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洲半球-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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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1）
西方称霸世界史的年代已近尾声，亚洲社会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东山再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是危机，更是转机。
　　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坚信社会进步的最好状态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后的状态。这正是西方世界获得其最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苏联解体了。相反，西方社会更具理性和开放的新观念，很少被意识形态的窄小外衣所束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却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亨利？海德，一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野心已经被当成战胜常识和经验的王牌。他说：“我们可以用*作为武器来动摇我们公开的敌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期待结果有益并发动革命力量，那么，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深刻的而且可能无法挽回的错误。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革命是危险的东西，往往更具破坏力而不是更有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控制的。”
　　从广义上来说，虽然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企图失败了，但西方的确成功地使全球实现了*化。*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授权给它的公民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世界上相信这一点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中国，公民们已经抓住了经济自由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来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自由政策来鼓励公民改变自己的生活。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类精神的*化。西方世界应该为此欢呼，而不是对那些选举形式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出言不逊、横加指责。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对庆祝人类精神*化的巨大胜利还犹豫不决。他们深切体会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清算的伟大日子必将到来。因为*精神聚集了力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会逐渐地质问自身所处的不*的世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效地描述过这种世界秩序，在他的著名随笔集《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这么两句话解释了目前的形势：“在文明政治中，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和人民不愿再被动地接受继续做西方国家殖民的目标，而是要加入西方的队伍，做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他还补充道：“西方实际上是在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来统治世界，以这种方式来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以及提升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他是正确的，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继续保持不变就是灾难之源。
　　西方人不愿承认他们对全球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这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西方社会必须作出选择：在21世纪它们是否还要捍卫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大多数西方人喜欢认为他们主要是推进西方价值观，而*高居其首。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注意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有选择地推进*。以沙特*为例，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热衷于在沙特*推进*，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危及到西方的石油供应。

导言：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2）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让身处西方的9亿人来欣赏其余56亿人的观点，虽然文中描述非西方观点所用的语言和概念是西方式的，它们的背景和起源均来自西方。这正是本书为西方所作出的众多伟大贡献之一。描述当代现实的大部分概念是西方的，世界其他国家愿意吸收和使用西方概念是构筑全球乐观主义的最强大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成功和繁荣，它们不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相反，它们愿意同西方一起实现世界的繁荣。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准备学习和吸收西方最好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它们的社会，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文化自信的迹象。
　　说明本书不同于西方论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本书指出了在我们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西方既是解决方案的一大部分，又是问题的一大部分。而后者，在绝大多数西方论调中极少被提到。事实上，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聚会的频繁参与者，我经常因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应该对新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却变得更加保守而远离他们。每当我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论坛版时，常常陷入绝望之中。报纸上充斥着胡言乱语，他们认为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人会继续统治西方以外的88％的人。
　　在西方，没人能抓住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最突出特色的全部含义。首先，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西方统治时代的末期（但这并非西方的末日，只是这种西方独占鳌头的强势文明只能再持续几十年）。其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亚洲国家复兴的过程。西方的战略论调应该集中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的全球挑战——从恐怖主义威胁到气候变化，再到核不扩散制度的存续——面前，西方都从能够胜任变得无力应付。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无能为力加重了西方的不安全意识。
　　因此，在管理世界秩序时，我们正走向一场真正的危机，除非西方改变应对态度。在未来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智慧。西方词汇“crisis”（危机）在汉语中是由两个字“危”和“机”组成的。太多的西方人都看到了危险，却很少有人能看到机遇。本书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亚洲进军现代化（下一章将描述）既给西方人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待这种进军，如果西方人能够学会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对抗，将有助于使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愉快的世纪之一。
　　我的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以及非西方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乐观。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比起我来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把本书献给他们的原因。但是我也知道，乐观的果实不会在他们那里自动生长出来。他们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采取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
　　最后，让我以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来结束这篇导论。这些统计数据不是我做出来的，而是拉里？萨默斯①做的。当我把手稿交给他评阅的时候，他回复时写了一段，那是他经常用来描述亚洲崛起的话：“他们把这种崛起叫做工业革命，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达到了50％。在当今亚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许能达到100倍。亚洲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的历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而冷战和*世界崛起的历史故事将位居第二。”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对他所声称的亚洲人的生活水平会在一生中提高100倍，是持怀疑态度的。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他也在拉里？萨默斯那里读到了这些统计数据，并且也表示怀疑。因此，他吩咐他的研究助理核实这些数据。当然，他们对数据进行核实后，发现拉里？萨默斯是对的。对本书表示怀疑的读者同样也可以去作类似的核实。如果他们的研究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亚洲崛起故事将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
　　

未来的三种可能（1）
人类的未来，究竟是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还是亚洲现代化但欧美退回安全堡垒，或是“西方”的终极胜利？
　　退回原地，按兵不动
　　世界历史的进程将由西方对亚洲这场伟大的走向现代性运动的反应来决定。对此，西方有两种清晰可见的选择：其一，欢迎并拥抱亚洲的这场伟大运动，同时继续与亚洲合作，共同建立世界新秩序；其二，对亚洲的成功感到威胁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退回自己的阵地。西方的反应是两种选择共存，只是第二种力量相对要强一些。2007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有句名言：“‘保护’一词已不再有禁忌。”萨科齐的话尽管各国首脑少有认可，但它最终给贸易争端注入了一丝诚实的元素。理论上，西方是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尤其是在见证了1930年6月17日《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实施后带来的灾难性大萧条之后。然而，事实上，西方又常常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有事实为证：2007年6月13日，4位美国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查尔斯？格拉斯利、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交了一份新的贸易提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来鉴定偏离轨道的现行货币政策。这就是贸易保护，因为这将允许美国企业在歪曲人民币价值的基础上对中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
　　《为全球化申辩》（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一书的作者约翰？诺尔贝格在书中这样写道：“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每年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近70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这几乎是贫穷国家所接受援助金额的14倍。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是一场持续的悲剧，它导致了全球不必要的饥荒和疾病。南北之间的关税铁幕已取代了东西方之间的冷战铁幕。”他进一步写道：“西方的保护主义政策同样也向欧洲人征税，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使其民众每天都要付出差不多10亿美元的代价。这个数字可以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的6000万头奶牛每年都坐商务舱环球旅行一次，另外，每头牛还可以有3000美元的零花钱，用来到中转站的免税商店里购物。美国在农业上同样也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万名美国棉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所以数百万的非洲棉农饱受损失。”
　　当西方首次签署针对亚洲国家的自由贸易条款时，人们还持有怀疑态度。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巨大的经济成功最终使其他亚洲国家确信它们也必须紧随其后。从1947年的日内瓦首度贸易回合到1994年4月的乌拉圭回合，西方一直信守原则，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
　　结果，我们在21世纪拥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由于我们现在执行的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创造的多边贸易原则，所以全球贸易额从1940年只占全球GDP的7％，增长到2005年的30％。全球出口总额从1948年的580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4年的9万亿美元。从根本上来说，关贸总协定是美国送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礼物，当时，美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随着各国的逐步开放和全球贸易的增长，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最终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繁荣。过去的60年证明了美国的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具体表现在：2000年全球贸易总额是1950年的50倍，这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全球化的报告中的数据。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从1970年到2004年，相对于全球总产出来说，出口所占份额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25％。全球经济总产出预期从2005年的3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72万亿美元（这是按市场汇率和价格都不变来计算的），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长％～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

未来的三种可能（2）
已经实行贸易开放的国家获益匪浅。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数据表明，自1945年实行自由贸易以来，美国的年均收入增加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每户增加了9000美元。如果继续消除全球贸易壁垒，那么，美国的年均收入还会额外增加5000亿美元，每户大概再增加4500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完全消除贸易壁垒，那将有超过数千万的人摆脱贫穷。并且，相对于债务减免和外国援助，贸易和贸易自由是减轻贫穷程度并为贫穷国家提供能满足它们最迫切需求的经济资源的更有效工具。据世界银行统计，仅消除贫易壁垒一项为发展中国家年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就达142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这一数字已超过了主要工业化国家2005年80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和它们提议要免除的发展中国家425亿美元债务的总和。
　　同时，西方（主要是美国）已经接受了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本（冷战时期紧密的政治盟友）。尽管当时有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里根政府态度强硬，并没有屈服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340亿美元激增到2005年的2020亿美元。这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大多数时候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妥协。
　　全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政治趋势异常敏感，而今，欧洲和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支持正在增加。冷战结束之时，美国和欧盟之间对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分歧就存在，只是未能引起注意。冷战一结束，美国立即继续推行它所推崇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对比，几乎是冷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从思想上退回了“欧洲城堡”。这在欧洲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态度上清晰可见。该回合开始于1986年9月，应于1990年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干扰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欧盟失去了保持边境开放的兴趣和动机，也就给了贸易壁垒更多的自由空间。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谈判的速度和进程。由于欧盟不愿对农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这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协议的达成。欧盟企图保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中已讨论过），并试图最小化乌拉圭协议带来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都不打算接受与贸易相关的惩罚，尤其是对出口补贴的惩罚。1990年布鲁塞尔的部长级会议原本打算结束为期4年的乌拉圭谈判，但由于欧盟反对加入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的条款，会议中途流产。结果，又经过3年的谈判才达成了农业协议。
　　1993年，美国迫使欧盟停止它的反对立场，结束了乌拉圭回合谈判。1993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首次组织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除了欧盟各国，世界上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清楚地表明，即使欧盟不合作，美国照样会把注意力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这一手段发挥了作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致电法国总统密特朗，并说服他妥协。当有人要求欧盟的高级谈判专家解释这一突变时，回答是：决定性因素在于APEC的决定，因为“APEC展示给我们的是，你们拥有选择权，而我们没有”。乌拉圭回合最终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城结束。
　　乌拉圭回合的背后隐藏着*裸的复杂故事，充满了阴谋诡计。贸易谈判的内容当然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因为满是术语和公式。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专家非常精于此道。我这里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乌拉圭回合中关于农业部分的谈判情况——来说明一下其中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这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中，有3个关键角色：美国、欧盟和凯恩斯集团（the　Cairns　Group，一个由14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乌拉圭）。美国热衷于大幅提升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度，渴望降低保护并支持准予欧盟生产商按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行事。欧盟却不想达成更大的贸易自由，它所急于达成的只是可以置于关贸总协定中的可行妥协，目的是最小化未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作为一个纯粹的农产品出口商，凯恩斯集团通常情况下都能从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享利益，它强烈要求降低保护并支持发达国家的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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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1）
亚洲各国如何汲取西方发展的成功秘诀——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
　　科学与技术
　　亚洲人文精神的解放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吸收和应用西方智慧的第二个支柱：科学与技术。直到大约17、18世纪，亚洲的科学发展还几乎是与欧洲并驾齐驱。而后，欧洲在科技领域爆发了无数的创新，开始遥遥领先。
　　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深信不疑，西方思维方式是在科技领域胜出的唯一关键。尽管我们还未彻底明了西方能够遥遥领先的原因，却知道亚洲落后的几个原因：摈弃物质世界的宗教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思想缺乏信仰；对权威的自然顺从及缺乏批判精神。这种西方和亚洲思维方式的差异曾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
　　但亚洲逐渐开始主宰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曾经看上去有点残缺的亚洲思维正以势不可当之势进入科技研究领域。2006年10月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亚洲的伟大科学实验》（Asia’s　Great　Science　Experiment）引用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其中，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预测说，到2010年，世界90％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身居亚洲。如果这一预言得以实现，就代表全球科技领域的专业技术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该文还指出，亚洲国家大大提高了科学领域的财政支出：1995—2005年间，中国政府将其用于研发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倍，从提高到；韩国的研发基金也从1994年的9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94亿美元。这种巨额投入吸引了大批亚洲资深科研人员纷纷从西方回国效力。当时西方国家的科研预算有的停滞，有的甚至缩减。（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用于物理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原本是按GDP的1％来支出的，但30年来一直在缩减，2003年竟降到了不足。）这种科研的推动早已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效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数据，亚洲高科技领域出口的全球份额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1年的25％，而同期的美国却从31％降到了18％。与此同时，亚洲在科技出版物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5％。伦敦智库德莫斯（Demos，曾于2007年1月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全球科技趋势国际会议）的成员查尔斯？利德比特这样说：“美国和欧洲科技领域创新的卓越性不可忽视，或许我们现在说这一领域的创新将如何转移和转移的速度有多快还为时尚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重心正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进一步说：“这种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知识资源的增长速度比欧美快得多，特别是中国，更是一马当先。”
　　亚洲科研领域的勃发是几十年前一些明智决策的结果。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智慧超群且魅力无限的领导人，在他的努力下，1951年印度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创建了首个印度理工学院。而后又陆续创建了6个理工学院分校，分别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印度理工学院和鲁尔基印度理工学院。能进入这7所院校完全要凭学习成绩。在印度巨大的人才库中，只有1/50的申请者能够幸运地进入这所大学，这保证了印度理工学院最终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库。而印度理工学院的联合入学考试又是全球最难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分别是和，而印度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却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视率颇高的《60分钟》节目副主播莱斯利？斯塔尔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加起来，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2）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此类极具天赋并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奇才被欧美一些富有的科研机构挖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一只脚在印度，另一只脚却在印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从表面上看，这对印度是种损失，但好在还有明智的声音，如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为此事辩解：“人才流动总好过人才躺在下水道里，白白地流失了。”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获得的成功为印度作出了两大具有纪念意义的贡献：其一，极大地强化了这个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其二，很多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印度人纷纷开始回流，重返印度。他们归国时，既经验丰富又财力雄厚，这为印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著名印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曾这样说：“这些移民者经常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代表西方利益工作，他们利用外国的所有机会在各行各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他们又带着所学的技术和资金回国效力以辅佐自己祖国的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印度海外现金汇款额翻了一番，到2005年已达220亿美元（中国以210亿美元紧随其后）。过去的10年间，印度的累计汇款总额已达1540亿美元。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已经成为“帮助印度GDP年均增速达到甚至超过10％的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散居海外的印度人逐渐聚焦于辅佐印度获得成功。印度企业家协会是一个有万个印度企业家会员的全球组织，其主席阿普弗？巴格理说：“10年前，印度企业家协会会员的主要口号是‘我们如何进入硅谷’，而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该如何与印度接轨’。”
　　这些故事证明了西方的观点，它们认为只有以西方科研巨擘为楷模，学习它们先进的方法，才能促使伟大的印度智慧开花结果。如果没有学习，这些伟大的智慧可能还只是颇具竞争实力，却不会抵达科研成果的新高峰。
　　但这一西方论调没能搞清楚的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科学家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大学或是西方科研机构待过很长时间。一些国产的成功案例表明，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推动西方科技研究领先的“神奇的”发展因素，现在已渗透进亚洲文化的脉络。亚洲人不再认为，对西方科研永远难以望其项背，而是相信靠自己也能做得像西方人一样好。他们已经意识到，像西方国家一样，有时必须要与科研领域的民族意识作斗争。
　　有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2007年7月任满的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他是无可争议的印度导弹之父；另一个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印度领先的科研机构）总干事拉古纳斯？阿南特？马什尔卡博士。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交出权力，从来都不容易。西方国家若不承认自己过去把持世界，也不考虑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必然招致灾难。
　　西方是什么
　　为了解释西方世界对亚洲无可否认的崛起的最新反应，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的本质和历史。
　　从地域概念上讲，西方包括北美大陆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欧盟的27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都自称是西方国家。像所有的国家一样，西方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如经济和军事利益，这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我们又可以毫不吃惊地说，它们为亚洲的崛起感到头疼。在与亚洲的物质竞争中，它们感到的是真正的失落（当然不包括它们的获得）。
　　从哲学维度上来定义西方就很难了。难道可以从它们共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身份来定义？事实上，所有的西方国家主要是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而非佛教、印度教和*教）。然而，很多西方国家又具有强烈的非宗教性，犹以欧洲为甚。它们更愿意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哲学之根。
　　毋庸置疑，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简单却具革命性的平等思想和个人尊严都是西方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在这些简单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深藏的宝藏得以开发并最终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生活质量的巨大提升。哲学意义上的西方还把人类的知识提升到了伟大的高度。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主要是西方的贡献。实质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从西方学术和智慧中获益匪浅。
　　然而，由于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所以，它完全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西方。我们可以从西方对待亚洲崛起的态度中清晰地看到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举杯庆贺。500年来，西方一直独自承担发展人类知识和财富的重任，而今，它可以与全球其他国家共同承担这一重任了。西方可以为亚洲崛起过程中西方价值观的清晰展现而欢呼不已。西方现代性思想向亚洲的传播是西方赠予亚洲的一份厚礼。看到它的礼物给亚洲带来了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西方应该感到欣慰。
　　可是，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亚洲的崛起而庆贺，这表明西方已经意识到，尽管在哲学维度上西方斩获颇厚，但是，它有可能在物质维度上饱受损失。当然没有什么绝对的损失，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可以继续保持其富有的、得天独厚的经济富裕国家的地位。但是，相对意义上的损失不可避免，数世纪来西方所独享的物质上的相对优越性将逐渐消失。
　　在另一关键领域，西方也会有相对的损失，那就是权力。西方国家在全球所有重要机构中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数十年来，它们精心培育这些机构并获得了驾驭这些机构的权力。然而，要使这些机构继续保持其效能，21世纪的超级大国们必须参与其管理和决策。这说明，亚洲的崛起的确让西方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西方到底应该在其物质利益驱动下来保有这些权力呢，还是应该在其价值观的驱动下开始分享这些权力？
　　1945年战后的世界秩序
　　在创立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