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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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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个资料片，直播间内没有一丝声音。水遥的眼里泛着泪水。观众席上人们的眼睛也湿润了，主持人身旁楼忠福的眼睛也湿润了。
水遥用颤抖的声音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楼伯伯给了我们重新走进课堂的机会……”
这是浙江电视台在录制《帮助》节目时的一幕，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展现“忠福慈善基金”的首批受助孤儿的学习和生活而摄制的。“忠福慈善基金”是2002年底在浙江人民大会堂由广厦控股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宣布设立的。楼忠福为这个慈善基金捐献了1500万元，每年资助300名品学兼优的孤儿，直到他们读完高中。这是浙江省“慈善助孤”项目设立以来，民营企业最大的一笔捐款，同时也是多年来楼忠福多次出资捐助失学儿童的其中一笔。
多年来，楼忠福一直以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的事业和回报社会。他说：“我出生于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企业的发展，我认为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环境，二是自身努力，三是社会支持，三个缺一不可。积极投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是拓宽企业发展领域的需要，也是企业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回报社会，肯定违背了规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一直对员工说：‘广厦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刻也不能停止对事业的追求。回报社会是广厦人的天职！’”
多年来，楼忠福的广厦集团已向慈善机构和弱势群体捐款3120万元，而捐助和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超过8亿元。2003年，楼忠福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公益事业之星”。
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像楼忠福这样慷慨地回报社会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据中国工商总局统计，仅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私营企业主向社会捐赠就达8个多亿。
而在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尚不彰显的1994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发起了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投资性扶贫的“光彩事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富帮后富”的经典案例。到2003年底，累计已有8846名内地民营企业家和港澳台同胞投身光彩事业，实施50万元以上的光彩事业项目5744个，投入资金229亿元。这个事业已帮助259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光彩事业项目从农村扶贫开发，发展到参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造、下岗职工再就业、农业产业化、环境保护、国土绿化、移民安置、教育和高新技术等领域。2000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特别咨询商地位，把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信奉“积善之家有余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从来不缺少“积善”和“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太史公《货殖列传》中的财富英雄，明清的晋商、徽商，晚清的红顶商人，还是漂洋过海的近代华侨富商，不管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陷，在慷慨捐助、热心社会公益方面几乎都有同样良好的记录。
其实在中国的社会中，难的不是富有者的“兼济天下”，而是富有者的“独善其身”——财富安全其实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由来已久的难题，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创富者及他们手中的财富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司马迁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错误地以为，商人（企业家）在捐出财富的时候才是“兼济天下”，而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则是一副“奸商”嘴脸。
其实在司马迁和哈耶克眼中，企业家无论是捐出财富还是赚取利润，都属于“兼济天下”。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通过纠正大多数人的判断错误、市场信息错误来获取利润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的企业家行为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市场的运转，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也就能增进每个人的福利。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伦理规范中的“社会贡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阿马替亚？森论证说“严重饥荒从来不发生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原因吧。
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总是有限的，真正的守财奴毕竟是人群中极端罕见的异类。个人财富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财富的“社会属性”就完全超出了它的“所有权属性”了。或者说，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变成了社会财富——这当然不是指“吃大户”，而是指财富实际的社会效应。这就是为什么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会说“财富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符号”。
财富与爱心一起流动（2）
据说美国的各种慈善基金总额约占GDP的９％，而在中国，即使是较早发展慈善事业的上海，这个比例也仅为千分之一。
不过，如果我们只简单地据此断定中国富有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不如美国富人高，而不去看看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比中国更适合人们创造和拥有财富，那么我们一定错了。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艾丰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只有造就一个不仅自己创造的财富能够安全地在这里存在，外边有钱的人也觉得你这儿安全而到你这儿来，这个国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样，你能把财富这个养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冲走，这个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众这个观念转变过来。”
人都是需要道义承担和责任分担的，不过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首要的责任往往并不是捐钱捐物，而是首先要经营好企业、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并不比前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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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则徐到吴敬琏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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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过河石头”（1）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也把中国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杜鹃啼血悲天泪，精卫填海夜夜心”——中国人对于香港的情感是痛楚而复杂的。然而如果用一种放大的历史视野和胸襟来观察，这个被中国新闻业鼻祖王韬描写为“蕞尔绝岛”的弹丸之地，实际上是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歌唱的历史，演绎得如此温婉动人、风情万种，着实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就是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激情，启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社会变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遭遇停顿与挫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想到了这个“圈”，并再次使用了这个“圈”的神奇魔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改革的洪流如大江东去，中国人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坚决前行。
笔者常常对朋友推荐一个观点：在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有两个地方似乎是不能没有的，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浙江。
浙江——中国“过河”的第三块石头，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家群落最密集、最有后劲的地方。笔者在这里预言，随着时间推移，浙江将成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中能量最大、后劲最足的地方，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将首先出现在浙江。
在浙江，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大海的风浪中搏击、冲杀的勇气、胆量、谋略和烈焰般的精神品格。这里没有香港的地缘优势可以凭借，这里没有上海的国家支持可以依赖，更缺少国家部署的重点投资项目来带动。这里只有钟灵毓秀的山水和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敢闯天下市场的男儿。他们不是高干子弟、不是教授高工，他们全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像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或“发于畎亩之中，举于版筑之间，举于鱼盐之中，举于海，举于市”。从楼忠福、徐文荣、鲁冠球，到南存辉、李书福、王振涛，他们全都是曾经为了三餐而苦苦挣扎的农民、铁匠、泥水工、补鞋工★。与他们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过的苦头可能是现在大多数青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个庞大的企业、繁荣了一方经济，还证伪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中国农民不仅仅是散乱的土豆和沙子，他们当中还有狮子和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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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过河石头”（2）
2004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浙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6位民营企业家召开专场记者招待会。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
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采访问答，更像是一场实事求是的哲学探讨。世界上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是那些伪装得高深莫测、伟大崇高的东西把人们的头脑搞混乱和复杂了。
这个简短的对答，让笔者记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它花朵比所罗门的皇宫还要富丽堂皇一千倍。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来说，其实不外三种类型：人工栽培，快速移植，自生自灭的自然生长。中国的国有经济，就是在国家的后花园里享受着人工浇水、施肥和看护的人工培植。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的延伸，是一种快速的移植。目前上海、江苏的繁荣也基本和广东模式一样，主要依靠于外来投资的“快速移植”。而浙江的民营经济，就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是在天生天养、自生自灭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经历了从一粒藏在鸟粪中的种子，到发芽生根，到风吹雪打，到鸡爬狗踏，到郁郁葱葱，到大树参天和林海茫茫的全过程。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现在我们大可以用毛泽东《咏梅》中的诗句来描述浙江的民营经济和中国的民营经济了，这难道不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写照吗？难道不能引发我们的万千感慨吗？
事实上，一直充当着浙江民营经济“辩护人和见证人”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的确是有感慨的。
2003年底，浙江民间举办“首届浙商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吴敬琏应邀参与颁奖晚会。晚会上，一个被评选为风云人物的浙江企业家即兴表演了一个节目——为与会嘉宾演唱了《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
歌声中，很多观众，包括笔者，都看到了吴敬琏——这位曾与亦师亦友的顾准在中国最暗淡的岁月中认真思考过中国前途、多年来一直以柔弱的书生之手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长者——眼眶里泛着泪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吴老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访谈中说的一句话。行文至此，那一幕音容油然浮于眼前。
浙江确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养育过“卧薪尝胆”的勾践，“一生肝胆千秋恨，半壁江山万首诗”的陆游，“笔底明珠无处买，闲抛闲掷野藤中”的天才徐渭，“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秋瑾，“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王国维，“抉心自食，欲知其味”的鲁迅，“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邵飘萍、吴晗、马寅初等等众多中华英杰。
有史家曾家这样评价浙江：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必有挺身而出的浙江英杰。连毛泽东也说“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国家危亡、混乱的日子已经远去，浙江英杰为国忧忡断肠的日子也远去了。
今日之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中国，活跃在中国大舞台上的浙江英杰，是以一群敢只身闯天下、敢包飞机、敢造汽车、敢造城市、敢组建千亿财团、敢在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岛和阿富汗兜售商品的商人和企业家面目出现的。
当今之中国，无论是贫瘠的西部、疲软的中部，还是萎靡的东北，哪里有浙江人的身影，哪里就有活跃的经济、就有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以浙江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顽强、蓬勃而迅速的生长，中国国有经济的衰败就不会这么迅速，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不可能节节突破，主张改革的学者就找不到有力的本土案例来支撑改革的理论，主张改革的官员也找不到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支持大胆的实践。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足是 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为了国家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拘一格搜罗天下才俊，激励天下男儿展示勇气、胆量、谋略和智慧，以驰骋天下、报效国家，可见我们汉唐胸襟、气量的博大。与汉唐相比，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远没有达到当年的水平，不过中国人的信心曲线，正节节攀升。今日中国的非常之功，是发展法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政治文明和共同富裕的小康生活，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正是中国今日必待的非常之物。
尽管邓小平破天荒地喊出了“致富光荣”，但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未曾歌颂过财富、未曾歌颂过商贾，我们的社会未曾正确地理解过财富并平静地长期与财富和创造财富者和平相处。所以要改变我们敌视财富、抑制商贾的文化传统，光有领导人的口号还不行，还必须有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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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过河石头”（3）
我们的笔触和歌喉，不但要歌颂横槊赋诗的帝王功业、醉卧沙场的将士豪气、特立独行的书生风骨、沉鱼落雁的国色天香、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我们还必须歌颂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点石成金的超人财技、漂洋过海的贩夫商旅、富可敌国的大商巨贾。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容不下商人柜台的社会，必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一个无法让个人积累财富的社会，也必定无法让个人享受自由安乐的文明之果！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穷人也不能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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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石头吧
中华儿女的始母女娲以石头补天。耶稣指着使徒彼得（希伯来语是“石头”之意）说：“我要把我的国建造在这磐石上。”邓小平对中国人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前行的中国需要很多石头来指路，中国未来的大厦需要很多石头来构筑基础，破裂的中华苍穹需要石头填补。
小岗村的农民是石头。香港的繁荣、制度、法治和自由是石头。以楼忠福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勇气、胆量、韬略和精神品格也是石头★。
让我们歌唱这些石头吧！
龙镇洋
甲申年秋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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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力量（1）
北京宝利嘉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 杨东龙
一百多年来，“振兴中华”成了我们整个民族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由此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首先伴随我们的是一段崎岖宕荡的岁月，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吹响了崭新的号角，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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