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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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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东阳三建又慷慨捐助当地的社会事业，并以半卖半送的方式，为当地建造了一批学校、桥梁、道路和政府办公楼。
待到记录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1992年三四月间传遍了中国和世界后，楼忠福和所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河中畅游的“鸭子”，立即感觉到春潮涌动。他仿佛回到了1984年，他似乎听到战鼓的雷动，他似乎看见了千军万马，他那个硕大的脑袋又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连续半个月，他天天兴奋，但却夜夜难眠，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周围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半个月后，他终于开口。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单一的建筑了，不满足于在这波大潮中再驾驶一艘小轮船了。他要组建集团公司，要搞多元化经营。他把自己的想法先跟两位副经理楼正文和吴小伟商量，然后再征求吴宁镇、东阳市和金华市相关官员的意见。
他们没有觉得他的想法不好，在态度上也都表示支持，可是这事情怎么操作呢？浙江省当时有大大小小将近3500家建筑企业，比东阳三建规模大、资质高、产值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企业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的。而东阳三建不过是千余万固定资产、年产值5000多万、资质只有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这个层次的建筑企业在当时的浙江，至少是数以百计。这样一种局面，怎么可能让东阳三建来先拔头筹，成为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呢？浙江省建设厅和那么多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批准吗？
楼忠福身边的智囊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困难，可是他却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没问题，一定可以，而时间必须快，6月份集团公司的牌就必须挂起来。”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4月下旬，而且整个工作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只是他个人拍脑袋的想法。
公司的骨干们还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却安排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并决定就在4月26日先召开一次施工队长扩大会议。他以吴宁镇建筑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东阳三建总经理两个头衔，把所有能够管得着的60多个施工队长都请来开会。他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讲起，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和机遇，然后把组建集团公司、实行多元经营的构想和好处告诉大家。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这时候的楼忠福讲话早已不用什么草稿了，而且极具感召力和煽动力★。施工队长们个个都听得面红耳热，两眼放光。尽管他们在心里多少都有点疑问——楼忠福今次所画的饼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但是这么多年来的经历，还是让大家习惯性地相信他的本事，因为这批施工队长们几乎都是跟着他发达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很聪明，也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东阳的建筑业从唐朝起，就形成一支很专业的泥水工和木工队伍，就有了自己的风格。算起来，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过来的职业，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千多年来，建筑行当在东阳风吹不散，水泼不灭。这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东阳人的光荣和骄傲。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惭愧，因为我们的祖宗干了一千多年的事情，传到我们手上，我们仍然干得很苦很累，而且也还很不成样子。
“这当然不能完全怪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现在机会来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大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中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东阳人也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必须搞规模化经营，搞多业并举的集团式经营。我们必须把祖宗传给我们的产业发扬光大、做大做强，不仅要在国内做，还要在全世界做。这既是我们的责任，当然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要有这个理想，也要有这个志气和信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看我们的集团就叫广厦建筑集团好了。这事必须快，我看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把集团公司的牌挂起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下个月这一天一定得把牌子挂起来。★”
“干吧，楼总！我们听你的！”楼忠福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的施工队长就激动得按捺不住了，大家士气很高。可是，这不光是士气就能解决的问题，涉及政府审批环节都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2）
按照当时东阳三建的规模，成立集团肯定是不够的，楼忠福管得着的另外十家公司加在一起也都还很小。楼忠福说，这个集团下面必须有20家成员公司，要搞就搞出个样子，一方面要说服其他的建筑公司加盟进来，另一方面还得新成立一部分公司。
新成立公司倒是没有问题，但说服其他公司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间这么短，大家谈判、算账的时间都不够。楼忠福则提出了“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的解决办法。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企业就是核心层，他管得着但不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就属于紧密层，那些他管不着的、一时难以解决清产核资问题的企业就属于松散层。反正大家先在名义上“结婚”，成为一家人，柴米油盐的细账日后再说。这样，集团的规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实质的问题解决后，形式上还得有个章法。可是集团公司是当时中国的新事物，对于它的“五脏六腑”怎么安排、各个部件的功能如何，楼忠福和全公司的人都不懂。很多审批环节也不是东阳市的管理部门能够说了算的，而是需要地级和省级部门才有权审批的。要知道，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事情，到时候拿到政府管理部门那里审批，不但过不了关，而且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大家都感到为难的时候，楼忠福又当机立断：“这好办！干脆把所有相关的管理部门都请到公司来，按照他们的要求，一次性集中起来完成，这不就省时省力了吗？”
这是典型的楼忠福思路和风格，再复杂的问题，他都能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不过，要把这么多“婆婆”请动，可不是谁都能办得到的。但楼忠福能办到，至少在金华市这一级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是体制内外都十分知名的改革红人，他在社会上所兼任的头衔也多了起来，他和东阳三建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比80年代更多了。1990年底他又一次被评选为第二届“浙江十佳青年经理”，这是他第二次从浙江省委书记的手上接过这个荣誉证书了。金华市和东阳（县）市这两级的荣誉，就更是十个手指都算不完的了。
楼忠福和东阳三建头上的这些改革光环，加上楼忠福在体制内外广泛的朋友圈子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少在金华市内是可以省很多麻烦的。但到了省一级，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的浙江省建设厅，可是最为关键的一关。
建设厅是着眼全省的，它不可能给一个乡镇企业什么特殊的照顾，要照顾也先是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凭什么让你乡镇企业第一个成为集团公司呢？再说，你东阳三建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有没有条件凑这个热闹、赶这个时髦。
楼忠福在浙江省建设厅果然碰了钉子。尽管东阳市委书记童德成和金华市建工局局长也出面陪同他去申请，但是建设厅的干部并没有给什么面子。你下面地方干部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省厅有省厅的全盘考虑。“条条”和“块块”这两个屁股在这个问题上，也坐不到一条长凳上，楼忠福惟有回到东阳另谋办法。
就这么折腾了一个月，到了5月26日，金华市这一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市政府的批文也拿到了，就等省建设厅那边松口了。虽然大家都很紧张，但见到楼忠福那副辛苦操劳的样子，也不便问什么。
5月27日，楼忠福出发去奉化，参加浙江省建筑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会的一次例行会议。他是这个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身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个时候还去参加这样无关紧要的会议。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去开会，他是奔着建设厅厅长去的。他知道厅长要参加这个会议，他想当面跟厅长谈谈。会议就一天半时间，但第一天的会议议程很密，中间根本就没有机会谈话，而第二天中午会议就要结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再找时间就困难多了。
楼忠福决定夜闯厅长的房间。厅长早知道楼忠福这个人有韧劲、能磨，事业心很强，所以对他的不请自来也不反感。楼忠福单刀直入，把自己对当前改革形式、对建筑业的发展机会、东阳三建的发展情况和自己未来的构想和盘托出。这些道理厅长自然明白，也表示认同，但厅长却反问楼忠福：“你的公司在浙江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好，你现在搞什么建筑集团嘛，等时机成熟了再搞不可以吗？”
如果是别人，听了厅长这么说也就乖乖走了，但习惯了被拒绝的楼忠福早就练就了一身“不知趣”的本事。他笑嘻嘻地跟厅长说：“厅长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跟人家比确实还比不过。但是厅长啊，小平同志可是告诉我们要敢闯、敢冒的哟！那些最大、最好的企业当然最有条件成立集团，可厅长您帮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有申请成立集团的资格。”
“资格嘛，不是说你东阳三建就没有。可是……”厅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楼忠福就插了进来，依旧是笑嘻嘻地说：“那就谢谢厅长了。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厅长你这句话啊！”厅长都被楼忠福的“滑头”逗乐了，他赶紧补充说：“谢什么，我可没有批准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楼忠福又乘机给厅长递过一支烟，然后又点上火。
“厅长，我们乡镇企业可不容易啊，什么都得靠自己。但我们做得并不差，要是厅里能够更多点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一样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样给国家纳税，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楼忠福乘胜追击，“进逼”已经有点疲乏的厅长。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3）
“楼忠福，你这话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对你对事业这股劲我也体会到了。我看现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
就这样，楼忠福给厅长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和一大堆的烟蒂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楼忠福第一个到会场，挑了一个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楼忠福要在厅长的眼皮底下听他讲话，一来是表示对厅长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来是要仔细听厅长讲话的内容。
果然厅长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建筑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说并提醒大家，搞集团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窝蜂地搞。楼忠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东阳三建是第一家申报的，当时浙江省别的建筑企业有意向搞集团的不少，但开始申报的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省厅不完全支持，至少不会强烈反对。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楼忠福再跑建设厅，但厅里主管部门仍然没有盖章。金华市那边能够盖的公章都盖了，但有的公章还得等省厅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营业执照先发了，可是省厅主管部门还没有在“准生证”上盖章。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却无计可施，唯有等待楼忠福的安排。楼忠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奔跑，本来粗壮的身体也变苗条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干们说：“通知大家准备好，后天就挂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齐的手续可以再补。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准生证’。”★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个“春天的孩子”诞生了——“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挂在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手下员工1万余人，成员企业18家，集团总资产5000多万元。
1992年中国的新鲜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这个纯粹的巧合，为一年后楼忠福又一个漂亮行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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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自由的大门（1）
市场经济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东风中高高飘扬的时候，那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老一辈经济学者都乐得像一群孩子一样。也许是太在意于“送走瘟神”的胜利了吧，他们很多人竟然一时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及时留美“补课”的吴敬琏，在高兴之余不忘记向大家含蓄地预告“重头戏还在后头”！而年轻的樊纲则单刀直入，把铜板的另一面翻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穷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赶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产权问题，从1992年开始，逐渐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演义中的最新剧目。其实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仅是企业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但这个核心问题在当时还相当敏感，而且任务也很艰巨。当然，中国的改革路线注定是温和的、渐进的、非均衡的，就像面对黔驴的老虎一样，总是一点点由边缘开始试探，慢慢向中心逼进的。所有制问题的突破，也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从不那么敏感的“准国有”企业开始试探。山东的诸城市和广东的顺德，就是在1992年悄悄地把改革的筷子伸向“产权”这只螃蟹的。这两个地方也因为先行一步的成功，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成为全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榜样——“靓女先嫁”这句地道的广东话就是从顺德走向全国的。
不过向来“吃饭筷子可撑船”的浙江人，向产权问题伸手的速度并不落后，尽管浙江经济本身就没有特别严重的国企问题。小平的南巡讲话传开后，浙江省政府很快成立了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这是冲着现代企业制度和股票市场去的，后来浙江成为全国上市公司最多的地方★，与浙江官员从这个时期就开始的努力不无关系。尽管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是一锅“煮坏了的鱼汤”，但这并不影响部分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浙江企业家从这锅“坏汤”中捞到鲜美的螃蟹。楼忠福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但他成为幸运女神指尖下的“选民”的过程，却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省选择一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本来不考虑非国有企业，但楼忠福敏感地嗅到了这只螃蟹的香味。所以广厦集团在1992年6月成立后，楼忠福8月就动手争取广厦集团成为这项改革的试点企业。
楼忠福此举不仅要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企业的融资模式、经营机制和企业发展活力问题。他很清楚，集团公司虽然已经成立，但企业的本质没有变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变化，经营管理层与企业的风险、利益关系也没有变化。虽然在实行承包制后当地政府官员一直很支持他、信任他，但乡镇企业做大后，那些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毛病也就越来越难以避免了，如果不及时采取改革措施，企业的发展就很难有大的突破。
不过，楼忠福周围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议论，为什么集团刚刚成立，很多东西都还来不及熟悉和完善，又来这么一个动作呢？这么多年来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是一直好好的吗？东阳另外的几个大企业不是没有搞这个吗？你楼忠福是不是太爱跟风赶时髦了？楼忠福跟他们说：“机遇就像准时出发的渡轮，错过了时间就永远追不上。我宁愿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拉着大家跑，先上了渡轮，然后再扣紧裤腰带，再给大家解释。”★
经过一番艰苦而曲折的体制公关，楼忠福真的又一次赶上了机遇的渡轮。本来这次试点计划只是针对浙江的国有企业，但由于楼忠福的积极主动，1992年12月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终于破例批准将广厦集团列入试点名单。这也是当年浙江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唯一的一家乡镇企业。紧接着，由广厦建筑集团、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市信用联社三家单位共同发起，按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总股份是1亿股，其中广厦集团以其全资子公司——东阳三建全部经营性净资产折成万股，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以现金认购万股；内部职工认购2000万股，另外还有一部分公众股。
1993年6月，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这样，广厦集团不仅是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现在又成了浙江第一个股份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经过这番运作，广厦集团立即筹集了1亿元资金，集团的成员企业也增加到28个，横跨建筑、建材、地产、影视等四大行业。集团的治理结构得到很好的规范，成立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总经理。此外还增设了证券部和内部银行，对财务部加强了管理。
这番魔术般的变化，如果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算起，到这个时候，不过是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候中国人常常说“政策就是机遇，机遇就是金钱”，这话看来一点都不假。不过很多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就跟把一个鸡蛋立起来一样简单，不过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把鸡蛋的一头打破并把鸡蛋直立起来之前，那些讥笑哥伦布的人还是不知道鸡蛋是怎么才能够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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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自由的大门（2）
楼忠福新一轮的魔术表演其实才开了个头。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后，楼忠福立即申请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1993年底，浙江省证券委员会批准广厦集团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的申请，并向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发去推荐函。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也为广厦发了推荐函。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法人股无法进入法人股市场，广厦集团股份制改造还不算完成，融资问题还不算完成，产权问题也不能解决。但能否进入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市场，决定权在北京，不在杭州，更不在东阳。北京对于楼忠福和广厦集团来说，可是一片水深浪大的陌生海域。尽管广厦的股份制改造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但是中国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有时候不在规则之内，而往往在规则之外。这一关能过得去吗？
果然，事情并不顺利，1994年1月7日，楼忠福派去北京办报批的人碰了钉子，尽管楼忠福在总部遥控指挥，但事情仍无进展。1月14日，楼忠福亲自飞往北京，直接找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负责人磋商，也还是无功而返。怎么办呢？楼忠福身边的骨干们在看着，浙江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也在看他。
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举办中国法人股市场现状与发展高级研讨会，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总经理刘纪鹏到论坛演讲。楼忠福立即赶去参加研讨会，并在第二天会议结束的时候找到刘纪鹏。
1月份的时候，楼忠福在北京曾经拜访过刘纪鹏，并向他详细介绍过广厦申请法人股流通的准备情况。现在刘纪鹏到了杭州，楼忠福想无论如何都要邀请他到东阳走一趟，实地考察一下广厦集团的情况，并请他提出如何进一步整改的意见。可是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不多的知名专家，刘纪鹏却是个大忙人。从北京来杭州的时候，他就订好了返程的机票，准备论坛一结束就飞回北京，哪里还有时间在浙江逗留。
但楼忠福显然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本事让当时很多人都想求见的刘纪鹏退了机票，然后当天下午高高兴兴地跟他到东阳去了。一番实地考察，广厦的方方面面确实给刘纪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东阳毕竟是一个小县城，而有关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知识，在当时对于全中国人来说也都是“短缺品”，刘纪鹏既然以“导师”的身份来了，想必也不会辜负主人的盛情和期望，少不了要面授机宜一番。临别前他对楼忠福表示，会尽早促成广厦的法人股进入STAQ系统流通。刘纪鹏虽然不直接掌握着审批权，但是他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他能够这么看好广厦，事情自然会好办些。
1994年底，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批准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广厦的法人股随即进入了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流通市场。紧接着，广厦通过合理的估算，将原来归镇政府所有的资产折算为股票，然后赎买回来。
至此，广厦集团的产权关系彻底理清，当然一起被理清的还有广厦集团与当地政府的政企关系。另外，这番股份制改造工作也使广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管理基础。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又让广厦集团锦上添花——在1994年12月顺利地升格为浙江省级企业集团，并被浙江省体改委确定为“浙江省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广厦是唯一的非国有企业。
1994年底的楼忠福像一只出笼的雄鹰，露出前所未有的会心微笑，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正在形成而还不够自由的中国市场上，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后，楼忠福向多年来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兴奋地宣告：“这是我们广厦集团历史性的一刻，在资本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从此完全进入良性循环！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从此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时候的中国，不仅像楼忠福这类解决了产权问题、理清了政企关系、赢得了发展自由和空间的民营企业家们体会到自由的快意，而且整个中国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了。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让个人作出更多自由抉择的产权基础。
虽然国有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度过了一个回光返照式的“小阳春”后，但终于在一片“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声浪中，再次显露出气数已尽的疲态。到1994年，国有经济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负增长，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则达到空前绝后的。在1994年的GDP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变成了4∶6。在中央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中，1994年也是国有经济贡献比重超过非国有经济贡献比重的最后一年，而这还是没有扣除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补贴的数字。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不仅在各个贡献方面都超越国有经济，而且双方的盛衰变化趋势还在加速中继续。
中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权，随着产权的明晰和越来越分散，从而掌握在越来越多的人手里了。再没有人可以掌握整个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并进而掌握中国人生存的命脉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微观基础不复存在，中国人吃香喝辣的选择自由，不用再寄希望于谁的仁慈了，而更多寄希望于自己的工作和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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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食”非为霸气
1992年后的几年，是广厦集团和楼忠福捷报频传的几年，各种荣誉也一个接一个地飞来。1993年1月，东阳三建获得“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称号，楼忠福则获得全国优秀集体建筑企业家称号。1993年11月，他第三次从浙江省委书记手中接过“浙江十佳青年经理”奖牌。1994年，他又被浙江省政府评选为浙江优秀建筑企业家。
春风得意的楼忠福，这段时间像以往那样，继续频频在东阳赞助文化活动，而且手笔越来越大。1993年4月，《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找到广厦商量，希望在杭州赞助一次足球邀请赛。楼忠福连价钱都不怎么谈就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独家赞助。赞助只做独家，这是楼忠福以往一贯的风格。对方本来不愿意，但看豪气的楼忠福如此坚持也就答应了。
1993年中国足球特别受关注，因为这时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在执教鞭。尽管后来中国人知道施拉普纳只是一个不入流的足球票友而已，但作为一个开路者，施拉普纳当时还是被中国球迷寄予很大希望，也极受大众追捧。
比赛开始前两个星期，“广厦杯”足球邀请赛的广告和广厦集团的广告一起被高高挂起来。杭州城内的街道、广场、车站，到处都可见到有关比赛和广厦字样的横幅标语、气球条幅。穿着印有“广厦杯足球邀请赛”T恤衫的行人，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这个广告效应，让杭州和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企业都看得眼热起来，很多企业都想分享这个难得的宣传机会。他们找到主办的《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得知广厦不同意别人来分享这次赞助机会后，他们仍不死心。他们又找到广厦集团负责这次活动的赵学飞商量，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将球场内的26块广告牌转让出一半来。
他们出了一个让赵学飞心动的价格，万一块，这在当时同类广告牌中是最高的价位。赵学飞盘算，如果转让场内一半的广告牌，并不会影响广厦的广告效应，而且还可以收回十几万。这样整个赞助活动，广厦等于不用掏钱而大赚了广告效应，这不是很合算的事情吗？况且这些企业都是浙江知名的企业，大家并不陌生。赵学飞算完这笔账后很高兴，立即请示楼忠福，把情况向他汇报。
但楼忠福还没有等赵学飞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了：“一个也不转让。广厦不缺这个钱，26块广告牌也不多，我们有28家成员企业，一家一个都不够分。广厦要做的就是独家，任何人都不用商量。”
这次活动的效果自然是相当的好，因为杭州的报纸非常热情地爆炒了整个活动台前幕后的消息，不仅广厦在杭州大大地出了一回名，楼忠福的霸气也让部分杭州和浙江企业家好好地领教了一番。
给人才的软肋补钙
总部在1995年4月搬迁到杭州后，楼忠福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新形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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