比已经出售的货物价值更多的新货物。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或者为了能在以后的奢侈生活中狂欢作乐而隐匿资金，最终把企业带入所有应付账款都拖欠而无法支付的境地。”
这就是说，当有一些企业将破产当做一种战略退却、重新开始的起点时，另一些企业则将破产当做战略的全部，骗取货物却不受刑责。这时的债权人可能根本得不到任何偿还。
为此，赛西尔·邦德感叹道：“今天不合理的贷款在将来要么将成为一个奇迹般的成功案例，要么将会使你成为一个破产人。”
“最具创新精神”的骗局
众所周知，美国有世界上最透明和监管最成熟的资本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欺诈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得以排除。相反，越大的公司欺诈行为就越隐蔽，越能逃避监管，对投资人的破坏也就越大。
著名的安然公司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者和交易商，长时期掌控着美国20％的天然气和电力交易，而它的股票一直是华尔街分析师强力推荐的。安然还连续四年荣获“美国最具创新精神企业”称号。但是它在走向破产时，股票的价格从历史上最高的90多美元跌到了不到10美分，使广大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连其雇员的退休金都被管理层给挪用了，那些长期在安然工作年纪已经很大的员工，晚年的生活顿时没有了着落。
安然的“最具创新精神”被用来创立了3000家具有特殊目的实体，也就是实施特殊欺诈行为的小公司，利用它们与安然公司自己进行对冲或出售回购等关联交易，使其公司账面上莫须有的业务量始终维持在一定规模上。实际上，由于这些小公司的创立，安然想要其业务量看起来达到什么规模就能达到什么规模。
这种叫特殊目的实体的小公司在法律上符合美国公司法，假如成立这样的公司真是做一些实际的交易的话。但是如果成立这样的公司只为了与总公司通过虚假交易“制造”营业额、捏造利润，又长时间不被发觉，那么这就会使人们不由得怀疑美国社会监管能力的有效性了。实际上，安然通过这类方法，不仅长期蒙骗了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分析师、投资者、媒体、监管机构，甚至还包括其自己的雇员。
这样的超级骗局并不是小型非上市公司所能做到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律师来钻法律的漏洞，大量的会计师来钻联邦和州政府税收的漏洞，还要摆出自身强大的样子，居高临下地俯视投资者，直到轰然倒地。
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02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一个腐朽的制度》的文章。他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腐朽，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师制度、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关联交易的规定。安然事件表明，这一制度已经腐朽了。5
在另一家著名的上市企业——世界通讯公司的丑闻案里，那个事发后非常有名的首席财务执行官苏利文在出事的最后几年甚至直接向属下发出指示，修改财务报表，以迎合华尔街财务分析师的预期，和以前向市场提供的赢利预期一致。这是直截了当地制造赢利的手段，他甚至不需要费力气像安然公司那样成立几千家有特殊目的实体公司，而是赤裸裸地造假。华尔街对其有什么样的盈利预期，他就编出什么样的报表。在各个下属会计部门向他索要修改会计报表的原始凭证时，他的回应往往是这些指令来自高层和他本人的意愿。于是那些经验丰富又有专业修养的中层财务人员虽然知道这个指令违背了公认的会计准则，触犯了法律，但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他们还是一起参与了造假。
在垮掉前的最后两年，世界通讯公司向外公布财务报告的每股盈利都是参照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预期编制的，以便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一个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定的持之以恒的信用错觉。
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前主席亚瑟·李维特（Arthur Levitt）在这些世纪大案爆发前几年的1999年一次讲演中说：“我们看到的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金融和证券的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报告则迎合这个估计一致的盈利预期。”6他这话的意思是讲，在上市公司的误导或者是诱导下，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分析师们与上市企业管理者妥协，进而与他们相互勾结，认可后者提供的信息，分析师甚至与企业串通一气；向金融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
2000年春天纽约股市崩溃和以后长时期的低迷，使这些本来还可以继续的骗局一一曝光。否则的话，人们可能仍然认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机制是完美无缺的。
美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几乎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激励方式，也支配了社会再生产的其他环节，使得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之间失去了合理的制衡。上市企业经营者们最重要的考量不是企业的长期发展，而是保持股价不断地上涨，让投资者满意。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上市公司就有编造虚假经营业绩、蒙混市场的冲动。
在自由经济下，追求企业利润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利益驱动成为资本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力量来源。但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企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被简单地诠释为股价的上涨。而美国企业资金又是主要靠公开发行股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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