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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洲半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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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战后的世界秩序
在创立二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美国伟大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为其同胞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曾经写道：“美国对海外的影响，其实主要是看我们要求自己做到什么，这是美国国家生命本身具有什么精神和目的的问题。我们想传达给其他国家的任何信息也只有在与我们本身保持一致时才有效。并且，如果这些信息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信心，那么，即使世界面临各种物质困难，它仍然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认识和尊重精神的优越性，而不是物质的丰富。”凯南传达给全美民众的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政策必须是自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
然而，西方利益却将西方对外政策引向不同的方向。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虽然在当时是良性并适合的，但也不是刻板而不可改变的。它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决策论坛中保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国家排序。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其5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即美国、苏联（现在席位由俄罗斯继承）、英国、法国和中国。而60年后的今天，新的大国已经出现，联合国安理会却保持不变，我们曾经进行的所有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因为西方利益对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
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两个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现行投票制度让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自1945年这两大机构成立以来亚洲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有飞跃性增长。在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受西方利益而非亚洲需求驱动，从而痛失其威望及合法性。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尽管亚洲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55％还多，且已经在经济、管理及文化领域展示了其实力，但遗憾的是，亚洲仍然没有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一个不成文却固定不变的规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只能是欧洲人，而世行的行长只能是美国人。
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时代错误，常识表明应该打破这种潜规则。如果西方价值观就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真实的，所有种族及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财富，那么，这两个职位就应该向全世界开放。但遗憾的是，这一现象不会很快发生。
21世纪最矛盾的现象是，这种不*的世界秩序竟然是由西方国家——这些全球最*的国家——来维持的。在它们的国土上，从来就没有少数派在决策中战胜多数派的案例发生。然而，就整个世界来说，西方却这么干了。仅有9亿人口的西方选举出的统治机构竟然反过来控制世界秩序并主宰这个星球上其余56亿人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12％的人控制着全球的决策权。
这一现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并不了解西方主宰世界格局的本质。诸多因素导致了——有时是共同导致了——西方在全球机构和世界进程中的控制权。其中，军事控制是第一支柱。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1）
我们已进入“去西方化”的时代，中国、印度及*世界由于文化信心日增，与西方的看法已渐行渐远。
印度杰出的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曾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他说，中国是一个封闭但思想开放的国家，而印度是一个开放但思想封闭的国家。言论自由即使不是西方社会最大的优点，也是它们最大的优势之一。西方知识界普遍的信条是：西方思想家敢于质疑教条的能力，在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有多少反对之声，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由于担心政治后果，有许多话题西方政治家们都不愿触及（当然他们并不是怕被监禁，而是担心政治流放）。
美国政治家们不愿触及的一个话题就是枪支控制。对于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赵承辉开枪打死30个同学和两个教授后自杀的事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充斥了大量的谴责和无尽的悲哀。然而，在随后的美国总统角逐中，接近两打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敢公开表达全世界除美国之外的人都能自由表达的观点：美国允许武器自由销售是愚不可及的，华盛顿强大的拥护持枪合法化的游说团体在政治上已完全控制了该问题。尽管很多美国人极力敦促相对封闭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家们对实权派说明真相，然而，美国的政要们还是担心此举会有损其政治生涯而避免做出此种冲动之举。当然，他们不必担心会由此蹲监狱，后果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然而，美国政要们还是三缄其口。所以说，即使在美国，自由也是有限的。
西方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人民的明确支持，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能稳坐其宝座，即使有时倾听大众的声音会削弱其政治地位，如对枪支所有权的赞同。这一事实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长期隔离开来，并赋予了西方社会一种竞争优势。自由选择其领导人是自由的一个重要层面，是所有国家人民都渴望实现的。然而，从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残酷的矛盾来看，想要获得这一层面自由的国家应该小心行事。
近代历史令人悲哀地演绎着不经过精心准备、在时机未成熟时就匆忙实行*而导致的灾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是*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他毁灭了南斯拉夫，尤其是毁灭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
中国现任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会走向*化。2006年10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主席约翰？桑顿率领一个50人的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下面是桑顿的旅行记录：
本次旅行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们竟与*总理进行了长达75分钟的谈话。议程过半时，我们问*如何看待中国将来可能实现的*化，他即刻回答：“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对此话题相当感兴趣，其实我也一样。”会议的后半段时间里，他一直就该问题与我们进行讨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要彻底讨论该问题的愿望。他说：“当我们谈论*时，通常涉及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制衡的监督。”尽管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坚持中国最终要实现的*形式不会是简单的复制西方模式，但他对多元的终极目标的描述仍然令人颇为熟悉。他能够预见到当前正在农村进行的*，如果成功，便将逐步推广到镇、县甚至省级。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他没说……*最后总结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首先需要三个条件：“和平、朋友和时间。”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2）
总体来说，西方不再严格划分“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是明智之举。就以上我们谈论的七个层面的自由看，中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相对于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人。展望未来，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将改善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态度。西方人也可以这样说吗？
大部分欧洲人展望未来时变得日趋悲观，他们从心底里害怕有些自由会减少。被*世界愤怒之海所包围，欧洲几大城市已成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对象，欧洲人的人身安全感下降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大多数欧洲年轻人担心无力与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竞争，从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欧洲年轻人看不到自己身处富裕而舒适的国度，开始嫉妒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因为他们的未来更加光明。
无视中国乐观主义的增长和欧洲悲观主义的上升这一历史背景，一些西方评论家宣称，实质上，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并未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我曾会见过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决策者并与他们交流，结果发现，中国人思想开放，探索欲强，而且渴望学习新东西，而欧洲人则被文化上的矜持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搅得痛苦不堪。这二者中，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愿意探究大胆而创新的解决方案，他们乐于打破习惯思维。尽管中国人具有这种令人瞩目的新的思想活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还是在2006年这样写道：
亚洲没有什么思想阵地，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它给人的印象无非是一场执行力的大胆展示，而不是基于原创的、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思想。“亚洲价值观”十几年前被当做某种独特的哲学盘桓于这一地区，但结果它们只是一个为自我利益服务的企图，以证实*统治是正当合理的。
相反，创新的思想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议和合理的分歧的刺激才能产生。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内，创新思想得以自由发挥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国家把它看成是对社会有益的事物来宽容对待，并鼓励创新活动。
中国的政治话语在不断成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没有几个西方人能够理解中国已经进行的大规模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没有多少中国人愿意与那些继续白纸黑字描述中国的西方学者公开谈论他们的失望。然而，有一个中国学者——卢宜宜——准备这么做。她写道：
要解开中国的谜底，西方学者应该首先精练一下他们已过时的分析框架。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已经超越了如下简单选择阶段的事实：要么继续深化改革，要么逆转这一进程；要么更放宽政策，要么更加强控制；要么快速增长，要么强调稳定。如今中国是所有正反趋势共存。如若某一政策给出的是朝某一方向转变的信号，通常总会有另一个政策指向反方向的改变。
当然这是有其根据的。如今很多特定的政策都是针对特定问题的，通常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思考而非按固定的程序办事。试图根据少数几个特定的政策来描述大趋势往往是错误的。用同样的方式描述特定的领导人亦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了只进不退的阶段，现在，他们正面对新的现实。如今的领导人不再是要么纯粹的改革派要么纯粹的强硬派，没有任何领导人还会作出如此简单的选择。国家面临的多重挑战并不意味着政治领导人还会有如此简单的选项。
以此为背景，为了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西方学者和公众需要开始问询不同的问题。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1）
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这是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了。
西方与中东
西方政策为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中东。同时，中东也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地区。中东问题所影响的不仅是700万以色列人和390万巴勒斯坦人。它的影响范围甚至超出2亿*人，波及到12亿穆斯林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每当中东出现闪电，电流就在每一个*社群中汹涌，引起人们的关注、悲痛和愤怒。如果说西方要为这些闪电的出现负责，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惊奇。但无论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摩洛哥或马来西亚，感受到这些闪电刺激的*社群，都坚定地认为西方才是罪魁祸首。
美国和英国作出的2003年3月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的决定，将作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被历史铭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蠢行。近来极少有灾难会有这么*度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对国际法的破坏。2003年以前，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趋向于认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使用暴力才是合法的：第一，作为自卫而使用暴力；第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英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和英国为寻求入侵伊拉克的授权而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出这一草案的决定表明，美国和英国知道，按照国际法，它们入侵伊拉克需要联合国明确授权。当决议草案被直接否决后，它们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场战争在技术上是非法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大量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是国际法的主要监管国。在世界范围内制定的国际法的丰富素材，许多都是这两个国家给全世界的馈赠。美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建立了支撑国际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并且提供了在实践中遵守该法的政治意志和动力。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承认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它们也不会放弃它们所扮演的国际法主要监管国的历史角色。
美国和英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继续扮演它们从前的角色，其中包括控制和管理联合国安理会。从2003年开始，美英两国频繁地呼吁伊朗和朝鲜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者怎能成为联合国决议的强制执行者呢？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还让人怀疑我们目前多边秩序的合法性，并会造成全球性的犬儒主义和幻灭感。例如，在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中，印度的亿多穆斯林算是最不激进的了。然而，他们也因伊拉克战争而逐渐对西方产生了幻灭感。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印度的穆斯林卷入了英国2007年7月7日那场未遂的恐怖袭击。现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社会的愤怒和痛苦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整个世界。
通过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小布什发动了战争，它以美国国内法赋予伊拉克战争以合法性。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国会就是最终的合法性权威，所以国会的授权就消除了所有从合法性角度对战争的反对。然而，按照国际法，这场战争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而国际法又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产生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概念不能共存。美国国会对待国际法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它强迫别人遵守，自己却不遵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2）
很多英国人都知道，按照国际法，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包括菲利普？桑德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英国国际法律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桑德斯还与一位英国戏剧家尼古拉斯？肯特一起创作了一部戏剧《责问》。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应该为非法发动伊拉克战争负责，英国政府有可能使非法发动战争的内阁成员和军队走上被告席。随着国际刑事法院力量和勇气的日渐增强，在适当的时候，一些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案件肯定会在那里开庭审判。
伊拉克战争的非法因素已经在全球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战争的执行过程奇差无比，极大地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战争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如何“不去”入侵或占领一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许多官员都被认为是“称职合格的”。然而，就是这一批在国内有良好公共服务记录的官员，发动了这样一场拙劣的、漏洞百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一个合格的入侵计划应该以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开始，并弄清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不管理）这个国家的历史教训。即使是匆匆地研究一下，也会发现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协调。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主要的民政机关及治理方式。在入侵前就应该确定好一些机构的去留问题。再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需要保护的国宝，借此显示虽然美国实施了占领，但还是尊重它要解放的伊拉克人民所关切的事物。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一切，美国都没有做到。相反，却作出了灾难性的决策。美国推进*，却没有首先考虑如何保护人数较少的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是把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这显然意味着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前两者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美国*政体建立之初，开国元勋约翰？杰伊说过，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快建立*政体，是因为其人民“有相同的祖先，讲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坚持相同的政府治理原则，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他还说，他们确实是“一伙兄弟”，而且“永远不该分裂成一些彼此孤立、相互嫉妒和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鉴于伊拉克不同的政治构成，一些人本应该想到，在那里引入*显然并非易事。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一个更具灾难性的决定被作出，即解散政府和军队，从而导致了大量牢骚满腹、愤怒不满的失业人员的出现。
在历史上，入侵和占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42年2月，在新加坡，日军以3万兵力大败9万英军。李光耀是日本占领军的受害者之一。他描述了当时的占领是如何的顺利：
我想起，1942年2月日本人攻占了新加坡，9万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队沦为日本人的战俘，但日本人丝毫没有触及警察和民政部门，在日本军官的控制下，它们照常运作，英国人仍然负责基本的事务，如煤气和电力。除了留下一小支守备部队外，在半个月之内，3万日军大都离开了新加坡，前往爪哇。如果当时日军俘虏英军后解散警察和民政部门，那肯定会造成一片混乱。
相比之下，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并不注意维持法律和秩序。更为糟糕的是，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获知巴格达博物馆被抢劫一空时，他只是冷漠无情地说：“事情发生了。”而不同的是，日本人保护了新加坡的国宝，其中包括著名的植物园。在入侵后的第一天，一位日本植物学家从东京飞往新加坡，直奔植物园。他说，英国的园长和主管应该好好待在原地履行职责；他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压制他们。实际上，在植物园里，这位日本植物学家委托他人制作了一些漂亮的动植物照片。直到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那里。
2003年，在伊拉克，意识形态胜过了常识。按照常识，军队和民用服务部门应该保留下来，虽然其中很多成员会因为与前政权的瓜葛而存在污点。然而，美国官兵不可一世的傲气出人意料。他们没有咨询任何伊拉克的邻国，而实际上任何一个邻国都能轻易地预知，伊拉克逊尼派会发起猛烈的抵抗。实际上，在战争前，一位资深埃及外交官就曾极为准确地向我预言过那些后来出现的问题。他所有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盟友。为什么美国不去咨询埃及呢？
伊拉克战争唯一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逊尼派*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新的恐惧感。许多逊尼派*国家（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认为，现在该是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同时对付两个敌手。因此，毫不意外地，阿卜杜拉国王利用2007年3月召开的阿盟峰会特别会议的机会，重新提出了他的长期解决方案，即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这一地区的和平机遇可谓千载难逢。机敏的美国政府本该抓住这一机遇。但不幸的是，美国所做的，仅仅是在巴以危机上刷新其无能的记录。
中东真正的悲剧在于，和平就在眼前，但可望而不可及。清醒明智的旁观者一致认为，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1月设计的《塔巴协议》为永久解决中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特*准备接受这一协议。如果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一致的，它就应该努力使《塔巴协议》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最初，小布什政府似乎准备支持两国方案。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投票拥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国方案决议。美国还宣布，它会尽力在2005年达成两国方案。但现在都到2009年了，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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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1）
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
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为清楚地解释了世界必须进行变革的原因。在2006年12月，他说：
正如战后整个世界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现在世界也必须为未来岁月里新亚洲经济的崛起提供便利。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助于新的亚洲国家和平崛起的全球机构和新的全球“博弈规则”。这也意味着，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合作框架必须不断发展和变革。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来说是如此，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管理、全球环境保护或者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来说也是如此。
重构最终将是既困难又容易的。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没有承担这个任务的天生的领导者，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国家仍然没有做好入围的准备。之所以会容易，是因为我们需要走的路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管理，良好的国内社会管理原则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国内的“最优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全球管理上。因此，我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由于没有天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经时间考验的原则来创建社会和政治秩序。三条最佳原则都是西方的：*、法治和社会正义。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简言之，希望是存在的。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天生的领导者。
实际上，现在真正能领导全球的候选人只有4个：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其他的实体都没有作此尝试的能力或历史权威。
显然，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领导角色的最强大的候选人。正如我在上一本书《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信任》中所证实的，美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945年在美国主导下缔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给予世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而且，在所有国家中，是美国首先发起了目前全人类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进程。美国还培养出了一批精英，他们愿意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当台上的政府没有履行全球责任的时候，美国的公民社会就会动员起来改变政府的政策。
但是，2008年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再自信。冷战早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毫不犹豫地向日本提供自由贸易通道。他对美国超强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果杜勒斯今天还在的话，他肯定弄不明白卢？多布斯夸张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卢？多布斯及其封闭的心智代表了美国的新面孔。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在安全领域，由于新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可以单枪匹马地傲视群雄，这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完全是个错误。“9？11事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伟大的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然而，美国并没有与世界重新接轨，相反，它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2）
欧洲也像美国那样，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天然的候选人。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着世界历史。在伦敦或者巴黎，柏林或者马德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现在的欧洲处于完全和平时期，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典范。欧洲已经制定出一系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其成员国的行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地区有助于催生一个遵纪守法的世界。
但欧洲没能把它这种良好的影响扩展到其领土之外。不管是巴尔干还是北非，都没有因为邻近欧盟而受益。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指令歪曲了欧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富有的法国农民的利益高过贫困的非洲农民的利益。这些贫困的非洲农民被迫非法移民到欧洲。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欧洲应该采取开明的政策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但欧洲开明的对外政策却少得可怜。
历史教导我们，任何时期的领导者都是新兴的大国。比如，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领导者。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最终应该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鼓舞着全球——如果不是领导全球的话。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部分地区的发展前景，存在着绝望情绪。它们与西方的接触只是破坏了它们的自信。而相比之下，中国从赤贫到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经历鼓舞了它们。当*访问非洲和拉丁美洲时，西方媒体认为这只是中国寻求资源的举动。中国确实对资源很感兴趣，尤其是作为竞争中的后来者。但是中国也对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兴趣。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与西方的接触过程中备受折磨，而中国成为它们实现发展的另一个可以选择的伙伴。现在，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如果政治领导人说（就像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效仿西方”，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如果同样的政治家说“让我们效仿中国”，那他们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利益。
然而，要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必须克服其自我封闭的自然倾向。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看不到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世界中去。1793年，乾隆皇帝这样回应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
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经过过去一个半世纪与西方的粗暴接触，中国已经从沉睡中醒来。中国现在表现出更强大的文明力量。在这个快速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如何把中国团结起来作为一个坚强的国家和政治实体，对中国来说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挑战。鉴于这些压倒性的国内事宜，中国领导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在他的二十八字方针中说过：“善于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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