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来的中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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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坐下来的中国

　　　　作者：高明勇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明勇，河南新郑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任资深编辑、评论员，《评论周刊》统筹。著有《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主编《微博问政的30堂课》。先后在《青年记者》等杂志开设专栏。2012年获得新京报年度新闻奖评论编辑金奖，2013年获得第十四届北京大学财经奖学金。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自高明勇近年来的“叩问中国”访谈系列，内容多涉及中国改革、社会治理、城市问题、人文教育等领域，访谈嘉宾多为某一领域的资深学者，大多刊于《新京报·评论周刊》，不少访谈轰动一时，被《改革内参》、《新华月报》、《当代社科视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转载。

　　　　访谈集取名为“坐下来的中国”，寓意有二：其一，与“奔跑着的中国”相对应，从“拼命挣钱”到“学会有闲”。不仅是有力量快起来，还要有底气慢下来，更要有尊严坐下来。其二，与“站立着的中国”相对应：从“伸头争吵”到“平心探讨”。解决中国问题，坐下来谈论才是真意义。

　　　　书摘正文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郑永年

　　　　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

　　　　访谈导读

　　　　●访谈时间：2012年3月10日

　　　　访谈嘉宾

　　　　访谈主题

　　　　［改革共识］

　　　　改革为什么会缺乏共识

　　　　＇改革困境·改革难题是利益关系失衡＇

　　　　高明勇：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环境令人振奋，改革的阻力因此较小。如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已很难再出现“无损被改革者利益”的现象。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困境，又该如何走出困境？
第2节，
　　　　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

　　　　迟福林：总体来说，改革的确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关系的失衡，这成了影响改革冲出困境的主要因素。应该说，既得利益格局——既包括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也包括某些既得利益现象——已经形成。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企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第三，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都很突出。

　　　　因此，即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但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

　　　　权力介入要素配置过多

　　　　袁绪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凭着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跨入已初步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种独有的增长模式，特指中国独有的、尚未成型的经济形态。对于这种模式，我们不作为稳定范式来理解，也不牵涉模式之争。

　　　　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政府权力较多地介入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初期，这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带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比如，“三高一低”的出现，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这是难以持续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日益凸显，沉淀为下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冲突等等，不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还可能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以被称作“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为例，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租费利”不清，如该缴纳的资源租金和上缴的利润以及被“摊派”的社会费用不规范，缺少一个明白账；二是企业分类不明，营利性国企和公益性国企未进行明确区分，两者由于职能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地进行管理；三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理顺。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国企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并将制约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
第3节，
　　　　决策者改革意志需强化

　　　　郑永年：现在一谈到改革，大家都会提到既得利益格局，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不可回避。

　　　　但是，我们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在有的社会改革仍能进行下去，而在有的社会就很难推进呢？

　　　　30多年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不能说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他能推动？别忘了，今天的改革环境可比以前好多了。

　　　　分析30多年来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点重要启示，即成功的改革，需要三个因素：第一，决策者的改革意志要很坚定；第二，改革的目标要很明确；第三，动员改革的一切力量。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有很多改革的力量。

　　　　所以，仅仅考虑把既得利益集团打倒，改革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会站起来，那样还会陷入困境。改革的困境不单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的，要警惕出现利益一体化的倾向。

　　　　＇改革共识·在打破利益格局中求共识＇

　　　　高明勇：改革需要共识，而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就是“必须改革”。该判断来源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历史和国际上的深刻教训。当前，对“必须”的认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危机”，所以“必须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在谈“必须改革”与1978年时的语境完全不同，“必须改革”是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改什么？怎样改？这同样需要达成共识。

　　　　在改革过程中寻找共识

　　　　迟福林：面对既得利益关系失衡，达成改革共识是不易的。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越是不改革，就越是没有共识，只有兼顾多数人的利益，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如果改革打破不了利益格局，改革就没有共识。

　　　　改革能否形成共识关键看改革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还是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第4节，
　　　　第一，改革共识的缺失是现实。为什么是现实？因为这些年来，有些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做，有些领域的改革在操作中走形。

　　　　第二，要在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中寻找共识，为了改革共识而去寻找改革共识是做不到的。现在民众关心的，不是改革的口号，而是改革的行动，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公共品供给改革，到底维护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改革不可能是全民共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前提下的最基本的共识。

　　　　对此，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改革。н米н花н书н库н ；http：//www。7mihua。com

　　　　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要公开讨论

　　　　袁绪程：现在普遍认为，改革裹足不前或不到位，缺乏改革的路线图，这就是缺乏改革共识的直接表现。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要想形成改革共识，就需要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上提高共识度。但前提是，基本的共识、基本的价值认识、基本的理性精神必须遵守，比如尊重法治，在法治的基础上来探讨问题。

　　　　因此，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有一个公开讨论和论证的过程。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认知不同，大家对改革目标存在的分歧，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和交锋，才能消除，求大同存小异，从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增加改革共识的机制和环境，这有三个前提：一要有公开的讨论；二要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三要使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受到尊重。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达成全民共识，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重塑共识，首先是决策层的共识，其次是社会精英的共识，最后形成社会共识。

　　　　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

　　　　郑永年：不同的利益体，想法不同，诉求不同，想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即使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达成共识也是很难的。纯粹的社会共识，古今中外都没产生过。

　　　　当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识吗？确实是，但也引起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当年《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为何影响那么大，原因就是对争论的回应，增加了社会共识。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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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者是社会的领导者，要根据社会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改革者来说，不能不尊重社会的声音，既不能脱离社会，当人们的“大老爷”，也不能盲从社会，当人们的“小尾巴”。

　　　　这些年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共识，而是共识很多时候停留在理念阶段，执行中流于口号。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说，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共识，很多阶层都需要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问题是这种共识缺乏细化，也就是缺乏可操作性。而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

　　　　＇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来自进一步解放思想＇

　　　　高明勇：在改革初期，来自民众的极大热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之后，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改革也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而今，改革在事实上出现了胶着状态，那么，改革的动力弱化了吗？新阶段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

　　　　建议成立中央“改革协调小组”

　　　　迟福林：当公众看到改革能带来利益的时候，改革自然就有了动力。如果改革仅仅停留于口号，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所以，顶层设计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应当看到，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由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来具体落实。

　　　　第一，建议建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决策，协调重大改革。

　　　　第二，建议在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设立精干的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对改革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第三，建议在改革协调机构设置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组建完整的专家咨询网络体系，为改革决策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政策建议。

　　　　倒逼机制帮助寻找改革动力

　　　　袁绪程：改革的动力成因很多，但并不是很清晰。那么，动力来自哪里呢？

　　　　一是来自利益追求。这个利益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公共利益，通过改革带来新的利益，一旦绝大多数人有利益，改革自然就有动力了。如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自然进行不下去。如果有的人利益受损，就要想办法弥补。

　　　　二是来自理想主义。如执政者出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考虑。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理想主义带来的长期利益实际上大于短期利益之和。
第6节，
　　　　因此，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是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现实中的改革往往是倒逼出来的，而倒逼出来的总是有副作用的。

　　　　最有利的做法是主动改革，由政府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基调就是将短期的改良策略和长效的体制改革策略结合起来，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在治标的过程中推进治本。在矛盾没有激化之前事先改革消除隐患；在问题爆发之后，因势利导，顺势推动改革。

　　　　当然，改革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人民日报》评论所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人民日报》2012年2月23日）

　　　　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引导社会动力┅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郑永年：中国的改革动力还是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改革的动力。

　　　　如前一段时间讨论的“广东模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作为地方这种改革的动力不能忽视。但是，这种动力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太大了。

　　　　改革就是两点：一是往哪走，即方向问题；二是怎么走，即行动问题。现在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行动上就要服从这个方向。但现实的一些行为是违背这个方向的。比如，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要抓大放小。要调控这种经济格局，就需要通过银行体系的改革服务于民营经济。

　　　　之前提出的“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方向都是好的，关键是怎么走，而这决定了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以前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引导社会动力，现在则需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引导社会动力。

　　　　因为社会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承上启下，不推行社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无法保障，并且还会损伤到市场经济，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就是征兆。

　　　　＇改革路径促改革突破先促“社会改革”＇

　　　　高明勇：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改革的下一个门槛必须迈过去。迈过去了就是光明的前途，如果迈不过去，将可能陷入人们所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随着社会的激进化，“低度民主陷阱”也很可能到来。显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中国下一步改革突破口在哪里？其重点和难点是什么？突破的路径又是什么？
第7节，
　　　　立即启动收入分配改革

　　　　迟福林：最应该、也最可能实现突破的，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事关社会公平，也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各界都给予了较高的期待。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调高、提低、扩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但至今仍未有总体改革方案出台。面对改革发展新形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不宜再拖。改革实践表明，由于利益关系的固化，收入分配改革越拖越被动。

　　　　对此，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出台，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和时间表。同时，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国有垄断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等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建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有效地协调改革方案中的部门利益和相关事宜。┅米┅花┅书┅库┅ ；http：//__

　　　　与此同时，尽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具体确定改革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解决的。

　　　　比如，尽快出台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

　　　　要有目标、有方向、有路线图

　　　　袁绪程：中央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对此，很多学者都做了诠释。借用“顶层设计”这个概念，表明改革再也不能仅仅“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战略和总体规划，也说明了“重启改革”的紧迫性。那么，顶层设计到底是什么（内容），如何设计，谁来设计，为谁设计？

　　　　不管如何定义顶层设计，它的实质就是有目标、有方向、有路线图，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路线图，没有路线图就没有“总体规划”和可操作的改革方案。

　　　　从理论层面上看，改革的突破口是任意的，但在实际中，要看约束条件，只要具备条件，就能找到突破口，所谓的突破口不用预先设计。在现实实践中，改革突破口都是随着热点事件的出现而出现的。比如，一段时间以来的校车改革、南方科技大学的高校改革，基本上都是条件成熟之后，很快就有所突破。

　　　　先突破社会领域改革

　　　　郑永年：最需要突破的是社会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公共品供给，比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公共住房等。这些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本质，也是为经济结构调整服务的。
第8节，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现在要转向内需型社会。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不建立的话，公众是没法去放开消费的。

　　　　就目前来看，老百姓买一套房，就成了“房奴”；生养一个孩子，就成了“孩奴”；得一场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敢去消费呢？只有把所有的积蓄都放到银行里去。

　　　　另一方面是社会劳动收入的提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进步慢？因为现在劳动力成本太低，资本的积累仅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就能实现，也就没有提高科技能力的压力了。提高科技的动力何在？就是要提高劳动者工资，资本迫于成本的压力，自然会去技术升级。

　　　　劳动者生活有保障，工资也提高了，生活稳定，社会自然也稳定。这样，中产阶级就会得以成长，就会为民主政治和开放政治奠定基础。｜米｜花｜书｜库｜ ；__

　　　　所以，社会改革最重要，也是最需要首先突破的。
第9节，
　　　　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访谈主题

　　　　［改革判断］

　　　　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访谈导读

　　　　●访谈时间：2013年3月23日

　　　　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时表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蹚，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那么，何谓“触动灵魂”和“触动利益”？“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访谈嘉宾

　　　　周瑞金

　　　　知名政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何谓“触动灵魂”“触动利益”＇

　　　　高明勇：你认为“触动灵魂”指的是什么？

　　　　周瑞金：“触动灵魂”主要是指打破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比如20多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影响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陈旧的思想观念和僵硬的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当时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触动灵魂”的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真正触动了灵魂，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第10节，
　　　　高明勇：“触动利益”具体指的是什么？

　　　　周瑞金：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开始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的拉大，贪腐现象依然严重，民生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相对滞后，社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等。这些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去解决，而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说，都涉及利益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革，这并非20年前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就能解决的。

　　　　高明勇：那么触动谁的利益，触动哪些利益？

　　　　周瑞金：我一直认为，在这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确实有一种“特殊利益者”，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又有一定的公权力作为背景。特殊利益者的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对全国矿山资源的占有，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友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c米c花c书c库c ；http：//www。7mihua。com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者也在寻找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员最容易被特殊利益者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与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

　　　　所以，此次李克强总理说：“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触动灵魂”“触动利益”都难在哪＇

　　　　高明勇：“触动灵魂”难在哪？

　　　　周瑞金：应该说，“触动灵魂”和“触动利益”都很困难。观念的转变也很困难。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的思想观念虽有很大转变，但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的，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使到今天，“触动灵魂”的问题也不能说就完全真正解决了。

　　　　如前几年《物权法》的出台过程，就是思想观念的博弈，不少人认为保护私人财产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再比如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一个首要的障碍，就是不少人认为好像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改，就必然削弱党的领导，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这些就是思想惯性在作祟。

　　　　一个好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观念已经牢固。继续坚持依法办事，“触动灵魂”的难度会逐渐减小。

　　　　高明勇：“触动利益”难在哪？

　　　　周瑞金：相对来说，“触动利益”更加困难，因为在物质社会里，利益的切割比观念的扭转要困难。现代社会的人有一个劣根性，就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特别强烈。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每个人和机构都平等竞争，从这个角度看，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建立法治型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
第11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实就是要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第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第二，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官员就要自觉地监管自己、子女和亲属，不要让公权力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高明勇：“利益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周瑞金：利益的背后是体制。以前河南省交通厅长的岗位上，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一任比一任贪腐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体制让厅长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和监督，为贪腐提供了温床。光靠官员自觉、光靠网友举报，远远不够，所以“触动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深化改革，就是要“触动体制”和“触动机制”。ǎ�米ǎ�花ǎ�书ǎ�库ǎ� ；http：//__

　　　　＇“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高明勇：“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总理为什么会这么说？

　　　　周瑞金：以前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继续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些没有取得利益者，却愈发难以获得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一个人仅靠自己奋斗，上升的空间和几率都在缩小。所以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利益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阶层固化，也是舆论经常提到的“二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